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摘编自谭虎娃《延安整风精神浅谈》，有删改）

1978年冬，为了改变大集体式低效率生产方式，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1979年小岗村不但不再靠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6万多斤公粮，人均收入也由22元上升到400元。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亲临小岗村考察，被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仅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政策，更将这一先进做法推广到全省，使“包产到户”成为新的农村改革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先驱。不久，我党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

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长期占据主流。它们被视为传统与现代、静止与流动的象征，在文学叙事中常常彼此对照或对立。然而，这一视野却长期遮蔽了二者之间广阔而重要的过渡地带——县城及其所代表的“县域”。

实际上，县域不仅是一个行政或地理单元，它包含乡镇、县城、小城、县级市等多种形态，既是城乡之间的桥梁与枢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中间景观”。因此，我们提出“县域书写”这一概念，它超越简单的“小城故事”或“县城文学”，更强调以县域为方法，即通过县域这一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

县域书写的出现，与现代人对时间感受的变化密不可分。古代社会的时间感是“循环往复”的，就像春种秋收、四季更替，生活和社会秩序缺乏突破性变化。这种时间观下，空间的意义被弱化——不管是县城，还是大城市，甚至是乡下，本质上都处于同一个“循环时空”里，没有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层级区分。现代社会的时间感变成“线性向前”的，“时间”本身也成了推动社会变化、产生差异的核心因素。这种时间观下，空间被赋予了“时间层级”，不同空间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明显等级关系，比如大都市比小县城“现代”、城市比乡土“先进”。空间便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从乡土到城市、从小县城到大都市，不仅是空间移动，更是从“传统时间”走向“现代时间”的跨越。这种空间变换会深刻影响人物的命运，也让人们清晰感受到不同空间的“时间感差异”。而县域往往成为这种等级差异的具象化场域。它一方面是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故乡；另一方面又常被视为需要逃离或改造的对象。在保留传统人情社会余温的同时，它也持续承受着现代性浪潮的冲击。这种“在乡望城”或“在城望乡”的视角，构成了早期县域书写的情感基础。

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使得县域“中间性”特征愈发凸显。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域是“半城半乡”的混合体，它是农民进城务工的“跳板”，也是部分人返乡创业或生活的“归宿”；既是城市化扩张的前沿，也是乡村接收外部信息的窗口。这种特殊位置使其在文学叙事中充满内在张力：县域常被描绘成“熟悉的陌生地”，那里留存着熟人社会的伦理与温情，却也渗透着市场逻辑带来的竞争与疏离；居民在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经历着地方特色消退与文化同质化的深层焦虑。

在这一过程中，县域的时间感呈现出特有的矛盾性。全球化的触须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偏远山区，最明显的表现是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带来距离感的消失。县域居民可与都市人群同步知晓天下事，体验着被压缩的、加速的现代时间；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县域又常常延续着一种“不快不慢”的节奏，一种基于农耕周期与人情往来的传统时间感。这种“双时制”的共存，使县域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徘徊于“留”与“走”、“变”与“不变”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他们渴望融入外部世界的进步浪潮，又试图守护本土生活的连续与安稳。这体现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时的同时性”。

与此同时，县域面临着同质化与独特性的博弈。统一的市场、标准的建筑、流行的消费文化不断消磨着县域的独特性，让许多县域的样子变得越来越像，这种“无地方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每个县域又都有自己的“小个性”，比如独特的美食、风景或文化，这些“地方性”的东西深深扎根在县域的土壤里，让它很难被完全复制。地方感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而成为一种需要被自觉感知、审视乃至重建的情感结构。县域书写常常在“怀旧”与“展望”、“本土”与“外来”之间摆动。

县域社会兼具“熟人社会”的亲密性与“周遭世界”的现代流动性，这使它成为观察现代个体如何构建自我身份的绝佳现场。在这里，基于人情与信任的传统交往，与遵循规则、契约的现代方式并存；相对稳定的生活伦理，与偶然发生的外部风险相互交织。文学作品如何讲述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抉择、挣扎与自我寻找，如何平衡对地方传统的深切眷恋与对开放未来的理性追求，构成了县域书写的独特魅力与叙事挑战。

县域书写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a突破/b打破）简单二元对立、理解中国现代化复杂（c图景/d场景）的方法。读懂了城乡之间（e那片/f那道）既模糊又清晰的“中间地带”，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社会（g变化/h变迁），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故乡”二字背后，那些关于坚守与突破、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情感。

（摘编自徐勇《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

鹿港小镇（节选）   

罗大佑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

啊，鹿港的小镇……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摘自习近平《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材料二：

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经过战略转移，最终落脚陕北。毛泽东在落脚陕北、走进延安后，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5年12月，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奠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形成的基础。1936年12月，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奠定了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形成的基础。1937年夏，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形成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同。党的七大把这一科学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它的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把革命理论变为具体实践时表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是在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凝结升华而成的。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参议会制度、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制定实行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主廉洁的政府，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信任和爱戴。例如，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出来散步，在散步的路上，他只要遇见了老农、羊倌、小商贩、赶车人等，都主动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每逢年节，中央机关都要安排一些文艺演出，毛泽东总忘不了派人通知周围的老乡也一起来看，而且要求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坐后面，让老乡坐前面。不仅如此，“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公仆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给群众拜年、帮群众修水渠、救治“小马驹”等感人故事广为传颂，也涌现出众多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的英雄楷模，还有献身革命、为民服务的“五老精神”以及大生产运动中以22个劳模为代表的劳模精神等。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积极发展公营经济，建立合作社并扶持其发展，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拿出整个财政的四分之一发展教育，改造巫神、倡导中西医合作、建立医疗合作社、推动卫生下乡等，使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心中生根发芽。

延安时期全党培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把我们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重点，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费，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几乎到了被困死、饿死的地步。面对这种困难和危局，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机关和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解决了自身困难，支援了抗日前线。三五九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用短短3年的时间就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与此同时，我们党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在陕北，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成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课堂笔记本用。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廉洁的精神，斯诺断定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这支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重温“延安精神”，梳理其形成过程，让我们进一步坚守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摘编自郭建明《延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论语·八佾》中写道：“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这一评论，后人作过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第一，政治角度的褒与贬。褒之者认为，它教导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人正常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反对沉溺于享乐，反对过度的哀伤”。贬之者则认为，它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即或偶有牢骚，也必须遵循“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规定。第二，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肯定。即认为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艺术要以理节情，达到情和理的和谐统一，艺术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第三，从美学角度加以分析。强调“乐不至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孔安国《论语集解》），表达了孔子以“中和”为美的观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乐”，其中对音乐有“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等评语。这些评语反映了季札以“和”为美的看法。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对季札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礼之用，和为贵”思想在美学观念上的反映。以上三种看法，尽管观点不同，但都从孔子的思想实际出发，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从美学角度的解释，总结了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尤其值得重视。但是，除政治，道德的考虑外，孔子为什么要以“中和”为美呢？我认为，不论孔子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是有心理学的根据的。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艺术情感的快适度的命题。

情感体验有积极，消极之分。一般地说，积极的情感令人愉快，消极的情感令人不愉快。同样一种情感体验则又有强度的区别，例如，快乐可以从适意到狂喜，愤怒可以从微愠到暴怒，哀伤可以从惋惜到悲怆。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已意识到情感强度的区别。情感体验从弱到强的许多级别差异中，就存在一个快适度问题。那么情感究竟达到什么强度才是快适度呢？积极的情感如果过分强烈，超过一定的“度”，也可转化为不愉快的情感；反之，消极的情感，如果能保持一定的“度”，也可以是愉快的情感。这里所说的“度”就是“快适度”。例如，微小的愤怒不一定不愉快，而强烈的愤怒则肯定是不愉快的。又如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悲伤，可能是富于韵味的，而在现实中遇到灾祸所产生的悲伤体验则使人受不了。

那么，情感的强度为什么会影响情感的快适度呢？这是由于情感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就愈大。当人们只是处于淡淡的忧伤中时，情绪未达到高度紧张水平，对于实际功利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以单纯的鉴赏态度去体味自己的情感，而体味情感或多或少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相反，当人们陷入极度哀愁之际，感到痛不欲生，整个自我完全被情绪支配，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损失，审美心境完全丧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快感与美感。尽管孔子当时对情感的强度影响快适度的道理毫无所知，但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艺术情感的最佳快适度作了规定。这就是说，对艺术情感来说，“过”与“不及”都不符合快适度。“不及”，达不到激活水平，不能使人进入艺术世界。“过”，即过分强烈，则又使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得不转而直面普通生活的场景。孔子试图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一种境界。

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心理学意义，后人已意识到了。宋人魏泰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清人沈德潜也有相似的说法：“写离情不可过于凄婉，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种可以为法。”含蓄，情隐反而“入人深”，盛气直述反而“感人也浅”，揭示了情感强度影响快适度的规律，这是深得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义的精辟之论。实际上，中国古代诗学中关于含蓄的大量论述，中国古诗中产生那么多含蓄蕴藉的诗，无不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然而，诗人如何去获得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呢？我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大体的答案。那就是要想办法，把艺术世界（“乐”“哀”）与生活世界（“淫”“伤”）分隔开来，不使两者混淆。中国历代诗人的创作实际证明。让情感经过时间的过滤，通过回忆，沉思，梦幻之类的心理过程，把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分隔开来，将自然形态的情感转换为可供心灵享受的艺术情感，并进而寻找到诗的情感的快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其更深层的心理学意义在于揭示了情绪缓解与舒泄的规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一种情感，是一种经过回忆，沉思，再度体验的情感，它在大脑皮层中得到了缓解，已转换为一种有节制的，智慧的情感。当它通过诗句所构成的意象表现出来时，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发泄，而是一种委曲备至，令人荡气回肠的舒泄。情感的舒泄，对于诗人来说，往往是一种黯然销魂的心灵享受。由此不难看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儒家的诗学思想，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从审美心理规律上看，它规定了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却是符合艺术实际的，是精辟而独到的。

（摘编自童庆炳《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凉快使我们感到愉快，但凉快过分以至于冰冷则使我们感到不愉快；暖和使我们感到愉快，但暖和过度以至于炎热对我们就是一种痛苦。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名称，是指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伴随而生。中华民族始终在同疫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把疫病的防治和自然环境、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

天道、人道、医道合为一体，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不仅仅是疫病医学，还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包括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一种被古人称之为“生生之具”的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的疫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的疫病预防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疫病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医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合理同”，密切关联。医道作为天道与人道在自然与人之间的体现者和践行者，从知行合一的实践层面把天道与人道中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因此，要理解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思想，就应当对医道有所了解，否则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层面。以前，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为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防治理论和实践方法。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周易》中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注意到气候、饮居和疫病的关系。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从整体上来论述医学，它不仅把人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将人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上工治未病”的养生、防治疫病的思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论》，总结出一套认识疫病的理论，根据病情的变化制定不同治法，开创了中国医药对疫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之后，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至近代已初步形成一个认识和防治疫病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防疫抗灾、救黎民百姓于病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治理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03月16日15 版）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韵文之脉：诗、词、曲的审美流变与精神承续

中国古典韵文，自《诗经》《楚辞》发轫，历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诸座高峰，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审美长廊。其间，诗、词、曲三者，既一脉相承，又各擅胜场，共同勾勒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趣味的演变轨迹。

诗至唐代，臻于鼎盛。其审美核心在于“意境”的营造与“格律”的精严。无论是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奇飘逸，还是杜甫“星垂平野阔”的沉郁顿挫，抑或王维“明月松间照”的空灵禅意，皆旨在构建一个情景交融、意蕴深远的艺术空间。近体诗（律诗、绝句）在平仄、对仗、用韵上的严格规范，犹如精美的牢笼，激发着诗人们于限制中追求自由、于法度内施展才情的创造力。唐诗的精神气质，总体上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江山社稷的关怀以及对人生况味的深沉咏叹，体现着一种“盛唐气象”的集体人格。

及至宋代，词体大兴。词源于民间，本为“胡夷里巷之曲”，后经文人雅化，成为“一代之文学”。与诗相比，词更侧重于“心境”的细腻抒写与“词境”的幽微缔造。它突破了诗之“言志”传统，更专注于“缘情”，尤其长于表现那些幽深婉曲、诗体难以容纳的私密情感。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羁旅愁绪，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身世悲感，苏轼“明月几时有”的宇宙之思，辛弃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深致情怀，无不将内心的褶皱细腻铺陈。词有词牌，句式长短参差，音律更为繁复多变，这种形式本身就更适合传递起伏跌宕、复杂微妙的情绪节奏。宋词的精神，在于其“深”与“隐”，于儿女情长、家国沧桑中，见出士人心灵的深度与曲折。

元代，曲艺勃兴，散曲与杂剧并盛。曲可视为词在民间化、世俗化道路上的一次激变。其审美特质，突出表现为“意趣”的酣畅与“语言”的本色。相比于词的含蓄蕴藉，曲则追求“豪辣灏烂”“痛快淋漓”的审美效果。关汉卿自称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正是其叛逆不羁、直面现实精神的写照。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的意象叠加，直指天涯羁旅的苍凉；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叹，更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历史兴亡的本质。曲在语言上大量吸纳口语、俗语，不避俚俗，活泼生动，充满了生活气息。其精神核心在于“真”与“俗”，敢于撕破温文尔雅的面纱，直率地表达人性的欲望、社会的矛盾与个体的牢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俗关怀与批判力量。

从诗之“境”，到词之“心”，再到曲之“趣”，中国古典韵文的流变，不仅是文学形式的新陈代谢，更是审美重心与时代精神的深刻转型。它们共同构成了华夏美学的丰富维度，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材料二：

破体与通变：论词曲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后起文体总是在对前代经典的“尊体”与“破体”的张力中，开拓出新的艺术疆域。词之于诗，曲之于词，莫不如此。它们既汲取传统的滋养，又勇于打破窠臼，从而实现“通变”与发展。

词对诗学传统的超越，首先体现在其“内转”倾向。诗，尤其是唐诗，多以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或即景抒情为主，情感抒发相对开阔明朗。而词则实现了由外向内、由世界向心灵的深刻转身。它将审美视角探入更为幽微、私密的内心世界，大量表现闺阁情怀、伤春悲秋、离愁别绪。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描绘的是一幅精致而封闭的闺阁图景，情感细腻如丝。这种“内转”，并非退缩，而是对人性情感复杂性的深度开掘，弥补了诗歌在表现私人化情感方面的某些不足。其次，词在形式上借助词调的音乐性，创造了更为灵动、参差的句式节奏，打破了齐言诗较为均衡的节律感，更贴切地摹写心绪的起伏婉转。

曲对词乃至诗学传统的颠覆则更为显著，可称之为一次“外向”的突围。其一，曲极大地拓展了表现题材的边界。诗庄词媚，题材各有侧重，而曲则真正做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它将笔触伸向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商贾、妓女、乞丐、农夫等各色人物，谈论金钱、名利、世态炎凉，甚至不避讳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暗面。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乡民的独特视角，将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解构为一场滑稽的闹剧，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与颠覆精神。其二，曲在语言上进行了一场革命。它大量运用口语、俚语、方言、象声词，形成了一种活泼生动、酣畅淋漓的“蒜酪”风味。这与诗词追求典雅、含蓄的语言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关汉卿笔下“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直白自诩，在诗词中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语言的本色化，使得曲更贴近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然而，无论是词的“内转”还是曲的“外向”，它们都未曾真正脱离诗学传统的根脉。词之婉约，可见《诗经》“国风”的缠绵与《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词之豪放，则承续了诗言志的雄浑气魄。曲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亦可上溯至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唯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只是，词与曲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这些传统因子与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审美需求相结合，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由此可见，韵文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得以生生不息。词与曲的成功，在于它们既尊重了文体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又敢于打破前代文体造就的审美定势，从而开辟了新的情感表达空间与艺术境界，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美学是一个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体系，不仅有偏于内敛的阴柔之美，也有充满进取精神的阳刚之美。作为中国美学的经典之作，《二十四诗品》第一篇就是“雄浑”。“雄浑”诗品展示了中国美学典型的阳刚之美，“雄浑”可以用一个字来定义：大。总体而言，雄之大源于儒家，浑之大出自道家。

首先论“雄”。中国古典文学家郭绍虞在《诗品集解》中指出：“雄，刚也，大也，至大至刚之谓。”“至大至刚”源自孟子的思想，这是一种通过道德修养带来的人格力量。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四川大学曹教授认为，这种至大至刚的气不仅充实于内，而且弥漫于整个宇宙，给人一种崇高伟大、雄浑劲健的美感。这种境界源于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以及主体人格的高扬。孟子强调，这种阳刚之气是“义与道”的产物，只有通过“集义”和“养心”才能具备。因此，儒家所说的“大”主要源于伦理道德的修养，体现为浩然正气和崇高精神。《二十四诗品》中对“雄”的界定是“积健为雄”，这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密切相关，都强调了一种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

美学上，这种人格力量表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集中阐释了“风骨”这一概念。刘勰将建安文学的特点概括为“雅好慷慨”，主张这种慷慨之气源于时代的离乱和风俗的哀怨，表现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这种美学风貌超越了个人的悲欢得失，展现出一种豪迈、阔大的胸襟和气度。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提出要弘扬“汉魏风骨”，其《登幽州台歌》被视为建安风骨的承继。中国文学史家林庚认为，盛唐气象的核心在于诗歌中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气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二十四诗品》多次描述这种厚重勃发的气：“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皆以不同方式诠释雄浑。集中体现阳刚之美的是唐代边塞诗，如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以壮阔意象与悲壮情怀展现雄大、刚健的慷慨之气。

其次论“浑”。郭绍虞提出：“浑，全也，浑成自然也。”这主要源自道家的“大”。老子认为，道是天下之母，是万事万物的泉源。《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家的“大”强调一种浑然天成、不可分割、不可名相的状态。这种“大”并非来源于伦理道德修养，而是与宇宙的本体——“道”密切相关。《二十四诗品》中的“返虚入浑”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清代杨廷芝说：“元气未分曰浑。”《庄子·应帝王》中通过“浑沌”的故事说明，道是一种精神体验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不能用知识概念的方式去分析。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它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美学上，《雄浑》诗品所言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豪放》诗品所言的“真力弥满，万象在旁”，都是一种大而全、浑然一体的境界。庄子说：“同乃虚，虚乃大。”这种同于宇宙原始状态的空虚，显然是广阔而包容无限的。因为虚，所以能包容无限，所以能得浑然大全。苏轼认为，“空故纳万境”，因为虚空，所以能生成万物，包容万境。正如老子所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意味着道虽然广大无边、周流不息，但最终会返回本源。落实到审美上，这是一种内外合一、虚实合一、远近合一的境界，体现了中国美学极具民族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南宋诗论家严羽在论唐宋诗的区别时指出，“坡、谷（苏轼、黄庭坚）诸公之诗，如米元章（米芾）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苏轼、黄庭坚的诗，如同米芾的书法，虽有雄健，却无颜真卿的浑厚。雄浑是雄之峥嵘外露与浑之内敛圆融的合一。这种境界并非通过外向的知识探求，而是通过内在心灵的超越来实现的。这就是《雄浑》诗品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雄”是挺立不屈、劲健刚强的超越，“浑”是内外合一、相即相融的浑然。清代陈廷焯认为苏轼词的优点在于“气体之高”，辛弃疾词则胜在“魄力之大”。王国维则认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都是对雄浑的一种表述。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其中“崇高”这一范畴也被引入。然而，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缺少崇高美，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雄浑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崇高之美。王国维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返本开新，以“宏壮”对应“崇高”，对传统雄浑之美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西方美学中的崇高，通常强调对巨大力量或无限事物的敬畏，体现为一种超越人类经验的宏大与威严。相比之下，中国美学的雄浑则更注重天人合一的和谐。雄浑之美并不脱离人与自然的共鸣，而是通过虚静、空灵的意境，将雄浑转化为一种内敛的精神境界。这种美学追求并非简单地表现外在的宏大，而是通过内在的超越性，实现人与自然、心灵与宇宙的统一。因此，中国美学并非缺少崇高美，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雄浑之美——来表达对宏大与超越的追求。这种美学追求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也为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摘编自李昌舒《中国古典美学的雄浑》）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真实是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和美化，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也更能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艺术家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或生活中可能有的人、事为基础创造艺术真实。

艺术虚构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是艺术家通过想象、联想、夸张、象征、推理等方式对生活素材进行再创造和重构的过程，旨在更深刻、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生活。艺术创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艺术家反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在艺术虚构中创造出艺术真实。那么，艺术创作是如何借助艺术虚构创造出艺术真实的呢？艺术创作始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要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必须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发生一定的联系。而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所形成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所爆发的火花，这火花就成为艺术家进行艺术虚构的开端。在艺术虚构的过程中，艺术家调动全部生活积累，使这火花变得越来越明亮，直到融入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真实之中。艺术虚构受艺术家自觉的理性制约，经过艺术虚构进入艺术真实之中的，不只是艺术家的真实思想，还有艺术家的真实情感。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是对作为表现对象的客观生活事件所蕴含的社会内容的认识和提炼。如果这种认识和提炼是正确的，如果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是与人民相通的，那么，这个作品就符合了艺术真实的部分要求。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真实与艺术虚构是辩证统一的。要想创造出艺术真实，一般来说既不能没有生活真实，也不能没有艺术虚构。虚构而达不到艺术真实，或真实而没有虚构，都要不得。离开了生活真实，就没有正确的艺术虚构；离开了正确的艺术虚构，就没有更高的真实，即艺术真实。正如歌德所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达不到艺术真实的虚构是对艺术真实的歪曲，是对生活规律的背离，是虚假的艺术。要想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融合，艺术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洞察生活本质的能力，还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也许有人认为，艺术真实这个概念，对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作品是适用的，却不适用于山水诗、风景画等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类，除了其中所体现的作者某种特殊审美情趣之外，又何尝不是寂静山林的典型写照？至于从维纳斯的雕像到齐白石的花鸟虫鱼画，无不在典型中见真实，无不在个别中显示着某种普遍性，蕴藏着某种发人深省的内在涵义，体现着事物的生命和灵魂。

（摘编自郁沅《艺术真实与现实主义》）

材料二：

艺术典型是艺术家通过个性化和本质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它既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既表现出一定时代人们的审美理想，又表现出艺术家独有的审美感受。它在文学作品中具体是指典型形象，同时也指典型环境或典型事件。艺术典型是个别与一般（本质、规律）的统一，是对艺术真实的最高要求。艺术创作就是要从个别中显示一般，经过虚构创造一种“不是现实而神似现实”的艺术真实，以实现对现实本质的真实反映。

有些艺术形象即使是艺术家采取夸张或幻想等表现形式创造的，其艺术真实性亦为人们所认可。《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关于严监生之死的精彩描写，虽然运用了夸张的形式，却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一个垂危的病人在“痰响”弥留之际竟然因为油灯中多点了一根灯芯而“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久久不断气。这显然是漫画式的夸张，是一种虚构。亚里士多德说：“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正如梁祝化蝶，虽然在生活中不真实，但在艺术中却是“可信”的。因为它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典型化的方法，即在个别中显示一般。

艺术典型必然带有作家的主观因素和理想品格。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作品只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如果没有任何基于时代主要思想的强烈的主观激情，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号泣或欣喜的颂歌，那么，它就是死的。”可见，主观因素与艺术理想，是艺术典型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艺术典型也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胡思乱想，那种“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倾向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典型又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总之，艺术创作就是从“个别”开始的，作家经过艺术虚构，对“个别”进行改造与加工，使“个别”鲜明化，同时使“个别”中的“一般”深刻化，塑造出艺术典型，从而创造出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