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日臻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善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的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有删改）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学习人类智能的过程。多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派，大致来说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可以把大脑的逻辑、规则、推理过程都用符号表示出来，这就是符号学派。还有一种思路是连接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大脑如此复杂，智能的实现十分困难，所以要通过大量的数据，依靠积累经验、持续学习、不断适应，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来获取智能，这就是连接主义。最近10～20年主流的深度学习技术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

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有几个里程碑性质的关键事件值得关注：2016年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第一次击败了李世石九段。但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大家听闻较少的AlphaGo升级版AlphaGoZero。它完全不用学习人类的棋局，而是自己和自己下棋，通过不断地博弈来学习，进化速度非常快。AlphaGo代表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智能体。

ChatGPT诞生之后，人工智能跳跃到了一个新的范式，它不仅可以识别，还可以生成、可以创造，生成式AI就这么出现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的DeepSeek，出现在2025年1月。DeepSeek是一条新的路径，在算法、技术、系统架构上都有创新，它用1%的算力就可以达到和美国前沿大模型相似的能力。DeepSeek出来之后，中国和美国在大模型领域的差距就缩短到大约2～3个月。另外，它采用开源模式，它的开源模型很快就被很多买不起大模型的国家、地区所使用，这使得整个模型的落地和应用变得越来越快。

2025年，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又一重要转变——从生成式AI迈向智能体AI。在此之前，我们遵循“规模定律”：数据越多、算力越强，模型效果越好，达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涌现效应。但2025年我们发现，语言领域预训练阶段的规模效应正在放缓，数据资源逐渐趋于饱和，继续增加算力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与之相对，后训练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像人类的成长：预训练如同上学阶段，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通过学习积累知识变得聪明；而后训练则像是工作后的实践，在具体场景中不断学习、进化，这也是智能体AI的核心来源。

什么是智能体？人类作为高智能物种，能够设定任务和目标、规划实现路径、不断试错反馈，凭借强大的记忆完成任务。AI智能体在学习人类这种高级智能时，具备三大关键能力。

第一点，自主学习，而不是自动学习，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自主学习是没有固定的规则，在不断探索中学习；而自动化往往是有预设规则的，是按照定义好的规则来运行的。

第二点，可进化，通过不断迭代可以变得更好，而且进化之后，下次再做类似的事情，可以把原来学到的知识用上。

第三点，泛化能力，即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说一个人学会了怎么去订票，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个技能可以用到其他类似的领域，例如报销、购物等等。

这些智能的实现，离不开最基本的东西——数据。数据的本质就是数字化，我们的技术底座就是数字化。首先是信息世界的数字化，然后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生物世界的数字化。过去40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数字化。

美国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曾在数字化1.0开启时提出，我们正在从“原子”走向“比特”。“比特”是香农定义的数字世界的基本单位。而如今，我们正从比特回归原子、走向分子——新一代智能是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的融合，是比特、原子和分子的融合。

（摘编自张亚勤《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未来展望》）

材料二：

人工智能经历了符号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探索，在不同历史阶段各领风骚。如今，随着技术的成熟，多技术路线融合统一成为发展趋势。

从虚拟的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的实体空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必然。技术条件的成熟，为人工智能进入实体空间提供了可行性支撑。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实体空间的精准感知，为智能决策提供输入；机器人技术的突破实现了感知与执行的一体化，能够在实体空间自主移动、灵活操作；AI芯片性能的飞跃，为大规模模型训练和推理提供了强劲动力，支撑了大模型实现；大模型的发展，融合了语言、视觉、语音等多种感知能力，实现了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为推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行业应用的需求牵引，成为人工智能走出数字世界的核心动力。这种与物理过程深度耦合、并能直接带来质量提升与成本节约的赋能模式，是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业”行动的迫切需求。

然而，实体系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面临着技术壁垒高、实施路径不清晰、规模化发展难度大等多重挑战。

技术攻关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以信息物理深度融合为基石，构建“感知—认知—决策—执行”技术体系。先准确感知物理世界。再利用大模型的“通才”能力解决复杂决策，利用小模型的“专才”能力执行确定性任务。最后，实现准确、快速的动作执行。

应用示范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建立“场景开放+政策激励”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速实体系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

标准引领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构建统一的体系架构与系统评估、规范的技术方法指导与测评、通用的系统应用定义与要求等标准体系，为实体系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坚持“以数据为牵引、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发展路线，通过技术攻关、应用示范、标准引领三位一体协同联动，必将加速推动实体系人工智能发展，全面赋能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

（摘编自于海斌《当人工智能走向实体空间》）

2026年是公认的“AI智能体元年”。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不同，智能体不再是“能说会写”的被动工具，而具备了______的能力，没有固定的规则，能够在探索中学习。2025年以来，智能体发展速度超出预期：从生成式AI迈向______。如今预训练阶段的规模效应正在放缓，后训练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工智能走出数字世界，关键在于______，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业”行动。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建筑行业的设计逻辑与建造方式。生成式设计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在输入场地条件、功能需求和材料限制等参数后，可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种建筑方案。例如，某设计团队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北京旧城区的四合院街区进行分析，AI通过学习大量传统院落的布局数据，自主生成了既保留“院落”空间特征、又能显著提升采光与通风效率的新型合院方案。这种“人机协作”的设计模式，并非简单模仿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算法提取传统建筑深层规则，再创造出符合当代需求的变体。

在建造环节，机器人砌筑、3D打印混凝土以及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工地。2024年，上海某实验性建筑项目采用AI控制的机械臂群组，以“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施工进度与BIM模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更值得关注的是，AI开始介入结构优化：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生成比人类工程师更节省材料的梁柱布局。有学者指出，智能建造并未颠覆建筑学的核心问题——空间、功能、形式与意义的统一，而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求解工具。

然而，AI的介入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使建筑陷入“平均化”陷阱——AI倾向于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优化”方案，从而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对此，一些建筑师提出“可解释AI”的路径，要求算法在生成结果的同时，给出符合建筑学逻辑的解释，从而保持设计过程的人文可控性。

文本二：

当人工智能试图理解或生成中国传统建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出来：软件如何识别“斗拱”或“抬梁式”的规则？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一套“文法”——即木结构体系的组合规则，而将斗拱、柱子、屋顶等称为“词汇”。这套“文法”的核心在于标准化构件与灵活组合的逻辑，这与今天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不谋而合。

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架图样进行训练，发现AI不仅能够自动分类不同时代的斗拱样式，更能从大量实例中“习得”材分模数、举折比例等隐含规则。这意味着，传统建筑的“文法”可以被编码为算法可理解的数字规则。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在给定地形和功能后，输出符合“院落”空间伦理的平面布局，仿佛AI已经学会了“天人合一”的选址智慧。

但数字转译并非完美。有学者提醒，传统“文法”不仅是形式规则，还承载着等级秩序、工匠经验和现场应变智慧。AI只能处理“可编码”的部分，而对于“目测心记”的营造口诀、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以及现场应变智慧，则难以捕捉。因此，真正的智能传承应当是人机协同：由AI提供符合“文法”的优化方案，再由建筑师依据场地和文化语境进行筛选与转化。这正是梁思成所谓“可译性”的数字延伸——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可以通过新的“译法”相互贯通。

（文本一二均摘自《智能建筑：从数据到文脉》）

文本三：

各民族的建筑之间，它们的任务和建造技术以及美的观念，乃至许多内容上都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我们如果说，各民族的建筑各有它们自己独立的“词汇”和“文法”，那么，它们之间也一定存在一种“可译性”。例如，一座中国建筑和一座希腊建筑，虽然它们在形式、结构、装饰上截然不同，但为了表达相同的设计内容（如住宅、礼拜堂、宫殿等），它们所用的构件、组合方式以及空间处理，往往存在着某种对等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翻译，尽管文字不同，但原意可以准确地传达出来。这种建筑上的“可译性”，正是世界各民族建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人工智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生成式设计中，AI可能陷入_______，导致建筑风格单一化；在智能建造环节，AI对_______这类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难以编码；而在理解传统建筑时，AI也无法完全把握_______所承载的礼序内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机协同。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相传水獭抓到鱼后，并不会马上吃掉，而是把鱼整齐地摆成一圈，它在中间转来转去，如同祭祀，所以在古代艺文创作中，对那种刻意编排的凑泊之作——也就是一个人写诗或做文章，这里摘几句，那里抄几句，大量铺陈、堆砌辞藻——称之为“獭祭成章”。

现在不少学术论文就存在獭祭成章现象。一篇不长的论文，引用多达几十甚至上百处，有时一段话中，几乎每句都加注释，炫其博学，炫其严谨，以示“无一字无来处”，但整篇论文像一件花花绿绿的百衲衣，东拼西凑，气机不畅，看了让人头大。

现代学术论文的写作，离不开对文献的引用，对前人和他人有价值的文献进行爬梳整理，消化吸收，是现代学术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不加节制地大量引用，一味牵引成文，“獭祭诗书充著作”，也是一种食而不化的不良文风。

首先，獭祭成章容易导致论文支离破碎，意象杂陈。好的学术论文理应脉络清晰、语意晓畅，但引用失度，就如小径分岔的花园，给人东扯西拉、莫衷一是的稀碎之感，让读者很难抓住主线。

其次，獭祭成章容易让作者丧失自我，思想消隐。学术研究确实需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它毕竟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不是简单的“掉书袋”，大量引用的文献综述只是学术研究的起点，绝不是终点。高明的作者理应具有相当的主体意识、原创意识，绝不会让叠床架屋的过度引用排挤以至湮没自己的独到分析与理解。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急功近利、獭祭成章会极大助长学界迷信书本、忽视实践的不良风气。学术研究若仅仅在句法字法里讨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种本本崇拜。看上去旁征博引，罗列文献一大堆，但催生的必然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摘编自赵涛《学术论文应力戒东拼西凑》）

材料二：

《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光明日报》坚持“提倡文气、清雅气、书卷气，反对俗气、八股气、粗鄙气”，倡导“冗言务去、辞约意丰”。只有质朴和文采相得益彰、内容与形式俱美的报道，才称得上是好报道。

我们要的，是鲜活的“现场感”。在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驱车6小时，定格塔吉克族村民为脱贫后美好生活欢快起舞的身影；在全国两会会场，记录盲人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用手指摩挲阅读首份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的欣喜；穿行在春夜的大兴安岭林区，捕捉生态改善后野鹿出没的瞬间……在信息传递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坚持到基层一线去、到新闻现场去。因为，如果采访止于“云端”而不落在脚下的大地，就会与这些动人的细节失之交臂。只有迈开双腿，亲眼去发现、亲手去记录，才能抓住新闻的“活鱼”。

我们要的，是真诚的表达。新闻报道要有“人情味”，“小叩”而发“大鸣”。“小叩”不是轻敲表面，而是直击人心：我们报道扎根西部的乡村兽医、青年考古工作者、盲人特教老师，不只写他们的工作成绩，更写他们从彷徨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大鸣”不是空洞叙事，而是见微知著：我们报道法治成就，不只讲出台多少法律、完成多少数据，而重点讲普通人生活中有多少问题由此得到解决……共情才能共鸣，才能与时代和人民同频共振。

我们要的，是更精细的打磨。从《神山村三日》到《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向新向优，向未来！》，无不是“磨”出来的精品。每个字句，都反复咂摸过，才被安放在报道里。经过锻打琢磨，经历反复推敲，这样的报道，方能经住岁月沉淀，留下回味悠长的历史印迹。

（摘编自安胜蓝《让敬惜文字的心灯长明》）

材料三：

发言或者写文章，一定要有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没有关键词，言者的精神就会涣散，文章的精气神就跑了。“关键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喻指核心、重要的术语、概念和命题，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可追溯到中华元典，也就是五经和诸子的时代。

被称为“弥纶天地”的《周易》，其实讲的就是两个关键词：“阴”和“阳”，也就是后来《庄子》说的“《易》道阴阳”。一“阴”一“阳”这两个关键词，既是《周易》言说的对象，即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之道，也是《周易》言说的方法，即用阴阳类分和阴阳兼美的方式探究天人之道。前者是“说什么”，后者是“怎么说”。

今人写文章是一定要列出关键词的，发言也一样。我们常常听见发言者说“我今天讲两个关键词”，这就开宗明义地用关键词的方法（怎么说），概括性地说出言者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说什么）。

我们发言或者写文章，一般都会重视“说什么”，但更应该重视“怎么说”。说的东西再重要再有价值，如果说得无序无象无情无趣，说得听众或读者昏昏欲睡，重要性或价值如何入耳入心？改进文风，其现实意义就在这里。说到底，文风问题是一个文心问题。文心者，为文之用心也，既包括用心之所在，也包括心之如何用，故强调关键词的“说什么”与“怎么说”，实质上是要在言说对象和言说方法相交融的层面重塑文风。

（摘编自李建中《为文须有关键词》）

“獭祭成章”这一典故源自《礼记》，原指水獭捕鱼陈列如祭，后喻指学术论文中过度堆砌文献、缺乏原创整合的现象。在当代学术写作中，部分研究者为彰显博学，将大量文献机械拼接，导致论文沦为“文献展览馆”。这种写作方式存在三重危害：其一，破坏论证逻辑，使论文①_______；其二，掩盖研究空白，用既有文献替代创新思考；其三，诱导②_______，为查重埋下隐患。其成因包括学术评价体系对引用量的过度推崇、研究者整合能力的欠缺以及技术便利带来的拼凑诱惑等。要破除这一困境，需建立“以论为主”的评价标准，强化批判性思维训练，并通过学术伦理教育明确原创边界，最终实现从“文献陈列”到“③______”的学术转型。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优胜劣汰”是一种规律，“协同进化”也是一种规律。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说：“应该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进化论，在反映自然进化时更全面、更准确。”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我们观察当前世界的语言关系。

没有众多语言的并存，几种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发展。汉语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汉语在历史上不知吸收了多少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才得以严密和丰富起来。汉语如果不是通过佛教从印度语言中汲取大量营养，就不会有如下一些佛教典故的成语熟语，如“一知半解”“对牛弹琴”“闭门造车”“空中楼阁”“五体投地”等。傣语与壮语、布依语属于同一个语支，由于傣语吸收了大量的巴利语词，壮语、布依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因而各自丰富了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成果。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语言，它将因缺少外来资源而枯竭。那将应了施莱哈尔的预言：语言生命经历了产生、成长的阶段，而走向死亡。但施莱哈尔的语言生命学说是错误的。上帝可以把建造巴别塔的人们的语言分化，但谁也没有力量把五彩缤纷的语言同化为一种。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的。因此，我们对世界语言的前途不必过于悲观。但当前的事实是世界语言在迅速减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保护面临危机的语言，使其在未来的时代继续显示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各自民族千百年来适应特定环境的宝贵文明成果。

多语言的共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只懂得自己母语的人，眼界必将受到限制。18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的代表们只看到一种拉丁语，把拉丁语奉为一切语言的语法的典范。这种谬误后来为历史语言学纠正了。20世纪前期博厄斯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更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到萨丕尔写《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的时候，他已注意到语言成分表达的各种类型的可能性，而且明确指出：“各种类型又可以无尽地互相组合起来。像英语甚至拉丁语这样比较简单的语言，只能有限度地说明这些理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庞大的语言仓库里找例子，不只从我们较熟悉的语言里找，也从陌生的语言里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种可能性不是实际上用到的。”

以“先进”“落后”的标准来评判语言，这是一种短浅的眼光。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是有人类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的结果。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现存语言间存在的差距是极其微小的，现存的语言都是完善的语言。首先，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东西，都能表达出来；其次，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单凭想象的东西，也能表达出来；第三，每一种语言根据自己语言的逻辑，都可以推理出未来的世界。在本质的意义上，语言之间不存在进步和落后的差别。现有的差别，诸如使用面的宽窄、使用频率的高低、人群覆盖面的大小、拥有信息量的多寡等等，都是社会、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只要社会条件具备，每种语言本身所拥有的能量即它的表达和应用功能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结构上的差异、风格上的差异、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现在还无法作优劣的判断，目前，使用面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这只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优势的选择，而不是语言构造本身价值的选择。

（摘编自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

材料二：

放眼世界，语言文字生态的主要情况可以这样描述：英语在国际交流、新闻舆论、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都独占鳌头，在语言技术和互联网上的垄断力更为强盛。英语的一语独大，在帮助国际社会的语言沟通上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对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化构成严重威胁，形成对世界语言的第一波语言压力。其他一些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俄语、日语等，一方面更加重视国际语言传播，希望在第二语言方阵中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也在自己本社团内加强语言规范和语言统一，以稳住后方，但也把来自英语的语言压力向其他语言传导。语言压力的层层传导，引发各个层面的语言竞争和语言矛盾，并使得弱势语言更快地走向濒危。印刷术的出现本就大范围地改变了语言生态，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被严重边缘化；广播、电视的普及加速了有官方地位的语言及国际大语言的传播，其他语言几乎失去了竞争能力；网络与语言智能的发展为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也只为少数语言保留了国际应用的空间，且更进一步助长了英语的强势，多数语言只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交际作用，甚至最终退出交际领域，只发挥文化作用和用于学术研究。若无有效措施，语言矛盾、语言濒危将充斥着世界语言生活；一些语言、地区和人群将因得不到语言技术的支持而更加边缘化；语言技术用于战争等非和平目的的情况需要引发世界关注。

（摘编自李宇明《当前的语言生态——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3）〉》）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对鲁迅的思想影响显著。

鲁迅晚年创作的《出关》对小说主人公老子无意识地投射了自己的情感，使得读者从中读出了“同情”和“自况”，虽然他曾直言《出关》“其实是我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鲁迅在小说《起死》中刻意将庄子改写为一个道士，彻底“漫画化”，这表达了他对“养生”乃至“求仙”的道士思想的批判。道教以民众的信仰为通道，以感性“蛊惑”为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早在留日时期，鲁迅觉悟到中国“国民劣根性”几乎都源于道士思想。《起死》中的庄子就成为一个被功能化、被世俗利用的形象，既非真实客观的学术形象，更非忠于古代典籍的历史形象。

其实，真正把鲁迅的自我、生命、哲学跟庄子的思想对接起来的，并不是他对道士思想的批判，而是他对“虚无”问题的探讨。“虚无”问题之于鲁迅的影响不言而喻，不仅表现在某个时期的彷徨与绝望，表现在他对“虚无”的深入理解与体认，更重要的是他从“虚无”的脱出——也正是这种“脱出”，区分了鲁迅与庄子。

鲁迅曾对庄子投入过较多的关注，他对自己曾经在思想上“中毒”直言不讳。在《彷徨》《野草》时期，鲁迅的思想被“虚无”充满，其行动也不能获得方向感。此时，鲁迅把庄子的“虚无”与老子的“无为”联系起来，声称“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来“求乞”，如此“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执着于思想与行动联动的鲁迅，以自己的痛苦体验和思考继续求索：是安于“虚无”还是走出“虚无”？是停于“绝望”还是反抗“绝望”？最终，他得出结论，人得“走出”，得“反抗”，得不断行动。于是，他与庄子有了区别。到他创作《起死》时，“虚无”问题已不再是他思想的主轴和基本苦恼，有思想支援的“行动”也因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联系而获得了方向。

此时鲁迅对庄子的观照，充满一种告别了“旧我”的明快和力量：他不仅成功地区隔了庄子思想中积极和消极的部分，而且以过来人的视角反观庄子的“虚无”问题。最终我们发现，连接着庄子与鲁迅的那条思想脐带已经通过其自我更新而脱落。鲁迅笔下另外出现了像禹、墨子等“中国的脊梁”，他们以“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形象，纠正着源于道家思想的那些不谴是非、不讲原则、徒作大言等方面的国民劣根性，映照着鲁迅自我的另一种昂扬面貌，从而与“出世”导向的道家思想绝然而别。

（摘编自高远东《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

材料二：

对于庄子学说中的虚无主义思想，我们不能断然否定。

彻底的出世思想和虚无主义思想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从逻辑上讲，这种绝望可能会导致积极或者消极两种倾向。一般认为庄子是属于消极无为的，但事实上，庄子思想的意义要复杂得多。面对现实世界一味退避这一点是消极的，但这种退避却造就了庄子学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成果。即超验的“道”的精神与个体生命意义直接联结，从而造就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性独立精神。

这种个性独立学说是庄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人应该站在“道”的高度上，独与天地精神（即超越人类社会局限的、更为宏大的自然法则与生命节律）往来，在现实经验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庄子《逍遥游》中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在这里，“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庄子思想的人格化表述，他们能够超越现实经验世界，不孜孜于名利、不汲汲于荣辱、不奔走于王侯之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绝对独立。

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发掘并拯救了庄子关于人格独立的学说。鲁迅将这一学说同西方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相结合，很自然地发展出鲁迅式的中国现代个性主义思想。

当然，鲁迅不是封建士大夫，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不是士大夫们在封建官场上不得意而牢骚满腹时用来暂时发泄的心理标签，不是某种权宜之计，而是关于整个人生意义的真正思维起点和最终价值目标。

鲁迅也不是庄子，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也决不是庄子关于人格独立的学说。事实上，二者之间有原则性的区别。比如庄子关于人格独立的学说始终和无为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始终追求在与外在现实经验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消极地获取个性的独立与自由。这种倾向从实践的角度看具有严重消解庄严宏大的社会事业的消极作用，在逻辑上也存在根本缺陷。因为个体性只有在和社会性相依存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实际意义，彻底拒绝社会性从逻辑上讲也就消解了个体性本身。与庄子不同，鲁迅则主张在积极的社会实践中，在对庄严宏大的社会事业的激情参与中去获取自由。

（摘编自任广田《鲁迅与道家学说》）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需要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以2010年《人民文学》鲜明扬起“非虚构写作”旗帜为起点，那么“非虚构写作”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文学历程。这十几年中，非虚构写作掀起一股势不可当的文学旋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从字面意义看，“非虚构写作”的中心词为“写作”，“非虚构”是其修饰语。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限定，堂而皇之地将“非虚构”越位于主语。显然，“非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非虚构”根底上是真实，是“非”虚构、不虚构与不可编造，而非“反”虚构。概言之，“非虚构写作”本质上是以“非虚构”的形式进行文学写作。

“非虚构”在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的提出，并非倡导者的突发奇想或偶然为之，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肌理与复杂的文学内因。简单来讲，大抵有四：一是对“后先锋时代”虚构文学“个人化”创作现状的反拨；二是对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日渐偏离“非虚构”轨道而陷入“单一化”“模式化”与“体制化”窠臼的匡扶；三是对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日渐显露的“表象化”“类型化”与“客体化”苦难书写弊病的矫正；四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书写而引发的“仿真化”“虚幻化”与“符号化”乌托邦图景的反正。事实上，“非虚构写作”的提出旨在重建一种严肃真实的写作伦理与介入现实的创作立场。它鼓励作家走入生活现场，深入现实内部，以亲历性、反思性与在场性姿态直视虚构文学面临的困境，打破传统的文学秩序，探索并实践更为宽阔的写作，使我们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等各个层面、形形色色的关切和经验在文学书写中得以呈现。可见，文学书写是其内核与目的，而“非虚构”仅是手段或路径。

作为文学范畴的“非虚构写作”在根底上依然体现为一种文学创作，无论其表现出怎样的具体现实的真实，这种真实都应是一种文学的真实。而这种文学的真实恰是在立足于“非虚构”的现实事件基础上，并通过虚构、想象等艺术手法超越这种基础之后呈现出来的。也即是说，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想象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而是交相呼应、共同交融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不得不说，“非虚构写作”在文学真实的呈现上不仅不反虚构，反而需要借助虚构与想象来深化现实真实。因为虚构是对真实生活的高度提炼，是艺术想象的产物。想象是依凭记忆对大脑储存的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艺术形象的心理过程，只要不是漫无边际、不合逻辑的杜撰、编造与无根无由、不合情理的空想、幻想，其对于文学真实的呈现都是有益和必要的。虚构与想象可使现实的琐碎、芜杂精细化、条理化，抽象的情感、意志与体验形象化、具象化，从而渲染情感，强化主题，升腾境界，呈现文学的真实性。

遗憾的是，从“非虚构写作”的创作实践看，大多创作主体教条性地停留于“记录者”“观察者”层面，使作品徘徊在“反”虚构的层次。因盲目排斥虚构与想象而将其与“非虚构”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致使这些“非虚构”文本无法与口述实录和社会调查等类型的“非虚构写作”区别开来，虽说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现实真实，但却丧失了鲜活的艺术意蕴与应有的美学张力。

（摘编自高春民《非虚构写作：以审美创作反映现实》）

材料二：

非虚构写作是以真实为修辞的创作，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以非虚构的方式还是虚构的方式，呈现真实并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因为真实感是在写作技术的加持之下，不断抵达真实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伴随主观愿望显而易见的结果。无论是在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文学中，真实既不是指艺术的主体，也不是指它的客体，而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纳博科夫在《独抒己见》中把文学中的真实定义为信息的逐步累积和特殊化，他拿一枝百合举例，认为一枝百合在博物学家那里可能要比普通人那里真实，而一个植物学家眼中的百合比博物学家眼中的则更为真实，如果这位植物学家是个百合科的植物学专家，那种真实则更胜一筹。我们会在层层加码下离真实越来越近，但不可能完全抵达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因此，纳博科夫认为，“真实是不同阶段、认识水平和‘底层’的无限延续，因而不断深入，永无止境”。非虚构写作最后呈现的结果是否更具真实性也基本遵循这一逻辑，它受到写作者认知水平、信息累积、表达能力、人的局限性和时代环境的限制，一个真实事件会被拙劣的作者写得像虚假事件，也完全可能被一个认真严肃的作者书写得平淡、贫乏与无力，而部分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则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砺，层层剥离才能逐渐显露。即便在理想状态下，非虚构作品与素材本身也不会完全重合，进入作品的大部分事实都需要经过选择和删减，否则非虚构作品可能会变成巨细靡遗的展览。在不影响真实的前提下，非虚构写作有时候还可能增加一些内容，比如在场作者的心理、猜测和推理等。

无论是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绝对的真实感都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非虚构写作是在此前提下，推崇真实的价值，并把真实作为立身之本，它倡导对真实生活和社会问题的介入，作者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以在场的方式卷入写作，对事实和自我局限负责，这也是其能够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激发文学活力的原因所在。

（摘编自项静《忠于“真实”的非虚构写作》）

写作的“非虚构”在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_______。它并不反对虚构与想象，同时，也强调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并非绝对不变的，而是_______，因此写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认知水平、积累信息。而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能焕发活力，关键就在于它以真实为立身之本，强调_______，而非做单纯的旁观者。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984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

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一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

观音阁及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改变，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唯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山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为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堕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大约是柱高一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

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个个不同，条理井然。

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

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为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及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

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班。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二年重塑，尚具唐风，其两旁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摘编自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材料二：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为中国辽代建筑之代表作。观音阁及山门在建筑历史、技术与艺术上的价值向来为学术界所推崇：梁思成将其誉为“罕有之宝物”“无上国宝”，陈明达更是宣称独乐寺这两座建筑“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则应推为第一。它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是最佳典范。它蕴含着许多古代建筑学的宝贵知识，有待我们去发掘阐明”。

塑像与建筑之间存在清晰的构图比例之设计手法，还广泛运用于唐、辽、清等不同时期的佛教建筑包括殿、阁或塔之中。于是乎，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设计中，可能常常将佛教雕塑与建筑空间统一设计，使塑像与建筑之间取得和谐的比例关系，建筑空间犹如为塑像度身定制的居所，可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独乐寺这两座辽代建筑杰作及其内部同样杰出的辽代雕塑所运用的一系列基于规矩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追求天地和谐的文化理念。这些经典构图比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周髀算经》《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乃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得到有力的诠释。

（摘编自王南《规矩方圆，度像构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及塑像之构图比例探析》）

材料一：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对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材料二：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的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