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①       。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②       。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③       。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常常被富有东方诗意的“暮山紫”“天水碧”“桃花心木色”等国潮色吸引，也对西方由地名或人名命名的“提香红”“普鲁士蓝”“那不勒斯黄”等色彩感到好奇。中西方的颜色命名各具特色，它们不仅仅是色彩的表达，更是时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投射。探究其中的差异，既能彰显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也能透视出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

     ①     。“竹叶青”“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描绘里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在这里，颜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它们与四季更迭、天文现象、自然时序以及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连。“春青”寓意生机勃勃，“秋水”则带有一丝宁静与深远，中式色彩之名透露出艺术情怀。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五行”与“五色”关联起来，例如“金”对应“白色”，象征纯净与收敛，“木”对应“青色”，代表生机与生长。同时，也把时空概念纳入进来，青色对应东方和春天，赤色对应南方和夏天等。视觉上的色彩和感受蕴含着智慧，构建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些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古代艺术家与诗人透过色彩之名，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时节的敏锐感知，也传递出广阔的宇宙观以及对“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国的色彩命名并不急于锚定具体事物，而是注重抽象的哲理意境。例如，“丹青”一词既指代红色，又具有艺术与情感的双重内涵。这种命名方式强调意象与气韵，而非单纯的物理呈现。相比之下，西方的色彩命名则更偏向实用与具象。很多西方颜料的名称直接与矿物元素、地理位置相关。“普鲁士蓝”便得名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特定矿物，“群青”“靛蓝”等色彩也因其珍稀矿物资源而闻名。这些色彩之名往往与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紧密相连，并带有对资源或技术的依赖性。

     ②     。例如“印度红”反映了18世纪英国对印度资源的控制，“哥伦比亚蓝”也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相关。“安哥拉红”的原料主要来源于美洲的胭脂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胭脂虫作为红色染料的巨大潜力，便大规模运往欧洲垄断了胭脂虫的贸易。

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强调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来认识自然，进而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他主张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被揭示和操纵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拷问”自然，获取其秘密，并用于改善人类生活。这种观念与东方哲学强调的顺应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的“格物致知”阐明了东方哲学重整体、重体验、重德性、重内省以及天人合一的特点，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两位思想家都注重方法论的构建，但认知路径却截然不同。

如果用颜色的命名逻辑来拆解其背后的理念差异会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类似于朱熹的“理”的道德映射。红色系的命名与社会伦理和情感关联，具有“喜庆”“吉祥”“正统”的价值预设，延伸出“朱门”“红颜”，进而用颜色来指代这些抽象意义，比如过年贴红联、婚礼穿红衣，将红色视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视觉符号”，核心是“以义释色”。西方强调实证观察，红色命名始于物理属性与自然现象——先观察血液、火焰的客观颜色，参照光谱中的特定波长，再用“red”来统称这类视觉特征，不带有固定的伦理标签，其核心是“以物释色”，即由具体现象归纳出颜色的定义。在蓝色系的命名上，中西方自然哲学隐喻与物理分类导向的不同轨迹更为突出。中国古人从“青天”“碧海”等自然景观出发，衍生出“青出于蓝”（进取）、“蓝田生玉”（珍贵）等含义，颜色成了人与自然相通的媒介。再比如“蓝本”指原本，本质上是借自然之色的特质映射抽象的秩序感，核心是“以景喻色”。西方蓝色的命名则偏向科学分类与实用功能，先通过实验界定蓝色的光谱范围，再应用于具体领域，前文提到的“群青”“靛蓝”等，每种蓝色都有明确的成分和用途定义，核心是“以用释色”。

步入新时代，广大美学工作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出了许多新的色彩理念。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等领域汲取灵感，对传统色彩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创新应用。比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敦煌色系”在家居、服饰中得到广泛应用，该色系不仅复原敦煌壁画的色彩，更体现出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元宇宙蓝”和“生态绿”等更具时代感的色彩名也应运而生。

中国消费者也积极接受新事物，欣然接纳了“莫兰迪色”这一源于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柔和、低饱和度色调，它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配饰和化妆品中，因其温柔、优雅的特质备受青睐。这些新颜色的命名和应用趋势，表现了中国人对国际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外文化互鉴和交流的生动实践。

透过色彩名字的考察，可以窥见中西方审美背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有机会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欣赏不同的文化之美，还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基础，实现美美与共。

（节选自李军《中西方色彩命名中的文化密码》2025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年轻的都市漂泊者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和快节奏令人开始怀念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对象从乡土迁移到了县城。然而，“县域”并不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我们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县、郡、邑、镇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不过，对70、8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束缚他们的地方，便捷的交通使成长阶段的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县域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对于当下县域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县域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在蔡崇达小说《转学》中，幼时家庭的不幸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于是携带妻儿回到东石镇。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陪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在他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使他最终从下海创业的失败中走了出来。

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岛屿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同样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其作品《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她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怀旧情绪化为那种失去了真实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多时候，它徒有其表，徒留感伤。

（摘编自杨云超《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材料二：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包括少部分80后，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略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冲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把怀念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生活思想困境的一种方式。

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的是站在都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空间中展开，但在其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或未庄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

二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思想困境。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步入现代轨道，但后来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无奈退守家乡一隅。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他们或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或者在城市中苦苦挣扎，难以立足。

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精神回归、解决思想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现实社会的转型，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突破。县域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也有助于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的平衡。

（摘编自朱建国《空间、情感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三重视野》）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①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②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④“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⑤“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节选自《正午的诗学》，有删改）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的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时，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在点滴间氤氲出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将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了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的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过了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

之所以重视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和梳理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思维特点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创造中就充分体现出来。先秦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象”进行哲学阐释和理论超越，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观点，如老子将“道”“气”“象”联结起来的哲学观念，庄子的“象罔”命题和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解，《周易》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哲学命题，先秦儒家以“象”比德和《诗》之“比兴”的观念等，对于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活水源头。

其次，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对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将中国美学理论观念的研究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宗白华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著作，而且尤其要重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中国美学史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十分丰富，不仅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诗、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而且有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等艺术审美形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审美意象的创造。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诗论中的“比兴”“情景交融”“境生于象外”，书论中的“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论中的“传神写照”“气韵生动”，乐论中的“人心之感于物”“和声无象”。园林艺术的“虽由人作，宛在天开”“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等。不少理论家也是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对于把握和认识中国美学史本来面貌和特色有着重要意义。

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美学史面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美学方法入手还是从具体的艺术审美实践出发，学术界是存有不同看法的。对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来说，这两种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意象审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的产物。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命题，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象创造来印证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提出“神与物游”“感物吟志”等诸多命题，不仅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和心物观，而且也在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还突出了范畴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意义。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其所包含的“意境”“妙悟”“平淡”“飘逸”“沉郁”“空灵”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强大系统。通过对“意象”概念系统以及相关范畴命题的分析，不仅能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古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运思方式。

（摘编自毛宣国《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意蕴》）

材料二：

意象，是汉语诗歌的核心与标识。通过意象抵达至美的境界，从而传达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这就是中国诗歌美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大不同于外国诗歌之所在。汉语诗歌注重意象，体现了中华文化取象于物、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立象尽意”，要点有三。首先，“象”充满了画面感，表情达意因此变得形象可感、生机勃勃。其次，“立象尽意”弥补了“言不尽意”的局限，非但能以生动的具象传达作者幽微的情意，而且可以通过“象”的调遣引发读者的参与。最后，“立象尽意”使得诗人在“我”与“世界”之间找到了“象”这个中介，建立起“世界—象—我”这样的表达格局，从而获得了对于世界的隐喻式表达；而隐喻正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核心要素。

（摘编自梁文勤《意象：汉语诗歌的核心与标识》）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最古老的三种写诗表现方法，是“赋”“比”“兴”。有人一听“赋比兴”，说这个很古老了，两三千年前的《诗经》讲的，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其实中国传统的一些概念，虽然很古老，可实在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我以前也讲到心物相感，心跟物之间有一个关系，那么在写诗的时候怎么表现这个关系？“赋比兴”就是表现心物相感的几种基本关系。

兴：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所谓“兴”的关系，中国古人说是“见物起兴”，看见了外物的现象，所以引起你的“兴”。“兴”就是感发，内心的感动和兴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看到外物，你的内心就“性情摇荡”。

我常常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它所表现的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是见到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可以说是“由物及心”。

“关关雎鸠”，“雎鸠”是鸟的名字，“关关”是鸟的叫声。鸟在什么地方叫？“在河之洲”，在河水中间的沙洲上。这个鸟是有伴侣的。你常常看到树枝上，两只小鸟“咕咕咕”，好像是在谈话的样子。鸟都有这么好的伴侣，这么快乐的生活，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和快乐的生活，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的淑女，“窈窕”是美的样子。这个女子是很美的，不只有外在的美，而且有一种内在的修养、品格的美。“淑”是善的意思。如果有这样一个内在外在都很美好的淑女，就应该是品格美好的君子的配偶，“逑”是配偶的意思。这种写法就是“见物起兴”，心物的感发关系是由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

比：以此例彼，由心及物

除了“兴”以外还有“比”和“赋”。比是“以此例彼”，“以”就是用，“此”就是这个，“例”就是比，用这个比那个。这跟“兴”是不一样的，“兴”是一种引发，一种感动，有时候你可以用理性解释，有时候你不能用理性解释。可是“比”呢，就不然了。“以此例彼”是作者有心找的比喻，“兴”可以是作者无心的感发。写一个男子本来也没有想到要结婚要交女朋友，忽然见到河上那一对鸟，他想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能是无心的感发，不一定是有心的比喻。可是“比”是作者有心安排的比喻，作者内心先有了一种情意，然后找外物来比喻，所以是“由心及物”的关系。

“兴”跟“比”，无论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可以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归纳，就是情意与形象的关系。

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由物及心”，由外部的现象引起内心的感动常常是比较无心的、自然的，不是用心思意念勉强安排出来的形象。而“由心及物”，内心的情意用一个外在的物象来表达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像是作者、诗人的有心安排。

赋：直言其事，即物即心

“赋”的主要关系不在情意与形象的关系，“赋”的表现能够产生感发的力量，主要在它叙写的句法、篇法的结构。我们说写诗的动机，是你内心有了感动，情动于中，一定要使你的诗写出来以后能够将其传达、表现出来，而且使读者读了也受到感动，这才是一首诗的完成。

怎么使读者感动？一个是用形象。你说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我想追求她，这不是一首诗，读者听了以后没有美感，没有感动。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你的情意借着这个形象。在水边上，水边飘着水草，“参差”是不整齐的；“荇菜”，水面上的植物。水面上的植物随波流动，很难抓到。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寤寐求之”，不管是我睡的时候还是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在思念追求她。情意结合了形象，用韵律的谐和增加美感，诗的感发的力量才传达出来。

“赋”的写作方式是直言其事。内心有什么情意，不借用形象来传达你的感发，就直接写内心的情意。不用“雎鸠”的形象，不用“参差荇菜”，直接写你的感情，也可以使人感动。

大家常常讲“比兴”，认为形象是最重要的。形象当然重要，可是诗歌里面最重要的是“赋”，是你叙写的语言的结构、句法、篇法，是你怎样写出来的，而不是你用了多么美丽的形象。形象要跟“赋”结合起来。说“关关雎鸠”，你一定要从鸟引到一种叙写的情感，这样才能够情景相生。所以感情和形象，二者是互相关联的，而使景物跟感情、形象跟情意结合起来，一定是靠句法、篇法的结构。所以大家只看见形象的重要，是不错的，但是使诗篇结构组织起来的，是你叙写的方式，是你的句法，是你的结构，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把“赋比兴”告一段落，加一个总结补充。“赋比兴”这三个字本来是《诗大序》里讲的，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是六种重要的道理、义理。我们只讲了“赋”“比”“兴”，没有讲“风”“雅”“颂”，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的东西。“赋”“比”“兴”是诗之作法，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是“由物及心”“由心及物”，还是“直言其事”。那么“风”“雅”“颂”呢？是诗之分类。“六义”不仅是《诗经》的创作原则和分类方法，更是中国古代诗歌表达情感、反映社会、传递价值观的核心范式，对后世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叶嘉莹《何谓赋比兴？》）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思想不合逻辑，语言就不可理解，思想有逻辑性，语言就顺理成章。写文章不能不讲道理，道理是很明白的。

但是衡量语言是否纯洁和健康，逻辑不能算是唯一的标准。语言是调皮的孩子，它虽然一般受逻辑的管教，可是有时不守规矩。逻辑却拿它没有办法，这一点似乎也应该注意。一些夸张说法如“倒背如流”，自然不能以常理限之。

有人说，“救火”不合逻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救”有多方面的意思。“救生，救命”是竭力保存，务求延续；“救火，救急”是减少危害，免致恶化。不能把“救火”的“救”与“救命”的“救”混同。“谢恩”是谢，“谢罪”也是谢，但是前者陈述感激之意，后者表示愧悔之心。恐怕也不能混同吧？

有人说，“晒太阳”不合逻辑，我也不敢附和。“晒太阳”正如“烤火”，在物理上是人被太阳晒，被火烤，可是按说话人的心理，是人有意地利用太阳和火的光和热，或者无意地经受那光和热所起的作用，因而太阳和火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同样，“这条小河能行船”“平原不妨走马”，事实上的行为者自然是人，不是小河和平原。可是从说话人看来，小河、平原是主体，而船和马都是客体。

语言是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语言是历史产物。从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我们往往能看出心理的轨迹、历史的遗踪、民族文化和社会风气的趋向。语言是人们意象的反映（其中人脑起了折光作用），而不是客观事物原形的照片。因此，语言与逻辑虽然密切相关，可是逻辑不是语言的唯一主宰者。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逻辑性，但是更不能忘掉语言的心理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选自王宗炎《谈谈语言和逻辑》）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材料三：

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无理而妙”概括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文艺美学规律，它既见诸诗词，也存在于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类。

文学艺术的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摇篮。情感是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不仅再现现实，而且也表现主体情感。有时，作家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情感，这种情感，密度大，浓重而强烈，常取反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要遵循情感逻辑，就不得不违反生活逻辑。形神兼备固然是好，但二者若不可得兼，则弃形似而取神似，虽无理却有情。在接受主体一方，由于情感逻辑压倒了生活逻辑，感情的满足压倒了对“无理”的排斥，从而与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形成一种默契。如《窦娥冤》中写窦娥遭冤受刑，死前发下三桩誓愿：盛夏大雪，血溅白练，干旱三年，果然应验；《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又因爱情感召死而复生；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变成大甲虫，等等，都是“无理而妙”的典型例子。

“无理”并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基于生活真实，并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透过它表层的无理性，往往可以发现它蕴含着深层的更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理”就是有理，“无理”比有理更为合理，“无理而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编自周然毅《“无理而妙”新论》）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修”“辞”便常常连着用，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谓截然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

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消极的手法。（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消极的手法，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侧重：

（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中的“秋”字，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

（摘编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材料二：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