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风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为培育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风而努力。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翻开《毛泽东选集》，鲜明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茅塞顿开。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全党抓文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优良文风逐渐得到恢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弘扬优良文风、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群众形容说，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

   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

   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

(摘自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风、学风、作风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把说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文章看作是动员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把文风状况看作是人民群众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的一面镜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率先垂范改进文风，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精简文件简报”“改进新闻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直指“长、空、假”之弊，大兴“短、实、新”之风。当前，我们党的文风有了显著转变和提升，越来越有亲和力；同时也应看到，不良文风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影随形，二者是不良文风的总根源。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要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仍需要大力弘扬优良文风、纠正不良文风。客观上这是一种形势倒逼，主观上更应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我革命。

语言是表意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外壳。由于肚子里的墨水不够，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学习思考，只能是硬着头皮爬格子、编材料。长期下来，笔头越写越枯，“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没有个人的语言和见解，更提炼不出独到而深刻的观点。我们要以好学风涵养培塑好文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读经典、获新知，善于从古今中外文章大家的经典作品中汲取改文风的思想养分。在教育培训课程中加大读书、习文的比重，提高受训者驾驭各类文稿及各种文体的水平。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文风能否改变，取决于领导干部是否带头改变。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照搬照抄、照本宣科才是“保持一致”的表现，以至于搞“无一字无出处”，文字工作者往往把不出错作为最硬指标，出于种种顾虑不敢真改文风。务必重点抓好“关键少教”，把改进文风纳入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作为政绩观的一项内容，讲话、作报告、发文章等都要树立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改文风的良好氛围。推动领导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经常与公众进行平等交流互动，学习新媒体语言，增强网络媒介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

现在不少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都是案头功夫下得多，但到现场实地功夫下得少，即使下去了，有的仍然是“隔着玻璃看庄稼，围着饭桌话桑麻，星级宾馆听汇报，旧纸堆里扒材料”。这样产出的文章自然缺筋骨、少热气。需要进一步健全调查研究工作机制，领导机关出台的每一个文件、发布的每一个稿件，事先都要充分开展调研论证工作，做到不调研不决策、不调研不成文。在起草文章前，鼓励将办公地搬到基层一线，向群众学经验、学语言，充分吸收群众的创新创造。

改文风比较主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量化评价、社会监督，而且不改也不会受到贵备，改了有时反而可能会增加麻烦。往往越到基层单位，大家顾忌越多，改文风的阻力越大、动力越弱。应当积极支持党员干部在守牢意识形态底线的前提下大胆发声，鼓励专家、学者、记者、编辑等开公号、开专栏，多写发心声、有见地、显个性的文章。只要导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就要正向激励褒奖，保护大家敢写敢做的积极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人人弃坏文章如敝屣，坏文风定当自惭形秽、消弭殆尽；人人视好文章如珠玉，好文风必将乘势而上、蔚然成风。

(摘编自郑青文《改文风是一场自我革命》)

党风决定着文风，①_____。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

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为文者自身形象，②_____。文风不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根源是 ③_____，其在当前仍有市场。因此，要把改进文风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一堂必修课，以上率下、久久为功。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般青年都欢喜听故事而不欢喜读诗，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

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未必不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读诗，须在《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中寻出《长恨歌》《会真记》和《莎士比亚故事集》之中所寻不出来的东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来说，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或是崔颢的《长干行》：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这件事实在不很容易。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记得我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领土。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和现代英国的诗；因为这些诗都和浪漫派诗不同。后来我多读一些象征派诗和英国现代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又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浪漫派诗有好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淡薄了许多。我又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用意，觉得它们也有不可抹煞处，对于他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在这种变迁中我又征服了许多新领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比从前认识较清楚。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各有特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去衡量唐诗和宋诗。它们代表几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对于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确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材料二：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到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节选自朱光潜《文学的趣味》）

培养文学趣味切忌坐井观天，不可只偏爱某一流派，而应________。作者最初偏爱浪漫派诗，后来接触多了象征派诗，便________，对浪漫派诗的认知也更客观。这说明，趣味的提升离不开________，唯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自己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实践论》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掌握“丰富的感觉材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客观外界直接获取________，进而对这些材料进行________，形成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理论系统。调查研究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做到“身入心入”，充分感知对象的真实情况，同时________，以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有许多同志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人民的孺子牛。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将近九十年过去了，夏衍的《包身工》一文仍深受读者喜欢，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读此文，依然为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而震撼，依然能体会作者“灵魂的震动”。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微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比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情感、消费双驱动的平台。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漩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材料一：

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与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其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其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的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摘编自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

材料二：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为哲学的学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在历史地理上的这种共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哲学思想；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亦称袄教），将人世生活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则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这表明：尽管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哲学所思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中西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例，尽管旨趣、思路、内容、特点多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哲学所思的基本趋向都是形而上。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研究“道”而非“器”的问题。为什么哲学研究会追问“道”？这与人的理性相关。康德曾指出，对事物运动变化终极原因和条件追求的形而上学倾向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海德格尔也说：“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第二，哲学所思的本质特征都是概念思维。即使像西方早期哲学家讲的“水”“火”“数”，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所说的“太极”“易”“象”等，虽然有一些感性的特征，但都已经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的这些共同性，是我们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都称之为哲学的学理根据，也是我们可以设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哲学的这种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共同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哲学思想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

（摘编自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材料三：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孔子表达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要通过“集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

苏格拉底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从苏格拉底后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孔子对“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摘编自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一：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来的训诂家们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设想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是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根据戊戌变法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

（摘编自张翼《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有改动）

材料二：

与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历史阶段上的理论创新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在落实马克思主义“全局观”的问题上，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目标是强调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要注重“全面性”。首先，历史地看，“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发展空间换窄。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在现实上只能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集中力量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局面，竭力实现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单向度“小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已经具备了“全面”建成的可能。以此前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基础，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完整回归邓小平同志最初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了我们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其次，小康社会建设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覆盖范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克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同时，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覆盖中国最为广泛的百姓群体，涵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既要有经济发展，还要有社会进步。只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收入、医疗、社保、教育、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发展难点问题得到不断改善，我们期望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建成的可能。

因此，总体来看，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全面”，对这一“全面”概念的把握，体现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表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局观”思想的完整把握。

（摘编自徐晚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哲学意蕴》）

材料三：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小康”这一古老而美好的概念，从此被创造性地用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坐标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小康”，这一亿万人民日益耳熟能详的时代语词，以它特有的吸引力，激励与召唤着一个时代的进取精神，推动着中国大步迈向未来。正是怀着对这一美好愿景的真诚向往，党团结带领人民规划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战略，在拼搏苦干中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越走越宽广，小康梦想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追求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的宏伟蓝图壮美似锦。这是一个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殿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的全面小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年间，特别是全面小康进入决胜阶段之后，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截至2019年底，全国95%以上的贫困人口可以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可以实现摘帽。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也是一份世界减贫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单。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大攻坚战齐头并进，全面小康渐行渐近。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激情如江河奔涌的释放，这是新中国70年无惧风雨、高歌猛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传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比正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比优越。

（摘编自《求是》）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三：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

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

（摘编自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

材料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从社会实践和治理来看，调查研究是关键，不仅是谋事之道，而且是治理之道，更是成事之基。

调查研究是“找题”的路径。发展是一种规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一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问题解决的唯一影响，就是解决问题的快慢程度，彻底程度。发展与问题是相伴的，有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就推动了发展。因此，当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能说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

调查研究是“解题”的办法。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努力寻找“解题”的办法，重点是提高“解题”的能力。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政治理论，社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让自己在不断学习中增强本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党员干部应当增强的“八项执政本领”。比如，当前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脱贫攻坚聚焦聚力，加强对贫困户的帮扶，帮忙出谋划策、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致富能力，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绝难做到的。

调查研究是各级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各级干部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看问题，做决策前都要搞一搞调研，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声音，让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更加清晰具体，防止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探索方法、创新形式，真正助力领导力、执行力、凝聚力的提升，这才是干部治理能力的体现。

（摘编自舒维春《调查研究是治理之道》，映象网）

材料二：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可以说，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能够客观精准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谋划破题之策、探寻工作规律，对于推进落实党的各项任务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些都充分表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然而，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调查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抑或是机械看看、走走过场，等等。这些都让本该务实求真、密切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干部“作秀”的“盆景”，不仅给调查研究“抹了黑”，也难免让群众鄙夷。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组织部门来说，调查研究是“家常便饭”，是高效率、高质量推进落实工作的“金钥匙”，甚至可以说调查研究开展的好坏直接关乎工作的成败，在此过程中，组工干部应把握好针对性，实效性、严谨性。

调查研究要突出针对性。若射之有的也，的必先立。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准确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为推进落实工作打好基础、谋划路径。因此，开展调查研究之前必须厘清具体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尽可能地把调查研究各项工作想细想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调查研究要突出实效性。所谓调查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因此，调查时要真要实、要活要暖，要“听见”还要“看见”，要“身入”更要“心入”；研究时要紧密贴合调查结果，绝对不能搞成“调查”和“研究”两层皮，要把调查的实际情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能藏着掖着。

调查研究要突出严谨性。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调查研究的核心要义就是真实可靠。就是真正把握好民意、挖掘到实情。因此。开展调查研究时从始至终都要高标准、高质量。不能打半点折扣。坚决不能高高在上，官味十足，要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进而真正形成真感情、真判断、真举措。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摘编自李金见：《调查研究要讲究“三个性”》，人民网）

材料三：

究竟什么是调查研究？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具有什么特征？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当需要亲自动手进行一项调查研究时，有些人往往仅凭头脑中对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和工作热情就大胆去做。当然，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得来的成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情况？会不会歪曲事实，误导决策？比如，有的在几万人的总体中，仅仅调查十几个人，甚至只调查了几个人，就得出有关这个总体的结论；有的根据极端特殊的样本，得出的却是有关一般总体的结论；有的把表面上存在差别而实际上并无差别的统计结果作为阐述变量关系的依据；还有的在调查中对调查对象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甚至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等。

老一辈革命家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对于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地调查研究。党政领导干部和学者学生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章、著作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均衡发展问题、创新创业问题、精准扶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很多问题前无古人，旁无借鉴，这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实践平台……但是，有时候通信工具发达了，离群众却远了；科技手段先进了，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却难了。当前的调查研究，还不能紧跟理论研究的步伐，还不能为党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摘编自廉思《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人民周刊》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以革命精神为核心。“建党时期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以西柏坡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它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中国革命文化的整体性。”革命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正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才会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坚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才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中国会亡吗？”的疑问，给出“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庄重答复。正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舍生赴死，才会有中国革命进程中无数个体和群体构成的革命英雄群像和谱系。因而，对民族国家之爱，构成了革命文化的底色。

革命文化以革命英雄人物、革命遗址为依托，呈现在丰富的革命文化作品中。从中共一大旧址、八路军总部旧址到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它们都是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革命文化反映在形式多样的革命作品中。经典的革命剧目有《旧世界》《农奴》等，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有《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作品抑或以丰满的人物形象、抑或以扣人心弦的情节、抑或以激昂动人的旋律，呈现出撼动人心的力量。

革命文化以先进的革命理论为支撑。在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革命理论对革命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前途、命运予以了阐述，对革命依靠的力量、采取的策略给予了回答。在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本土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策略，进行探索创新，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强国有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少年价值认同》）

材料二：

《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每一份红色资源，都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在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一处处革命旧址、一座座革命纪念馆、一件件革命文物，记录和见证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栉风沐雨、接续奋斗的红色往事，凝聚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抱定初心、忠贞不渝的红色精神。红色资源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革命文化，就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做好红色资源挖掘阐发，把遍布中华大地的红色资源打造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每一个红色基因，都是党的精神标识。江河万里，必有其源。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所积淀的一个个红色基因，以其特质鲜明的精神标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确立了“向哪里去”的精神航标。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革命文化，就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

……

非革命不足以成其业，无精神不足以发其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更需要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把传承弘扬革命文化作为必修课、常修课，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智慧和力量，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摘编自孙明增《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强国复兴奋进之力》）

材料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要深入挖掘讲述红色故事。红色故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要结合各地红色资源特点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红色故事，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课程活动。

要着力开发红色文化精品课程。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将红色文化融入特色课程建设，有计划地开发一批红色文化精品课程，是更好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作用的内在要求。要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研究阐释，深入研究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和精神资源，整体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在课程教学中及时融入相关研究进展，将红色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育人成效。

精心组织文艺作品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文艺创作质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彰显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让红色文化更加可触可及、可感可知、可亲可近。创新设计展现方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展现红色文化，创作推广一批富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作品，打造校园红色文化品牌项目。

（摘编自钟小明《更好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作用》）

长征纪念馆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________，依托长征关键历史事件遗址，通过文献、影像和实物展陈，生动诠释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与奋斗精神。馆藏的革命文物，如磨损的草鞋、泛黄的电报手稿，________，更以其真实性和感染力，成为弘扬革命传统、激发爱国情怀的鲜活教材。基于此，长征纪念馆可围绕“长征精神”，________，如策划“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程活动，推动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生生不息、熠熠生辉的革命文化，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奋进在强国复兴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让红色文化的灯塔绽放时代光芒。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用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到延安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然而，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霎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镫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