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前以ChatGPT为风暴眼的人工智能如日中天，受到社会各界热议。电视剧《三体》最后一集，两个质子大小的超能计算机把所有人的视网膜刻上了“你们是虫子”。面对高科技洪流，我们不禁思考，人类是不是逐步沦为渺小无力的虫子？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甚至毁灭？

如何让我们灵魂独立，不畏孤寂，摆脱沦为“电子宠物”的厄运？相信唯有不断阅读和学习，提升不可替代的能力，才能减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步伐。

在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力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正荣、文化学者崔岱远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打开文化之门》栏目主持人米夏，与读者朋友探讨在当前人工智能时代，读书和思考对于成长和成功的意义。

(以下为谈话记录选编)

人工智能会消解阅读的价值吗？

崔岱远：人真正的能力在于智慧。智慧这件事儿不是机器可以代替的，我们不要对人工智能产生畏惧，它只不过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机器代替人的翻版，只不过让我们汲取知识的效率更高，仅此而已。

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不会取消读书，反而会刺激读书，科技会助力我们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应该读什么书？

崔岱远：书是海量的，所以要读原典。什么叫原典？就是知识的源头，比如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四书”。

对于经典，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只言片语的听说，而是应该了解它的知识体系，了解它的脉络和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粗浅的认识，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真正的热爱，积累人文底蕴。

米夏：葆有读书的习惯，会受益终身；走进一本好书，会不虚此行。慢慢读，别着急，农民种地都不是春天种，秋天一定收。好好读书，相信时间和阅读的力量，它不动声色，但特别温柔。

李正荣：当你有人生阅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曾经学过的那些经典，发现原来曾经塞给我们的那些我们厌倦的东西真的好吃，那才是真正的良知。

我们为什么读书？

崔岱远：我觉得决定一个人真正厚度的是他的人文基础。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四十年以后，你是否依然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取决于你的人文底蕴。人文底蕴的积累，读书是重要途径。

李正荣：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输入的世界，另外一个是内在的精神世界。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成长才是真正的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动物性的生命，人的生命的本质和关键在于它的精神。怎么才能建立起一个跟动物性生命不一样的内在的精神上的生命呢？那就是要读书，一定要读书。

有些书读不进去怎么办？

米夏：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会问，有些书我真是看不进去，真是觉得够不着怎么办？

崔岱远：就像《百年孤独》，有的人读完就放下了，有的人读了就放不下，这与人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紧密相关。一些经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看不懂，到了一定年龄，有知识积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如果抱着明天就能够立刻有用的心态，我想是很难读下去的。

米夏：其实每本书都像一个时空胶囊，它完好地封装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体验，轻轻地落在我们的掌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世界之辽阔、人生之倏忽和美之永恒，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爱书的人。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好书圆桌：人工智能时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材料二：

如何获得真正的教养?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

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以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的意义。

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材料二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AI教父、诺奖得主杰弗里·辛顿2025年4月21日在多伦多大学参与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思维方式的话题，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日益深入，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知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将重塑人文学科。

约100年前，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发展曾带来类似的影响——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谬误，但也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它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我们开始接受，人类拥有各种无意识的动机；我们承认，自己在行事时往往依赖各类类比，而非单纯的推理；我们也基本认同，人类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

即将发生的变革更为深远，因为直到现在，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大多数人仍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近似于逻辑推理——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本质上是强大的“类比机器”，通过识别类比来思考。类比并非单一的关联，而是涉及诸多事物的复杂映射。

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性本质的认知：我们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我们的思维表层有一层薄薄的推理能力，这对数学等领域至关重要——没有这层推理能力，我们就无法拥有银行账户之类的事物。但从根本上讲，我们依赖类比进行思考。”

（AI教父杰弗里·辛顿谈人类思维方式：我们更像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

材料二

当下想要找到些“普通人类擅长，而大模型不擅长”的任务，似乎越来越难了。“类比”可能就是这样的任务，这不只是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喻指任何事物的致命缺陷或薄弱环节），更显露出不同大模型间以及大模型与人类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们日常语言中充满了类比。类比能够激活创造力。例如，爱因斯坦将引力场类比为一个重物被放入蹦床后造成的表面弯曲，这启发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类比还能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像为人所熟知的类比——“意识就像冰山”，通过将意识与冰山联系起来，人们可以直观地推断出意识在水面下的深度和复杂性。

那么，大语言模型是否也具有类比能力？

为了验证这一点，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测试。他们让42名儿童（7-9岁）、62名成人以及GPT系列4种大模型（Anthropic的Claude-3.5、Google的Gemma-2 27B、OpenAI的GPT-4o和Meta的Llama-3.1 405B），接受拉丁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和符号列表三种条件的字符串类比任务测试。

根据表格可知，①__________，有时甚至不如儿童。就拿GPT-4o和Claude-3.5来说，在拉丁语字母表上，其平均准确性要高于儿童并接近成人；但当题目换成希腊字母，准确性就会显著下降；而到了符号时，其准确性甚至不如孩童。

上述结果说明，当实验引入“异构”字符表时，②__________，而大模型则会出错。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和类比的系统，应该在变化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性能——这正是GPT系列大模型不具备的能力。

（节选自郭瑞东《类比的长河，为何流到大模型就被截流》）

材料三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春脉如弦”等。一个恰当的比喻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悟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有些人以为，“取象比类”就是类比，而类比则是不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取象比类”也被当成了不严格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类比指的是由某一事物具有某种特殊属性，推导出与之同类的另一事物也应具有这种特殊属性，可是“取象比类”的功能并非如此。由于“取象比类”的目的在于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抽象思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也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象”，是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取象比类”的关键在于用人们熟悉的“象”作为喻体，来认识某种比较生疏的“象”，使人们体验这两种“象”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恰好就是有待认识的“象”的本质特征，这样可以使人们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获得通透的理解。“取象比类”具有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较为缺乏的。

“取象比类”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构思注重“制器尚象”，中医在阐释医理药性时大量采用“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取象比类”的智慧，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练拳如练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循循善诱”，思想交流中看重悟性，“取象比类”成为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取象比类”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体现其当代价值。这种转化，一是要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二是要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三是要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作为非逻辑的认知模式，虽然不能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完全取代，但二者间可以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使“取象比类”在当代焕发新生。

（节选自王前《“取象比类”的前世今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已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的论文、昌耀先生的推崇者的文章等，他们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要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被杀死多少回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向上。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桂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流淌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昌耀先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如何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空洞的，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他的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是在修改后面世的，诗的裁剪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还需要读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是在1979年之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创造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作品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肆、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休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一部中国休闲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发展史，展现了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及对理想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探寻。中国传统休闲将对道的体悟融入日常，注重人性与自然、自由与秩序、灵动与安宁的平衡，涌现出对美好生活的盎然诗意，和对超越单纯休息娱乐的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

作为一种迷人的文化现象，休闲在中国渊源极早。《诗经》提出“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尚书》有《无逸》篇；对《同簋》“毋汝有闲”，故宫博物院释为“不得荒殆工作”，都表明休闲观念渊源甚早。学界一般认为“休闲”最早见于曹植《吁嗟篇》“夙夜无休閒（同‘闲’）”，但此问题仍有讨论空间。魏晋以后，“休闲”一词使用率大增，可为名词、动词、形容词；除表休息外，还可指致仕退隐、闲适生活、高妙人生境界（如苏轼“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等。

“休”指人劳后而息，与天命、道德、审美相关；“闲”喻示着闭门成德与优游自如的统一。在汉语哲学视域中，与繁忙、勤苦、忧怖、压抑的劳作状态以及无所事事、心无所寄的空虚无聊相反，休闲喻示着人超脱约束性因素而获得相对自由美好的生活，它浸透着人对自然乃至天命的体悟与对身心状态的关照，是氤氲着道德、审美与诗性气息的人的理想存在方式与生命境界。

在中国人眼中，休闲是人与宇宙节律的共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孕育出质朴温暖的“四时闲话”。人们可以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间了悟人生真谛，在俯仰天地中抒发万物一体的襟怀。莳花弄草、东篱采菊、烟波垂钓，就是人生的意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休闲提供了人与自然宇宙对话、共情的新可能，成为中国人张弛有道、自然逍遥、欣享诗意栖居的渊薮。

中国人注重文以载道，艺以为游，将兰亭雅集、曲水流觞、赌书泼茶、游戏翰墨等淬炼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实践。《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里的茶坊酒肆、瓦舍勾栏与明清时的庙会、集市、戏园都充盈着温暖动人的人间烟火气。晚明文震亨《长物志》所记皆为与功名事业无关的闲事趣事；金圣叹评《西厢》时，列三十三则快事，同样雅俗共赏，承载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生活理想，构成中国人特有的生活辩证法。

中国人注重道德涵养、心性开悟与休闲技能培养，做好休闲的加法，涵养生命本原；中国人也强调做好减法，清心寡欲、摆脱物累，以生命的轻盈之姿昂然世间；中国人还善于做“接法”，以最大的热情拥抱世界，在与人为善、与物为娱中实现人性与物性的共同成长，在以休闲推动创新创造的伟力中展示生活与世界的圆融自得、生生不息。

（摘编自赵玉强《中国传统休闲观念与生活追求》）

材料二：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涵盖文化、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的休闲活动，日益成为国民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国民休闲专项调查，现阶段国民对健康和心理疗愈的需求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践行“休闲即生活”的新理念，开始更加注重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自我调适和放松，追求更加健康、积极、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通勤路上通过手机观看短视频、听音乐，还是在工作间隙进行短暂的散步或阅读，这种灵活的休闲方式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惯性选择。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和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视，文化休闲的比重在看电影、观演出、听音乐会、逛书店博物馆等多元消费场景中稳步提升。无论是刀郎“山歌响起的地方”演唱会一票难求，还是各地音乐节单日参与人数破万等现象，均显示年轻人正将文化消费融入生活方式；而西西弗书店、钟书阁等品牌通过“图书+咖啡+文创”模式，年均吸引超2亿人次打卡，不断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技术的发展也为这种趋势提供了便利。故宫夜游预约“秒光”、三星堆特展排队长达千米，进一步彰显了数字化展陈和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带动了博物馆参观热潮。

现代科技在改变国民休闲方式的同时，催生了国民追求科技感、互动性、个性化与社交分享价值兼具的休闲体验新需求。无论是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还是人工智能的智慧服务，都为休闲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与舒适，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科技让休闲深度融入国民日常生活。餐厅里机器人端着餐盘灵活避让、语音互动送餐，让用餐变成一场趣味科技体验，而“萝卜快跑”等无人驾驶车辆穿行街道，乘客轻点屏幕就能召唤车辆，出行本身也构成了体验未来交通的休闲项目。这些场景背后，是人们对休闲活动的新期待：既要便捷高效，又要充满视觉冲击与互动乐趣，甚至能在社交圈晒出“科技感日常”，让每一次休闲都成为彰显个性的时尚标签。未来，科技创新将推动国民休闲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并带来更加便捷、现代和时尚的休闲体验。

（摘编自《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4）》）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因为干渴，我们才认识了水，因为海洋，我们才了解了陆地。”离开“旅行”与“异乡”的概念，家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城市的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轮船或电梯，空间狭小幽闭，给人压抑窒息之感；在公共场合或开阔地停留又有难以逃离的窘迫、尴尬与焦虑。这是一种失去家园感的城市病症，在某种程度上，广场恐惧症也是因幽闭恐惧症才具有意义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是诗人对乡村之爱的描述。处在不同时代，人们却有相似情感：明白城市生活的喧嚷与诱惑，渴望在乡村里寻找一份安宁。

一旦人类社会变得复杂与精致起来，人们就开始关注和欣赏相对质朴的大自然了。尽管城里有着复杂精致，便利的基础设施也令人愉悦，但始终无法为人提供全部的满足，这是家园感丧失、恐惧症与幽闭症衍生的源头。故而对乡野的情感只有在大城市出现时才会充盈，政治的压力与官僚化的生活方式，会让乡村的宁静变得很有吸引力，不断向被城市病症压抑的人们召唤一种摆脱喧嚷与诱惑的“家园感”。这样的情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它并不等同于对大自然真正的理解，而且它还夹杂着伤感。当人们隐退到乡间，开始舒适的独处生活后，他们的心里还会反过来惦记繁华的城市世界，所以他们始终得不到满足。

美国第三任总统希望将国家财富与权力置于乡村农业理念之下，该观点获得了美国公众的赞同。在19世纪，吃苦耐劳、品德高尚的农民形象成为了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样的理念并没有阻止或妨碍财富的积聚与技术的进步，美国依然发展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大国。然而，该理念绝非一种空洞的修辞，它具有的情感渗透进了美国的文化当中，表现在看低城市、迁往乡村、乡间欢度周末的行动当中，以及自然保护运动等方面。这样的理念在政治层面上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表现在因“地方主义”的兴起而反对国家体制化教育的行动当中，表现在国会农业部门握有的权力当中，表现在政府对农业的特殊补贴当中，表现在选举系统允许农业人口的投票权重超出其所占总人口比例的规定当中。

（摘编自段义孚《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恋地情结》，有删改）

材料二：

沈从文《边城》创造出一个诗意的、纯洁的农村童话，躲避工业革命后都市生活的嘈杂。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表现现代性已经渗透进去的当代农村，但农村人的思维还没有完全都市化，还留有很多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久居农村的人，或是为了工作，或是为了团聚而前往都市；在城市疲惫的人，本想回家渡一轮岁月静好，目力所及，却是人约黄昏，荒草丛生。

赵树理《三里湾》的乡村贴近尘土，与现实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它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变化。莫言《红高粱》既有对高密东北乡那片大红的高粱地的热爱与赞美，也有借此排解伤感忧郁的情感寄托。《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主人公保留了农耕社会很多习惯，他的性格被农耕社会所塑造，他是处于现代性夹缝中的人，是当代的黄昏守夜人。在这里，导演徐磊是在认清现实后，着力表现当代农民对生活的真实态度。

沈从文《边城》侧重于用乡土情结批判现代性，导演徐磊则在给予农村深情凝视的同时，尽量客观地呈现农村现代生活中既有的事实。前者美化农村，将其幻化成淳朴过往的象征；后者侧重于表现城乡对立、农民在接受现代性时的吃力。步入今天来看沈从文或徐磊，他们都在乡土意识上挣扎。现代性不再是城乡对立的标志，沈、徐两人及其作品下的人都是矛盾的，一方面慢慢接受现代性，一方面眷恋乡土。时代逼着他们前进，可他们半截身子还留在过去。

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相对更复杂，他对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又不想在乡村困守一生。他有自己自私、虚荣的一面，也有自己改变世界、成为英雄的抱负。他像下个更具有理想气质也更有反省意识的祁同伟（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角色），当他的“城市梦”幻灭，他回到最初的地方，听从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无论他们对农村有多少眷顾，城市都已成为大部分人用脚投票的选择。我们寻不到淳朴的农村，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去童年的故乡。现实中，农村只是他们一年回一次的存在，大部分农村在悄然间已经如同荒凉的废墟。

《平原上的夏洛克》表现了农村离当代年轻人越来越远，这根源于城市定居者对农村想象的匮乏。导演借助一个美好的农民形象，呼唤我们这个时代日益稀少的品质，比如：仁义、诚实、团结、互帮互助等。朋友有难，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是仁义；知道你不是肇事者，哪怕你是有钱人，我也不讹诈你的钱，这是诚实；老哥的车陷进坑里出不去了，深夜我也要开车去帮忙，这是团结。

（摘编自周郎顾曲《从沈从文到〈平原上的夏洛克>：留守农民在城乡巨变中的身心矛盾》，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哲理也是一种美。它来自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独具慧眼的观察、鞭辟入里的认识，它新颖、卓异、睿智、深刻，不但使我们在思想上得到启发，在认识上得到提高，而且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在感情上得到激励，甚至产生行动的渴望。哲理美和形象美一样都是自然美的反映，不过形象美是自然美在感性上的把握，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而哲理美则是自然美在理性上的观照，使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欣然诚服。

哲理凝聚于其中的言语，就是哲理性言语。哲理性言语使哲理具有了自己的形体，成为可供观照的对象，如曙光，如晨钟，如鼓点，如灯塔，发人深省，使人神往。和形象性言语一样，人们一接触到哲理性言语，往往只是惊叹甚至慑服于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而感觉不到表现这一哲理的言语形式的存在，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人们真正能够感觉到的却只是它的“言语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哲理性言语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是说写者匠心经营的结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它所蕴含的哲理能用别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吗？也许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如这十个字简洁、形象、生动。

哲理性言语是美的语言，它之所以美，最根本的当然是由于它是真理的光芒，它是人们长期探索甚至是几代人孜孜追求的结果，是用无数的痛苦、失败、血泪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好像铁树的花，从一粒种子播入土地到开出美丽的花朵，不但其过程不易为人们肉眼所觉察，其艰辛也是难于想象的，要天时，要地利，更要人们的辛勤的劳作。它总是从新的方面、在新的层次上向人们揭示出某种新的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它是对愚昧、偏见、谬误的胜利，就像哥白尼、布鲁诺告诉人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一样。

哲理性言语之所以美，还因为它本身的简洁朴素。它从错综混乱中找到了联系、秩序，发现了规律、本质，使之臻于和谐，达到统一，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了性，从而使人们体验到理智的满足和感情的愉悦。比如，人对人自身的认识，自古以来曾经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谬误，如说人是天的“副本”，说人是一架“机器”，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车载斗量，难以胜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英名盖世的伟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凡人，不管他是皇帝、总统还是奴隶、长工，不管他是挥金如土的富豪还是瓮牖绳枢的贫民，不管她是西施王嫱还是嫫母无盐……全都在顷刻间显示出了他们共同的本质。这一见解又是何等的朴素简洁！我们说它朴素简洁，既指它的哲理内容，也指它的言语形式。必须强调的是，哲理内容的朴素简洁只能生成于朴素简洁的言语形式。

哲理性言语有直接、间接两大类型。直接型是指言语直接指向哲理，表里一致，水乳交融，语直言明，哲理“皆若空游无所依”。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阿渥雷琉欧斯的“人生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它们简洁朴素，就像真理本身那样。当然也可能运用比喻、比拟、夸张、映衬、对偶等修辞手法，但也都直接贴近内容。如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及契诃夫的“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一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相比之下，它们似乎有较多形式的因素，但这些形式的因素全都为了直接强化内容，既不止于形式本身，也不引向别的对象。

间接型是言语并不直接指向哲理，而是描述某一现象，刻画某一形象。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及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实际上大多都是比喻，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喻体，哲理是它的本体。由于哲理直接蕴含于喻体之中，而喻体就是语言之能指，于是能从语言本身感受哲理。它们不像别的比喻那样本体都是比较明确具体固定的，而是相当抽象甚至模糊的，并不实指哪一个确定的对象，只要是这一哲理所能涵盖的所有现象都可以是它的本体，因而弹性极大，例如上引陆游的两句诗，某人写作遇到左思右想再也写不下去的情况时可以从中得到鼓励，而另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受到挫折陷入困境时也可以从中吸取勇气。它所涵盖的对象愈多愈广，也就愈见深刻、精彩。

（摘编自王尚文《语感论》）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那样，而是与来自各方的人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他们当然也必须坚持哲学上的主张：所作所为，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带来人间的太平。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修养，才能参与增加各个群体福祉的志业。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和杨朱，虽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怀。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认为人对天意要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墨家的子弟摩顶放踵，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的，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以及人对天的“尚同”。这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却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贤者“尚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杀了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至于杨朱这一派，他们选取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为了这个“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收买或糟蹋“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己而损伤别人。杨、墨实际上是儒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儒家思想关心的一个方面。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摘编自许倬云《三千年文明大变局》）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同为文学的非审美价值，为什么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呢?

文学的伦理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观念借助文学的形式得以巩固和传播的形式。一个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的伦理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极力强化它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秩序。这就使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具有因循、保守的特征。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新的伦理观念适应一定新的历史要求而出现，它预示和呼唤着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因而对于旧的伦理观念和旧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说，它具有超越性和破坏性。当这种新的伦理观念跃居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时，它原有的超越性和破坏性就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保守性和稳定性。它的作用已不再是破坏什么，而是将人们尽可能地笼络在现存的生活秩序之内，使这种生活秩序长久地存在下去，伦理观念像一种无形的胶合剂，将人与人按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

文学的历史价值来源于对社会生活那永不停息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伟大的文学家或以敏锐的洞察力窥见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并自觉表现出来，或以一丝不苟的真实将历史发展趋向暗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的作品使文学接受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倾听到历史老人的足音，使他们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从价值内涵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家按一定客观的伦理观念对所表现内容的主观评价的审美化。而文学的历史价值则是文学家在主观上对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把握的产物。从价值效应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以善恶是非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情感；文学的历史价值则以冷酷无情的客观规律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理智。因此，伦理价值以情感性为核心，历史价值以必然性为核心。

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差异，使它们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当然，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并非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中的。在文学作品中，这两种价值相一致、相统一的情况也很普遍的。一般说来，在文学作品中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是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秩序已濒临崩溃，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与社会所提出的历史要求同时产生。那些目光如炬、善于把握历史脉搏的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那种新的伦理观念和历史要求，并将它们表现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中，形成“有意义的结构”，这时，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的作品就出现了。

那么，人们怎样来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呢?

政治评价指那种在一定政治立场上，从某种政治原则出发，检验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于这一政治原则来说，有什么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并据此对作品进行的评价。政治评价善于敏锐地发现作品中那些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社会价值，尽可能地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都归之于政治上的有利或有害的两个部分，然后肯定那些有利于己的，否定那些有害于己的。但政治评价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原则本身的狭隘性，常常使评价带上很大的片面性；它只留意文学作品中某一小部分价值，而对其他价值视而不见。而且政治原则本身的灵活性、易变性又使政治评价的结论很快就被新的结论否定。

伦理评价是从一定伦理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做出善恶的区分。这种评价尽量将它所面对的一切都归于或善或恶两大系统中，然后扬善而抑恶。由于伦理评价所依据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有其稳定性，因此，伦理评价的结论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伦理观念能在最大程度上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因而伦理评价往往最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应，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常常正是借助于伦理评价才产生的。较之政治评价，伦理评价有其更广泛、更持久的作用。但伦理评价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只能在伦理层次上对作品加以评价，只能揭示作品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对作品其他价值它无力把握，而且由于伦理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就使文学的伦理评价变为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这样就会影响人们对作品其他价值的感受和发掘。

历史评价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对作品社会历史的评价。历史评价的任务是以社会的进步与后退为基本衡量标准，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做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一定表现为肯定或者否定的情感态度，而是表现为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必然性的揭示，表现为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揭示。或者说，表现为对作品所标志的历史运动的轨迹的阐释。历史评价与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相比有其明显的长处。它不像政治评价那样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功利目的，也不像伦理评价那样带有明显的情感性。但是历史评价也并非尽善尽美的评价手段。作为一种文学价值的评价方式，历史评价常常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忽略，常常将文学现象与一般社会历史现象混为一谈，因此，即使是仅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而言，历史评价也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也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评价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手段所具有的这种不足，恩格斯才提倡“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作为评价手段。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学—历史评价”。这是一种较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更为完善、更为合理的对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判断方式。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对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对一部作品只有在正确地把握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方能对其政治伦理价值有正确的评价。

（摘编自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

①明代张煌言《鸿门歌》：不杀沛公岂云误，此事却有霸王度。

②明末清初屈大均《乌江吊项王》：力拔山今天下雄，气盖世兮乃无终……始驱除兮终拱手，禅授之德真重瞳。

③宋朝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④司马迁：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受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

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社会由此形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到了农耕时期，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而“经验”来自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于是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

“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甚至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地位。“孝”这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摘编自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是建基于此。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屡受质疑与批判。在现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

所谓“挑战”，即“质疑”“批判”与“失落”。质疑与批判多集中于观念层面：有人认为传统孝道强调绝对服从、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个体权利相冲突；也有观点指出，旧式孝道强调家族本位，易压抑个体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精神存在龃龉。而孝道的失落，则更多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变迁。当下，中国社会正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个体道德义务从血亲圈层扩展至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从单纯的自然村落扩大到了“地球村”，这使得整日承欢膝下、时时尽孝已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上的独子化或者少子化趋势，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子女履行孝道的负担。传统孝道在实践层面客观上面临困境，这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社会，孝道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孝道能温润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普遍的期待，亲子和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源泉。如何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做到孟子所言“父子有亲”，自然离不开父母亲祖的慈道，但也同样离不开子女晚辈的孝道。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这句话强调了孝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父慈子孝”才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孝亲乃是人子德性和人格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主要、最可靠的养老方式。2017年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弘扬孝道对于缓解我国养老压力、完善养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德治主义传统的经验，特别是以孝和族睦乡的基层治理经验，将弘扬孝道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引导人们不辱亲，进而报亲报乡。更为根本的是，孝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石，这是当代重视并传承孝道的根本原因。《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传统道德的根本，“爱、敬、忠、顺”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孝道所蕴含的爱心、敬意、忠德、顺行不仅是道德的根本，也是教化与教育的起点，人格的成长离不开父母早期关于爱敬忠顺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教为先，而德教则以教孝为起点。

（摘编自肖群忠《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虽然在家庭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国家就_____。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延伸到国家则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孔雀东南飞》有一个难解的历史难题是“说有兰家女”，刘兰芝明明姓“刘”，为什么称“兰家”？刘兰芝称谓繁复，有“此妇”（5次）、“妇”（按：“妇”应该是“此妇”的省略，受诗句字数的限制而改）、“新妇”（9次）、“阿女”（5次）、“此女”（按：此女，对外；阿女，对内）、“兰家女”（1次）、“女子”（1次）、“阿妹”（1次）八种。刘兰芝自称也有“君妇”（2次）“妾”（4次）“兰芝”（3次）三种。

我们统计后发现：他称中，始终没有称“兰芝”的；自称中，称“兰芝”的，只占三分之一；这样一首长篇叙事诗，作为诗歌的主角，到第164句才自称“兰芝”。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对话还是描写，都是无法解释的一道坎。

只有一种解释：此诗在流传的早期，刘兰芝根本没有名姓，就是焦家的媳妇，所以称“此妇”5次；而且是婚后不久就被拆散，焦仲卿也说“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所以称“新妇”9次。如果说刘兰芝自称“妾”“妇”，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他称自始至终不提“兰芝”，也是蛮奇怪的；而“兰芝”的三次出现，居然是兰芝自称，显然也不正常。所以，我们可以论定，“兰芝”之名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加上去的。

这首诗写到“兰”共5次。“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终于透出了秘密。

“庭兰”，即庭院中栽种的兰花，受到“严霜”的摧残打击。这不仅是环境渲染，衬托悲剧发生，实际上更是通过兰花夭折，暗示了女主人公的投水结局。

这里可以发掘到冥昧而遥远的兰图腾故事。《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郑穆公的出生与死亡，皆跟兰花有关。郑文公“贱妾”燕姞梦见天使赠她兰花并告诉她“以是为尔子”，后果然怀孕生子，取名为兰，即郑穆公郑兰。郑穆公即位二十二年后，一次病了，他说：“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我是靠着它出生的。”于是“刈兰而卒”。这个故事中的“征兰”之义，正是图腾文化的体现，离开了图腾文化，就无法理解故事中兰花的神秘性与特殊性。

回到“兰芝”的名字上，“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就是国兰。尽管贾祖璋《花与文学》直接说“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似乎没有论证过程，但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来做一番考释。

《孔子家语·在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六本》：“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

“芝兰”，就是“芷兰”，指兰、芷两种香草。《荀子·宥坐》：“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

“芝兰”，也可以写作“兰芷”，《文子》卷六《上德》云：“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大戴礼记》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云：“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在以上典籍中，“芝兰”“芷兰”“兰芷”都是相通的，带有远古个人图腾的痕迹。久而久之，“兰芷”与“兰芝”，“芝兰”与“兰芝”，渐渐通用，如：“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曹植：《杂诗七首》）“芝兰此日不倾倒，南山白石皆贤人。”（陈陶：《将进酒》）似乎“兰芝”更为流行，如：“朱桂黝倏于南北，兰芝阿那于东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蔓草蔽极野，兰芝结孤根。”（孟浩然：《示孟郊》）“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滕宗谅：《临江仙》）“混沌之中，恍惚存亡，何所运为。自妆分天地，三才应化，山川华丽，秀野兰芝。”（侯善渊：《沁园春》）

基于此，《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来源于传统典籍的“芝兰”“芷兰”“兰芷”，当然是得益于后代文人不断创作、不断润色、不断完善的人物层次提升工程。而“芝兰”“芷兰”，“兰芷”“兰芝”，本来指兰花、白芷两种高档次的香草，是并列关系。但在这首诗的传播过程中，“兰芝”逐渐演变为偏义关系，重点指兰花，这样就能为突兀无厘头的“兰家女”找到图腾的原型；而刘兰芝投河自尽前，焦仲卿对其母亲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严霜笼罩，煎逼庭兰，则意味着主人公的生命悲剧即将发生，就像郑穆公郑兰“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的预言征兆一样，因兰而生，刈兰而卒，这是兰图腾文化的深层制约与潜在影响。

于是，我们通过图腾追寻，不难发现《孔雀东南飞》以“兰芝”命名，对理解女主人公很有意义。

（选自《名作欣赏》2024年6月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