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众文艺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传统民间文艺形态、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新大众文艺形态。

传统民间文艺是大众自发创造、自我享有的生活文化。神话、传说、谚语、歌谣、小戏、泥塑、面花、剪纸、年画等各类传统民间文艺形态，无不出自大众之口、大众之手、大众之心，既装点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有两种情形，即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二者都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伴随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兴起、形成的现代大众文艺形态，都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原生形态有明显区别。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以机械复制、量化生产为基本特征，在该生产体系之中，大众往往只是文艺的消费者和被动接受者，其生产与传播主要遵循商品化、市场化逻辑，更侧重于消费性、标准化与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价值被相对弱化了。“为人民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为人民的”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的文艺需求为中心，重视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引领作用。

新大众文艺是现代大众文艺的最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的优良传统，又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介入而发展出诸多新质。2024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强调“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如今现代新技术、新媒介的突破性变革扭转了这个局面，让大众获得了便捷的、多元的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与渠道。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不再受传统报刊文艺生产机制限制的网络写手，读者“跟帖”互动的模式造就了写手与读者共创的文艺新形态，这类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式文本”，使得大众自主的意义生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之后，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传播技术普及，民众自编自创的短视频海量增长，其中不乏音乐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演等文艺作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降低了大众文艺的创作门槛，普通人仅需要通过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工具交互，就能生成小说、画作、音乐视频、漫剧等。

可以说，新技术、新媒介极大地拓展了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渠道，让现代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达、传播自我的广阔空间，这已然彰显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基于流量经济的运行逻辑，平台及其算法凭借分发机制形成潜在的内容倾向与传播偏好，从选题方向、内容风格到表达方式，都对大众文艺创作发挥着强力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并非以纯粹的直觉、灵感、个性化表达为核心遵循，反而需要主动适配用户偏好、热点趋势以及点击率、完播率等平台标准。实际上，大众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大众建立自觉的批判意识，进而获得改造现有文艺生产机制的能力。只有主导文艺创作主动权、掌握技术规则，而非无意识地屈从于算法规则的裹挟，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实现真正的自主表达，确立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性。

（摘编自季中扬《新大众文艺的三重价值及其实现》）

材料二：

记者：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倾向，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呢？

王军：新大众文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在流量快速变现的利益驱使下，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导致泛娱乐化、价值观导向混乱等倾向；媒介化的文艺评价体系也容易过度依赖收视率、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忽视长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一要提升思想性、避免庸俗化。通过加强文艺评论、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等方式，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在贴近大众的同时坚守精神高地，不断提升新大众文艺的思想高度、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二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站在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哲学等多学科交汇处，展开系统化的知识建构。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深化对其发展规律、价值逻辑与社会效应等的研究。三要深化对“媒介技术向善”的研究。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高世名：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唤起人们的“作者之心”。“作者之心”是一个人创造的心志，是一切艺术实践的心灵归宿。就文艺而言，创造不是单纯的差异之生产，不是为新而新；创造是新生活之创造，也是新人之创造，必须扎根大地、情系众生。希望当代中国文艺能从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未来希冀中汲取诗情，创造出“古今中外多维互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新文化，回馈给人民，贡献给时代，分享给世界。

（摘编自周昭成、许文嫣《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航天发射成功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背后的研发故事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如丁燕历时12年创作的“工厂三部曲”，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

李瑞：非虚构文学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吗？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将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论“影响-接受”模式下展开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地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出场和亮相，外来的非虚构写作理论扮演着催化剂角色。但是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此外，其兴起的根本原因还应该溯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家国情怀。

李瑞：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邹赞：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依此，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其二，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引发了很多“离乡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纽带得以链接的背后，关联着知识群体对乡村青年所倾注的人文关怀。其三，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新疆大学教授邹赞访谈》）

材料二：

文学叙事不是现场直播，任何写作都是回忆或记忆的复现。而人的记忆往往是凌乱的、不完整的，作者需要通过推理、判断和必要的想象，使不完整的事件得以完整和有序化。文学不能满足于事实的真实，而要达到能够反映事物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凭借虚构达到典型化的过程。

非虚构写作虽然强调“非虚构”，但同样是“记忆的复现”而不是“现场直播”。即便是“现场直播”，也必然有主观选择而不是纯客观的原生态展示。所以，许多号称非虚构的作品，实际上采用的是“非虚构+虚构”的叙事模式。因此，许多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允许虚构。一方面强调非虚构，一方面又有虚构，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看似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从字面上看，虚构和非虚构似乎是对立的。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无本质区别：所谓没有“本质区别”，是指二者都属于文学，都需要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二者的区别则在于虚构文学可以采取“杂取法”，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具体细节整体性地进行虚构；而非虚构文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不虚，不能进行重大的改变和虚构。

非虚构文学强调的“求真”必须具有超越性。非虚构文学需要以文学手法重构现实，揭示超越事件本身的人类共性困境；以文学技艺升华真实事件，使之成为人类精神的纪念碑。如此看来，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遴选就显得非常关键了。非虚构文学的素材来源是真实事件，但并非所有的真实事件都有这种超越、升华的条件和可能。就像采矿，矿石如果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是没有开采价值的。

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选择，是否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即重大性、典型性和开创性。重大、典型的真实事件，往往是由多重矛盾所构成的某种社会现象，而构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可能有文化、人性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重大事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它同时又带有能够超越真实事件的个别性，而得以升华为带有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真实。所谓开创性，是指非虚构文学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描写对象，从而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摘编自封秋昌《非虚构的文学性与超越性》）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了。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反面人物所具有的“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的性格结构，体现的即是人物性格的二重性，概言之即人格二重性。从哲学上说，二重性这一概念源于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的概念。根据李泽厚的解释，“所谓二律背反就是矛盾对立的意思，或译先验矛盾亦可”。由此，二重性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事物所可能包含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人格二重性是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结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内在冲突，亦是现实主义文艺创造具有高级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的美学方法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不仅在审美表达上成为塑造复杂性性格的美学策略、方法、手段，而且在期待视野上拓宽了观众的审美空间，给观众带来一种更丰盈也更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更为确切地说，就是观众对这样一个“善恶同体”的人物形象产生了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既生出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情感的净化与怜悯，又借由情动生出一种另类的同情或者说共情，而这正是这些反面人物在年轻观剧群体中引发热议的核心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即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不是单方面的强调矛盾的一方，而是强调在同一性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在矛盾在观念或意义层面存在着的矛盾性，进而思考其融合或者说对立统一的可能性。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说，由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实际上牵涉的是创作者与观众的视野融合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作品的完成、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是由两个创造者共同创造的，一个是创作者，另一个是观众，而这就必然牵涉到视野融合的问题。观众对作品的观看、欣赏、接受、评价、反馈本身就是观看者的视野与创作者的视野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读者先在经验结构的不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创作者与观看者在审美视野的心理机制及其产生的审美价值判断上的迥异，当这种迥异发生时，就必然导致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化与顺应的交替过程中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自身的心理图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也是这样，当他体味了作品意蕴，把作品纳入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时便同化了作品，相反则在顺应作品的过程中逐渐调整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观众对反面人物的同情、共情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叙事结构与观众的经验结构相互融合后在审美心理层面产生的情动反应。这种情动反应由叙事发出，但跟人物性格的二重性不无关联。观众的观看与接受本身即作品被具体化、被经验化、被阐释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主体不断产生审美价值判断的过程。且最重要的是：观众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而是不断地参与到作品信息的生产过程中，正是由于观众不断地介入与观看，并在此过程中将感觉和知觉的经验代入到作品中，而后再通过物质形态作品所产生的知觉系列的总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观念形态作品即真正的审美对象，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才由此产生。

（摘编自《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举》）

材料二：

人物二重性，从字面看似乎只是对“一重性”、单一性的简单超越，实际上从“一”到“二”的变化里蕴含了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思维视野的巨大拓展，其构建逻辑是在相反相成基础上的对立统一与无限丰富。在此，“二重性”实际上是多个“二重性”叠加的丰富性。文学史上如《红楼梦》为鲁迅先生所激赏也恰在“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而不是像“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强调了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如此才能让人性具有深度，也是上乘的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随着近年来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现了一批品质较好、影响较大的反腐、扫黑题材剧，剧中一批正反派主要人物形象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反响，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祁同伟，《狂飙》中的安欣、高启强，等等。其中，反派人物形象普遍塑造得较为丰满，其中尤以《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狂飙》中的高启强最为深入人心。

当下反腐、扫黑题材剧在反派人物性格的倾向性与整体性的把握上还需要磨砺艺术功力，创作者要克服随意化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展现反派角色的魅力时，还应兼顾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反响。

艺术创造离不开对“度”的把握，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毫厘”更是紧密关联社会效果与传播效应的。期待未来的艺术创作能够更好地呈现人物的丰富性、明确倾向性，塑造充满新意、立体丰满的正面警察形象，并使之深入人心；同时，把握反派角色的悲剧性与人物魅力的分寸，以便于更有力地发挥反腐、扫黑题材剧的社会文化功能，加强价值引领，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摘编自《“人物二重性”的丰富性与倾向性—围绕反腐、扫黑题材剧的人物塑造展开》）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反面人物具有________，这是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源于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它是现实主义文艺创造典型人物形象的美学方法论，能拓宽观众审美空间，引发观众复杂情感心理反应，带来作品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强调________，牵涉创作者与观众的视野融合问题。人物二重性蕴含________，是多个“二重性”叠加的丰富性。文学史上优秀作品注重人物性格丰富性。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戏曲传承发展在我国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大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戏曲要传承也要发展。戏曲不拒绝现代化，在急剧变动的新的社会环境下，古老的艺术必然会内在地生发现代化的追求。但现代化必须以尊重与坚守戏曲本体为前提。

戏曲深厚的传统积淀是当代戏曲发展的基础，而且它只有在不断地演出过程中，才能以“戏剧”的形态存在。各剧种的经典剧目往往最集中地蕴含了最能代表其艺术价值的技术手段与美学特色，演员需要在实际的表演活动中将传统技法与美学化为身体记忆，观众需要在经常性的欣赏活动中熟悉并产生对民族艺术的亲近感。各级政府每年拿出巨额资金持续投入，却很少创作出获得观众认可、有票房回报的“站得住”的作品，“传得开”和“留得下”就更无从谈起；而戏曲院团就像是土财主，连自己家的长工都没有吃饱，却能豪掷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费用，约请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主创人员为院团创作多数观众不爱看，没有演出市场更难以成为保留剧目的新作品。

国家对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门类给予大力支持，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时代担当，但是投入的方式与方向需要慎重研讨，从根源上作出调整。当然要重视与推进戏曲不同剧种的分类管理，某些基本丧失了市场前景与空间的濒危剧种，应该主要致力于抢救和保护；而那些仍有一定观众基础的剧种，则应该加大对传统经典剧目和舞台表现技法手段的挖掘、整理、传承的重视与支持。对于那些仅具文化遗产价值的濒危剧种，政府应该按事业单位的方式全额保护，但无须再拨付新剧目创作经费；对于尚具活力和有一定演出市场的剧种和剧团，应实行企业化管理。

总之，在戏曲整体上仍有诸多困难的当下，我们应将政府的资助经费主要用于传统赓续，厚植戏曲的艺术与技术基础，向传统经典剧目的演出倾斜，培养一代又一代理解并热爱传统戏曲的观众。力戒“为创作而演出”的畸形现象，不能继续助长投入巨额资金创作出的新作品却无法吸引观众，不能占领市场从而不能持续演出的不良风气。观众与市场的充分认可既是新剧目创作的目的，也是衡量新剧目艺术价值和确保其生命力的主要标志。简而言之，文化传承必须给予大力扶持，新剧目创作则应该交给市场。

（摘编自傅谨《戏曲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赓续历史文脉》）

材料二：

在微短视听媒介蓬勃发展的当下，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迎来传播新契机。许多戏曲微短剧相继涌现，它们巧妙融合戏曲与微短剧的特质，从故事讲述、视听演绎等多维度探索创新表达，成功实现“破圈”传播，为中华戏曲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

融合戏曲本色与网感元素，强化戏曲主体性。戏曲微短剧并非戏曲与微短剧的简单拼凑，而是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深度创新融合。京剧题材微短剧《我是名角儿》围绕北京女孩金豆的京剧追梦历程，展现理想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的碰撞，借助微短剧擅长的“反转”手法，细腻呈现两代人对戏曲的热爱与坚守。秦腔题材的《火焰驹》以经典戏作为蓝本，精简情节，保留精华唱段，通过戏曲抒情性弥补微短剧节奏快、人物塑造简略的不足。两部作品均融入“穆桂英挂帅”“火焰驹”等经典戏曲桥段，为故事注入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凸显戏曲的主体地位。

创新戏曲美学视听表达，拓展影像化路径。戏曲微短剧突破传统戏曲的舞台限制，在微缩时空里构建独特场景质感。《明州奇闻录》以越剧表演程式为叙事核心，将“唱念做打”融入悬疑探案剧情。如借用杨夫人唱词闪回案件细节，既增添空灵美感，又推动剧情发展。《化蝶》在保留越剧水袖、扇扇子等视觉特色的基础上，运用虚实相生的镜头语言，实现戏曲意境与影视时空的巧妙互文。越剧的柔美意境与微短剧的强情节冲突和谐共生，重构了戏曲身段、唱腔与影视节奏的适配关系，为戏曲微短剧从“元素挪用”迈向“本体重构”提供了可能。

实现戏曲故事当代表达，挖掘非遗传承价值。戏曲微短剧积极关注现实，探索传统戏曲发展新方向。央视首部戏曲微短剧《四时花开》通过主人公的穿越视角，展现《贵妃醉酒》的艺术空间，助力文旅融合。《出彩》则讲述检察机关助力多种传统戏曲焕发新生的故事，直面戏曲当代困境，凸显传承重要性。这些作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展现出“破壁”姿态，为地方戏曲发展探寻有效路径。

（摘编自朱斌《戏曲微短剧：中华戏曲创新传播的新范式》）

戏曲传承发展需兼顾传统与创新。一方面，要坚守戏曲本体，重视经典剧目传承，因为传统积淀是________；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趋势，探索创新传播路径，戏曲微短剧通过________，为戏曲“破圈”提供了新思路。当然，创新不能脱离传统根基，只有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让戏曲________。

活动一：《窦娥冤》经典片段展演（选取“三桩誓愿”片段，模仿元杂剧“唱念做打”程式，搭配简易戏服与道具）。

设计依据：契合材料一“厚植戏曲艺术基础”的核心观点，通过实操还原课内“唱念做打”知识点，让学生具象化理解传统戏曲的表演特质，夯实传承根基。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从思想观念看，中国人深信①_______，这种伦理信念使得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不深；从审美心理看，“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使观众追求②_______，大团圆结局能让观众的心理回归和谐状态；从社会现实看，底层百姓在现实中无力改变命运，便通过欣赏文艺作品③_______，戏剧充当了心理调节剂的作用。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何谓学生腔？尚无一定的说法。

在这里，我并不想给它下个定义。

不管怎么说，学生腔总是个贬词。那么，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谈一谈，或不无好处。

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学生腔里爱转文，有意或无意地表示作者是秀才。古时的秀才爱转诗云、子曰，与之乎者也。戏曲里、旧小说里，往往讽刺秀才们的这个酸溜溜的劲儿。今之“秀才”爱用“众所周知”“愤怒的葡萄”等书本上的话语。

不过，这还不算大毛病，因为转文若转对了，就对文章有利。问题就在转得对不对。若是只贪转文，有现成、生动的话不用，偏找些陈词滥调来敷衍，便成了毛病。

为避免此病，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多想。想每个字合适与否，万不可信笔一挥，开特别快车。写文章是极细致的工作。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得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不要以为“众所周知”是每篇文章不可缺少的，非用不可的。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它所需要的话语也就不同；生活不同，用语亦异；若是以一套固定的话语应付一切，便篇篇如此，一道汤了。要想，多想，字字想，句句想。想过了，便有了选择；经过选择，才能恰当。

多想，便能去掉学生腔的另一毛病——松懈。文章最忌不疼不痒，可有可无。文章不是信口开河，随便瞎扯，而是事先想好，要说什么，无须说什么，什么多说点，什么一语带过，无须多说。文章是妥善安排，细心组织成的。说值得说的，不说那可有可无的。学生腔总是不经心地泛泛道来，说得多，而不着边际。这种文字对谁也没有好处。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必须有层次，清清楚楚，必须叫读者有所得。

幼稚，也是学生腔的一病。这有两样：一样是不肯割舍人云亦云的东西。举例说：形容一个爱修饰的人，往往说他的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个说法，顶好省去不用。用上，不算错误；但是不新颖，没力量，人云亦云。第二样是故弄聪明，而不合逻辑，也该删去或修改。举例说：有一篇游记里，开篇就说：“这一回，总算到了西北，到了古代人生活过的环境里了。”这一句也许是用心写的，可是心还没用够，不合逻辑，因为古人生活过的地方不止西北。写文章应出奇制胜，所以要避免泛泛地陈述。不能出奇，则规规矩矩地述说，把事情说明白了，犹胜于东借一句，西抄一句。头一个说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的是有独创能力的，第二个人借用此语，便不新鲜了，及至大家全晓得了此语，我们还把它当作新鲜话儿来用，就会招人摇头了。要出奇，可也得留神是否合乎逻辑。逻辑性是治幼稚病的好药。所谓学生腔者，并不一定是学生写的。有的中学生、大学生，能够写出很好的文字。一位四五十岁的人，拿起笔来就写，不好好地去想，也会写出学生腔来。写文章是费脑子的事。

用学生腔写成的文章往往冗长，因为作者信口开河，不知剪裁。文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要精，短也要精。长不等于拖泥带水，扯上没完。有的文章，写了一二百字，还找不着一个句号。这必是学生腔。好的文章一句是一句，所以全篇尽管共有几百字，却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越长越糟，白耽误了读者的许多时间。人都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年轻，意见当然往往不成熟，不容易一写就写出解决问题的文章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才该养成多思索的习惯。不管思索的结果如何，思索总比不思索强得多。养成这个好习惯，不管思想水平如何，总会写出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文字来。这很重要。等到年岁大了些，生活经验多起来，思想水平也提高了，便能叫文字既清楚又深刻。反之，不及早抛弃学生腔，或者就会叫我们积重难返，总甩不掉它，吃亏不小。思路清楚，说得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此为止，不一定都对。

（摘编自老舍《学生腔》）

材料二：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摘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传统乡土社会的“熟悉性”催生了强烈的群聚意识，村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共同体，邻里互助、宗族协作是常态。但随着城镇化加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心化”加剧，传统的群聚结构逐渐松散，熟人社会的互助网络出现断裂。

近年来，不少乡村探索“新乡贤+合作社”模式，重构乡村群聚纽带。新乡贤凭借自身的威望、资源与视野，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围绕特色产业开展合作。在浙江某村，新乡贤带领村民成立茶叶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规范种植标准、搭建销售平台，不仅提高了茶叶产量与品质，更让原本分散的村民重新凝聚在一起。在合作社的运营中，村民们共同劳动、共同决策，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与协作精神得以延续，同时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乡土群聚特质的现代转化。

（摘编自《当代乡村群聚性重塑路径研究》）

材料三：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的“地方性”具有多元复合特征：既有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傣族泼水节），也有特色农产品的地域依赖性（如遮放贡米、瑞丽柠檬），更有边境区位的特殊性。过去，德宏州的“地方性”呈现“碎片化封闭”状态：各民族文化在本族群村寨内传承，鲜少跨民族交流；特色农产品仅在本地及周边销售，受地域限制明显；边境村寨虽与缅甸有零星往来，但多为生活用品交换，未形成系统的跨境协作。这种状态虽保留了“地方性”的纯粹性，却也导致资源分散，发展动能不足。

近年来，德宏州探索“全域整合型”发展路径，将分散的“地方性”资源串联成网：在文化层面，打造“德宏民族文化走廊”，将目瑙纵歌节、泼水节等节庆整合，形成“民族节庆”的文旅品牌，既保留各节庆的核心仪式（如目瑙纵歌节的董萨祭祀、泼水节的浴佛仪式），又推动跨民族参与；在产业层面，建立“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以遮放贡米为核心，联动瑞丽柠檬、芒市石斛等产品，统一标准、统一溯源，通过“电商+跨境物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在边境层面，构建“中缅边境乡村互助带”，组织德宏村寨与缅甸村寨开展农业技术共享、文化联合展演，将“边境地方性”转化为跨境合作优势。2023年，德宏州乡村文旅收入达48亿元，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5亿元，跨境乡村贸易额超12亿元，“碎片化”的“地方性”已转化为全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节选自《德宏州：乡土“地方性”的全域整合与价值重构》，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工程，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构筑文明基石的创造性活动。当我们赞叹现代“基建狂魔”的伟力，或折服于“大国工匠”的精密技艺时，其实是为其背后的工程精神所鼓舞和触动。这种工程精神并非无本之木，它的根系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成为一种将系统和谐、务实担当与心怀天下融为一体的价值追求，凝练成为“开物成务”的文明使命与“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过去，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早在文字史册出现之前，中国先民就已将他们对工程活动的理解与敬畏藏在气势恢宏的神话叙事中。这些神话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文明精神原型的昭示，蕴含着中国古代工程精神最核心的基因。

女娲补天的传说，讲述女娲面对“四极废，九州裂”的危机时，并非仅凭神力瞬间复原，而是执行了炼石补天、断鳌立极、平洪杀怪等一系列操作，展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的修复与重建智慧。这隐喻了工程活动的本质：它是对失衡世界的系统性干预与秩序重建，需要材料、结构、环境等多方面技术的协同，其终极目的是恢复宇宙与生灵的和谐安宁。这彰显了工程精神的整体性思维的萌芽。

随着国家形态的成熟与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古代工程精神从朦胧的原型，逐步走向清晰、系统的实践与制度化表达。其价值使命体现为“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务实追求，其方法论核心在于“顺应规律”“系统权衡”的工程智慧，其实践品格彰显了“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而其伦理内核则贯穿着“以人为本”“守正负责”的深沉关怀。

春秋时期的公输般（鲁班），从一个技艺超群的工匠，逐渐被尊奉为“百工祖师”，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行业精神符号。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这一现象极具深意。工匠群体将自身对技艺极致的追求（“巧”）、对工具的创新（发明锯、刨等）以及对行业尊严的维护，都投射到鲁班这一形象上，使之成为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工匠精神的集体化身。后世《鲁班经》的流传，不仅记录了技艺，更规范了行业仪式与伦理，使这种“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在民间社会代代相传。

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如“司空”这样的专门官职进行工程管理，这个称谓本身便蕴含着“司掌万物、藏富于民”的深刻理念，体现了工程活动的公共性与民本性。从将作大匠^①到工部，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这些“工官”，如汉代督造未央宫的萧何、宋代撰著《营造法式》的李诫、明代设计紫禁城的蒯祥，通常都是卓越的工程组织者或技术专家。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面貌：将个人技艺融入国家治理，在严格的制度框架内，修建宏大、精密、持久的国家工程。这既锻造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独特的“总体思维”与系统协调能力，也成为对“开物成务”使命最直接的制度性实践。

中国古代工程知识虽偏重经验，但也有着强烈的标准化追求与扎实的理论总结。从《考工记》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特别是以“材分制”为代表的模数系统，实现了木构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与生产，这是古代工程管理理性与智慧的结晶，是系统性思维的集大成者。此外，以墨子为代表的学人们，不仅探究力学、光学等工程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将“兼爱”“非攻”的伦理思想与防御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凸显了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和平与正义的深刻理念。这种班墨文化的结合，恰是“技艺”与“道义”、“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辅相成的古老典范，为中国古代工程活动注入了深厚的思想和伦理内核。

从女娲补天的神话想象，到都江堰的千年矗立，从鲁班斧锯的细微巧思，到《营造法式》的宏大规制，“开物成务，笃行求臻”的精神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工程实践的悠久历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工程伟力，不仅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规模与精湛技术，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文明抱负、协调智慧、坚韧品格与伦理关切。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亟须建设一支胸怀“国之大者”、能力卓越的工程师队伍。中国古代工程精神，绝非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可以激活、转化并深度融入现代工程教育与职业伦理建设的宝贵资源。

今天，面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根脉中汲取滋养，弘扬工程精神，坚定工程自信。古代先贤的工程智慧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度对话，使“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重塑工程生态的实践指南，使“精益求精”的匠魂注入智能制造的方方面面，使“为国为民”的担当照亮每项重大工程的建造瞬间。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强大的工程能力，塑造出引领未来、泽被世界的中国工程精神范式，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开物成务”的文明新篇。

（摘编自王大洲《开物成务、笃行求臻——中国古代工程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注释】①将作大匠：古代掌管土木工程的官职。

中国古代工程知识注重________，亦不乏理论总结。以“材分制”为代表的模数系统，便是杰出代表。它通过对木构件尺寸的等级化、标准化规定，实现了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与生产，极大地提高了营造效率与质量可控性。这不仅是技术方法的创新，更是古代________的结晶。其背后所体现的________，与女娲补天神话中蕴含的“整体性思维”一脉相承。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好的新闻评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一）______

在新闻评论写作中，首先是确定选题。选题即选择新闻评论所要评述的事物或者论述的问题，它规定着评论的对象与范围。一般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向受众传播最新信息，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原貌；而新闻评论则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揭露事件背后的原因及意义，并不是所有新闻事件都有评论的价值，这就需要评论员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敏锐地捕捉事件背后的本质意义，通过分析说理、层层推进的方式，向受众传达自己的观点。

（二）优质的内容

1找准角度，凸显评论的深立意和高价值。在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前提下，尝试打破常规思路，寻找新的角度来看待并分析问题，同样能引发新的思考和启迪。例如，《贫穷不可怕，就怕“不怕穷”》一文，从贫困群众的角度入手，探究造成贫困群众“不怕穷”的心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不怕穷”是深度贫穷的后遗症。不仅给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带来深度思考和全新启示，也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2扎实的论据与严谨的论证过程相结合，增添文章说服力与厚重感。在析事明理的过程中，扎实、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推理过程，两者缺一不可。在新闻评论中若能善用事实论据，或许可达到“小故事，大帮忙”的目的。以《警惕形式主义披隐身衣卷土重来》为例，作者首先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文章《送温暖无需兴师动众》为由头，提到部分网友以戏谑的口吻留言称“这不是说我们单位吗”，由此引出群众对此现象的反感；接着作者以其平日采访、调研期间积累的鲜活案例作为有力论据，如“一提走群众路线，有干部就弄上两袋大米、一壶香油等到贫困群众家中走一遭，送米、拍照、走人一气呵成”这类事例，逐步梳理出“披着隐身衣”的新形式主义的表现。这些材料出自作者日常的观察，丰富又鲜活，非常具有启发性。

（三）善用语言技巧

要让读者看得懂、看得进，认同并接受文中传递的观点看法，就需要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真正有生命力的评论，其内容应该充实又深刻，引人深思；其形式应该活泼生动，文采斐然。

1善用修辞，增强文采。有些新闻评论的标题设置得很有特色。有富含哲理引人回味的，如《比起诺奖，我们更需要诺奖级的创新》《盲目“按惯例”也是懒政》；有借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增添文采的，如《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警惕形式主义披隐身衣卷土重来》；也有采取口号式朗朗上口的，如《贫穷不可怕，就怕“不怕穷”》。

除了标题先声夺人，主体语言也需生动。以《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为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共产党人开创的‘道路’上‘航行’，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功”，文章通过比喻手法，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2语言精准，言之有物。新闻评论要做到以理服人，离不开准确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推导，两者的呈现需借助精准的语言表达。来自《新华日报》的作品《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在论述造成“数字突破”的原因时是这样表述的：

失真失准、缺少认同的“数字突破”，是“造”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造，因为数字就是成绩，就是亮点。注了水的数字更加光鲜，更加引人关注。逼，因为数字就是指标，就是考核。一些部门习惯于“年初简单压指标、年末向下要数字”，在乎的是数字的“大与小”，而不是“真与假”。

把深刻内容与通俗分析相结合，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精准的把握。

新闻评论既要为受众带来新知识、新观点，又要说出群众心中所想所忧，这样的评论才既有“角度”又不失“温度”。

（摘编自薛雅静《评论要有角度，也要有温度》）

材料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剧本中，冲突不仅决定着动作的内容和方向，而且，只有冲突充分展开，才能使参与冲突的各个人物的动作不断发展下去，因果相承，首尾相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任何生活矛盾，都可以构成真正的戏剧冲突。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矛盾或者刚刚显露，就完结了；或者虽有发展，却并不充分；或者来势迅猛，却很容易解决……把这样的矛盾现象作为剧本的内容，人物的动作就不会丰富有力，更不可能不断发展变化。一个王子，知道新继位的暴君正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他可能马上行动起来，顺利地报仇复位。这样，冲突是尖锐的，但却难以构成一出五幕戏的内容，甚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戏剧性。莎士比亚选择一个思想深邃、行动软弱的人物作为复仇任务的承担者，构成了一场特殊的冲突，人物进入冲突之后，动作丰富复杂，不断变化发展，全剧由始至终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

（摘编自谭霈生《论戏剧性——关于戏剧冲突》）

材料二：

在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文学构成中，戏剧性具体表现出哪些艺术特征呢？

一曰集中性。这是一个艺术结构的“浓度”问题，戏剧的情节必须是相对紧凑和集中的，一场戏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当众演完，戏剧必须环环紧扣，在事件内容的密度上不能太疏落。首先，当众演出与私下阅读是两种不同的信息传递与接受的方式，前者不能随意中途停止、反复检视，后者则是可以按阅读者之意而随时停、启或反复翻阅的。如果戏剧化的情节不够集中，便无法叫观众“一口气”看完。中国明清传奇很长，缺乏情节的集中性，一本戏往往四五十出，要演几天才能完结。显然，这种戏剧形态还有浓厚的说唱文字痕迹，可传者只是其中某些比较精彩、集中的片段——“折子戏”而已。其次，戏剧性的动作和冲突，必然引起人的某种紧张、期待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的限度，人的心理和情绪便会疲劳、弱化以至消失，那时戏剧性便无从谈起了。在史诗、小说等叙事作品中，情节的进展可以是平静、舒缓的，但是戏剧的情节必须相对紧凑和集中，其中关键的转折点是不允许久久搁置、延宕的。

二曰紧张性。当自然、社会、人处于平静、舒缓的状态，一切差异、矛盾都还在酝酿中或被掩盖着，就不会有“戏”。所谓“戏”，就是从某一“平静、舒缓”状态的打破到求得新的“平衡”的一个过程。因此，没有一定程度、一定方式的紧张，便没有戏剧性。事件、心理本身的紧张性及其在观众中引起的相应的紧张感，是戏剧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剧作家陈白尘说：“有一个人突然掉进一个很深的井里，他为了活命，就千方百计地挣扎、搏斗。这个挣扎、搏斗的过程，就是戏。”这里说的就是事件（掉进深井之事）与心理（挣扎、搏斗之心）的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并不都是朝着一个心理的向度生发的。它有时表现为狂欢、激奋、情志活泼等；有时表现为惊慌、担忧、恐惧、怜悯等。但是，由于戏剧体裁、题材、主题、风格的不同，紧张性不同向度表现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

三曰曲折性。平铺直叙没有戏，一波三折才有戏，戏剧性的所有特征都不可能离开曲折性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了这一特征，他说：“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所谓发现，则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的“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具备”，也是从曲折引人之趣来论戏的。曲折性贵在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总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说，不论是“突转”还是“发现”，其动力应该是来自戏剧自身冲突的张力，而不是偶然的、外来的一种“推助”。

19世纪末兴起所谓“反戏剧”的倾向，至20世纪，这一倾向日渐强烈。持这一倾向的戏剧家力避“戏”的重、浓、显，追求一种更轻、更淡、更隐的戏剧性。这时，剧作家努力的目标不是在激变的时刻，而是在最平稳而单调的状态中描绘生活，并且在表现个别事件时避免运用任何明快的手法。在这一派作家的心目中，“戏剧性”一词成了骂人的话。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主张在平平静静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更加内心化、散文化，甚至成为一种表现“没有动作的生活”的“静止的戏剧”。他认为一位静坐灯下沉思，俯首听从灵魂与命运支配的老人，“他纵然没有动作，但是，和那些扼死了情妇的情人、打赢了战争的将领或‘维护了自己荣誉的丈夫’相比，他确实经历着一种更加深邃、更加富于人性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生活”。

如果把“反戏剧”看成是对传统的戏剧性走向极端的一种反拨，对那种片面追求庸俗的“剧场效果”的一个反抗，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更加证明了上述戏剧性三个特征的相对性，从而开阔了人们对戏剧艺术的视野。正如威廉·阿契尔所说：“任何运动都是好的，只要它能帮助艺术摆脱一大套法则定义的专横统治。”然而，“反戏剧”如要从根本上反掉戏剧艺术自身的规律，完全抹煞戏剧性的基本特征，那就无异于取消戏剧了。

（董健《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