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赋是汉代最为流行的文体。赋之于汉，如同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堪为当时文学的范型和代表。

有汉一代，以景帝到武帝这一时期为最强盛最发达，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赋这一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体的成熟期、鼎盛期，其主要体式，便是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散体大赋”。可以说，散体大赋可视为汉赋的范型和代表。

散体大赋的主要审美特性和功能并不在社会政治意义的讽谕，也不在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摹拟、写实和再现。也就是说，它的美学支点不是内向的、心理的，而是外向的、认知的。它偏重于对对象的客观把握而非心灵的主观抒写，偏重于对外在感性世界的穷形尽相和遍观总览而非对主体行为的伦理反省和价值评估。这是我们对汉大赋审美特性和功能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把这一判断视为散体大赋这一文体和偏于“言志”“缘情”的诗歌有所区别的重要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刘勰对赋的这一描述，生动地揭示了赋偏于铺述、摹拟、写实和再现的审美特征。散体大赋作为赋之范型和代表，在这一点上更不例外。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以游猎为题材，以假设的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等几个人分别铺叙自己所见所闻的方式，先对齐、楚两诸侯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继而对天子宫苑的壮观景象和君臣游猎的浩大场面一一展开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和结构本身就决定了作品的外向摹拟性质和感性认知趣味。同时，通过这些虚构人物的叙述，自然外界的纷繁物色成了作者刻意描摹、铺排和展现的主要对象。

其次，散体大赋固然以体物叙事为旨趣，但这种体物叙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事物的摹拟和再现，而是对对象的全体总貌、对世界的巨细宏微的完整把握和描述，摹拟、再现的是对象界的“全景”和“大观”。这种把握和陈述、摹拟和再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带有一种话语形式的外向扩张、占有和征服的浓厚意味，因而从文化语境看，与大汉王朝“大一统”的社会意志以及士人阶层“兴造功业”的文化心态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司马相如作赋，就旨在“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因为在他看来，“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与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抱负不正如出一辙吗？不正都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那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雄视天下、傲视古今的主流文化精神吗？正是在这里，散体大赋的体物叙事自然地蕴涵着一种豪雄之气，显现着一种宏大之象，表征着一种巨丽之美。

再次，从审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西汉散体大赋的出现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至少有两大贡献：其一，充分发挥了中国语言的审美潜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文学表现力。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炫博耀奇、堆砌辞藻、滥用生僻字词之嫌，但同时在锻炼词句、讲究辞采、追求语词的摹物状景技巧和声色气势效果等形式美学方面，它又确乎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魏晋以后以沈约“四声八病”为代表的文学形式美理论的大发展，若没有此前汉大赋对语言之美的开发这一环节，那是不可想象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汉大赋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空间意识，提高了文学体物摹形的能力，开拓了审美的感性视野和对象界域，为自然物真正获得独立之美做了比较充分的历史准备。我们知道，中国审美文化总体上有着浓厚的主观性、内向性和体验性色彩。从思想观念上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等论述，皆表明外在的、感性的、物质的对象界并不与人相疏远、相对立，而是与人息息相通、浑然如一的。因此，对于人而言，它在本质上就难以构成一种认知性、思维性客体对象，而主要是一种体验性、内省性对象。而散体大赋将审美焦点由“向内”移换为“向外”，对广大浩邈的对象界、自然界，极尽描摹铺陈之能事，使自然客体从先秦审美文化的“人事”氛围和“言志”趣尚中凸现出来，成为自己所关注、所追逐、所摹仿的主要对象，而且其描摹铺写的完整、细致、繁复、逼真，其风格、格调的色彩斑斓、纵横飞扬，都可谓尽其情致，达其极端，从而在体物写景、状貌拟象的丰富、具体、广博、直切等方面，已较先秦时代有了突破性、飞跃性发展。

应当说，散体大赋对外在感性界、对象界的艺术“开发”和对物质的形貌声色的文学“摹仿”，为后世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前景和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它对魏晋以后自然之美和山水文学的渐趋独立与深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开拓作用。

（摘编自仪平策《大风起兮：秦汉卷》）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其耐旱耐贫瘠，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粟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密度很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就在这时，小麦横空出世，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约在8000年前，西亚人民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物种。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不过在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人们以粟为尊贵之物，这很可能是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小麦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我国北方却是温带季风气候，春季较为干旱。因此要种植小麦，就需要春季有充足的灌溉。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与粟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但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立刻把粟远远地甩在后面。

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战国七雄之中，秦国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粟、麦轮种，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正所谓     ① ，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连年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与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日益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形成了馒头、面条、面饼的传统吃法。因此，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开的。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朴素，以德治天下，     ② ，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在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可以说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做长期的抗争。无法休耕，让土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盐碱化境地。大批农民失去稳定的粮食收入， ③ 就不可避免了。多次导致王朝衰败甚至覆灭的农民起义，都发源于小麦种植区，比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这些起义的导火索可能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黑影。

在小麦无力养活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古代越南人民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优良的稻种——占城稻。占城稻的一大优点是早熟，从苗床移植到稻田后，只需要100天就能收割。此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加缩短，甚至两个月就能从种到收。更为可贵的是，早熟的水稻可以摆脱江南地区梅雨、干旱、台风、秋霜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获得稳产高产，更让促进轮作和一年两熟制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占城稻的助力下，宋朝时期开始出现两熟种植法，单位面积的稻米产量快速增加，直接激发了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特别是南方地区。

占城稻，让中国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了1亿大关然后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国土面积虽然扩大了许多，人口数量也不过在1.5亿左右，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再创新高，只能期待新的农作物了。

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经济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在这些农作物/经济作物中，玉米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最大。康乾时期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等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是天纵奇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

（摘编自波音《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8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秦始皇帝、汉孝武帝、唐明皇帝，皆以过人之材，履治安之世，内则殚奢极侈以竭天下之奉，外则穷兵黩武以邀绝域之功，甘心方士虚诞之说，以求不死，为后世笑。

阿房之宫，隔离天日，钟鼓嫔嫱，不移而具。骊山之役，下涸三泉，中成观游，上成山林。既以强力擒灭六国，又命蒙恬北筑长城，以守籓篱，却匈奴者数百里。遣徐福辈治装入海，以求方丈、蓬莱，亲巡海上，以候神人，至死不寤。峻刑苛法以敲扑天下，焚诗书以愚黔首。天下豪杰，散弃山泽。陈胜奋臂一呼，豪杰并起，而秦亡矣。

（节选自李纲《三帝论》）

材料二：

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不闻其戕民以树怨也。秦始皇造阿房之宫，而天怒人怨，旋致灭亡；汉武帝兴土木之功，而民疲财殚。夫秦皇、汉武以全盛之势，而力役繁兴，犹有民不堪命之嗟，况今偏安一隅，四郊多事，正人主宵衣旰食之时，而臣子枕戈待旦之日也。迩者建康留守诸臣乃请治行宫，备巡幸。臣愚无似，窃以为兴工动众，有大不便于今日者。夫建立行宫，规制宏敞，采备物料，经营土木，山川跋履之劳，水陆舟车之运，军匠不足，继以平民，望风承旨，为害何穷？

方今军需告急，飞挽不时，使命频仍，刍粟不继，天地之生财有限，小民之膏血几何？势无取不尽而用不竭之理。是故善理财者，量入以为出，不为不经之用，不为无益之费。太上皇帝肇造中兴，建都临安，诚以邦家多难，实逼处此，事从草率。一旦禅位陛下，宜方励大有为之业。即使府库之中金钱贯朽，仓廪之内粟米山积，而散之孔易，敛之维艰，尚宜撙节以留有余。况处国非其国之时而复为土木以耗之一旦有急其何以应？陛下正须休息而安全之，养其力，无使乏，厚其生，无使贫，鸠流移而安集之，庶其有济。若使工作方兴，强敌乘而袭我，疲贫之民望风解散，陛下谁与为守？虽有行宫，将安用之？

（节选自郑兴裔《请罢建康行宫疏》）

9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①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②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③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杜牧赋阿房，其意远，其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今用秦事参考，则其所赋可疑者多。其叙宫宇之盛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按《始皇纪》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据地里而约计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仅可百许里。若从东西横计之，则自户杜以至沪水亦无百里，安得盖覆三百余里也？及其叙妃嫔之盛，则曰：“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可得见者三十六年。”此又误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六国，则二十五年前未能尽致侯国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见御幸也耶？按《本纪》曰，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则宫室嫔御之盛，如《赋》所言，乃渭北宫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未几，周章军至戏，则又取此役徒以充战士。则是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弃而涨渭以腻也？其曰“上可坐万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尝于此受朝也，则可以知其初托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载以实渭南，岂非误欤？

（节选自程大昌《雍录》）

【注】①阁道：与本句的“营室”都是古星名。②隐宫：即宫刑。③写：通“卸”，运送。

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灾沴，调用繁冗。欲望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臣愚以为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①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安石争论久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只伤国体，未协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节选自《宋史全文·卷十一》）

材料二：

三代以来，书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征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智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所谓择术讲学之方，虽孟子告君，殆不过是。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诘其施设之方，而再三不条对者，盖其所施设之方止于青苗、助役之类，而遽条陈之，则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录进，欲使人主之深听，而后举朝听其所为也。未几，读吴申“谨奏成宪”之疏，于是谓成宪不足道，人言不足听，劳民非所恤，严刑非所缓；人主当示人以好恶，当与人以不测。且谓劳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设之蕴，理财之法，变法之心尽露矣。

（节选自《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五》）

【注】①箕：指畚箕，一种工具。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子思自齐反卫，卫君馆而问曰：“先生鲁国之士，然不以卫之褊小，犹慰存之，愿有赐于寡人也。”子思曰：“臣羁旅于此，而辱君之威尊，亟临荜门，其荣多矣。顾未有可以报君者，唯达贤尔。”卫君曰：“贤则固寡人之所愿也。”子思曰：“未审君之愿将何以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卫国非无贤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贤才不见用故也。”君曰：“虽然，愿闻先生所以为贤者。”答曰：“君将以名取士耶？以实取士耶？”君曰：“必以实。”子思曰：“卫之东境有李音者，贤而有实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农夫也。”卫君乃卢胡大笑曰：“寡人不好农，农夫之子无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称李音，称其贤才也。周公大圣，康叔大贤，今鲁、卫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虽善农，则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则臣所谓有贤才而不见用，果信矣。”

（节选自孔鲋《孔丛子·抗志第十》）

材料二：

问者曰：“仲尼恶没世而名不称，又疾伪名，然则将何执？”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

（节选自徐干《中论》）

材料三：

有实必有名，故君子不求名，亦不辞名。君子不恶有名，有名则可以验其为善之实矣。是故务实之名，君子不恶；务名之名，君子恶之。称情之名，君子不恶；过情之名，君子恶之。

孔子不恶名，如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盖名实之相应，犹形影之相随也。孔子之言，亦因名以验实者欤？有大德者必得其名，使尧、舜无名，则后世不知有尧、舜矣，将何以法尧、舜耶？故名也者，内可以验己为善之实，外可以启人为善之心矣。

（节选自樊深《西田语略》）

6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宋世风俗（节选）

顾炎武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①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②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李定、舒亶诸奸，一时擢用，干进之流，乘机抵隙，党祸大起，国事日非。后之人但言其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③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东轩笔录》^④：“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选用新进，待以不次，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而一时之士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当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士习、蠢民生，而己亦不飨其利。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兵革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有删改）

【注】①五季：五代时期。②艺祖：指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③浇风：浮薄的风气。④《东轩笔录》北宋文学家魏泰所作。

2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有删改）

材料二：

盖盘庚遇水灾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节选自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三书》，有删改）

材料三：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节选自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材料四：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①也。是时隆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节选自王铚《默记》，有删改）

【注】①王元泽：王安石之子，字元泽。

然后百姓A由宁B殷道C复兴D诸侯E来朝F以其遵G成H汤之德也

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齐以为迂阔而烂熟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

（节选自《宋史·王安石传》）

材料二：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复相，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今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

《东轩笔录》发明荆公请事，至为切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蠹民生，而己亦不飨其利。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节选自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AI教父、诺奖得主杰弗里·辛顿2025年4月21日在多伦多大学参与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思维方式的话题，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日益深入，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知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将重塑人文学科。

约100年前，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发展曾带来类似的影响——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谬误，但也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它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我们开始接受，人类拥有各种无意识的动机；我们承认，自己在行事时往往依赖各类类比，而非单纯的推理；我们也基本认同，人类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

即将发生的变革更为深远，因为直到现在，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大多数人仍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近似于逻辑推理——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本质上是强大的“类比机器”，通过识别类比来思考。类比并非单一的关联，而是涉及诸多事物的复杂映射。

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性本质的认知：我们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我们的思维表层有一层薄薄的推理能力，这对数学等领域至关重要——没有这层推理能力，我们就无法拥有银行账户之类的事物。但从根本上讲，我们依赖类比进行思考。”

（AI教父杰弗里·辛顿谈人类思维方式：我们更像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

材料二

当下想要找到些“普通人类擅长，而大模型不擅长”的任务，似乎越来越难了。“类比”可能就是这样的任务，这不只是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喻指任何事物的致命缺陷或薄弱环节），更显露出不同大模型间以及大模型与人类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们日常语言中充满了类比。类比能够激活创造力。例如，爱因斯坦将引力场类比为一个重物被放入蹦床后造成的表面弯曲，这启发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类比还能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像为人所熟知的类比——“意识就像冰山”，通过将意识与冰山联系起来，人们可以直观地推断出意识在水面下的深度和复杂性。

那么，大语言模型是否也具有类比能力？

为了验证这一点，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测试。他们让42名儿童（7-9岁）、62名成人以及GPT系列4种大模型（Anthropic的Claude-3.5、Google的Gemma-2 27B、OpenAI的GPT-4o和Meta的Llama-3.1 405B），接受拉丁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和符号列表三种条件的字符串类比任务测试。

根据表格可知，①__________，有时甚至不如儿童。就拿GPT-4o和Claude-3.5来说，在拉丁语字母表上，其平均准确性要高于儿童并接近成人；但当题目换成希腊字母，准确性就会显著下降；而到了符号时，其准确性甚至不如孩童。

上述结果说明，当实验引入“异构”字符表时，②__________，而大模型则会出错。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和类比的系统，应该在变化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性能——这正是GPT系列大模型不具备的能力。

（节选自郭瑞东《类比的长河，为何流到大模型就被截流》）

材料三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春脉如弦”等。一个恰当的比喻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悟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有些人以为，“取象比类”就是类比，而类比则是不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取象比类”也被当成了不严格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类比指的是由某一事物具有某种特殊属性，推导出与之同类的另一事物也应具有这种特殊属性，可是“取象比类”的功能并非如此。由于“取象比类”的目的在于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抽象思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也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象”，是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取象比类”的关键在于用人们熟悉的“象”作为喻体，来认识某种比较生疏的“象”，使人们体验这两种“象”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恰好就是有待认识的“象”的本质特征，这样可以使人们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获得通透的理解。“取象比类”具有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较为缺乏的。

“取象比类”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构思注重“制器尚象”，中医在阐释医理药性时大量采用“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取象比类”的智慧，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练拳如练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循循善诱”，思想交流中看重悟性，“取象比类”成为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取象比类”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体现其当代价值。这种转化，一是要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二是要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三是要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作为非逻辑的认知模式，虽然不能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完全取代，但二者间可以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使“取象比类”在当代焕发新生。

（节选自王前《“取象比类”的前世今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6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征金瓮一。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

［乙］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节选自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7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节选自《贞观政要》）

[乙]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节选自《谏太宗十思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