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儿》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造成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做了认真地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优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邪说来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邪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的拖延，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科学进步将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却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畏吗？

（摘编自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后，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声音此起彼伏。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以及与自然选择相关的生存竞争和渐变，所以达尔文一再宣称“自然界没有飞跃”。达尔文认为生物个体在长时间的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异积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物种或新的亚种。在大量古生物化石发现的基础上，1972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提出全新的生物进化理论——“间断平衡论”。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渐变与跃进交替的进化模式，是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绝造成新种出现的过程。该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地球生物演化史上许多物种突然爆发式出现的现象，指出了生物界不但有渐进式进化，也有飞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达尔文认为动植物界在十分激烈的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就形成了新的物种。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学研究表明， 自然界中任何物种或生物个体，都处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内的生物个体、物种、群落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环境，不但有竞争，更有协同发展。人们熟悉的一个例子是，昆虫在采集花粉的同时，也为植物完成了授粉。在这一过程中， 昆虫得到食物，花得以授粉，动物与植物相得益彰。

生物物种经历了萌发、发展、壮大，最后归宿则是消亡，达尔文只承认渐灭，不承认突然绝灭。他在《物种起源》中说：“确信通常的时代没有一次中断过，没有任何激变曾经使整个地球变为荒芜。”达尔文之后的古生物发现与研究明确表明，自然界不单存在着他所主张的渐灭，还存在着他所坚决否认的突然绝灭。在较短的地质历史时期内，曾出现过生物大量整体地突然灭绝，从距今5.4亿年的寒武纪以来，这种明显的生物突然大灭绝就发生过4次。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确存在局限性，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他。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进化论，其历史功绩必须被充分肯定。

（《达尔文是该“退休”了吗？》，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达尔文雀”并不是指的具体某一种鸟，而是指生活在南美加拉帕戈斯群岛及科科斯岛，分类上隶属雀形目裸鼻雀科共计5属15种的一类小型鸟类。1835年，达尔文随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勘探船造访此地时，第一次采集到了这些鸟类的标本。因为在演化生物学研究领域声名显赫，这些外形各异的鸟类得到了“达尔文雀”这一响亮的名称。传说，正是这些鸟儿启发了达尔文，让他领悟了演化理论的关键。

但其实，如果研读达尔文的著作原本，会发现达尔文雀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在加拉帕戈斯的时候，达尔文自己根本没怎么在意这些鸟，分类学都没有分对，许多地理信息也缺失了，这使得它们并没有构成十分强力的证据。这些鸟儿真正大放异彩，其实是在达尔文去世后；是20世纪的研究，才真正让它们走入了演化理论的核心。

1938年，28岁的大卫·拉克从英国皇家学会和伦敦动物学会申请到了研究经费，踌躇满志地准备全身心投入到鸟类科研事业当中。拉克果断决定将自己的研究地点选在了距离英国万里之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里近5个月内的野外工作和其后室内研究当中累积的丰富资料，为拉克日后揭示“达尔文雀”的奥义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正是在拉克的工作之后，这些生活在东太平洋偏远小岛上的小鸟们才真正得以名扬天下。

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如果拉克止步于此，“演化生物学之父”的美誉就彻底与他无缘了。受到前苏联生态学家乔治·高斯提出的竞争排斥原理启发，拉克开始重新思考和分析自己的数据，并逐渐得出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结论。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式各异的喙。以地雀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首次开创性并有力地论述了“达尔文雀”就是适应辐射的经典案例，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最终圆满弥补。

1972年初，时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副教授的彼得·格兰特博士在阿伯特的建议下，将“达尔文雀”作为研究对象。这年5月，格兰特和阿伯特首次拜访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经过一番考察，他们最终选定了大达夫尼岛作为研究基地。格兰特的夫人芭芭拉·格兰特作为科研助理。起初，格兰特只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诸如标记个体，测量鸟的身体状况、喙的大小和取食种子的情况，确定繁殖成功率等种群生态方面的传统研究。他们谁也没能想到这个最初只有4000美元资助，并且在接下来的20年内也没有稳定专门经费支持的研究，会将格兰特夫妇的名字和“达尔文雀”宿命般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7年，一场始料未及的严重干旱降临到大达夫尼岛，整个雨季降水量仅24mm，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1/5。由于食物的匮乏，当年岛上没有地雀繁殖。而1976年标记的388只中地雀幼鸟里竟然仅有1只活到了1978年的繁殖季，对于任何试图开展长期野外研究的人而言，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研究对象无疑都是一场灾难，然而格兰特和他的学生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干旱造成食物短缺时，较小也较软的种子最先被消耗光，导致那些没法取食较大较硬种子的个体被饿死。由于喙型是可遗传的，幸存下来的地雀就会将帮助它们熬过干旱的特征传给下一代，而测量数据表明到了1979年中地雀喙的厚度确实增加了！来到大达夫尼岛上仅仅6年时间，格兰特就有幸见证了自然选择发生在中地雀上的一次鲜活案例。1981年，格兰特和他的博士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至今这篇文章已经有了高达475次的引用。

2015年2月11日，一项新的研究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研究方法是目前最流行的基因组学，而研究对象，终于聚焦在了“达尔文雀”身上。最有意思的是，通过对所有“达尔文雀”种类全基因组测序后的分析发现，已经被证实在人类颜面部畸形发生上起到重要作用的ALX1基因，对于塑造大地雀、大仙人掌地雀和尖嘴地雀喙的形状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1835年达尔文首次采集“达尔文雀”的标本开始，人类与这些独具魅力小鸟已经结缘整整180年。“达尔文雀”的传奇，生动地展现了追求真知的人们在旅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起伏波折和不经意间的曲径通幽。

（摘编自果壳网《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

9 . 阅读下面两则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石钟乳，饵之最良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

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氓之熙熙，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绐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先赖而后力，欺诬屏息，信顺休洽，吾是以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昏雾，扞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然以致其力。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柳宗元《零陵郡复乳穴记》）

材料二：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节选自刘基《郁离子》）

退而思A其言B类东方C生D滑稽之流E岂其愤世F疾邪者耶G而托于柑以讽耶

9 . 阅读以下古诗文材料，完成小题。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归去来兮辞（节选）

陶渊明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①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③不委心④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①乘化④以归尽①，乐夫天命复奚疑！

［注］①驾：指追求想要的东西。②事，指农事。③曷（hé）：何。④委心：随心所欲。⑤聊：姑且。⑥乘化：顺从大自然的运转变化。⑦归尽：到死。⑧奚：什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节日本质上是一种人为创造的社会时间。简单来说，社会时间就是由社会所建构的时间，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又通过诸社会活动来对自身加以表达。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社会时间的建构与表达也会有所不同。正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那样：“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奏的关系。”而节日作为社会时间的一种，其建构也是与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经济结构、社会传统、政治制度等紧密相关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是民众最主要的衣食之源，是国民经济命脉。对广大乡村民众而言，农业生产是他们一年之中最为主要的活动，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一年之中，受自然节律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收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特征，即农事节律。与此相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从年初到年末，各种活动各有其时。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一年四季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农业是最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乡村民众是最主要的国民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国家或社会的时间生活安排也必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农为本”特色（当然牧区、渔猎区等除外）。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其被创造与建构的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会受到农事节奏的影响。正如《说文解字》所言：“年，谷熟也。”因此在我国成形历法产生之前，农耕周期也就是庆典（即节日）周期，而作为确定农时的节气也就是节日。也就是说，最初节日时间的排定与相关庆典的举行，是与农事周期完全一致的。一直到中古之前，节气还是民众祭祀与社会生活的时间节点，于是岁时节日也大多依傍着这些节气而产生。但中古以后，随着传统节庆体系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其自然属性不断削弱，人文色彩不断增强，于是节日庆典与农事周期在时间的一致性上开始逐渐发生偏离，由此形成了独立于节气系统或者说农事周期的节日系统。尽管如此，节日系统与农事周期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节期总是选在农闲的时候多，选在农忙的时候少，一些代表性的节俗活动甚至会因农忙而移到其他时间举行。

节日虽然是以农事周期为基础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时间制度，其在民众年度时间生活过程中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节点作用。“节日”之“节”，其本义为竹节，后引申为动物骨骼的连接之处。而将“节”与“日”相连，就是将一年中的时日分为不同的段落或阶段，所谓节日也就是时间的“截点”，具有周期性、循环性等特点。因此，节日是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中的重要“节点”。一年之中，节日庆典及相关仪式，有规则地穿插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一种“非日常”与“日常”交替变换的节奏起伏。这一节奏起伏，可使人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获得身心的放松与愉悦。正如王尔敏所言：“每过一段勤苦辛劳之时域，前面即遇一个欢娱苏解之节日，解放身心，调节紧张。如此循环往复，在人民记忆中留存节庆之余味，忘却工作之辛苦。”

但节日不仅仅是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节点”，还是具有“神圣性”的时间节点，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首先，节日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与时序关系的顺应。正如张祥龙所说，“节”对中国古人来说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天、地、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和运行节奏，是万物与人和谐相处的方式。其次，这种“神圣性”还表现在人们会在节日时进行诸多“神圣性”的活动。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相应的代表性习俗活动，如春节的送旧迎新、迎神拜祖、亲友团聚、拜年贺正，端午节的吃粽子、龙舟竞渡、避毒驱邪、祭拜屈原，中秋节的吃月饼、祭月拜月与家人团聚等。这些活动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传统中国人对自然时序、神灵信仰、先贤崇祀、祖先崇拜、亲情伦理、聚合团圆、家庭和睦、社会团结等的追求与尊崇，而这才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最核心内涵。从社会时间的视角看，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用其他社会现象作为参照点来表达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即在事件与时间的参照系之间建立起一种附加的意义关系。因此，正是这些节俗活动本身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才赋予了作为年度重要时间节点的节日在时间上的“神圣性”，也由此奠定了其不同于“日常”的“非日常”性。

（摘编自王加华《传统节日的时间节点性与坐标性重建——基于社会时间视角的考察》）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形成______。在我国成形历法产生之前，清明首先是______，然后才承载其他功能。但随着节庆体系的完善，清明节的自然属性逐渐淡化，______，扫墓祭祖、春游踏青等成为其代表性习俗活动。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

（节选自《庄子·至乐》）

材料二：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节选自司马迁《报任安书》，有删改）

材料三：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节选自王羲之《兰亭集序》）

材料四：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节选自韩愈《祭十二郎文》）

烈士为天下见A善矣B未足C以活D身E吾F未知善之诚G善邪H诚不善邪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以载道，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如果说思想是历史的闪电，那么语言则是时代的天窗。思想生根有多快，往往要看语言接地有多深。

语言接地，就是要说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话，用百姓的语言架起联通上下的心桥。习主席曾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文风连着作风，而转作风一定会体现在改文风上。改文风，首在改表达方式，即改变我们的语境与陈述惯性，切实“说实话、说新话、说老百姓的话”，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范长江说“只有在生活的激流中，才能写出时代的篇章”。空话连篇、夸张浮泛的不良文风，病灶皆是脚下无根。而无根的语言，读者生厌、群众反感。纵然下笔千言，却胸无一策，不可能有传播力，更不会有感染力、影响力。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用群众的语言感染群众、引领群众，思想之树就会落地生根。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挺进。一路上毛泽东多次阐述根据地对取得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性，工农干部对什么是“根据地”云山雾罩，议论纷纷。一次在文家市休整，毛泽东决定换一种讲法，他诙谐地打比方说：我们一天到晚行军，走累了就要坐下来歇歇，而人要坐下来就得有屁股，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屁股。人没有屁股就得累死，革命没有根据地也无法坚持长期斗争。一席话，让大家茅塞顿开，更加坚定了向井冈山进军的信心和决心。老一辈革命家皆是善用会用群众语言唤起大众的行家里手。改革开放伊始，小平同志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为人们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大胆改革增添了无穷力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语言。

语言接地，关键要将思想之理融入“情”中、善于站在群众的利益角度说话。被毛泽东誉为“近代最有大本大源之人”的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特别重视运用大众语言阐释重大命题。他的《晓谕新募乡勇》一文，从维护湘勇切身利益出发，将训教与操练之要融入情理之中，读后令人陡然一振：

“照得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区区不足五百字，站在士兵的位置上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寓理于情，质朴深远，把精武之要、训练之利、骄散懒惰之害、和衷共济之切等，一一点明，恰醍醐灌顶，相信每个士兵无论文化程度，听君此言，很难不为之动容。

语言接地，不等同于肤浅，不是仅仅把话拉平，“土得掉渣”更不是“粗俗骇人”。而是将深刻的道理反刍嚼碎消化吸收后再讲出来，是由表及里、由繁至简的思维创新、是思想境界和理论表达的再提炼再深入，是更高层次上的智慧创造。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实践证明，只有自己真懂了，才能把道理说明白讲透彻。只有自己真信了，才能把思想传播于人并转化为物质力量。

（摘编自《解放军报》）

材料二：

前人有“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话。倘使所谓人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意识等等一切说的，而所谓文又是指一切的写的，那在现在，也还很有意义。便是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不同的性质，同时又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类同的性质。倘若一个人的生活意识，前后并没有十分不同，那于语言文字的利用，于题旨情境的适应，往往大致会相仿佛。在纷歧繁杂的修辞现象之中，它便是一种统一的线索。——至少在一个作品或一场说话之中，它是一个统一的线索。

各时各地的社会环境、关系、需要不同，适应也不能不随着而有不同。所以时地不同，也往往就是修辞现象歧异的一个原因，而同时又就是统一的一个线索。

此外，如语言的成色不同，格律不同，目的不同，也往往就是这一个单体所以别于别一个单体的一个因素，而同时又就是本单体中互相统一的一个线索。如口头语有口头语的特征、文言文有文言文的习惯，叙述大体有叙述的体式，诠释也大体有诠释的类型。

从这统一类同的一面着眼，我们便又可以在那变化无定之中，得到一种大体可以分门别类的头绪。这便是语文的体式。

（摘编自《修辞学发凡》）

（1）建德市篮球队：当“浙BA”遇上建德豆腐包，建德，“包”赢的。

（2）钱塘区篮球队：横跨钱塘两岸，称霸赛场中央。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马戏团的最后一次演出

李娟

我坚信，全世界最后一支马戏团的最后一次巡演是在1998年的秋天。他们去到了喀吾图小镇。浩浩荡荡的车队惊动了镇上所有的居民，以及迁徙途中赶着羊群经过此地的牧人。

上午，他们在乡政府东面的空地上支起了巨大的帐篷，所有的牧人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帐篷。搭建过程中，围观的牧人纷纷上前帮忙。马戏团的人不断地谢绝。可牧人们坚持。他们说：“世代以来的规矩都是这样，哪能看着邻居起毡房，自己袖手旁观？”

傍晚，人们排队购票入场。长长的队伍绕着马戏团大帐篷缓缓移动。队伍里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老人们的木质拄杖上镶嵌着精美的银饰。上年纪的女性头戴庄重的白色盖头，年轻些的妇人头上裹着艳丽的丝巾，而新婚不到一年的女人肩披长流苏披巾，上面挂着洁白的天鹅羽毛。孩子们也被重重装扮，一个个穿着缀满中亚各国钱币的黑色金丝绒马甲。镇上的男人们穿着笔挺的军便装或西装，个个皮鞋锃亮。来自牧场的男人则头戴沉重的缎面狼皮帽。

节目开始了。主持人先唱了一首汉语流行歌曲。结束后大家庄重地鼓掌。

接着是一段骑独轮车顶碗的杂技表演，结束后大家仍然庄重地鼓掌——是的，是“庄重”，不是“热烈”。“热烈”意味着情绪上的无法控制。可大家的情绪控制得好极了。倒也不是杂技不行，调动不了观众的兴致；恰恰相反，它简直精彩绝伦。对大家来说，鼓掌就得是这样的规矩——要么不鼓掌，要么就得鼓成眼下这样：礼貌、肃然、整齐划一。

面对如此认真克制的观众，主持人和杂技演员都有点懵。

接下来，主持人更加夸张地调动气氛，演员的表演更加卖力了。

大变活人、蒙眼飞刀、小丑哑剧、小狗跳火环、猴子骑车……无论观众看得有多么津津有味，回报的掌声永远是“庄重”的，克制的。没人大笑，没人惊呼，没人叫好，没有人起哄，更没有人在座位上跳来跳去张牙舞爪。对大家来说，最高规格的赞美就是让演员们享受和领导同样的待遇。

1998年的秋天，19岁的我坐在观众席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马戏。在此之前，我对马戏的全部的向往，说到底无非是对成人世界的向往。而今天这场演出远远超出我的期待，也完全配得上喀吾图人的掌声。

终于，到了山羊走钢丝这个表演环节时，我们喀吾图人的掌声总算有了些变化。至少鼓掌的同时不再那么安静了。大家纷纷交头接耳，边鼓掌边低声议论。

要知道，喀吾图的人们世世代代放牧羊群，他们肯定从没想过，与自己日日相伴的羊，居然也能上台表演节目。尤其那还是一只山羊呢——那可是最最调皮，最桀骜不驯，最难管理的山羊啊……

很快，马戏团的表演迎来了最高潮。

最后一个节目：空中飞人。

那根固定在帐篷正中央的高高的柱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是用来固定帐篷的某种构件，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它真正的用途。

当那红衣的女孩，手握长长的绳索末端，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人猿泰山般绕着柱子飞翔、穿梭，所有人仰着头，张着嘴，心都悬在嗓子眼。当那女孩突然在空中下腰，整个身体从绳圈滑下，眼看就要从高处坠跌的瞬间，她用脚脖子挂住了绳圈。所有人一起站起来惊呼。

接下来那女孩以倒悬的姿势继续绕着柱子高速飞翔——目眩神迷啊！她的技艺，她的勇气，她的青春特有的豪情。巨大的帐篷突然变得无比狭小。掌声停不下来了。

我感到眼前一切有强烈的不真实感。

十九岁的我，刚刚成年的我，自以为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漫长一生的我，突然隐约意识到，就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正在结束。

那绝不是演出的结束，类似于某种时代的结束。也许，就在我小的时候，在各种草台班子横行各十八线小城哄人骗钱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喀吾图太过偏僻，它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这种结束的进程稍微慢了些。就碰巧让我赶上了。然后我将走出这顶华美的帐篷，离开这群纯洁的人。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迎来什么样的变故。我突然渴望一切停止。

最后，那红衣的女孩用力仰起头，用后脑勺的弧度挂在细细的绳圈上，然后双手环抱双肩，被绳索突然甩出。她的身躯在半空中急剧自旋，一边自旋一边绕着高柱一圈一圈飞驰。恍眼看去，仿佛那绳圈绞住的是她的脖颈。惊呼声此起彼伏，我也忍不住喊了起来。

灯光大亮，那女孩缓缓降落，毫发未损。全体演员上台谢幕。

盛装的演员对峙盛装的观众。

掌声经久不息。

人们久久不愿起身，不敢相信一切已经结束。

马戏团走了。喀吾图的人们像做了一场梦。

乡政府东面的空地上，盛装的人们久久不愿散去。

直到今天，我仍坚信，那支马戏团一定是走遍了全世界后才来到喀吾图的。喀吾图是他们的最后一站。我坚信那场演出一定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出。

仿佛马戏团这种事物从此就在全世界消逝了。

很快，时代的多米诺骨牌推了过来，和其他地方一样，喀吾图也发生了巨变。它拓宽了马路，修起了高楼，建起了基站，所有人都有了手机。

如今，所有人都可以上网了，所有人都能轻易得知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所有人都轻易沉浸在比记忆中的马戏表演更刺激更魅惑人心的海量信息之中。而我呢，我和所有人一样，也觉得这样的时代其实是更好、更公平的。我和所有人一样享受着这一切。当然，也和所有人一样，常常会感到微微的茫然和失落。

（有删改）

如果是演《救裴生》，那慧娘站在台中往下蹲，慢慢地，慢慢地，慧娘蹲下去了，全场人头也矮下去了半尺，等那慧娘往起站，慢慢地，慢慢地，慧娘站起来了，全场人的脖子也全拉长了起来。

——《秦腔》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1913年，止于1935年，时断时续前后不过22年，全部所得只有《怀旧》一篇和《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集，共33个短篇。莫言的小说创作从1981年起步，迄今32年，累计有长篇11部、中短篇110余篇。从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数量上看，二者区别殊异，关联甚小。但就作品题材、情境的设定和叙事方式的运用来讲，它们却显示出同以乡土社会为重和以忆旧追述为主的特色。

按照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的概括，这种把选材的重心和叙事的焦点，都对准叙述者过往熟悉的某一乡野村镇里的生活场景和世态人情，把叙述者执行叙述的声音、角度和认知基准，尽可能靠近预期读者的创作手法，就是所谓“乡土文学”。鲁迅原称的“乡土”，本是指作者现居地远方（空间和时间）的故乡。因而“乡土文学”一说，在鲁迅那里，也主要是指那种被动或主动地离弃了故乡、侨寓在异地，借着刻画和咏叹远去的故乡人事来寄托乡愁的作品。

鲁迅一代的作者笔下的故乡和鲁迅所界定的“乡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汇流、推进，到1930—1940年代之际，范畴逐渐扩大、内涵逐渐深化、意味逐渐抽象，终于转移、融合进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大众与精英、民间与官方、农村与城市等二元对立的观念轴心，演变成了与传统、民族、大众、民间、农村等一系列表征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本位的观念直接对应的一种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的符号。

随之而后，长达三十多年“政治先行、文学后进”的文艺运动，使得这一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观念生成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一度湮没不彰。原本在作家的创造意念和文学文本的世界里可以斑斓多姿的乡土人情和乡土故事，与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农村面貌、农民阶级等观念形态，日益深入地熔铸、板结在了一起。相应地，“乡土文学”原有的那种批判现实和针砭人性的幽暗气质——鲁迅曾经细致论析过的那种因作者个性、阅历和写作才具的不同而形成色泽各异，但基调相仿的“乡愁”——也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克服作者主观介入为前提的透明写实的情节处理和机械两分的人物塑造。

直至1980年代，随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寻根一代作家的崛起，才重新激活了“乡土文学”，并将其还原为一种创作手法。

与其他许多同辈作家在寻根落潮之后纷纷离开“乡土”、关怀当下不同，莫言的小说创作重心至今保持在他的成名作所确立的那个特色鲜明的“乡土”叙事场域之内。这不仅突出地体现于他的11部长篇作品，同时也体现于他相当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关于这一点，类似鲁迅小说中的“乡土”始终或明或暗地维系于以未庄、鲁镇、S城为符号，以绍兴为原型的地理人文场景，莫言的小说也显现出执着、持久地将自己真实的故乡山东高密大栏乡文学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其结果就是“胶东高密东北乡”这一亦真亦幻的场景在莫言小说世界里跨文本、跨时代的稳定存在。

此外，也正如鲁迅小说的叙事建构，赋予未庄、鲁镇、S城这些文学场景作为凝滞不变的“老中国儿女”思想和生活情态的地标隐喻的意味，莫言小说的叙事建构，也在不断丰富和加强“胶东高密东北乡”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地标隐喻的意味。恰在此，莫言小说展现出了与鲁迅小说同中见异的特质：它的叙述者和鲁迅小说一样都间离于它所叙述的乡土故事，但鲁迅小说这种间离更多、更明显地依托了承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来的知识分子立场，理性为主、感性为辅；而莫言小说却正好相反，它的叙述间离主要是支撑在感性基础上，其中也携带着知识理性的因素，但并不以此为重。莫言小说世界的景观因此在趋于芜杂、斑斓和幽暗的方向上显得更为奔放、狂野。

从精神谱系上究其成因，这当然仍可归结为从文学寻根一代而来的一种思想和审美习惯。但在别的许多作家那里中断了的习惯，莫言却在其创作中进行了独异、新颖的拓展，其脉络已远超出文学或社会潮流总体进程的涵盖范围。对于这种发展，或许从乡土是依从还是成就现代、是依从还是成就都市、是依从还是成就世界等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层面去探察，才会获得较为合理、贴切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非要用一个名词来加以概括，鲁迅小说和莫言小说这种既相关又相异的关系或可称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中层叙事”在不同时代区间和文化层次上的不同呈现。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先民及历代服饰文化的先行者与创造者，在服饰材料方面，搜尽多种动植物，以超乎想象的智慧与耐心，将皮毛、枝条化为绕指柔。葛麻的发现与驯植自有其厚重的积累，而蚕丝的发现与创造更是为人类谱写了一首伟大而响彻古今的乐曲，从而建构了与异域先民创造的棉花文化圈、皮毛文化圈、亚麻文化圈互补的丝麻文化圈。在中国服饰文化的叙述格局中，服饰材料的探索、发现与完整巧慧的工艺过程，不只是客观外在的物质罗列，而且是渗透着温馨情愫的人文意象。

春秋战国时期，葛纤维逐渐被麻纤维替代。随着丝、麻、裘等新材质的发展，葛渐渐成为平民之物。到了唐宋，人们甚至把获得官职称为“释葛”。对葛麻所织褐衣的唱叹，往往就是平民情怀的抒写。《诗经·采葛》中的男子对心仪的女子一往情深地唱叹：“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服饰材质也延伸到了动物。从工艺层面说，因皮革鞣化技术的出现，兽皮的美观性、舒适性得到空前释放，从而确立了其真正成为衣装的可能性。从心理层面说，皮装在身从远古的炫耀到今日的羞怯，也有着以兽为神、以兽为役、以兽为敌、以兽为伴乃至以兽为友的多样性历史迁延。考虑到兽皮获得不易的珍稀性，加之图腾神圣的铺垫、官方的垄断，它的社会地位超拔而起，在一定时间段曾成为梳理社会秩序与文明、象征层级的高端符号。周朝曾专设“司裘”和“掌皮”之官职。在这时，“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裘之裼也，见美也”（《礼记·玉藻》），成为常态与共识。

如果说葛麻，异域或许有之，而丝绸，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服饰文明独有的贡献。《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得简洁且神奇：“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欧丝即吐丝。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所著《博物志》记载：沿里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东北行，即抵赛里斯（意为丝国，即中国）。其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在树上，取下后湿于水，理之成丝，织成锦绣，贩运至罗马，贵妇人做服饰，光彩夺目。

史载凯撒大帝因为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绸袍多层而仍能清晰地看见肚脐而引起满堂轰动。东汉刘熙《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如金。”况西行数万里，出口到罗马，早就贵于黄金，甚至被视为国家衰败的象征。罗马元老院多次以法令禁穿丝绸。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把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交通网命名为“丝绸之路”。

相比丝麻来说，棉花属后起之秀。众所周知，葛麻是半长纤维，丝是长纤维，它们都有悠久的纺织史。而棉花是短纤维，入境时脱籽、弹松这两道工序在丝麻古国史无前例，其织物质量远劣于丝麻，成为影响推广的瓶颈。差不多到宋末元初，黄道婆出现后，才有突破性的技术进展，从此棉花才可与丝麻抗衡。于是我们知道了《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所述并非织棉布之声；唐代《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游子衣也不是用棉布缝制，慈母手中也不是细细的棉线。

服装款式方面，我们的先民奠定了一种服饰结构模式，即缝合型结构。着装看似感性，虽为生命个体呈现，却极具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依存。笔者认为魏晋风度服饰的三重境界，或可成为人类着装的普世模式，它着意呈现的就是人的自觉与衣的自觉。

其一曰严装。魏晋时代的严装是人体美饰，涂脂抹粉，华衣美服。这种热衷与讲求，是从美化人体自身、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

其二曰粗服乱头。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这既不符合世俗礼法之美，也不是前一阶段所推崇的容貌之美，而是得到褒扬的超尘脱俗的仪态。

其三曰淡装。陶渊明辞官为民，脱掉冠冕着素装，他的服饰自然平朴。同样是突出了人的欣赏，但他更自在，服饰的平淡如同他的隐身山林，既在不随流俗中展示了人格的高昂，又那么自然随意，平和谦冲。

（摘编自张志春《云想衣裳花想容————衣冠古国的创意与践行》

材料二：

“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在我国流传着黄帝的妻子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的古老神话。近年来，郑州双槐树遗址和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相关证据的发现，将这一美丽的神话传说照进了现实。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以双槐树聚落遗址为核心的古国迎来了发展的繁荣阶段，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家蚕，外形饱满作吐丝状。青台、汪沟遗址内的几座瓮棺葬内发现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丝织品，表明这里的人们在五千年前就开始养蚕制丝。仰韶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用多粒蚕茧抽丝合束以增强生丝韧性的技术，这种制丝方法是织帛的首要条件。青台遗址还发现了浅绛色罗纹丝织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且唯一带有色彩的丝织物，表明丝绸的炼染技术也已形成。丝绸有着比麻、棉、毛等天然纤维更为出色的特质，缫出的生丝不仅纤细而均匀，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都更具优势。丝线织出的丝绸兼具散热和保暖的双重属性，触感柔软光滑且细腻，穿着舒适度也更高。

早在秦汉以前，丝绸就通过贸易的形式到达波斯、古罗马和古埃及等国家，成为那里不可多得的珍贵面料。到了西汉，丝绸之路沿着陆地与海上两条线路延伸开来，北线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南线则途经印度到达中东地区，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还带动了当地丝织品的生产。丝绸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郭子月《千丝万缕忆衣裳·中国古代服饰的起源》）

①刘兰芝：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东南飞》）

②宋濂：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送东阳马生序》）

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屈原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

（节选自《楚辞·渔父》）

材料二：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有渔父者，下船而来，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招子贡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挐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

（节选自《庄子·杂篇·渔父》）

材料三：

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之徒，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鸥，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榆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乎？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学鸠笑而后言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

（节选自刘知几《史通·别传》）

材料四：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汉初，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弱之臣，扶义倜傥之士，皆有记录。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节选自《隋书·经籍志》）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玩偶之家》是一出撼动人心的戏剧，它好像一颗投入资产阶级中心堡垒的炸弹。有人把《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娜拉的谈话比作一篇“妇女独立宣言”。的确，这个戏剧与《社会支柱》不同，表现了不妥协的精神。像《社会支柱》一样，但是从另一角度，《玩偶之家》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外表繁荣幸福与内部丑恶腐朽的尖锐矛盾。在《社会支柱》里，观众很早就认识了博尼克的真面貌，虽然剧中的群众却是在戏将结束时才发现博尼克不是他们过去想象的模范公民和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的男主人公却不同。他不仅不是撒谎、欺骗、诱奸妇女、触犯刑章的坏蛋，相反地，从资产阶级道德观点看来，海尔茂是一个无可指摘的真正模范公民、标准丈夫——虽然我们早已看出他的浅薄庸俗，因此，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

戏剧开场时，娜拉好像真是一只松鼠、一只小鸟，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她怎么借债给丈夫养病，怎么辛苦地凑钱还债，就不难看出她的性格实在并不那么简单。在林丹太太责备她胡乱花钱的时候，她伸出食指指着林丹太太说，“娜拉，娜拉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不懂事”。她又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她叫林丹太太别小看她。的确，娜拉并不是那么不懂事，我们丝毫没有权利小看她。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并且崇拜丈夫、有勇气牺牲自己的女人。抓住她性格中的这一点，我们才能充分了解后来她遭受的精神打击的严重性，我们才不会感觉她最后的改变是一桩突如其来、不大可能的事情。抓住这一条线索，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三幕中剧情的发展并没破坏娜拉性格的完整性。

（摘编自潘家询《<易卜生戏剧四种>序》）

材料二：

在戏剧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过恒定不变的观演关系。古今中外曾产生过各种不同的戏剧样态，其发展流变的主要内驱力之一便是观演关系的变革。例如，古希腊悲剧的基本形态是音乐抒情成分较多，故事情节相对简单，演员限于三人且戴面具，其动作缓慢而富有节奏，竭力避免强烈的情感和剧烈的动作，剧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也受到限制。这都和古希腊的露天剧场密切相关。古希腊剧场依山而建，足以容纳上万人，观众和舞台相距甚远，演员的表演必须夸张而简洁，否则观众就无法产生共鸣，情感的“陶冶”和“净化”也就无从谈起。到了近现代，情节复杂、情感浓郁的市民剧应运而生，这离不开文艺复兴以来镜框式舞台的出现。镜框式舞台第一次把演员与观众隔离开来，制造出“第四堵墙”的写实虚幻效果。这种追求写实的戏剧后来走向极致，直到20世纪，戏剧家布莱希特才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种观演关系进行彻底反思，他主张演员有意识地在观演之间制造一种“间离”效果，使观众以旁观者的眼光、用探讨批判的态度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布莱希特的戏剧主张影响力至今犹存。再如，中国戏曲从三五十出的长篇“传奇”体过渡到一般三个小时内演完一个完整故事，当然也和观演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从曾经的酒肆茶楼、厅堂会馆，到1908年首次出现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观演目的从前者的以社会交际为主过渡到了后者的纯粹艺术欣赏，这是促使戏曲艺术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新观演关系丰富发展了戏剧》，2024年11月15日）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类技术手段也成为创作的工具。创作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自由地构建和呈现作品，而观众也可以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作品互动。比如，沉浸式戏剧《双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剧场，没有灯光、舞美，却和与现代人关系最密切的手机深层次结合。该剧展现一宗绑架案，观众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姐姐”，通过手机应用的引导寻觅线索，并在他人帮助下找回失踪的“妹妹”。观众穿梭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手机会用新闻弹窗、短视频以及人物内心自白等形式推动剧情的发展，并不断转换场景。虽是悬疑题材，但作品结合直播、网红等社会热点话题，对人性以及自我进行深入探寻。沉浸式戏剧的形式不仅带来了观剧的新奇感，也更深入地引导观众去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在社会中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沉浸式演艺的表现方式固然重要，但一个剧目的成功并非仅仅依赖炫目的呈现效果。技术只是手段，情感的有效传递才是其最终目的。在来自英国的沉浸式音乐剧《声音》中，观众的眼睛会被蒙住，当视觉关闭，另外一些感觉会更加敏感和活跃。观众被带进剧场后，歌者在现场来回游弋吟唱，营造环绕立体声。这大概就是沉浸式的美妙之处，伴随着空灵的和声，演员们如同精灵一般在身旁穿梭。有时是耳畔的低吟，有时如同草原上的呼唤，有时声音潮水般从远方涌来。这时，有人渐渐靠近你，温柔地牵起你的手，慢慢贴近，拥抱，很多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感动落泪，“这部剧用声音和温度唤醒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一位观众在留言处写道。

《声音》看似简单，但所有的形式都为情感的迸发服务。反观当下的一些沉浸式创作，有些只是为形式而形式，一些创作者过度追求表现的出新和独特，却忽略了作品的内涵。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带来一些视觉冲击，但缺乏感染力和思想深度，不会受到持久的欢迎。主打在非传统剧场空间进行沉浸式演出的蛇口戏剧节，今年就遭遇了这种情况。某些作品因观众中途退场导致参与人数不足，完成度受到影响。鉴于此，创作者应聚焦于演艺作品的文本内容与表演水平，在兼顾沉浸式背景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创作质量。

（摘编自人民日报《沉浸式演绎——面向未来的戏剧革新》，202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