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流泪开始之日。——闻一多《红烛》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闻一多在《红烛》一诗中却写道：“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读了上述材料，你对“耕耘”与“收获”有何感悟或思考？请你结合社会生活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加以阐述，写一篇议论文；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来展现你的思考，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闻一多色彩丰富的诗歌，正好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成为“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注]”。这朵中西艺术开出的奇葩，究竟有怎样的美呢？

其一，是富于感观效果。逼人的色彩夺人眼目，我们似乎能从文字中大饱眼福。

色彩丰富的文字容易引起通感，让感官得到享受。如“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读者不仅能看到紫色的涧水（视觉），还能用肌肤体会到凉爽的溪水（肤觉），更有吃紫葡萄的甜美感（味觉），喝葡萄酒的陶醉感（味觉）；又如“黄金笑在槐树上，赤金笑在橡树上，白金笑在白松皮上”（《秋色》），不仅让读者的视觉得到了享受，满眼是黄、红、银……还让我们的听觉也得到了享受，满耳是色彩爽朗的笑声。

其二，色彩使闻一多诗歌集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为一体，让读者在奇异中感到亲切。

闻一多色彩浓丽的诗，让习惯了淡雅自然的中国诗读者耳目一新。如诗人的小诗《稚松》，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松树的颜色成了“金色”“海绿色”，这就借用了西方绘画色彩的理论，不画物体的“固有色”，而画对比中的色彩。这一新奇的色彩画面，大大地满足了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不过，闻一多很会掌握度，他不会像自己批评的拉斐尔前派那样走得太远。除这首略为猎奇的小诗外，闻一多大部分诗的色彩，都是异国情调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如他的《秋色》，总的来看，其注重色彩的写法颇具西方风格，而在这些色彩中，不仅有美国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肥厚如熊掌似的/棕黄色的大橡树”，更有“黄浦江上林立的帆船”“紫禁城里的宫阙”和“陵阳公样的瑞锦”。对于中国读者，如果在《秋色》中读到的通篇皆是“蔷薇窗”“天使画”之类的，我们会从开始的新奇感变为陌生感，继而拒绝读下去；而当我们在《秋色》中看到了“黄浦江”“紫禁城”，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因此，即使我们读的诗与本国诗歌冲淡的色彩风格相去甚远，我们也能在浓郁的色彩中，在感受异国情调的同时，感受亲切。而这正是闻一多诗歌与西方诗歌艺术融合的结果，是他对诗歌恰到好处的着色使然。

其三，闻一多诗歌的色彩让读者经历了热烈与深沉的情感享受。

色彩是有情感的，不同的色彩能激起读者不同的情感。读中国素色的古诗，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的情感是冲淡、平和而闲适的；而读闻一多富于色彩的诗，       。

据陈梦家先生回忆，闻一多诗中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黑灰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能使人热血沸腾。闻一多自己也说：“红给了我情热。”（《色彩》）黑色是大地的颜色，深厚的大地，给黑色笼上了一层沉重感。黑色也是死亡的颜色，闻一多说“黑还要加我以死”。他《死水》的封面是黑色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再加些“破铜烂铁”，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黄昏是一头神秘的黑牛”（《黄昏》），黑色黄昏令人退而却步。

闻一多喜欢用黑色，因为当时的中国一片漆黑。忧国忧民的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心情是沉重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正因为他红色般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才有黑色般的忧和痛：“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心里依旧是红热的。”（《红豆》二七）与闻一多先生感受着这样的黑色，我们的心有了忧患感、沉重感，我们的思想不再轻浮。

其四，闻一多诗中绚丽纷呈的色彩，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使我们思考人生。

“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色彩》）

难怪闻一多要用色彩写诗。色彩在于他，不只是红黄赤橙，更是生命本身，这就赋予色彩以哲学意味。那摔了一地的“白杏儿红樱桃”，是人性的纯洁和热情受到了摧残；春末依旧娇绿的荷钱“不息地仰面朝上望着”（《春之末章》），那是人们在祈求生生不息；秋在“嵌白框窗子的”房檐下（《秋深了》），那是生命必逝的挡不住的悲哀。闻一多的色彩使人们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使我们以哲人的姿态来审视生活。

其五，闻一多的诗歌色彩是他追求艺术理想、人生理想的途径，或者说是色彩帮助他完成艺术追求，实现美的理想。

闻一多用色彩实现艺术理想，他佩服济慈，他的艺术理想也是要像那样，为艺术的美而死。他写了《李白之死》《剑匣》等表现他艺术理想的诗。李白在水中追月而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月宫，正是闻一多向往的艺术殿堂。而他用以构筑艺术宫殿的，当然是色彩：那里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有“满载霓裳”的“云车”，还有“彩佩玲珑的仙娥”（《李白之死》）。剑匣是诗人亲手制作的艺术精品。当这一杰作制成，诗人也醉死了，被艺术的美醉死了。而帮助他完成这一精品的，自然是色彩。你看，他要在剑匣上镶白面的太乙、粉红色的荷花，雕墨玉的凤蝶。他的彩匣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的诗人也“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色彩帮他完成了理想，帮他完成了人生，使他实现了为艺术献身这一崇高目标。因而，色彩本身也具有了崇高性。

总之，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诗歌绘画传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奇异的美。追求美，表现美，正是中西方诗歌的最终目的。

（摘编自周彦《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注】宁馨儿，用来赞美孩子的称呼。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郭沫若和惠特曼的诗歌意象群中，“海洋”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二者是以影响关系存在的，惠特曼海洋诗的风格改变了中国传统诗歌中提及海洋时的情感。

受儒道自然观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大海往往只是人们观赏的景象，诗人大都是借景抒情，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传统“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歌教义往往限制着古代诗人想要酣畅淋漓地抒情达意的愿望。《唐诗三百首》里有很多嵌有海的诗句，如白居易写“忽闻海上有仙山”，李白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等，但海洋在这些诗里，没有像日、花、江、河那样成为诗人讴歌的正面对象，它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地理遥远的概念。“五四”的时代精神呼唤着狂飙突进的诗风，只有充满高于人类力量的自然物象才能和这一时代精神契合。于是，新诗的先驱们从惠特曼诗歌中汲取精神，对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和实践进行大胆改造。

这种创造体现在主体对大海的态度上，就是从畏惧向渴望征服转变。古诗中海的形象表现出慷慨悲凉的在少数，表现变幻莫测、诡异奇绝居多，这里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即对大海的神秘莫测的恐惧情感与隔膜态度。惠特曼诗中满是由气势恢宏的大海激发而出的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毅力，给了郭沫若等很多现代诗人以很深的启发。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展现出海洋的博大神秘、势不可挡的气势。相比于古诗中温柔婉转、发乎情止乎礼的抒情，郭沫若诗中的海洋之形、声、味以直观真切的感受洗涤了读者的内心世界。诗人仿佛置身地球之外，像是在太空中俯视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全貌。在诗人眼中，海洋是“无限”的，是有着能够推倒地球的力量的。对于海洋力量的赞美抒发了一种借助海洋无穷的力量推翻已有的存在的渴望。诗人渴望毁坏和创造，而这种渴望在海洋势不可挡的气势面前达到了顶峰。诗人在此刻对海洋的情感是充满征服欲望的。

郭沫若这种由传统诗歌意象发展出的新意象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惠特曼《草叶集》中的《海流集》借助海洋意象书写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其中的海洋意象都是自然之力与征服欲望的载体。与其他温婉轻柔的爱情诗不同，惠特曼笔下哪怕是描写爱情这样柔软的心灵感受，也要使用充满力量感的大海作为背景环境。

总之，同样是写海洋，与中国古代诗歌相比，郭沫若笔下的大海更加浪漫化，抒情主人公的情感也丝毫不受约束，征服与创造的情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惠特曼诗中充满激情的大海促使了郭沫若海洋诗发生这种从节制、敬畏到创造、征服的情感转变。

（摘编自陈子尧《惠特曼海洋诗对中国新诗中海洋意象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学中海意象的主题史研究近年已取得不少成果，王立的《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专章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海意象的渊源和历史流变，着重指出在《山海经》等上古文本及秦皇汉武海上求仙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古典文学绵亘着一个海上仙话想象的抒情和叙事传统，文学中的海意象属于古典意义的游仙主题系统。

中国近代史以来，海洋不再是表达想象欲望的诗意所在，而一跃成为现实挑战的地理存在，一种崭新的海洋文化地理观得以确立。自此之后，文学中的海意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代作家们超越了已定型化了的古代海洋意象系统，重新生成具有近代思想内涵的意象，用以表达感时忧国的现实精神和抒发民族复兴的理想。

近代诗歌中的海洋意象大多不局限于仅作背景揭示功能，它已融入新时代精神和创作主体的人格情趣。从意象共时性传播角度看，海洋意象的潮动反映了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型，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救亡图存的基本精神导向，因而海洋意象实际上已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有机的符号系统。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便是有力的例证。这首诗以汪洋恣肆的气魄、深蕴的象征意义创造了近代海洋诗的最高范例。在这里，太平洋已成为作者表达激情和理想的整体象征意象，它不但是情感触媒，而且已变成人格化的精神力量，寄寓了梁启超对新世纪民族复兴的强烈期盼。

“五四”新文学一方面赓续了感时忧国的近代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开拓了个性主义的新境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使得海洋意象不但用来表达现实忧患意识，同时也成为创作主体个性张扬、自我表现的符号载体。《女神》的许多篇什把海意象的这种强烈的个性特征推至极端。大海意象在这部诗集中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它往往与“太阳”意象一起表达诗歌主题。郭沫若以其惠特曼式的激昂笔调，通过对大海的壮丽和力量的讴歌，表达了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如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借用北冰洋的壮丽，太平洋的浩瀚及伟力，抒发了他内心强烈的情绪，海洋的滚滚洪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毁坏，它创造。在这首诗里，“海洋”显然成为主导性的象征意象，它昭示着“五四”时代雷霆万钧的狂飙精神，它毁灭旧世界，呼唤着光明的未来。

从主题史角度看，海意象的流变史无疑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探讨提供了有意义的样本：海意象内涵的重新生成显示了具有“现代性”表征的近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大分野，而海意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多元流变则昭示着这种现代性的复杂特征。

（摘编自陈旋波《“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太祖武皇帝，沛国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公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公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征拜议郎。

建安二年，张绣等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抄，公击破之。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遂还许。

初，公举魏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四年春，生擒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初，公为兖州牧，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吕布。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此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节选自《三国志·魏武纪》）

材料二：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诸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六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节选自曹操《求贤令》）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穿越时空的叩问，如洪钟激荡，既回望峥嵘岁月，更召唤青春热血与担当。“曾记否”以一种深沉的方式唤醒我们的“击水”时刻——一次无畏挑战，一段咬牙坚持，一回挺身担当，一次全力奔赴……那奋力“击水”的经历，激励着我们前行。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7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春雨^①

陆游

药炉茶灶淡生涯，听雨犹能惜物华。

蘸岸顿添三尺水，沾泥不贷^②一城花。

闲摩病眼开书卷，时傍危栏弄钓车。

稚子孤行八千里，喜闻炊熟可还家。

【注】①《春雨》是陆游晚年闲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时所作。②贷：此处指遗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诗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获有那么普遍的荣誉，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方面的成就，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的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同时都由他自己来创造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之外另外有什么词汇。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诗品》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些话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从汉帝国发展到唐帝国，生活内容五百年来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只是更成熟地走向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已。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生活中，累积了生活经验，也累积了生活感受，仿佛一个住了几十年而没有剧烈变化的家乡，其中一木一石，都能唤起生活中的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个“月”、这个“关”、这个“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其中累积了多少人的生活史，它们所能唤起的生活感受的深度与广度，有多么普遍的意义！正是这样，这首诗才能如此形象地典型地被歌唱出来。且不说一首完整的诗，就仅仅“关”“山”“月”三个字连在一起，也会产生相当形象的联想。这难道不是唐人普遍的感受吗？

至如“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个“柳”又是何等地为生活所熟悉。然而诗化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生活的熟悉，正如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样，一个民族心理和特征的形成，虽决定于它的生活，也渊源于它的文化传统。从《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柳”的形象开始是偶然地而非很普遍地在诗中出现。然而“柳”已经与“春天”、与“游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逐步深入人的情感世界。《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陶渊明则自称为五柳先生，王恭则被人称道为“濯濯如春月柳”。而“柳”在诗中大量地出现，则仍要到北朝《折杨柳歌辞》出现之后，接着隋、唐进入了统一，随着春风得意的时代，随着游子以至边塞的生活，“柳”就成了生活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它是生活也是诗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生活谚语。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民族形式，我们所能学习的就更多了。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寒雨连江夜入吴”“鸬鹚山头微雨晴”，一直到“清明时节雨纷纷”“江雨霏霏江草齐”，这个“雨”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雨，然而到了诗歌语言中，它又逐渐成为多么富于联想的一个词，而它的丰富性、普遍性，也是直到唐代才更为突出的。所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山”“月”，这里的“雨”“柳”“酒”“关”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就无怪乎它成为最富于感染力的赠别诗了。而“客舍”的旅人之情，“青青”的欣欣生意，与那最后二句的巧妙构思，交织成阳关三叠的歌唱。而从此“渭城”也就被赋予了鲜明的诗意，所谓：“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

这样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唐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生活信念、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吸取着、创造着这些词语，这就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鲜活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语言》）

9 . 阅读下面一首明诗，完成下面小题。

溪 上

沈周^①

春日熙熙百鸟鸣，东溪试步觉芒轻。

闲来闲往曾无为，时笑时歌自有情。

止水触风微起縠^②，过云生雨略搀晴。

邻翁偶揖还相汎^③，道是先生底^④独行。

【注】①沈周：明代著名画家、诗人。②縠：喻指水面细小的波纹。③汎：同“泛”，闲谈。④底：为何，何故。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孟子曰：“离娄^①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节选自《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节选自《荀子·性恶论》）

材料三：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②，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节选自《庄子·缮性》）

材料四：

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③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④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

（节选自《淮南子·修务训》）

【注】①离娄：传说中黄帝时期视力极好的人，能看清细微之物。②知生而无以知为也：意思是智慧生成却不用智巧行事。③帽凭：盈满的样子。④丹朱、商均：分别是尧、舜的长子，因品行不好都未被传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航天发射成功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背后的研发故事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如丁燕历时12年创作的“工厂三部曲”，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

李瑞：非虚构文学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吗？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将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论“影响-接受”模式下展开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地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出场和亮相，外来的非虚构写作理论扮演着催化剂角色。但是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此外，其兴起的根本原因还应该溯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家国情怀。

李瑞：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邹赞：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依此，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其二，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引发了很多“离乡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纽带得以链接的背后，关联着知识群体对乡村青年所倾注的人文关怀。其三，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新疆大学教授邹赞访谈》）

材料二：

文学叙事不是现场直播，任何写作都是回忆或记忆的复现。而人的记忆往往是凌乱的、不完整的，作者需要通过推理、判断和必要的想象，使不完整的事件得以完整和有序化。文学不能满足于事实的真实，而要达到能够反映事物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凭借虚构达到典型化的过程。

非虚构写作虽然强调“非虚构”，但同样是“记忆的复现”而不是“现场直播”。即便是“现场直播”，也必然有主观选择而不是纯客观的原生态展示。所以，许多号称非虚构的作品，实际上采用的是“非虚构+虚构”的叙事模式。因此，许多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允许虚构。一方面强调非虚构，一方面又有虚构，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看似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从字面上看，虚构和非虚构似乎是对立的。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无本质区别：所谓没有“本质区别”，是指二者都属于文学，都需要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二者的区别则在于虚构文学可以采取“杂取法”，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具体细节整体性地进行虚构；而非虚构文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不虚，不能进行重大的改变和虚构。

非虚构文学强调的“求真”必须具有超越性。非虚构文学需要以文学手法重构现实，揭示超越事件本身的人类共性困境；以文学技艺升华真实事件，使之成为人类精神的纪念碑。如此看来，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遴选就显得非常关键了。非虚构文学的素材来源是真实事件，但并非所有的真实事件都有这种超越、升华的条件和可能。就像采矿，矿石如果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是没有开采价值的。

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选择，是否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即重大性、典型性和开创性。重大、典型的真实事件，往往是由多重矛盾所构成的某种社会现象，而构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可能有文化、人性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重大事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它同时又带有能够超越真实事件的个别性，而得以升华为带有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真实。所谓开创性，是指非虚构文学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描写对象，从而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摘编自封秋昌《非虚构的文学性与超越性》）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笛教授主张微观史研究必须具备“大关怀”。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处理具体的小人物或小事件时，________。通过个体研究展现群体的整体性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此外，在史料运用上，他打破了文史隔阂，________，但同时也强调要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进行印证，以规避文学描述中的偏见。他认为，优秀的历史写作不仅要有学术深度，________，从而让普通民众也能读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