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

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缘起于作者讲授________课程的经历。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________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阅读此书要抓住并理解其中的重要________，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这些都是作者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归纳某些现象，并从理论高度解释这些现象。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①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留小儿的大^①死得惨，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兹——兹——”地叫。②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滋滋”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②。”“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他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③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在山里，有那些牛作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

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④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注】①大：爹。②玄谎：撒谎。

（节选自《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

文本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种地的人搬不动土，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9 .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拿什么治愈焦虑的“双面陌生人”

梁永安

①我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茶像细雨润物无声，不知不觉就喝上了。我从来没有把喝茶当作一件非常讲究的事，但我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茶和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贴得很近。

②我年轻的时候去云南高黎贡山插队劳动，傣族村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聚在一起，围着火塘聊天。房顶上有条长链子吊着紫铜的壶烧水，村民拿出一个瓦罐，把茶叶放进去。等到水沸腾了，茶壶就会“呲呲”地冒着烟。我经常跟他们一起这样喝茶，虽然茶是粗糙的，但那种氛围既简单又很温暖。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异乡人，因为这杯茶，和他们越来越融洽。在那个空间里，一杯茶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把时间变成大家共享的一段温暖又朴实的时光。

③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喝茶的意义与以往是完全不同的。如今，我们早已经脱离了对温饱的焦虑，各种新的需求在不断产生，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化。今天的中国有65%的人生活在城市里，而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有19%的人在城市里生活。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在转向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

④乡村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心理距离、精神距离都是比较近的，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逐渐成了“双面陌生人”。这代人在经历这种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内心往往充满着焦虑，心灵深处渴望被理解，希望有更多的人际交流。但我们今天的社会情感、公共情感是严重不足的，而这些问题过去在农业社会，在乡亲、血缘的衬托下几乎是不存在的。

⑤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着中产化与城市化的转型，新型生活方式的建立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中，社会情感的重新建立，就是个大问题。今天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结构决定了我们的主要需求已经不是吃饱、穿暖，而是进一步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情感需求。

⑥身处这个变化的时代，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一是重新回看世界。看看整个世界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看看发达国家的中产化方式，包括人际交流是通过什么载体进行的。二是不要忘记回顾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要了解自己的根系在哪里。

⑦改革开放47年了，在这个过程里新创了很多东西。今天我们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上，再往前走，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告诉今天的人到底该怎么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文明，需要内在的、丰富的精神成长。

⑧所以我认为，有两样东西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长河里是源远流长的：一是丝绸。二是茶叶。茶叶是全球化的作物，当我们探寻茶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跟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人类的迁徙史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每一种茶，都有它的故事。不仅是本土的故事，还有中国与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故事。

⑨我去过很多城市，我感觉但凡爱两样东西的人，性情都比较温润，一是喜欢读书的人，二是喜欢喝茶的人。随着网络的发达，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逐渐形成了两种潮流：一是有些文化人越来越不像文化人了，他们沉迷于刷短视频，注意力往往只能保持15秒，刷着刷着就失去了内在的沉淀和原本丰富的有机性。很多人缺乏生命的定力，长期主义变得越来越少了。二是普通人越来越像文化人。今天的大众在内心深处都有对知识的渴求。他们的焦虑已经不是简单的吃饱、穿好，而是有了价值焦虑、情感焦虑以及方方面面的焦虑。

⑩而茶，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种焦虑。陶渊明有一句诗，“平平淡淡一杯茶”。“平平淡淡”，是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平常心。我们饮茶、品茶，关键是要有一份茶的心情，有一份和茶一样对生活的沉淀，和对生命绵绵不断的体会。

⑪说起茶，我内心有很多的感动。有一次我在云南怒江边赶路，路过一个叫双虹桥的地方，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是夏天，我热得浑身冒汗，想找口水喝，当地人就用水桶煮了半桶粗茶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还在想，怎么这么大一桶茶？没想到我最后几乎都喝完了。所以，茶首先能支撑起我们的生存与生活。其次，茶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在云南插队时那样。茶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拉开人和这个喧闹世界的距离，能让人坚守自己的选择，去创造一种不同的价值。

⑫那么，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上海目前有将近一万家咖啡馆，茶馆的数量其实并不见得比咖啡馆少，但茶馆分布的地点往往不像咖啡馆那样张扬，有些茶馆甚至隐匿在城市的角落里。其实，人和人之间通过喝茶，能够形成一种情感的流动甚至价值的认同，比如我就定期会和朋友们在茶馆喝茶畅聊。

⑬中国人要活得有自己的人文、有自己的情感，相互之间要保持情感的交流。在今天这个时代，茶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是非常值得被珍惜的。我们在新旧生活方式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对茶文化有一种回顾以及新的尝试。因为，在人的精神生命里，茶是始终青春的，永远给我们一种打开和启示。

（选自《三联人文论坛》，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①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留小儿的大^①死得惨，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兹——兹——”地叫。②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滋滋”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②。”“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他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③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在山里，有那些牛作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

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④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注】①大：爹。②玄谎：撒谎。

（节选自《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

文本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种地的人搬不动土，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4 . 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学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

①孔子与学生谈志时，曾皙在旁边鼓瑟，直到孔子与他交流。

②烛之武在和秦穆公交谈的过程中共用了八次“君”的称呼。

③鸿门宴会上的座位排序很有讲究，方向不同强调主宾有次。

④乡土社会中，人不知礼，就是没有规矩，甚至有道德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形成了是非善恶的共识。从不知礼到知礼，体现出人的成长变化。

⑤“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古代社会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礼文化”，在新时代又需要赓续和发展。然而在我们身边，时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学校食堂买饭不排队；升国旗时交头接耳；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在公物上乱涂乱画；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手丢弃垃圾……

对于“礼”你有怎样的感悟与思考？请联系生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选准角度，准确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农耕历史和灿烂农耕文化。中华农耕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华农耕文化的长期稳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因农村人口的压力而形成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工序繁多，使用的生产工具成系列，每道工序、每件生产工具，都需要一人或多人完成，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时间。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强化了农业生产队伍的稳定，决定了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稳定，加之国家“重农抑商”的政策，大量农民固化在农村，形成了传统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生命力强大的传统农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优秀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作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根”。

中国传统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首先，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养活了我国大部分的人口。其次，种植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更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种植业生产的粮食和果蔬，既是一家一户生活和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生存的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国富民安，就出现了汉唐盛世、宋明风韵等景象，也出现了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化的繁荣，共同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早慧的农耕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思想基础。主张“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三才”理论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再生产必须适应自然再生产的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思想一直在指导、修正中国传统农业实践，告诫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要认真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三才”理论和“天人合一”思想中的“顺天应时”“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理念，塑造了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价值追求，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长盛不衰提供思想支撑和理论基础，有塑“魂”之功。

历代重农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制度基础。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民。广大农民在一个相对安定和谐的环境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制造农业生产工具，革新农业生产技术，创造新的农业生产方法，促进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广大农民也形成了符合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观念、处世智慧、家庭美德和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特有的精神品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性格是与传统农业紧密相联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传统农耕社会农民安土重迁、守成守业、勤俭持家、循规蹈矩的品格。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性格特质，构建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这些品格使得农村人员相对固定、农村社会持续稳定，便于思想理念、宗法制度、农耕技术、文化习俗、家庭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传承、提升和发扬，更好保护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提供绝佳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基础。

（摘编自胡泽学、付娟《农耕文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之原因阐释》）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建设农业强国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赓续农耕文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乡村和谐。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维系着几千年来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所蕴含的耕读传家、孝老爱亲、兄友弟恭等思想观念为家庭建设提供重要滋养，以和为贵、守望相助等理念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精神养分，对于新时代淳化民风、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具有显著价值。

以产业融合为支撑，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蕴含的极其丰富的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资源，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富矿”。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传统文化+”手段，赋能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区，构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能够助力产业兴旺，推进乡村经济建设。

推动绿色发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中华农耕文明经久不衰，形成了种养结合、互利共生的思想观念以及顺时、取宜、循环、节用的生态观念。当前大力发展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等，都可以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获得借鉴和启迪。吸纳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精华，遵循自然规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注重增长速度与质量安全的协调，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乡村生态美起来，再现山清水秀、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摘编自王建康《让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戏台

刘国芳

三公往戏台那儿去，不是去看戏，是习惯往那儿去。村里还有几个老人，春生公、李阿婆等，也都喜欢往戏台这儿来，然后，坐在戏台下面的一排石凳上。

坐一起肯定会说话，三公说：“好久没演戏了。”

春生公说：“有二十多年没演了。”

李阿婆说：“①戏台上都长草了。”

说着话时，走来一个人，三公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城里人。城里人拿着手机，对着戏台不停地拍照，还说：“这戏台看样子很古老。”

三公说：“几百年的戏台，当然古老。”

城里人说：“这戏台有几百年？”

李阿婆说：“当然有，这是当年汤显祖捐资修建的。”

城里人说：“汤显祖捐资金建的，真的还是假的？”

春生公就看着来人，问他：“你知道汤显祖的老师叫什么？”

城里人摇头。

三公接嘴：“②汤显祖的老师叫徐良傅，徐良傅就是我们村的人。当年《牡丹亭》演出名后，汤显祖为了感谢老师，特意捐资在我们村修戏台，演《牡丹亭》，据说当时演了全本，演了十天十夜。”

城里人说：“汤显祖老师是这个村的人，那这戏台真有可能是汤显祖捐资修建的。”

春生公说：“什么有可能，汤显祖诞辰四百周年时，市里组织专家到我们村考察这戏台，还在戏台上演了汤显祖的戏。”

李阿婆说：“当时我们都看了戏。”

城里人有些兴奋，不停地说：“那真是古迹，我拍下来，发朋友圈。”

城里人发没发朋友圈，三公不知道，他们坐了一会，天不早了，便起身回家了。

这个晚上，三公忽然听到戏台那儿传来唱戏的声音，三公从床上爬起来，往戏台那儿去。果然在演戏，三公看见，春生公李阿婆都在看戏，村里还有好多人，也来了。演的戏正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三公听到台上的人在唱：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三公后来怎么回家的他不知道，但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时，三公还记得昨天晚上看过戏。三公爬下床，往戏台那儿去，但到了，却发现戏台上不像演过戏的样子，戏台上面仍有草。这时候春生公和李阿婆来了，三公于是问：“昨天晚上这里演过戏吗？”

春生公说：“没有。”

三公说：“③演了呀，我明明来看了戏。”

李阿婆说：“你做梦差不多。”

三公就明白了，昨晚确实是做梦。

这时候村里一个叫李东的年轻人走了来，三公就问：“李东你回来了？”

李东说：“刚回来。”

三公说：“你们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妈子。”

李东说：“我这次回来，再不出去了。”

春生公和李阿婆问：“不出去在村里做什么呢？”

李东说：“④我觉得要做的事多得很。”

三公摇着头说：“我不信你会留在村里。”

过了两天，三公被儿子接走了，三公的儿子一直不放心三公一个人住在村里，于是把三公接城里去了。这以后两年多时间，三公一直在城里，没回来。当然，村里一些事，三公还是知道的。春生公会打电话给他，春生公告诉三公，李东真的留在村里了，他在村里办了榨油厂，还办了米粉厂、酱油厂。春生公还告诉三公，说村里好多人都回来了，就在李东厂里打工。春生公还说，李东把戏台也修好了，准备演戏。三公听说村里要演戏，就闹着要回村。没办法，三公的儿子就把三公送了回来。三公回来就看到村里变样了，人也比以前多了好多，村里人来人往热热闹闹。

很快，三公见到春生公了，还有李阿婆他们，他们像以前一样坐在戏台下面的一排石凳上。不同的是，后面的戏台已经修好了，上面没有草。

春生公当然看见了三公，春生公说：“你赶得好呀，今天晚上就演戏。”

三公问：“演什么戏？”

春生公说：“演汤显祖的《劝农》。”

三公说：“终于有戏看了。”

天黑了，戏就开演了，三公坐在下面，他想起上次在梦里看戏，他怕这次也是在做梦，于是伸手掐了掐自己，不错，是真的，不是做梦。

台上唱起来：

山也清水也清

人在山阴道上行

春云处处生

官也清吏也清

百姓无事到公廷

农歌三两声

文本二：

写作小小说要注意以下两点：

巧于构思。小小说人物少，情节简单，要吸引读者，就要“尺水兴波”，即精心构思，巧妙展开情节，写出波澜和起伏。比如事件虽简单，读者却难以预料结局。这就需要创新叙事方式，如变换叙述顺序，利用“道具”，巧设悬念，铺设伏笔等。小小说要注意写好结尾。从某种意义上说，结尾的精彩与否是一篇小小说能否出彩的关键，优秀作家常常能通过巧妙的构思，在结尾处完成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突转。

抓住传神之处重点刻画。小小说也要刻画人物，塑造形象，但不求完整地展现其性格，常用白描手法，以洗练的语言勾勒轮廓，写出人物传神之处。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时，要抓住最能展现人物性格、有利于推动情节发展的点来写。删繁去冗，留些“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往往能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节选自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学写小小说》）

《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乡村是“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礼俗、血缘建立信任；而如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城乡，元宇宙、AI技术重构了人际交往方式。有人认为，乡土社会的温情正在被冰冷的代码取代；也有人认为，数字化能为传统文化传承开辟新路径。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材料一：

在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着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在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一个有Sportsmanship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发生此类事情，不但裁判员可以罚他，而且这个球员，甚至全球队的名誉都受到影响。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对于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就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遵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环事，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有删改）

材料二：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比较缺乏变化，所谓“乡土特色”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以及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有“法律”。这种社会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清时代的社会并不相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交易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不堪重负。比如据一位日本学者保守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至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在千人以上。当然，这种估算即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明清社会并不缺乏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也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节选自梁志平《从“礼治”，到“法治”？》，有删改）

材料三：

在儒家看来，诉讼违背自然秩序，破坏社会秩序，并对伦理秩序形成挑战，因而“无讼”成为古代国家精英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无讼”理想，中国传统社会通过三种途径来抑制诉讼。非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国家精英通过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社会舆论等多种方式进行道德教化，不仅试图借助道德感化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劝民息讼，也努力营造“为讼有害”的社会舆论，增加诉讼的道德成本。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统治者通过制定严格的诉讼制度来增加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诉讼不是人人、时时都可采用的手段。半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调处在纠纷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时期被纳入到国家司法体系之中，成为纠纷解决的必经阶段。

在国家精英的努力下，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地方实现了“无讼”或少讼，然而宋代以后“好讼”的记载同样常见。非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明清时期出现了通过明断案件来实现“无讼”的思潮，一些官吏在诉讼实践中放宽了对诉讼的限制，导致诉讼规模的急剧膨胀。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诉讼制度宽严变化，在一些历史时期有条件地允许民众越诉，然而一旦放宽对越诉的限制，就会造成越诉规模激增，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半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使民间调处所依靠的关系网络受到冲击，如果民间组织不能有效应对冲击，将使民间调处对民众的约束力老化，民众可能越过民间组织而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概而言之，虽然历史上抑讼力度不断调整，存在强弱变化，但国家精英自始至终对诉讼持负面评价，制度设计和诉讼实践也是以抑讼为主流，因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抑讼”为主要特征。

（节选自郭星华《无讼、厌讼与抑讼》，有删节）

材料一：

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

（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

材料二：

宴饮活动的座次关系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礼仪关系的缩影。

《红楼梦》中的宴饮种类繁多，下面列举分析。

《红楼梦》里有大量迎客宴饮的描写。按礼俗，规模较大的宴会要按辈分、等级来分餐，然而贾母为迎接林黛玉的家宴非大型正宴，且贾母性喜与小辈儿孙同乐，因此迎春、探春、惜春等得以同席。黛玉虽然年幼，又是王夫人的晚辈，但其内宾身份涉及到“礼制”，因此黛玉座次仅次于贾母。另外，如果家有数代夫妻，遇到重要节庆，或有内宾，下代正妻则要象征性地在旁侍奉。在正式宴会中，虽有主客之分，但君臣关系重于主客关系，仍以前者为主要座次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迎客宴都重视座次关系和宴饮场所，是否强调座次和场所与宴请的对象及宴饮的级别有关。

游乐宴的布局已非用餐时的围桌团座形式，而是以酒令官为中心环绕排列，以方便游戏的进行。此外，除了主客座次有别外，众姐妹座次也按本家与外姓分开入座，而非视为一体随意混坐。有时甚至丫环也可入座，可见游乐宴本身的随性。

节庆中的宴饮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同辈间因血缘亲疏而非同席，分两边而坐。受节日喜庆气氛的影响，座次会根据长辈或是位重者的喜好发生调整。受长辈宠爱的小辈往往受邀陪长辈坐主桌，以示孝道。

由座次所体现出的礼制等级、身份地位的观念现在仍然有所延续。

（选编自虞菲、李向峰《宴饮礼仪文化的空间映照——以红楼梦为例》）

材料三：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