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都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

(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

11月13日，一个消息让中国文物爱好者（       ），馆举行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圆明园兽首，本身（       ）是珍贵的文物，但它的价值又①       。圆明园命运的（       ），记录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古老民族，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悲凉与屈辱。因此，每一尊兽首的回归，都是国人（       ）的焦点新闻。②       ，是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伤恸。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显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遗失海外，其中国家一、 二级文物就有100余万件以上。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外国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它们在异乡泣诉着一个古老民族城池失守的悲哀。我们在向为流失文物回归努力的人们致敬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在厚利驱动下，不少文物通过非法途径流 失国外。有文物专家分析，历史上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外国掠夺，而现在③       ，且因走私流失的文物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前者。

3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国家自信的根基，更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政党兴衰至关重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铸就的一种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第二次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生活方式革命等新内容是革命文化的延伸和发展。革命文化联系着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它是在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吸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中华文化长期以来自成一体、独立封闭的文化状态，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突破与发展；它赋予中华文化以开放性与时代性，处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间过渡，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深厚的思想根基。当前，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革命精神，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传承发展革命文化既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固本培元之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取材于张朋林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靠的就是不断坚持的革命勇气和毅力。这种革命勇气和毅力来自哪里？来自革命文化。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文化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将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巨大合力。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等伟大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始终保持和发扬革命文化中优秀的革命作风，才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阶段所迸发出的各种精神是这一历史时期实践成就的真实写照，与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跨越。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一时期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等伟大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取材于乔卫东的相关文章）

赵亮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将《大战中的插曲》《荷花淀》《小二黑结婚》三篇文章组成一个小专题，并确定学习主题为“抗战中的救难”，确定各篇文章关联学习主题的侧重，分别是“孩子是无罪的”“家乡是美好的”“婚姻是自由的”。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______________。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______________，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______________人的肉体，困境可以消磨人的意志，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                      ）。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参观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馆时说：“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长征的伟大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攻克不了的困难。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______________在路上。”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用奋斗幻化出翅膀，飞过坎坷，飞过岁月，飞向明天的辉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的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之后，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点滴间氤氲着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可以将这种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历过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时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淬炼的、在建设改革时期发展的理想信念、光荣传统、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团结理念等的集合。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处革命圣地、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位革命英雄烈士、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峥嵘岁月、谱写的英雄壮歌，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与追求、牺牲与奉献、情怀与担当，凝结成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深入研究红色基因蕴含的丰富思想和精神资源，继续推动红色基因创新发展。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进一步加强对党史的研究，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总结历史经验，更好阐发红色基因、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内涵和外延，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必须保护好、利用好。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引导全社会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红色基因镌刻在红色印记中，沉淀在红色故事里。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充分利用大数据，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工作。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推进红色资源数字化，探索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

（摘编自杨生平、李泓磊《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见证，凝结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成就与精神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文化铭刻着我们党诞生以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峥嵘岁月，记载着我们国家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发展历程。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大力传承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这些宝贵精神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精神财富，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孕育的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元素，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文化渗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向往、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对时代精神的创造。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容和时代价值，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石苇《从红色文化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材料二：

20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接踵而至，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球共有16亿人死于灾害。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对人们的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而这种形势下的相互帮助，则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首次提出了“灾难外交”这一概念。“灾难外交”就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

已有对“灾难外交”的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灾难外交”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感因素对“灾难外交”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从而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从心理层面上看，灾难外交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我国作为受灾国受到多国援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援助与协作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

当然，灾难外交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9·11”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的失败中得到证明——仅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遵从受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化对公开展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就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不利于人类的共同情感建设。

（摘编自韦红、马赟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