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阅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节选，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段）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对引领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新时代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从文化觉醒到文化自信历史跨越的辉煌历程并增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和深刻洞察，是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形成的重要源头。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源于他爱读书、爱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好习惯。“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一有机会，就找书来读、买书来读，别人送的好书更是爱不释手。全面抗战期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就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知行观思想。1952年，逢先知还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约4000万字，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作了大量批注、圈画。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中国文化的新选择，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文化的新生，是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为前提所实现的文化再造。

十月革命爆发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他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希望。在不同思想、主义的对比选择中，毛泽东发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能够真正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明确而欣喜地指出：“一枝新文化小花，出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朵“小花”，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通过十月革命不仅看到了这朵“小花”的强大思想威力，也看到了自己曾经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不足及无能。毛泽东后来总结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一部分中国人“事事不如人”自卑心理的形成原因。一是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实际上是对自己国家的未来缺乏自信心，二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言必称希腊”，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科学思想文化的引领，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不足，更找不到中国文化的出路。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批判了伪三民主义、驳斥了顽固派关于收起共产主义的论调，在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预言：“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文化包容性的特性出发，毛泽东始终反对那种盲目自信的文化排外主义。文化排外主义的产生，是因为一些人对本民族文化能否在与多元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缺乏充分的信心，因而只能通过简单排外的方式，获得一种独断式的虚假自信。由此可见，文化排外主义的实质，是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整理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科学对待外来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但要真正坚定文化自信，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时代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文化的不断创新，要形成和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新文化。

那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呢？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学的文化”，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文化”；所谓“大众的文化”，即是“民主的文化”。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新文化之“新”，就体现在这种文化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习近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这就是要在守好“魂脉”和“根脉”的同时，与时俱进，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从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根基。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

（节选自张颖《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时代意涵》）

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经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孕育而成，是①______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结果。这一生成过程是中华民族实现从文化觉醒到文化自信历史跨越的生动缩影。其文化自信思想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守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做到②______，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从而为实现中国梦③______。

《改造我们的学习》：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同为文学的非审美价值，为什么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呢?

文学的伦理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观念借助文学的形式得以巩固和传播的形式。一个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的伦理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极力强化它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秩序。这就使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具有因循、保守的特征。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新的伦理观念适应一定新的历史要求而出现，它预示和呼唤着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因而对于旧的伦理观念和旧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说，它具有超越性和破坏性。当这种新的伦理观念跃居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时，它原有的超越性和破坏性就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保守性和稳定性。它的作用已不再是破坏什么，而是将人们尽可能地笼络在现存的生活秩序之内，使这种生活秩序长久地存在下去，伦理观念像一种无形的胶合剂，将人与人按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

文学的历史价值来源于对社会生活那永不停息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伟大的文学家或以敏锐的洞察力窥见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并自觉表现出来，或以一丝不苟的真实将历史发展趋向暗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的作品使文学接受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倾听到历史老人的足音，使他们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从价值内涵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家按一定客观的伦理观念对所表现内容的主观评价的审美化。而文学的历史价值则是文学家在主观上对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把握的产物。从价值效应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以善恶是非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情感；文学的历史价值则以冷酷无情的客观规律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理智。因此，伦理价值以情感性为核心，历史价值以必然性为核心。

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差异，使它们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当然，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并非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中的。在文学作品中，这两种价值相一致、相统一的情况也很普遍的。一般说来，在文学作品中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是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秩序已濒临崩溃，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与社会所提出的历史要求同时产生。那些目光如炬、善于把握历史脉搏的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那种新的伦理观念和历史要求，并将它们表现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中，形成“有意义的结构”，这时，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的作品就出现了。

那么，人们怎样来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呢?

政治评价指那种在一定政治立场上，从某种政治原则出发，检验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于这一政治原则来说，有什么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并据此对作品进行的评价。政治评价善于敏锐地发现作品中那些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社会价值，尽可能地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都归之于政治上的有利或有害的两个部分，然后肯定那些有利于己的，否定那些有害于己的。但政治评价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原则本身的狭隘性，常常使评价带上很大的片面性；它只留意文学作品中某一小部分价值，而对其他价值视而不见。而且政治原则本身的灵活性、易变性又使政治评价的结论很快就被新的结论否定。

伦理评价是从一定伦理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做出善恶的区分。这种评价尽量将它所面对的一切都归于或善或恶两大系统中，然后扬善而抑恶。由于伦理评价所依据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有其稳定性，因此，伦理评价的结论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伦理观念能在最大程度上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因而伦理评价往往最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应，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常常正是借助于伦理评价才产生的。较之政治评价，伦理评价有其更广泛、更持久的作用。但伦理评价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只能在伦理层次上对作品加以评价，只能揭示作品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对作品其他价值它无力把握，而且由于伦理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就使文学的伦理评价变为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这样就会影响人们对作品其他价值的感受和发掘。

历史评价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对作品社会历史的评价。历史评价的任务是以社会的进步与后退为基本衡量标准，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做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一定表现为肯定或者否定的情感态度，而是表现为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必然性的揭示，表现为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揭示。或者说，表现为对作品所标志的历史运动的轨迹的阐释。历史评价与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相比有其明显的长处。它不像政治评价那样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功利目的，也不像伦理评价那样带有明显的情感性。但是历史评价也并非尽善尽美的评价手段。作为一种文学价值的评价方式，历史评价常常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忽略，常常将文学现象与一般社会历史现象混为一谈，因此，即使是仅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而言，历史评价也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也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评价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手段所具有的这种不足，恩格斯才提倡“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作为评价手段。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学—历史评价”。这是一种较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更为完善、更为合理的对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判断方式。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对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对一部作品只有在正确地把握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方能对其政治伦理价值有正确的评价。

（摘编自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

①明代张煌言《鸿门歌》：不杀沛公岂云误，此事却有霸王度。

②明末清初屈大均《乌江吊项王》：力拔山今天下雄，气盖世兮乃无终……始驱除兮终拱手，禅授之德真重瞳。

③宋朝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④司马迁：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表演传统曲艺，演唱流行金曲，展示手工技艺……如今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也许你就能邂逅这些热闹的街头艺术表演。快意拨弦，随性而歌，律动翩舞，生动、热烈、洒脱的街头艺术，为蓉城街头增添了别样色彩。

除了剧院、荧屏，城市露天公共场所也是孕育文化、成就梦想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等，都是从街头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天地。但要处理好街头表演和城市秩序的关系，有不少现实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此次成都向社会招募街头艺人，推行持证上岗、定点表演，为街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安适的土壤，也为心怀梦想者创造了一个人生出彩的舞台。

街头艺术的规范有序发展，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生动表达。放眼世界，有不少城市都是因为生机勃勃的街头艺术而为人所向往。伦敦著名的考文特花园，被誉为街头艺术表演的天堂，也因此成为伦敦独特的文化名片；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缤纷多彩的街头表演更是让游客惊叹连连。充满艺术性的街头表演，可以让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帮助城市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将蜀中风流蕴于音符，将多元艺术展现于街头，相信这也会助力成都文创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新的文化景观、文化资源。

其实，不只是成都，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在陆续采取措施，推进街头艺人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为什么几大城市纷纷有此行动？一方面，街头表演确是城市管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街头表演对于城市形成轻松、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大有裨益，但一些不分时段、不分场合的表演，也影响着城市的正常秩序，对表演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规范，才能让其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如今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如何增加优质的文化供给，也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智慧。

给街头表演一席之地容易，但要保证街头表演的长期有序规范，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街头艺人的表演内容理当健康向上、传播正能量。除此之外，街头表演的管理还涉及多方面问题。从表演本身来看，就包括街头艺人内涵的界定、艺人形象的管理、节目内容的审核等，而从外部来看，市容、交通、环保、安全保障等，哪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只有在实践中对相关管理细节不断优化，各方协调形成合力，才能让街头表演有序发展、精彩绽放。

城市管理，是门科学。文化发展，有其规律。“城，所以盛民也”，文化是城市的阳光雨露。文化充盈，才能让城市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从禁止街头艺人卖艺，到如今越来越多城市给予街头艺人合法化身份，对待街头艺人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的更新，体现着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包容开放的城市正在给予文化多样发展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多样的文化也在充盈着城市的气质内涵。城市不仅能长出高楼大厦，还能处处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摘编自张凡《健康丰富的文化为城市添彩》）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小题。

材料一

《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当时文人集体编选，选录从周至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和文采兼备，后世流传甚广，萧统却弃而不选，后世学者为此众说纷纭。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叠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去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自身僻处江南之间的错位，而想要化解这种尴尬，就要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二者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决定了文章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实际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摘编自宋雪玲《〈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原因再探》）

材料二

据载，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一生似未明确褒贬过任何历史人物，独独前他七十四年而殁的“南岳幽居之士”陶渊明，却赢得了异乎寻常的尊敬。昭明不仅首次编撰了《陶渊明集》，而且特为之立传作序。就在《陶集序》中，他德文并重地推崇陶渊明。实际上，昭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学史上高度评价陶渊明的第一人。

陶渊明《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文采可观，十分接近齐梁文学“绮丽”特征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情感，它都可与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以及曹植的《洛神》诸赋相类比。因此，把《闲情赋》采入《文选》“情”类赋并不为过。但是，昭明不但不选，反倒在《陶集序》中特出一条评语，说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这“白璧微瑕”之叹，难道不正好表明，昭明看重陶渊明之德名，远远超过其文名吗？“惜哉！无是可也”一句无限的叹惋，就把昭明企望陶渊明成为“人伦之璧”的愿望表露无遗。

其实，在昭明文学主张中，原本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一为娱乐，审美；一为“鉴诫”“风教”。前者以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为目的；后者以规范、指导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为指归。《文选》和《陶集》就是以上这两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分别体现。昭明在陶渊明“百年祭”之时编撰《陶集》，纯乎出于一种道德教化的考虑。在《陶集序》中昭明强调渊明文章“有助于风教”，又说《闲情赋》“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等等，完全本之于传统的儒家“诗教”之说。因此，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文学价值观的驱动下，他才爱屋及乌，因人贵文，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审美观念，满腔热忱地高度评价陶文。

（摘编自丁永忠《论萧统〈陶渊明集〉与〈文选〉的不同文学价值取向》）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开篇即：“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儿李小二。”故事以说书艺人常用的套路开篇，徐徐道来，节奏平缓。看似以闲话开篇，其实一点也不闲，故事的背景、人物、因由、线索都在此得以呈现。闲话之中交代了李小二的身份特点：林冲的旧相识，曾在东京打工（见多识广），人生有污点（偷过店主家钱财），受过林冲之恩，娶了店主女儿，现为茶酒店老板。这几个身份特点在故事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后文处处关合此身份。正是李小二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他是故事的线索人物。林冲沧州街头闲走巧遇李小二，是文本的第一个“巧合”。这个“巧遇”看似巧合，其实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小说讲故事的传统套路一半把故事的基本架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小说的结构逻辑。

在牢城营前经营茶酒店的，可能不止李小二一家，陆谦恰巧就选择了李小二的店作为密谋之地，还让李小二去牢城营请管营、差拨两个来参与谋划，这是文本的第二个“巧合”。为什么密谋地点是李小二的茶酒店？陆谦此行受高太尉差遭，要想尽办法除掉林冲，他在沧州人生地不热，需要得到当地人的配合：再加之高太尉捎有书信。管营、差拨必须协助陆谦完成此项密令。为了安全、保密、便捷，合谋地点不能离牢城营太远，酒菜的品质也不能差，店里应有东京口味的菜品。综上，李小二的茶酒店就成了首选之地。读者以为这是“无巧不成书”，其实却是作者的匠心安排，这一“巧谋”交代了故事的根源和线索（暗线），林冲处处被人设计，遭人陷害，处境危险。由此，故事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故事就是按照这一线索紧针密线，精巧布置开去。这是小说的线索逻辑。

管营安排林冲去照看草料场，当天的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信步投东，那雪正下得紧”“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谦等人密谋后为何六天里没有任何动静？密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读者一无所知。而林冲赶赴草料场，偏偏遇上风雪天气，这是文本的第三个“巧合”。风雪不期而至，林冲被调往草料场，密谋的内容一步步展现。然而，林冲沽酒御寒，躲过草厅坍塌；古庙避寒，躲过草场大火。陆谦的阴谋步步紧逼，林冲的行为处处退中，最后退入山神庙。林冲被逼得无路可走无处可逃，剩下的只有绝境、死路。由此，小说“通上梁山”“宫逼民反”的主题就被充分体现出来。因而，风雪天气林冲经历的种种巧合，甚至“风雪”本身，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故事发展的必然。所有的设计都指向火烧草料场，“风雪”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是小说的事理逻辑。

这些情节看似处处“巧合”，其实处处有设计。所有“巧合”的情节皆统摄于严谨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下，读来自然合理，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和精妙的叙事艺术。这些“巧合”更是将引人入胜的情节与叙事技巧有机地融为一体，不见斧凿痕迹，读来令人叹为观止！

（摘编自张万利《（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情节“巧合”背后的叙事逻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的论文、昌耀先生的推崇者的文章等，他们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要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被杀死多少回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向上。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桂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流淌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昌耀先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如何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空洞的，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他的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是在修改后面世的，诗的裁剪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还需要读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是在1979年之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创造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作品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肆、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孔雀东南飞》有一个难解的历史难题是“说有兰家女”，刘兰芝明明姓“刘”，为什么称“兰家”？刘兰芝称谓繁复，有“此妇”（5次）、“妇”（按：“妇”应该是“此妇”的省略，受诗句字数的限制而改）、“新妇”（9次）、“阿女”（5次）、“此女”（按：此女，对外；阿女，对内）、“兰家女”（1次）、“女子”（1次）、“阿妹”（1次）八种。刘兰芝自称也有“君妇”（2次）“妾”（4次）“兰芝”（3次）三种。

我们统计后发现：他称中，始终没有称“兰芝”的；自称中，称“兰芝”的，只占三分之一；这样一首长篇叙事诗，作为诗歌的主角，到第164句才自称“兰芝”。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对话还是描写，都是无法解释的一道坎。

只有一种解释：此诗在流传的早期，刘兰芝根本没有名姓，就是焦家的媳妇，所以称“此妇”5次；而且是婚后不久就被拆散，焦仲卿也说“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所以称“新妇”9次。如果说刘兰芝自称“妾”“妇”，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他称自始至终不提“兰芝”，也是蛮奇怪的；而“兰芝”的三次出现，居然是兰芝自称，显然也不正常。所以，我们可以论定，“兰芝”之名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加上去的。

这首诗写到“兰”共5次。“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终于透出了秘密。

“庭兰”，即庭院中栽种的兰花，受到“严霜”的摧残打击。这不仅是环境渲染，衬托悲剧发生，实际上更是通过兰花夭折，暗示了女主人公的投水结局。

这里可以发掘到冥昧而遥远的兰图腾故事。《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郑穆公的出生与死亡，皆跟兰花有关。郑文公“贱妾”燕姞梦见天使赠她兰花并告诉她“以是为尔子”，后果然怀孕生子，取名为兰，即郑穆公郑兰。郑穆公即位二十二年后，一次病了，他说：“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我是靠着它出生的。”于是“刈兰而卒”。这个故事中的“征兰”之义，正是图腾文化的体现，离开了图腾文化，就无法理解故事中兰花的神秘性与特殊性。

回到“兰芝”的名字上，“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就是国兰。尽管贾祖璋《花与文学》直接说“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似乎没有论证过程，但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来做一番考释。

《孔子家语·在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六本》：“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

“芝兰”，就是“芷兰”，指兰、芷两种香草。《荀子·宥坐》：“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

“芝兰”，也可以写作“兰芷”，《文子》卷六《上德》云：“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大戴礼记》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云：“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在以上典籍中，“芝兰”“芷兰”“兰芷”都是相通的，带有远古个人图腾的痕迹。久而久之，“兰芷”与“兰芝”，“芝兰”与“兰芝”，渐渐通用，如：“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曹植：《杂诗七首》）“芝兰此日不倾倒，南山白石皆贤人。”（陈陶：《将进酒》）似乎“兰芝”更为流行，如：“朱桂黝倏于南北，兰芝阿那于东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蔓草蔽极野，兰芝结孤根。”（孟浩然：《示孟郊》）“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滕宗谅：《临江仙》）“混沌之中，恍惚存亡，何所运为。自妆分天地，三才应化，山川华丽，秀野兰芝。”（侯善渊：《沁园春》）

基于此，《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来源于传统典籍的“芝兰”“芷兰”“兰芷”，当然是得益于后代文人不断创作、不断润色、不断完善的人物层次提升工程。而“芝兰”“芷兰”，“兰芷”“兰芝”，本来指兰花、白芷两种高档次的香草，是并列关系。但在这首诗的传播过程中，“兰芝”逐渐演变为偏义关系，重点指兰花，这样就能为突兀无厘头的“兰家女”找到图腾的原型；而刘兰芝投河自尽前，焦仲卿对其母亲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严霜笼罩，煎逼庭兰，则意味着主人公的生命悲剧即将发生，就像郑穆公郑兰“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的预言征兆一样，因兰而生，刈兰而卒，这是兰图腾文化的深层制约与潜在影响。

于是，我们通过图腾追寻，不难发现《孔雀东南飞》以“兰芝”命名，对理解女主人公很有意义。

（选自《名作欣赏》2024年6月第16期）

甲

怜悯是人的天性（节选）

【法国】卢梭

①我们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

②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我们看到《蜜蜂的寓言》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书中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乙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