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所谓“美轮美奂”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日益成为新兴贵族们的一种重要需要和兴趣所在。例如“美哉室，其谁有此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台美乎”（《国语·晋语》）。《墨子·非乐》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十年不成。

这股建筑热潮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而达到最高点。据文献记载，两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人的：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文字材料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体现了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许多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等等。中国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

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物结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

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效果。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建筑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在世界各民族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累积所创造的。

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的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用在城市规划上。为了得到最多的阳光，主要的房屋一般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更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房屋主身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为一副梁架。每一副梁架有两根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在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枋、檩之类的横木把它们互相牵搭起来，就成了“间”的主要架构，以承托上面的重量。两柱之间也常用墙壁，但墙壁并不负重，只是像“帷幕”一样，用来隔断内外，或划分内部空间而已。因此，门窗的位置和处理都极自由，由全部用墙壁至全部开门窗，乃至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窗（如凉亭），都不妨碍负重的问题。

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砖瓦，尽量利用各种油漆的装饰潜力。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砖墙上也加雕刻。

这些都是中国建筑体系的特征。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历代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这作中国建筑的“文法”。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建筑油漆彩绘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们在建筑物上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制的装饰画，不但增加了建筑物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一定意义上也增加了建筑物的使用期限。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之一的古建筑油漆彩绘，在我国境内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从上古时期绘画出现之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古代中国人就开始了绘画与建筑艺术的融合，在凝固的时光中展现他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古建筑油漆彩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追求，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建筑的实用价值意义的无限追求。古代中国，木质结构是当时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形式，而木质结构建筑材料在经历较长时间后容易出现受潮或者虫蛀等情况，于是人们开始在木材表面涂以厚重的红色或黑色油料来加以解决，进而增加了其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实现了实用和美观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古建筑油漆彩绘的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就有“山节藻棁”的记载，是说在大斗之上涂饰山状纹样，在短柱之上涂饰藻类的图案。到汉代建筑雕梁画栋，隋唐建筑更加绚烂，元代彩绘风格豪放，明代呈现规律化、装饰化特征。清代进一步程式化、制度化，大量使用蓝色调，彩绘更加华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建筑油漆彩绘见证了古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也记载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是我们中国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油漆彩绘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绘画的形式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古建筑油漆彩绘作为封建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龙和凤的图腾是其宫殿建筑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皇家建筑的专属和标志，更是封建统治者进行装饰不可替代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而建筑彩绘通过图案寓意吉祥和美好，作为祥和如意的象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摘编自林珠龙《关于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绘的研究》）

材料二：

汉代漆器设计在图案上有自然景象，在造型上有自然界的动物，在理念上也有自然之思想。也就是说，汉代漆物的创作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汉代工匠的教科书，还是汉代漆器设计者的范本。

从美学层面看，汉代造物艺术观是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将自然纳入设计的审美视野的？《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从设计学角度看，这段文字论述了一个关于“工巧”与“材美”关系的问题。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巧工有“米”造物也难成，这是因为设计材料具有相对性与适应性。良匠为什么不能斫金？巧冶为什么不能铄木？这是因为“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也就是说，物质材料的自然性具有使用或设计的相对性。其实，“夫物有以自然”，在汉代设计艺术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指设计材料的自然性，还表现为自然化。“自然化”是指在设计中将自然物转化为审美对象或表现对象。自然化既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设计的结果。譬如汉代漆器“三鱼纹耳杯”，杯内用红漆绘三鱼，三鱼首尾嬉戏，围绕着形象规整的四叶纹，图案设计鲜活而富有生趣。其中作为自然物的鱼、叶，经过巧工点化而形成“三鱼纹耳杯”图案。自然化是一种艺术化与技术化的形式，也是巧工干预的结果。从装饰和造物的技法看，它就是一种艺术的典型化。“三鱼纹耳杯”中的图案可谓三鱼一世界、四叶成宇宙。

另外，汉代造物艺术中的自然概念还表现为非人为干预的天工开物的形态。张衡《灵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相生，莫之能纪。”当然，自然相生并非绝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鹿便是一例，整体上看，它属于真实仿造，但局部上看，鹿头上的鹿角却是一对真鹿角。可谓“有象可效，有形可度”，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自然相结合的设计，同样是自然相生的设计典范。

汉代漆物仿生设计非常普遍。譬如昆明羊甫村发掘的西汉羊甫头墓出土了大量模仿动物的漆木雕，有兔头、水鸟、牛头、犬头、猴头、猪头、鹰爪、鹿头等形象。再如许多汉代灯具、漆器等日常生活器具，也是仿生设计思想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生活器具的造型设计原则是“顺物自然”，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感受。工匠们运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自然界中生动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设计的参照对象和摹本，而用现代设计语言来说，这种设计是仿生型设计。汉代漆器的很多设计灵感来源于自然，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漆器器型多模仿自然植物，如漆铜蒜头扁壶，其壶口为六瓣蒜头形。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使用相结合的设计，是仿生设计的典范之作，也是人化自然的杰作。

（摘编自潘天波《汉代漆物的文化品格：美学的视角》）

3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而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诗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来分析一下“木”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而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取材于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诗歌是一种微言见大义的文学样式，这得益于语言的暗示艺术。诗歌语言的暗示大体上可分为“同构暗示”和“异构暗示”。

“同构暗示”指的是诗歌所展现的景象（外在世界）与作品的“意”（内在世界）在力的结构上是一个方向的。在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事物，比如山脉、河流、枝叶等等，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出来的表象，都传达了人的某种内在的情感。比如春天树木发嫩芽给人一种生命萌动的欣喜；而万木葱茏则让人感觉到勃勃生机；当秋天到来，树叶发黄或枯死则让人倍感萧条。通过树叶由萌发到凋零，由绿变黄的变化与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联系，从而沟通了大自然与心灵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传达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跌宕起伏的变化。古代诗歌就常常巧妙地借用物理世界的事物来暗示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大自然的种种风物的律动与人的心灵的律动的沟通，真正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同一的境界。

善于发现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或很少相同之处的事物之间的对应点、共同点，正是诗歌产生美感和诗意的源泉。利用这些对应点、共同点，作者可以从宇宙中、大自然中，甚至平常生活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自我，把“我”等同于自然万物，用心灵去感受宇宙运动的规律。

“异构暗示”指的是诗歌的物理世界（外在世界）与诗歌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在力的方向上不一致。这有点像修辞中的反衬，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但“异构暗示”探讨的是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沟通，写景是为了表现情，而不是为了衬托情。诗人在诗里客观地展现了一个画面，但这幅画是不和谐的，这也许是作者想极力隐藏内心的情感波动，或者是要让这种情感以极深刻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将思想感情的变化放置在一个相悖的画面之中，让画面来说话，让读者自己找答案。

“同构暗示”说明了物我的协调与同一，而“异构暗示”恰恰打破了这种协调与同一。作者可能会被某个景象感染，但由此产生的情绪并不是诗歌意境的深化，而是与诗歌画面的情感基调不相协调的情绪波动。所以，在阅读这一类诗歌时，我们往往会被表面的景象迷惑，对诗歌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好在有诗歌的语言提醒着我们还有一些未曾道破的东西，只要细细品味、好好体会，这些隐匿起来的景致便豁然显现。

（取材于刘燕玲《浅谈诗歌语言的暗示艺术》）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意象，我下的界定是“表意之象”。给“意象”下这么个界定，是为了突出其表意的功能，这“意”当是指诗人的诗性生命体验。换句话说，作为诗歌的意象，必须内含诗人的情感体验；不能显示情感体验之“象”，就够不上称作“意象”。眼下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意象等同于诗中表名物之词语，其实是不恰当的。诗中所用的词，有不少是表具体名物之词，如蓝天、白云等，它会在我们脑海里唤起某种想象的，但通常只能算表象，不是意象。举个简单例子。王维的两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总共包含几个意象？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有四个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确，这四个词语都能成“象”，但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呢？孤立开来看，大漠，指广阔无垠的沙漠，本身并不包含诗人的感受。必须将“大漠”与“孤烟直”合成整幅图景：在一望无际的漠野间，直上的孤烟把边地的苍茫、风沙乃至边塞示警的独特情味生动地传达出来，这才成为意象。同样道理，长河、落日单独看亦只是表象，必须连成画面——在奔腾不息地流向天际的大河上方，一轮浑圆的太阳正徐徐下沉，绚烂壮丽的景观效果始得以展现。总之，意象不单有象，且一定要表意，要能确切地传达诗人的独特体验，才能起到为抒情服务的作用。

（摘编自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序）》）

材料二：

（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选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诗人不断地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了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感情和韵味就是情韵义。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凭栏”“倚栏”，意思是依靠着栏杆，但是诗词中用“凭栏”“倚栏”，却有多种意味：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抑郁愁苦，或悲愤慷慨。如，李璟《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冯延巳《鹊踏枝》：“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姜夔《点绛唇》：“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些诗句中的“凭栏”都是和某种激动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

诗歌语言的情韵是由诗人反复使用而逐渐附着上去的，这种情韵在诗里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原有的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意更加丰富。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情韵义》）

【附李煜《浪淘沙》原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们姑且把诗人所要说的思想和情调叫做意境，把他所说出来的叫做语言。这两种成分本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分剖。不过为说话便利起见，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说。诗的难懂在语言亦在意境。中国人向有“言近旨远”的说法。在言近旨远时，语言的易懂不能保障意境的易懂，陶渊明的诗可以为例。但是“旨远”有时可以“言近”，亦有时不可以“言近”。意境难，语言也往往因之而难，李贺和李商隐比元稹、白居易难懂，是同时在意境和语言两方面见出的。

语言可分义的组织和音的组织两点来说。前者属于文法，后者属于音韵学。义的组织大半取决于文法的惯例。这在每国语言里都根深蒂固，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写，都因习惯成为自然。诗人在大体上都得接受这个习惯，纵然在选字、配字两方面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总不至于把文法的基础完全放弃。所以诗在语言方面的难懂，起于义的组织者非常微细。纵然偶有困难，那也是读者可用努力征服的。

音的组织可就不然。这是情调思致所伴的生理变化的微妙痕迹。诗是情感的语言，而情感的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这是诗的命脉。读一首好诗，如果不能把它的声音节奏的微妙起伏抓住，那根本就是没有领略到它的意味。不幸得很，诗的这个最重要的成分却也是最难的成分。大多数人对于声音的反应都非常迟钝。心理学家对于不能辨别红绿青黄的人有“色盲”一个名词可用，我想他们也应该造“音聋”一个名词，这是很需要的。我们大部分人多少都是“音聋”。这并非说对于一切诗都聋，只是对于某种音无感觉力。比如英国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只喜欢听“联韵”诗，而不能欣赏弥尔顿的“无韵五节格”，便是“音聋”的好例。“音聋”有起于先天的，有起于种族差别的，也有起于习惯与修养的。中国人读外国诗，或是英国人读法国诗，无论修养如何深厚，在声音上总有一层隔阂。读惯旧诗的人一读诗就期待五七言的音的模型，对于本有音乐性的新诗总觉得不顺口不顺耳。这只是就粗浅地说。如说得更严密一点，每个诗人甚至于他的每一首诗，因为是一种特殊个性与特殊情趣的表现，都有他的特殊的声音节奏。这是自然流露，不必出诸有意造作，所以诗人自己也往往不能加以分析说明，甚至于有些诗人因没有意识到音乐性的存在而根本否认它的存在。诗的最难懂的——一般人所谓“晦涩”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声音节奏。现在一般谈诗的清楚与晦涩的人们根本就不提这一点，他们仿佛以为只要语言意义明白清楚了，诗也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这似乎是没有认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摘编自朱光潜《谈晦涩》）

【材料二】

著名美学家赫斯曾对文学文本的意义作过“意思”与“意味”的区分。“意思”即作者写进文本并要借助文本加以传达的原意，而“意味”则是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所“认定”的文本意义。赫斯所作的区分启发我们，与非文学文本的阅读不同，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鉴赏，绝不仅仅只是从语义的理解到文本“意思”的把握这么简单。文学语言并不仅仅只是要完成一种单纯的语义传达，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语言的特殊运用，营造出一种审美的情调和韵味，以引导读者在对语言的感受中体悟到某种特殊的意味。对诗歌这样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而言，尤其如此。诗歌的欣赏不能纯粹依靠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完成，也不能单纯通过语义的准确理解来实现，原因也正在这里。所以，唐代司空图才会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说法。

在语言中，除一些谐声字可以由声见义外，绝大多数语词的语音与词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它们的读音与意义无关，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其他文本类型如科学文本中无关紧要的语音的组合，在文学文本中却是十分重要的，语音的精心组织仍然是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文本独特审美效果的重要构成层面。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我们可以补充说，从这个“声音系列”中再生出来的“意义”，正是需要我们去细心体味的情调韵致或者说意味。

那么，语音的巧妙组合何以能够再生出丰富隽永的意味呢？这和语音具有的“调质”有关。比如：“委婉”与“直率”，“清越”与“铿锵”，“柔弱”与“刚强”，“局促”与“豪放”，“沉落”与“飞扬”，“和蔼”与“暴躁”，“徐缓”与“迅疾”，不只在意义上对立相反，而且从调质上来说，也有明显的反差。由于语音的长短、疾徐、高低、轻重与人的情感、情绪的运动节奏和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物理层面的声音，节奏的选择、组合等音律技巧的运用，也就能够通过“调质”形成一种特殊意味的“暗示”，并唤起某种相应的情绪体验。选择富于暗示性或象征性的“调质”，往往能营造出独特的情绪氛围，引导读者去体味文本特殊的情调韵致。

（摘编自《文学欣赏导引》）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言恭达先生在《艺归本真》一文中说：世间最朴素的是人性中的本真。生命与艺术的融通，并不依赖于技巧，却依赖于生活的心态。朴素，旷达，不为声名所累。庄子说“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言先生认为“世间最朴素的是人性中的本真”，这是给予了“朴素”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指出朴素原本是人生的底色。《庄子·天道》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将“道”视为一切美的根源，把朴素和自然视为道的根本特征，故而认为朴素是天下最美的事。“朴”指事物的原初状态，“素”指本色、自然状态。以朴素为美则是指一种不假雕饰，具有天然之美的艺术风格，有着自然、简朴、纯真、平淡、清逸等特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艺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朴素之美来自朴素之人，喜欢朴素的人大多崇尚自然、平和、简静、真实、淡泊、质朴的生活，并以这样的方式去为人、为事、为学、为艺，从而去求真、向善、寻美，以坚守人性中的本真。

朴素美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趣味，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朴素为美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对朴素观的生成影响最大。

儒家讲朴素，注重事物的精神实质，主张质因文显、文以质存，因为“质”终归是文饰依附的根本。如孔子讲“文质彬彬”，提倡的是文质统一，但重点却是对“质”的强调和弘扬，而不是“文”。言先生认为“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质本身发光才是真正的美”。现在提倡书画家要创作出“含文抱质”“文质兼美”“文墨同辉”的艺术作品，就是要求回归到“文质彬彬”的美学传统上来。

道家重视朴素，角度与儒家不同。相对而言，道家更强调事物的本然天性，如庄子曾将音乐分为天籁、人籁、地籁三类，并认为天籁是最美的音乐，因为它“顺之以天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来状态、原初状态，这就是朴素。所以，朴素美表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有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这些几乎都能够从道家哲学中找到渊源。如言先生认为“书贵虚静”，明显受到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思想的影响。

朴素是大美隐内，不求外露；是不拘形式，重在内容，它是蕴藉含蓄的，也是最有力量的。佛学主张的“定生智慧”，教人“一切放下”，追求多元的“包容无碍”的圆融境界，这对朴素美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或为人，或为艺，息虑凝心为定，定后方能提得起、放得下，褪去浮华，还以本真；舍去绚烂，守护平淡，在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中起于心、归于心，从而达于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艺术之境。

朴素是自然的、真实的，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生动的，呈现出来的趣味是淡雅、清逸却不失厚重和力量的。古人在文艺创作中很是注重自然、顺性自然，视作品中具有自然、朴素美为最高境界。

南北朝时期，鲍照和汤惠休以“初发芙蓉”“芙蓉出水”的超凡脱俗之美作为诗歌的理想。至唐代，司空图认为“浓尽必枯，淡者屡深”，从浓淡转化的角度来提倡本色美；李白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标注了他对特定诗美的追求，这也是唐代文人普遍追求的美学境界。至宋代，朴素美作为一种审美趣味、一种艺术风格，广受关注和推崇，发展为崇尚以“平淡”为美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如苏轼所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先经绚烂而后归于平淡，这时的“淡”而有味，标志着更高的境界。

（摘编自彭庆阳《朴素之美》）

材料二：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即儒、释、道三家思想。这三家思想虽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提倡自然素朴、真实质直的文学精神。“朴素”的文论观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种文论观的提倡，不仅扭正了不良的文艺倾向，也对畸形的社会风尚有积极的警示作用。文论家的一再倡导，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日渐趋向于通俗晓畅。“朴素”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对中国古代的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古代绘画讲究传神和写意，非常钟爱以形写神和点睛之笔。尤其是山水画，万千河山，往往淡淡几点笔墨便勾勒出其神韵与气势；音乐上并不追求用复杂的音响渲染，而是重视弦外之音，崇尚“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琴，便是最能体现这种境界的乐器。轻轻拨动，悠悠琴音，醉倒了多少文人墨客！

“朴素”的文论观，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那么它对当下中国文学颓而不振、空洞无物的局面肯定有极为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作用。现代作家可以学习其以文明道、有所寄托的精神，关注现实，以悲悯的心怀关注人类命运，承担起文人的使命。

（摘编自《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朴素”观》）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慷慨悲凉之中，亦有命运无常、人生短促的不安心境，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风骨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文风清峻，给人一种利落大方之感；通达脱俗，不拘小节，沉雄激荡；气盛辞壮，畅所欲言；华靡。

（摘编自卢劲《建安风骨》）

材料二：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生活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家们，敢于抨击时弊，敢于在不同作品样式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人提到建安文学，往往用“建安风骨”来指代，即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的文章风格。建安作者以此来对抗彩丽繁绮而又空洞无物，或者低级庸俗的文风。而之所以形成“建安风骨”，一方面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的决定因素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和创新。

建安前后，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动荡不安。建安前爆发的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接下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战火不断，生灵涂炭，而上层统治者却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生活在如此时代背景下的建安文学的主要作者们——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还有蔡琰——都饱尝了战乱的苦楚，目睹了百姓无家可归、饿死街头的凄惨境遇。所以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时代的烙印体现得尤为明显。建安风骨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孕育了这种文学风格。如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普通百姓流离失所图，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全诗情景交融，语调悲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母亲那痛苦而又无奈的神情，好似一幅悲惨的画面，展示在世人面前。这首诗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在建安文坛上，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建安作者们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和苦难吓倒，更没有醉酒消沉，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把重整山河作为己任。他们各自的作品，表达了一种高昂奋进的情绪，慷慨悲歌地表现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国家太平的理想，犹如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明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消沉的人从此昂扬战斗。正如古人所言，文学亦写实亦传情，诗人们正是本着文学这一特色，很好地通过诗歌把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尽显“建安风骨”。正如曹操《龟虽寿》，以神龟起兴，言生命必有终时，表现出了诗人不信天命、努力进取、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概和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融深刻的哲理于生动的形象之中，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建安文学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本色的同时，又注重用词和文采。诗人们汲取汉乐府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创造出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文学。那种无病呻吟、脱离实际、空洞无物的作品被作家们摒弃，转而借景物观照时代，有感而发。如曹操的《观沧海》，诗人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联想到当下的现实，一发不可收拾地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吐露出自己的宏伟抱负，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号召，可以说它是积极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特色兼得的佳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丕的《大墙上蒿行》等作品，也都各有不同的特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能让人深刻地感觉到诗人们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追求，即冲破樊篱、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建安作家的作品，从反映生活的方面来说，比汉代其他诗人及辞赋家要广泛得多；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而且加以发展，加强词句的色泽和光彩，使之更华美。建安作者的创作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从以上种种，不难得出，建安作者的作品具有对生活、社会真切的感受，对国家、百姓炽热的情怀，对战乱现实的深刻反映，对国家统一与太平的渴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与之相得益彰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以及刚健清峻、质朴有力的语言……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因素。

（摘编自汤树德《“建安风骨”构成的主要因素》）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谓词外之情即言外之意，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诗的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诗中的言辞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的语言的这一特征：“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摘编自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材料三：

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谓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可以在词典里一一注明。而且这些意义都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诗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情感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者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以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组合。

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代诗词中，许多“塞上”意象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生发出很强的统摄力，这是因为浸润了创作主体丰厚的生命体验。如王维《使至塞上》中，“出塞”情境构成全诗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艺术空间开掘功能。“征蓬出汉塞”出句不凡，汉塞作为典故，既隐喻现实中的军事堡垒，更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确证符号，给中原士人们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归属感、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跨过这道屏障，中原士子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复杂的。本初的心灵的宁静和平衡状态即将被打破，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理交互作用。一种是“胡天”所带来的新奇感、自由感和欣喜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另一种是进入陌生异域所带来的孤独感和焦灼感，“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

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说，“塞上”意象最深层的审美意蕴，是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它成了华夏英雄志士生命激情和生命活力释放的精神符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生存和活动空间的超越。

作为社会的个体，其生命活力的释放往往受到社会伦理的规约，因此，其生命价值观的实现以强调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为标准。基于此，功业意识构成了历代文人生存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随着汉帝国的日趋强盛，建功异域就成为许多人释放生命激情、实现个人价值的生命意识。《后汉书·班超传》就展现了班超的这一抱负，他曾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如果将《后汉书·班超传》与《史记·陈涉世家》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班超和陈涉作为英雄人物有一共性特点，就是有不甘沉沦于庸众的强烈进取心。但不同于陈涉的是，班超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立功异域，以取封侯”。颇为有趣的是，暮年的班超却表现出强烈的返乡意愿，《后汉书·班超传》言“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向皇帝上疏恳求回归故里，“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陈说自己生命之脆弱和返回中原心理之迫切。

扬名异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呼应，如曹植《白马篇》里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这一点，游侠“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在异族入侵时，他挺身而出，“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可见，效命边疆、建功立业的意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角度来说，“塞上”意象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蕴是对爱国精神的礼赞和对和平生活的维护与捍卫。边塞的文化地理学意义表征着中华民族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对于这一争夺，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表现，其主体是农耕族群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必然从肯定和颂扬角度来反映农耕族群这一群体在斗争中的行动，因为这反映了其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塞上”意象爱国精神审美意蕴的基源。

（摘编自陈鹏程、王腾可《“塞上”意象的生成、经典化及其审美蕴含》）

材料二：

唐人心中的西北历史文化的意象可作如下概括：陇上大漠，寒苦边愁；义气塞外，杀气雄边；背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媚人泪尽。试想这样的寒苦之地如何能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途？但历史诗意中的唐代西北边塞的确如此。原因何在？诗词意象的形成，是由诗人们所处环境的可意象性决定的。所谓可意象性是指区域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对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边塞诗的意象及其分野呢？

首先，西北地区所处的边塞地缘政治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地区为跳板，从而使其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并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战争夺的桥头堡。有唐一代，就分别与突厥、吐蕃等先后发生战争。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诗人们的意象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西北干旱荒漠地区与中原内地自然景观的反差对边塞寒苦意象的强化。应当说，黄土高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环境的反差并不十分强烈，但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带与内地则有很大的差别。这巨大的落差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诗人们的视觉，也给诗人们的身心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在战争环境下，诗人们对此环境更有难以自遣的不适与恐怖。

其三，文学意象发展的历史积淀所致的先入为主的心理预期，为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其过程与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上古史层累地造成说有相同之处。如长城的“白骨”意象，陇头的“愁绝”意象，无不如此。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所采用的夸张手法本身就有着对环境优劣对比的强化功能，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以边塞戎马之旅为终南捷径的士人们心的别有用心。

其四，“他者”在区域文化塑造中的过客行为，对边塞诗意象的强化。从唐代诗人古籍的考证来看，真正文化底色形成期生活于此的边塞诗人为数非常有限，绝大多数都是以过客的心态踏上边塞土地的。与当地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相比，诗人们对异乡土地的那份挑剔异常强烈。边塞诗的意象分野正是上述诸要素空间耦合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摘编自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摘自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好奇心驱动是指通过教育方式推动好奇心由内驱力转化为动机驱动，激发学生不断探索。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中关于科教融合的探索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教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实际上，高等教育更偏向于对人类社会已经编码化的知识进行系统化传授和学术化训练，着力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能力。有关研究表明，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关键在于基础教育时期的科学引导，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不能仅由高等教育提供，所以，应从基础教育时期开始加强对儿童科学好奇心的培养。

注重选拔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研究，通过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助其成长为未来科技领军者。为解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紧缺问题，教育部在部分高校推出了“强基计划”、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将好奇心驱动与国家需求驱动结合，吸引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成为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在国家层面出台更多政策扶持基础研究，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基础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空间及社会给予的宽容态度，也需要政府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与新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基础研究能够为新技术提供原理，新技术反过来会拓展基础研究。所以，应基于校企合作探索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企业以适当形式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

（摘编自李珍《好奇心、创造性思维与科技创新》）

材料三：

好奇心会激活记忆回路，帮助大脑更好地保留新信息。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进行了这样的实验：研究者会询问参与者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并让他们评估对答案的好奇程度。例如“披头士乐队的哪首单曲霸榜时间最长”或者“地球上唯一已知的方形树干生长在哪里”。接着参与者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中等待14秒钟，才能获得答案。在等待期间，参与者会看一些中性、没有情绪倾向的人脸图像。这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激发他们好奇心的问题的答案。奇怪的是，他们也更容易回忆起和这些问题配对出现的人脸图像。大脑成像显示，在这一期间，参与者的大脑海马活动增强，而海马对构建记忆至关重要。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英国卡迪夫大学首席研究员马赛厄斯·格鲁伯将好奇心比作一个“漩涡”：它不仅会让大脑记住想知道的内容，还会吸入这一内容周围的附加信息。

凡是被孩子们询问过一连串“为什么”的成年人都知道，孩子们拥有强大的好奇心。根据基德的研究，好奇心神经回路中的基本元素，在生命早期似乎就已经存在了。基德说，对婴儿好奇心的研究表明，这些神经回路早已准备好在一生中引导他们获取知识。婴儿会最大限度地从环境中学习，似乎能意识到意料之外的事件都可能是机会。他们对信息量大的刺激有强烈偏好——人脸会比玩具卡车更有吸引力，而语言会比非人类的声音更具魅力。婴儿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基德发现，当儿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继续尝试学习更多知识，并把学到的知识都储存起来。然而一旦他们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其失去兴趣。在2012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基德和同事向7～8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物品从盒子中弹出来的动画场景。她使用眼动追踪仪测量了婴儿的注意力被这些场景吸引的时间，发现他们更喜欢那些复杂程度中等的情景，那些不太容易预测但略带惊喜的情景效果最佳。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金发姑娘效应”，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刚刚好”或适中的挑战。

（摘编自莉迪娅·登沃斯《好奇心，滚起认知的雪球》）

包括基德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对好奇心充满兴趣，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①______、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当我们处于“睁大眼睛、充满求知欲”这种所谓的好奇状态时，②______？科学家正试图构建出整个过程，探究大脑如何关注新奇事物，如何触发海马活动而③______的。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的。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