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摘编自谭虎娃《延安整风精神浅谈》，有删改）

1978年冬，为了改变大集体式低效率生产方式，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1979年小岗村不但不再靠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6万多斤公粮，人均收入也由22元上升到400元。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亲临小岗村考察，被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仅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政策，更将这一先进做法推广到全省，使“包产到户”成为新的农村改革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先驱。不久，我党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细节的再现并非堆砌式的描写，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所见所闻。杰出的文学大师往往敏捷地抓住一个细节，从而激活一个特殊人物形象，或者带动一段完整的生活气氛。《三国演义》第五回“关公温酒斩华雄”堪称著名范例：“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作者甚至不屑于正面叙述两将交手的激烈场面。喧天的鼓声与呼号作为背景，“其酒尚温”的细节展示了关公的神勇。

人们时常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必须打响。这不仅表明情节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情节保持始于开端、继而高潮、终于结局的持续演变。相对地说，细节的出现往往带来停顿之感。两军将领阵前挥刀厮杀，两个恋人咖啡馆晤面密谈，一个间谍潜入密室窃取情报，一个足球运动员即将临门一脚——这时，任何肖像、服饰、神态、身姿、心理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将暂停动作性，从而使情节滞留于原地。细节愈是密集，情节愈是丰满，情节的进展速度愈慢；反之，细节愈是稀少，情节愈是简明，情节的进展速度愈快。这是文学叙事内部情节与细节之间的辩证统一。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前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横坐标，后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纵坐标。然而，情节与细节的不同叙事倾向曾经引起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场深刻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之中提出情节与细节的对立，并且以独到的分析阐述这种对立的意义。卢卡契比较了左拉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的《娜娜》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共同描写了一场赛马：左拉无微不至的细节再现仅仅是情节之间的某种“穿插”，托尔斯泰的赛马却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拉的《娜娜》与巴尔扎克的《幻灭》共同出现了剧院：相对于《幻灭》之中剧院与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左拉对于种种剧院细节的严谨描写只不过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孤立片段。总之，左拉的细节描写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然而这些细节可能脱离情节或者人物性格而毫无节制地就地膨胀，甚至成为情节内部一个笨重的赘物——“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倾向隐含了自然主义的危险，逼真的表象复制无助于认识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机制；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摆脱静态的细节堆积而在叙述中展现出历史的动向。

（节选自南帆《细节会说话》）

文本二：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个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往往采用低频次细节描写，并将之设置在开头与结尾处。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开头和结尾几乎是一模一样。相同的是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盲人，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区别的是，开头第一段中的“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在结尾处被替换为“也无所谓谁是谁……”这一细微调整，不但让文本意蕴有了轮回之感，小说主题也由具体的“一老一少”替换为“无所谓谁是谁”而增强了普遍性，哲思的意味更浓。

短篇小说也有高频次细节描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不是以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吸引读者，而是靠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取胜。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反复地向别人倾诉孩子的离去，表达“小人物连痛苦都不配被听见”的深刻主题。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与小说主题的揭示、深化基本是同频共振的。最为极端的大概当属鲁迅的《示众》，小说通过“伸”“挤”“钻”“堵”“挡”“塞”“打”“冲”“撞”等相似的高频次细节描写看客们的心理。

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个别故事单元类似于短篇小说，也常常采用高频次策略。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水浒传》中的宋公明“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中的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等。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除了增强故事性之外，更多是为塑造人物性格、凸显故事象征意义而设置。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高密度、高频次细节的渴望，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望和能力有着根本性联系。现在摄像机的像素越来越高、快门速度越来越快，物品的细部被拍得越加精细，微观世界也越加丰富。以此来看，如果以更加宏观或微观的视角来观测这个世界，人们对小说细节密度和频次的认知有可能被刷新，也许一个细节单元就是整个艺术世界。

（节选自 李晓禹《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放散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还有各种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原理中，很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对偶美学”。对偶美学虽然以“诗”为中心，但在结构比较松散的小说和戏曲里，也有某种对偶的倾向。

②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一特色自然绝非中国文学所独有。在西方文学中，对偶的概念和古典修辞学尤其相关。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中，不乏运用对偶的例子，但都不如中国文学那样频繁和严谨。近来的比较文学理论又重拾对偶的概念，作更严肃的探讨。许多理论家以对偶为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分野。持此论的学者中，以雅可布森影响最大。他更进一步将对偶简化成“重复”。把这个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要属尤芮·洛特曼。他认为“重复原理”是文学审美的核心。这种把文本中的重复现象，视为对偶的概念的基本要义的观点，也见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就几度暗示对偶的中心地位，而9世纪日僧空海的论著《文镜秘府论》更一语断定，甚至宣称凡未持续运用对偶的篇章，皆不足以称之为“文”。以上的讨论只想指出，对偶是文学里一个普遍的现象，绝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中国古人用得更深更广，仍是不争的事实。

③诗文对句，与中国哲学思考的二元性主流息息相关。《文心雕龙·丽辞》，起头就是这个观念：“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中文实用对偶句的现象，依循阴阳、刚柔等中国二元性的逻辑。学者在诠释西方古典诗篇的对偶结构时，往往只寻求对偶的两个单元间的从属关系，认为其中一个是主，另一个是宾；其实在中文对偶里，二者常为一个自足整体中互补的两面。俯仰、天地、山水等常见的对偶形式，代表的不是不同层次的真理，而是一个自足的文学境界里相等而相成的两面。

④中国古典诗文是复杂对偶的典范。这里我打算重点探讨的是，对偶美学应用到小说和戏曲上的可能性。我之所以考虑探讨这种可能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曲论家就经常用典型的对称观念，来讨论戏曲创作的优劣得失。最常用来描述传统戏曲结构的，是“离合悲欢”一类词汇。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对偶能够真正适用于分析戏曲艺术的美学价值。这里略举《牡丹亭》为例，以说明我所谓的中国戏曲中的“对偶结构”。此剧架构于雅与俗、抒情境界与强烈行动等对立性质的交替表现上。也许有人会说，这种交替表现无异于汤显祖同时的西方剧作家——例如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戏剧性转移焦点的技巧，并不是将对偶的美学运用于舞台艺术。但是，我认为，明清传奇剧中场与场的连贯，全由对立性质的交错所支配，显然对偶结构是出于作者的构思。

⑤值得注意的是，场景设计上这种传统的对偶美学，在小说里表现得更清楚。小说分章分回，其对句形式的回目常常强调这一回是由相均衡的两半组成的。有时这类对偶仅止于回目，但多数情况下，回内的情节安排也显示出相对比的两部分。《红楼梦》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轻快的游戏与善感的饮泣，暗应着形容两位女主角的两个文学典故，都互相对比，形成异与同的复杂交织。如前所述，这种从个别人物到大段情节的对偶结构，往往暗中透露在中国传统批评家使用的许多双语的批评词汇上，如“冷热”“忙闲”“虚实”等对偶美学的术语的运用。

⑥但最高明的传统批评家则更明确地探讨对偶结构中异与同的渗透。比方说，毛宗岗论《三国演义》的结构章法时，就多次强调这种美学原则，尤其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和多用于安排全景对偶的“奇峰对插，锦屏对峙”这两种原则，最为中肯。金圣叹解说《水浒传》结构的美学原则时，也提出十分类似的看法，他区分了“正犯法”与“略犯法”。“犯”字在这里意思特殊，与刻意规避重复相对立，是为艺术表现上另寻一条可行之路。

⑦小说结构上的对称，运用在塑造对比人物上最为得心应手。前面所举的《红楼梦》一例尤其可为典范。因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在某些地方极为类似，而其他地方又恰恰相反，平行对比两人，在第五回的梦境里，交会于“兼美”一人。由此推衍，孙悟空与猪八戒、甚至曹操与刘备也可视为同样的美学原则的产物，表面上的对立是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因，呈现的只是一个异同交织的复杂结构中的其中一面，造成人物的对立与融合，实无异于古典诗文中的对偶。

⑧有时，人物的互补透过情节的对偶，衍生为更出色的对比，使贯串整个作品的基本理念也呈对偶——《红楼梦》即是典范。全书的契机是“真假”，从首回开始而经由一连串的主要情节，又在现行本的末回为了营造对称的结局而再度出现。同样，对比的“色空”观念，是诠释《西游记》寓言的关键。这些例子里，观念由乍看的对立，逐步化为交融互补，而达到对由错纵对偶架构起来的作品的领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中国文学最精深的叙事作品里，平行的对偶结构交会于无极太极之间。

（摘编自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中国传统的对偶美学》）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基本处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角色，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橹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模仿现实的细节上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他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专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观众。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人；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人；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有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一）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二）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通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三）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两者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摘编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

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已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长期占据主流。它们被视为传统与现代、静止与流动的象征，在文学叙事中常常彼此对照或对立。然而，这一视野却长期遮蔽了二者之间广阔而重要的过渡地带——县城及其所代表的“县域”。

实际上，县域不仅是一个行政或地理单元，它包含乡镇、县城、小城、县级市等多种形态，既是城乡之间的桥梁与枢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中间景观”。因此，我们提出“县域书写”这一概念，它超越简单的“小城故事”或“县城文学”，更强调以县域为方法，即通过县域这一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

县域书写的出现，与现代人对时间感受的变化密不可分。古代社会的时间感是“循环往复”的，就像春种秋收、四季更替，生活和社会秩序缺乏突破性变化。这种时间观下，空间的意义被弱化——不管是县城，还是大城市，甚至是乡下，本质上都处于同一个“循环时空”里，没有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层级区分。现代社会的时间感变成“线性向前”的，“时间”本身也成了推动社会变化、产生差异的核心因素。这种时间观下，空间被赋予了“时间层级”，不同空间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明显等级关系，比如大都市比小县城“现代”、城市比乡土“先进”。空间便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从乡土到城市、从小县城到大都市，不仅是空间移动，更是从“传统时间”走向“现代时间”的跨越。这种空间变换会深刻影响人物的命运，也让人们清晰感受到不同空间的“时间感差异”。而县域往往成为这种等级差异的具象化场域。它一方面是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故乡；另一方面又常被视为需要逃离或改造的对象。在保留传统人情社会余温的同时，它也持续承受着现代性浪潮的冲击。这种“在乡望城”或“在城望乡”的视角，构成了早期县域书写的情感基础。

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使得县域“中间性”特征愈发凸显。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域是“半城半乡”的混合体，它是农民进城务工的“跳板”，也是部分人返乡创业或生活的“归宿”；既是城市化扩张的前沿，也是乡村接收外部信息的窗口。这种特殊位置使其在文学叙事中充满内在张力：县域常被描绘成“熟悉的陌生地”，那里留存着熟人社会的伦理与温情，却也渗透着市场逻辑带来的竞争与疏离；居民在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经历着地方特色消退与文化同质化的深层焦虑。

在这一过程中，县域的时间感呈现出特有的矛盾性。全球化的触须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偏远山区，最明显的表现是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带来距离感的消失。县域居民可与都市人群同步知晓天下事，体验着被压缩的、加速的现代时间；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县域又常常延续着一种“不快不慢”的节奏，一种基于农耕周期与人情往来的传统时间感。这种“双时制”的共存，使县域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徘徊于“留”与“走”、“变”与“不变”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他们渴望融入外部世界的进步浪潮，又试图守护本土生活的连续与安稳。这体现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时的同时性”。

与此同时，县域面临着同质化与独特性的博弈。统一的市场、标准的建筑、流行的消费文化不断消磨着县域的独特性，让许多县域的样子变得越来越像，这种“无地方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每个县域又都有自己的“小个性”，比如独特的美食、风景或文化，这些“地方性”的东西深深扎根在县域的土壤里，让它很难被完全复制。地方感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而成为一种需要被自觉感知、审视乃至重建的情感结构。县域书写常常在“怀旧”与“展望”、“本土”与“外来”之间摆动。

县域社会兼具“熟人社会”的亲密性与“周遭世界”的现代流动性，这使它成为观察现代个体如何构建自我身份的绝佳现场。在这里，基于人情与信任的传统交往，与遵循规则、契约的现代方式并存；相对稳定的生活伦理，与偶然发生的外部风险相互交织。文学作品如何讲述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抉择、挣扎与自我寻找，如何平衡对地方传统的深切眷恋与对开放未来的理性追求，构成了县域书写的独特魅力与叙事挑战。

县域书写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a突破/b打破）简单二元对立、理解中国现代化复杂（c图景/d场景）的方法。读懂了城乡之间（e那片/f那道）既模糊又清晰的“中间地带”，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社会（g变化/h变迁），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故乡”二字背后，那些关于坚守与突破、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情感。

（摘编自徐勇《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

鹿港小镇（节选）   

罗大佑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

啊，鹿港的小镇……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摘自习近平《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材料二：

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经过战略转移，最终落脚陕北。毛泽东在落脚陕北、走进延安后，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5年12月，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奠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形成的基础。1936年12月，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奠定了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形成的基础。1937年夏，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形成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同。党的七大把这一科学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它的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把革命理论变为具体实践时表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是在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凝结升华而成的。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参议会制度、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制定实行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主廉洁的政府，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信任和爱戴。例如，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出来散步，在散步的路上，他只要遇见了老农、羊倌、小商贩、赶车人等，都主动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每逢年节，中央机关都要安排一些文艺演出，毛泽东总忘不了派人通知周围的老乡也一起来看，而且要求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坐后面，让老乡坐前面。不仅如此，“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公仆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给群众拜年、帮群众修水渠、救治“小马驹”等感人故事广为传颂，也涌现出众多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的英雄楷模，还有献身革命、为民服务的“五老精神”以及大生产运动中以22个劳模为代表的劳模精神等。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积极发展公营经济，建立合作社并扶持其发展，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拿出整个财政的四分之一发展教育，改造巫神、倡导中西医合作、建立医疗合作社、推动卫生下乡等，使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心中生根发芽。

延安时期全党培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把我们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重点，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费，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几乎到了被困死、饿死的地步。面对这种困难和危局，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机关和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解决了自身困难，支援了抗日前线。三五九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用短短3年的时间就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与此同时，我们党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在陕北，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成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课堂笔记本用。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廉洁的精神，斯诺断定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这支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重温“延安精神”，梳理其形成过程，让我们进一步坚守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摘编自郭建明《延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创作并不是为细节而细节。细节的存在是因为细节具有提升作品品格的功能。人们也许会忘记作品的情节、人物，但会因一个典型细节而记住作品。

细节的存在使人物形象的刻画更为鲜活。这也是人们对细节意义的普遍性认知。《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与赵树理善于捕捉并使用细节分不开。细节在某种条件下也往往会影响作品的结构。或者说，作者会设计一种类似于“中枢”意义的细节，并围绕这一细节来展开作品。刘慈欣的《乡村教师》中的乡村教师让孩子们背诵牛顿定律的细节是整个小说结构的重心。这种“宇宙巧合”的细节使人类与宇宙中的碳基联邦发生了奇异的联系，进而产生了拯救太阳系的功用。在很多情况下，细节会改变作品的艺术境界，使作品的品格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衡量的标准就在于对细节的使用是否合适。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细节的出现对作品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命运等形成某种暗示或隐喻。茅盾的《子夜》中描写吴老爷子从传统的乡下进入当时灯红酒绿的上海，立刻就晕了过去。这个细节充满了象征意味，隐喻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将面临像吴老爷子一样的命运。可见，细节使作品变得血肉饱满、气韵生动，具有真实的力量和超越真实的灵动性。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家都重视细节描写，但长于细节描写的作家一定是优秀的。他们具有营造细节的天赋、才华，以及准确运用细节提升作品品格的卓越能力。

作家首先要有艺术的敏感度。就是说作家对万物所蕴含的艺术可能性要有敏锐的鉴别力、感受力。如果作家没有这种敏锐性，对万事万物持冷漠、麻木、僵硬的态度，就难以发现艺术的细节。作家其次要有对生活的熟悉度。不熟悉、不了解生活，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就难以表现出活色生香、充满人间气息的生活。而细节正隐藏在这样的生活中。细节可能是作家捻断数根须后创造的，但最好的状态是在熟悉描写对象之后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作家还要有表达的准确度。有的人认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喜欢描写细节，但可能这些细节或者冗杂多余，或者与作品需要的艺术情境不符，或者张冠李戴，与人物的性格、精神品格相悖。这样的细节描写就是不妥的，甚至是失败的。细节的准确度除了要体现人物的性格、价值观之外，还要体现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伦理的⋯⋯只有准确的细节才能点石成金、锦上添花，使作品的品格得到升华，艺术的魅力得到强化。

（摘编自杜学文《细节，无所不在又意味深长》）

材料二：

细节可以揭示出小说的秘密。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呈现一定密度和频次的细节，是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要素。在这里，所谓密度是指一个细节单元的体量，频次主要是指相同或相似细节出现的频率。

一般而言，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越丰富越好，但这并不等于无原则的堆砌和罗列细节。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从其倡导的“总体性”出发，认为细节应该是情节之中的细节，应该是为了塑造人物、书写命运而存在，否则就是“细节肥大症”。

所谓“肥大”不仅是细节的“量”的问题，还指细节所承担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就人物塑造而言，作家常常采取外貌、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但如果没有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特征，再多的细节也无法掩饰人物形象的模糊和空洞。“细节肥大症”不仅是写作技巧问题，还是以何种姿态来面对人、书写人的写作伦理问题。很多推理小说的细节描写极其严密和精细，但很少能塑造出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把人物作为统率故事、细节的灵魂。

小说往往通过“细节的洪流”来成就别样的小说艺术。所谓“细节的洪流”，是说“众多细节不再是悬念或者宏大叙事抛弃的多余之物，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细节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体验。“细节的洪流”就是小说的主体，细节本身具有了自足性。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洪流”，读者无法“原谅”一位不交代格里高尔“为何变”“如何变”的作者。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个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摘编自李晓禺《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