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目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成为心思巧妙、技术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妙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相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有删改）

材料二：一部《战争与和平》，草婴翻译了6年。他一生追求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翻译作品始终遵从六道工序：研读原著、译文、读译文、请人朗读、交编审、打磨求“神韵”。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的作品被称为“把故事画活了”，生前却自称是个“大匠人”，“蜗居”闹市数十年，每日挥毫不止，在中国传统线描中融入西方绘画写实造型方法，将线描艺术推向高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独具匠心，终而造诣精深，成其大器。

匠心之道，看似无着处，实则有迹可循。有一本叫《匠人精神》的书，这样讲成为一流工匠的“守破离”：跟着师傅修业谓之“守”，在传承中加入自己的想法谓之“破”，开创自己的新境界谓之“离”。由此我们也可以引申为各行业的匠心之道：“守”，以理想为基，久久为功而不改初衷，精益求精而臻于至善；“破”，以思考为底，无思考则无变化，无变化则始终是老样子，学而思才能“芳林新叶催陈叶”；“离”，以创新为核，有非同寻常的构想，方能“人无我有，人有我强”。草婴、贺友直等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是对此的生动诠释。善于“守破离”，何愁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

“守”，意味着长久等待和超常吃苦。当年，法拉第要弟子每天记录实验结果，弟子觉得这事枯燥乏味没意义，不久就走了。后来，法拉第因电磁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殊荣，面对一事无成又找上门来的弟子，他说自己不过是把弟子认为没意义的事坚持了10年，在记下数千个“NO”之后，终于写下了一个“YES”。今天，有的研究者缺少坐“十年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耐不了寂寞，稳不住心神。有的人在立项资助的“诱惑”下，频繁转换科研“频道”，甲地优惠到甲地，乙地优惠又跑回乙地。心上长草“守不住”，飘移不定，又如何能把一件事干到极致？

“破”，意味着在突破和完善中超越。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要后人不能止步于临摹，而要学其神韵善突破。一种现象存在已久：学某某而安于做“小某某”或“小小某某”。如同“受过训练的跳蚤”，即使盖板已拿掉，也不会越过原有高度。没有“破”，“守”则成墨守成规，“离”则无从谈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前人技艺再高，也终究有局限性。小疑小进，大疑大进。扬前人所长而补其短，方能在推陈出新中别开生面。

“离”，意味着在颠覆成见中寻求新发现。当年，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发现“跳跃基因”，因其“离经叛道”，同行骂她疯了。多年后，其成果才得到承认，她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破”属于推陈出新，是横向进步；“离”属于颠覆性创新，是纵向进步。历史的高峰永无止境，“不日新者必日退”。多些颠覆性创新，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山外山、峰外峰”。对新发现应先察而勿先骂，宽容“离经叛道”，激励“异想天开”，为颠覆性创新批量出现营造优良土壤。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匠心是精雕细刻和精益求精之心，是追求卓越不断超越之心，是破除成见不断创新之心。匠心之道贵在“守破离”。

（摘编自刘根生《匠心之道“守破离”》，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文明的始祖黄帝就是一位伟大的工匠，传说他发明创造了房屋、衣裳、车船、阵法、音乐等；另一位始祖炎帝也据说发明了医药，制耒耜，种五谷，作陶器等。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也集中体现在能工巧匠创作的各种各样精致细腻的物品之中，比如青铜器、丝绸、刺绣、陶瓷等等。可以说，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工匠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精神特质。

“尚巧”的创造精神。追求技艺之巧，对于传统工匠具有极其特别的意义。首先，巧是工匠一词的基本内涵。《说文解字》曰：“‘工’，巧饰也。”段玉裁注曰：“引伸之凡善其事曰工。”《汉书·食货志》曰：“作巧成器曰工。”《公羊传》何休注云：“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在某种程度上，“巧”是工匠的代名词，能称之为工匠的人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其次，“巧”构成了工匠区别于其它职业群体的鲜明特征。从事器械制造活动最需要的能力便是“巧”，所以为工必尚巧，它是工匠最基本的职业要求。第三，它是工匠努力追求的重要美德，当人们赞美一个工匠时，经常会用“巧夺天工”“能工巧匠”“鬼斧神工”“巧同造化”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对工匠的赞美之情。第四，它也是形成优良器物的必要条件。《考工记》曰：“天有时，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巧”并不只是一种简单模仿的手工操作技巧，它在本质上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特质。鲁班就是以其发明创造了曲尺、墨斗、刨子等器物而被后人尊奉为土木建筑的祖师爷，奚仲因为造车而闻名于世，此外还有“虞驹作舟”“仪狄作酒”“夏鳍作城”等。这些工匠的创造发明，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获得了民众的崇敬，被奉为祖师爷予以纪念。

“求精”的工作态度。追求技艺的精湛与产品的精致细密是传统工匠精神的第二大特点。由于它对为学、修身、做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得它也因此获得道德意义，从而成为工匠所追求的一种重要美德。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人制造的器物上，它们以其精致细腻的工艺造型闻名于世。马王堆出土的汉代素纱襌衣丝缕极细，用料2.6平方米，而重仅49克，“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世界上最轻的素纱襌衣。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工艺品以其精湛的技艺远销欧亚，号称“丝绸之国”“陶器之都”。至宋代，冶炼、建筑、织造、陶瓷、茶、酒等工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民间的许多传统手工艺制作，比如剪纸、年画、雕刻、皮影、泥塑等也以精巧而著称。这些产品的背后都凝聚着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道技合一”的人生境界。对技艺和作品精益求精的追求并不是那些高明工匠们的真正目的。娴熟的技巧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通往“道”的一种途径。他们希望通过手中的技艺领悟到“道”的真谛，从而实现人生意义的超越。在庄子笔下并不在少数，例如，“轮扁斫轮”“佝偻承蜩”“运斤成风”“大马捶钩”“津人操舟”等等，这些人的技艺可以说已经到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地步。通过技艺理解生活世界，最终可以使我们从“游于艺”的状态，到达“心合于道”的境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工匠精神将“巧”，即理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造精神，作为工匠所应当具备的职业基本要求与美德；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注重严谨细致的态度，力求做到技艺与制作品的精益求精；从而达到一种“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状态。

（摘编自肖群忠、刘永春《工匠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绝非易事，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定。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工匠之美世界中，“工匠”这一角色既要“创物”（包括发明、创造、设计等）以弥补自然的缺失，还要“制器”（制造、生产）以满足人类日常生活及其相关需求，更要“饰物”以满足人类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或提升社会生活品质等，是三位一体。由此而言，依据现代社会分工，“工匠”既是哲学家、科学发明家，也是工程师和技术创新专家，还是艺术家和美化师等，是多重身份或职能的统一。

手艺工匠在自然经济时代创造了男耕女织的手艺美学图景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机械工匠在工业经济时代创造了人类机械化大生产的机械美学图景与全新的人造生活方式。数字工匠在虚拟经济时代创造了人类高情感化智能的数字美学图景和后人类新生态生活方式。大国工匠，则是工匠各个历史形态审美典型化，突出了“工匠”对于国家强盛和人类社会福祉的决定性价值和意蕴。

制器尚象，工匠之美的原则。“象”在工匠之美中更有其特殊意义。一般而言，工匠造物的结果是一定形体的器物，但真正意义上的“器”，不在于“形”（实存性、物质性），而在于“象”（精神性、情感性），而“象”内涵着“意蕴”“智慧”等，是工匠的技术原则（巧）和艺术原则或审美原则（饰）的高度统一。

五材并用，工匠之美的智慧。“五材”既指世界构成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也指人类的五种德性（勇、智、仁、信、忠），还指工匠活动的五种具体材料（金、木、皮、玉、土）。“五材”是一种虚指，是指自然之美向人类开放的程度，以及人类智慧回应大自然的强度。

技进于道，工匠之美的创新。“技进于道”在于工匠的传承与创新，在于工匠技艺高超之“神来”状态。“道”不远人，存乎“匠心”。工匠之美的创新使得“工匠之美”超越“工匠”而进入更为广阔的视域，从而赋予了工匠更为神圣的美学或宗教价值，正所谓“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器以载道，工匠之美的哲学。如果说技进于道，还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神秘性质的美学样态，那么器以载道，则更是一种具体的美的哲学范式了。百姓日用之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日常性”“普适性”，具有一种强大的行为规范作用。很自然，器物承载着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观念、思想和方式。无论是古建筑的上栋下宇，还是传统服饰的天圆地方，无不显示着“器以载道”的工匠之美的哲学价值。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历史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工匠精神的重塑是一个事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纵观世界制造强国，无论是“日本制造”还是“德国制造”，其强大莫不与工匠精神密切相关。中国要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真正缺乏的不是钱和技术，而是一种谦虚进取、克己奉公、忍耐执着、一丝不苟、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对工匠精神的内涵曾有过诸多精微的阐释，如《诗经》所描述的工匠在制作玉器、象牙、骨器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仔细、认真与执着；如墨家及其弟子所提倡的“强力而行”的敬业精神；如《考工记》所倡导的“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的“臻达极致”的技术追求；等等。然而，自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中国传统分散化的手工生产方式迅速衰落，传统工匠日渐沦为社会的边缘甚至成为机器的附庸，技术甚至发展为压制、支配与统治人类和社会的外部力量。虽然不能说工匠精神消失了，但在机器化和标准化社会生产条件下，它确实被削弱和忽略了。

工匠精神在当下中国的倡导，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社会的急功近利思想，使能静下来精心研发、打磨产品的人越来越少；传统“重道轻器”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体力劳动仍然存在着被贬抑的现象，劳动者缺乏发言权、缺乏工作尊严……在如此环境下，仅仅依靠一些个体坚守工匠精神显然是不够的。要让工匠精神真正落地生根，全社会应形成一种“职业无贵贱”的认同和共识，营造出尊重劳动、弘扬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积极引导劳动者摒弃功利主义意识。

工匠精神的塑造需要宣传教育和市场引导，它更加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制度来做保障。国家应创造一个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营造一种使企业和员工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社会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的监督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此外，还需要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等等。

工匠精神的塑造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与国民教育的改善，最终目标则指向劳动者生存权利的保障和做人尊严的维护。而国民的高素质与教育的高水平密切关联。在教育理念上，要着力改变重知识传输、轻技能培养，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在教育机制上，要建立起高效的、市场化的精英型工程师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培养体系；在学科专业培养上，要改变财经等文科专业过热、“逃离工科”现象愈演愈烈和实用型人才匮乏的现状，等等。

进一步讲，重视教育并不仅是为了提升产品质量与职业技能，更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具有真正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个体。因而，工匠精神指向一种自觉能动、自由自主、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劳动。为此，我们不仅应打破那种将人作为手段的“异化”工作模式，更应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享受生活的愉悦与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创造活动，使劳动者在劳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感觉到个人的乐趣。”追求独立人格、尊严和个体价值，在当今工匠精神的塑造中，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诉求。

（摘编自彭新武《工匠精神的中国语境》，《光明网》2021年9月）

材料二：

①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②《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③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④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成为我国二十世纪文艺思想的经典文献。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艺思想上奠定了为人民而艺术的文艺精神的基石。为人民而艺术的思想既有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实践文艺创作的现实土壤，也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自五四运动以来，文艺的目的一直是文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五四时期对“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倡导，抗战时期文艺对普通大众所起的动员作用，这些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工作者们对为人民而艺术的有益探索。但文学艺术家真正走入百姓的生活，并以民众为主体而进行文艺创作的思想则是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才得以真正确立。因为只有在解放区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普通民众（当时主要是农民和士兵）才真正成为读者主体，文艺工作者也才能真正深入到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大众的生活。

《讲话》围绕着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这五个方面展开，深刻阐明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核心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也是对当今文艺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纲领。首先，在“为群众”这一核心问题上，毛泽东对“人民大众”做了非常明晰的界定。这一界定，为我们阐明了文艺创作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其次，在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讲话》同样进行了深入阐述，即“群众路线”。毛泽东的《讲话》解决了当时文艺创作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

（摘自周春《为人民而艺术：用延安文艺精神指引抗疫创作》）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他《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袁隆平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在各国水稻科研工作者心目中，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成为“麦加”那样的圣地。

近十几年来，杂交水稻不断走向世界，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这项技术是我国转让给美国的第一项农业科技专利。

袁隆平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正在引导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材料二：

常规育种、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转基因育种在品种选育中都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但是，当前标记辅助选择大多是独立于杂交育种过程，只是对杂交育种等方法选育出的品种的个别缺陷性状进行改良，改良后新品种的基因组结构与原品种变化很小。转基因育种与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一样，也只是对现有品种的个别性状加以改良。从育种的效率和效果看，毋庸置疑，水稻杂交育种方法依旧是主流方法。但是，杂交育种一定要在选育过程中与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避免过去仅限于大田的纯表型选择，在杂交育种完成后再开展不良性状的改良。因此，在开展杂交育种之前，一定要先明确育种目标，首先要筛选符合育种目标的材料作为亲本，再明确亲本中调控目标性状的主要基因是否有功能或者功能强弱。这样，在杂交育种的低世代材料中根据农艺性状选择一些优良单株，再对这些单株进行标记辅助选择，从中选择携带无法目测的优良目标基因的单株，进入下一个世代，在杂交育种过程中完成标记辅助选择，使新品种具有育种目标性状，没有明显缺陷，省去辅助选择对某个性状修修补补的必要。

（摘自《中国水稻遗传育种历程与展望》）

材料三：

杂交水稻是由我国发明的一项原创性的粮食增产技术，为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野生稻雄性不育株的发现和杂种优势的利用，杂交水稻技术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从1970年野败型雄性不育材料的发现，水稻科学家6年内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建立起较完善的人工密集型制种技术体系，并开始大面积推广，创造了作物育种史上的奇迹。杂交水稻的发明和大面积推广突破了自花授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技术瓶颈，开辟了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的新途径。这一原创性成果，不仅是育种上的重大技术突破，而且促进了栽培技术的创新和水稻产业的发展。目前，全球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5亿hm²，增加粮食达6.25亿kg，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可以利用我国杂交水稻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推动“走出去”，提升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杂交水稻生产。得益于技术驱动，国内杂交稻种子企业发展良好，隆平高科等种种企业已经具备成为跨国种子公司的潜力。由于直播稻种植面积扩大、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和米质问题，导致杂交稻种植面积在近年略有下滑，加上对未来稻谷产生“价补分离”预期，限制了国内杂交水稻种子企业总体发展空间。所以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适当放宽种质资源出口限制，发挥我国杂交水稻优势技术，搭建国际化的发展平台，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杂交稻和种业国际化发展。

（摘自《我国杂交水稻优势、面临挑战与国际化策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奶奶的火车梦

刘林波

那时，他还是嘴边刚长出毛绒绒胡子的愣头小伙子，她还是八月苹果一样未成熟的青涩少女。

一个初夏的下午，社员们把晒好的小麦刚入了圈，光坦的晒麦场就像刚烙完饼的平底锅，散发出热乎乎的香气。别急，好戏即将开始，社员们你一团我一伙地聚在晒麦场周围的麦秸垛下休息，有人耐不住了喊：“开火车了！”

一辆，两辆，三辆……汉子们把干活用的平板车连在一起，捆好，拼成了“火车”，分成五六个小组进行开火车比赛。说是开，其实是推，“火车”上横七竖八坐满了人，他们嘴里齐发着“呜呜”声，参赛者便翘起屁股，在后边拼命地推着车子跑。他们谁也不服输，谁“开”得快，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最短，谁便是冠军。

那天的冠军是他，他成了众人眼里的大力士，“乘客”们合力将他抛了起来。被抛向空中的时候，他无意中瞅了坐在麦秸上的她一眼，正在纳鞋底的她也刚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闹够了，他特意走过去，问她：“你咋不来坐‘火车’呢？”

她害羞地低下头，轻声嘟囔：“要坐就坐真的火车，假的就是假的。”她和众多的乡亲一样，只是在电影里见过火车，火车站还在山外很远的市里，首先得坐一个多小时驴车到乡里，接着从乡里坐一天仅一班的客车到县里，再由县里转车到市里，总共有一百多公里的路，而她最远才到过乡里。

“假的都坐上了，离真的还会远吗？”他开导她。

“是吗？”

“肯定啦。”他作了一个请的姿势后，很大声地说，“下面，请美丽的蛾子姑娘坐火车专列。几个爱凑热闹的女人一哄而上，不管蛾子愿不愿意，就将她抬上了车子。在众人狂叫声中，蛾子的“专列”启动了，他铆足劲儿一边推着车子跑，一边问道：“好玩意，刺激吗？”

“感觉一点都不美，太慢了。”她给他一个坏笑。

“火车到哪里了？”

“到上海了。”

“下一站到哪里？”

“北京。”

“北京啥时候到？”

“早着哩。”

“让我停下缓口气。”

“偷懒是孬种，我是指挥官，我说啥时候到就啥时候到，不到站不准停，快啊！”她看着他喘着气，满身的汗水往下淌，幸福地笑了。

夕阳西下，橘色的阳光染红了她青春的脸，温柔了他和她的距离。

这是我爷爷和奶奶的初恋故事。爷爷告诉我，奶奶是带着“火车梦”嫁给他的。奶奶在订婚时就对他说，你一定要陪着我美美坐回火车。爷爷发誓，等结了婚，手头有了钱一定去。

我好奇地问道，奶奶的梦圆了吗？

爷爷说，婚后的头一年，秋收后农闲，钱袋子也鼓了，他决定带奶奶坐火车上北京玩，奶奶兴奋得一夜没合眼。可是，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身子不舒服，一直呕，只好去了村卫生站，幸好那医生会把脉，一看是喜脉，北京是去不成了，但他们心里乐。爷爷故意挑逗奶奶说：“快走，晚了就赶不上火车了。”奶奶用拳头直擂着爷爷的胸口。

有了孩子缠身，奶奶再也未提坐火车的事，爷爷以为她早忘记了。后来，为了生计，爷爷去了省城打工，奶奶不但没有离别的难受，反而很高兴，每次来信都是先问“火车”方面的事，问得十分详细。他便来信说，趁孩子放假你娘儿俩赶快来。她来信却说，你是真傻假傻，我一走，家里的牛、猪、鸡谁来喂，田谁来管？家里的房子旧了，过两年还要翻新，咱可不能乱花钱啊。

她说的是实情，两个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他们上学、盖房、娶媳妇、生孩子，一件件事儿接踵而至，结果她熬成了四个孙子的奶奶，又要每日照看他们，还是忙，她怎能有闲钱有空闲时间？

我小的时候，一次饭桌上，爷爷对我爸爸说：“你妈还没坐过火车，有空……”爷爷话还没完，奶奶立马大怒，拍着桌子呵斥：“你老糊涂了，火车谁没坐过？我年轻时北京上海哪儿没逛过？”我们都不敢接茬儿。晚上，我听到奶奶在屋里教训爷爷：“孩子过日子容易吗，别给他们添麻烦好不好？”

后来的后来，我在省城上班了。第一次领了工资，我匆匆回到家，准备接爷爷奶奶去一趟省城，圆奶奶的火车梦。

到了村口，我远远地看到田间的小路上有一对熟悉的身影——爷爷佝偻着身子，一摇一晃地推着一辆平板车前行，车上坐着我的奶奶，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爷爷时不时地嘶哑嗓子喊：“坐火车美吗？”

奶奶说：“你老开着就美。”

“下一站是哪里？”

“上海。”

我躲在村道边的一棵柳树下，看了半个多小时才现身，爷爷奶奶看到我的时候，满是皱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东山下的风景

铁凝

我没来过这个山村，但对连贯这一带村子的这条山区铁路却很熟悉。铁路在山腰间小心翼翼地穿行，火车惊叫着穿过无数个隧道和峡谷，黑夜和白天在车厢里交替。不知什么时候，一条散漫的沙河跟了上来，和铁路若即若离。阳光下，河里泛起一片片斑斓的光点，像故意嬉闹着跟火车奔跑。盯住它，它会使你的眼睛迷离，周围的一切突然消失，你像在缥缈的天地间张开了惶恐的翅膀。

正是初秋，花椒树挑着绣球般的果实，把低垂的枝条从那些青石小院里伸到街上，搭在靠墙码着的山柴上：通红的半人高的杂草，干绿的苦艾，还有带刺和不带刺的各种树条。山柴把只能容纳两条牛的街道挤去大半。地上，被人踏扁了的谷草和牛羊粪的碎末，遮住了龟背石路面，只有那些高出地面的大石块精光地裸露着，使人想到正在门内弯腰干活的妇女的光脊梁。

站在我面前的是二成娘，一个大约三十开外、偏瘦、偏矮的妇女。她穿一条半新人造纤维裤子，上身单吊一件女式灯笼背心；①脸上已明显地出现各种方向的皱纹，却仍梳两条半长不短的辫子，说话时总是重复着一个动作：把两条辫子甩前甩后。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被领到一个五面都是青石的小院里。

晚上，我见到了二成。我吃饭回来时，东屋已是电灯雪亮，人们挤了一屋子。他们也许为了看我，也许为了宾馆的开张。一个半大小子正蹲在锅台前咳嗽着替我烧炕，我问他是谁，他只告诉我这是他爷爷家。爷爷，那当然是指房东大爷了。男孩子说话声音粗哑，还不住地喘气，也像害着气管病。

“你有气管炎吧？”我问他。

他不回答，抬起头瞪着一双羞涩的大眼睛望向我。

“别看喘，文化深。扛着桌子上高小，来回十八里。”我背后谁又作着补充。

这一夜后，小院没再热闹过，炕变成了凉的，但屋子仍是干净得出奇。我的生活起居格外谨慎，脸盆再没存过脏水，被褥也尽量保持着刚进门时的格局。房东大爷很少过来，晚上只有红脸大爷和二成算是常客。二成总是靠着门框羞涩地看我一会儿，冷不丁问我点什么。问我华小栓到底害的什么病；问我开宇宙飞船还用学好语文吗；问我别处山里又有苹果又有梨，为什么他们这儿光种花椒。我一面给他解释，一面把希望留给他。红脸大爷另有主题。他背着手在屋里转着圈，不是说谁家的羊又下了羔，就是说谁把队里的牛掉在了山涧里。他语言单调，也少幽默。一阵阵难忍的寂寞包围着我。

一次，我向二成问起他娘，二成又是支吾，红脸大爷倒像净等着我提问似的，他立刻又盯住电灯说：“他妈比他爹还忙。”我再往下问，大爷就岔开话题，倒问起我里根演电影的事。一天，趁二成不在，红脸大爷才透露了几句，可那是她过去的事。大爷摇晃着脑袋做了个模拟动作，说：“唱戏要主角，现实里要个榜样。那时候这一炕知青姑娘都闹着回城，②人家可摇晃着小辫闹扎根。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有的地方闹回城的不让走，闹扎根的往上抽。偏偏他娘，一闹闹成了真的。区里、县里一鼓励，一头还真扎了下来。”

哪块云彩有雨，原来她也没摸透。看“云”识“天气”，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具备的才智。现在我更希望再见到她了。也许因为都缺乏“气象学”知识，我们还有点同病相怜呢。但一连六天，她都没再露面。明天我终于要离开了。

送我出村的竟是二成和他娘。我们一路无话，③二成娘的两根辫子也很安静。这倒使我觉得她有什么不寻常的话要对我说了。在村口分手时，我看着二成脸上的汗水，嘱咐他要抓紧到公社医院去看看病，可别因病耽误了学习。

“还不谢谢姨？”二成娘捅捅他，“和你爹一样，死榆木疙瘩一个。你不是有话要对姨说吗？嗯？”果然，我的判断是对的。

二成喘着气，把头向旁边一扭。

“非让我替你说不可。”她用手去戳二成，“你姨是大地方的记者，准会结记着你。你妈没赶上时候，认不出哪块云彩有雨。以后你得常让姨提个醒儿。”

说完，她用手扶住二成的肩膀，两眼直直地望向我。她脸上竟一下失去了应有的表情，只在眼光里凝结着几分乞求。

我没有勇气许诺什么，只是拉住二成的胳膊，告诉他我还会来看他。

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走着，我不时回头看看。他们母子二人离得很远，二成像故意落在后面一样，不住踢着路边的石子。④二成娘快步走着，又摇起了辫子。她的面前是很富层次的大山，重重叠叠，叠叠重重。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一首老歌：

心中升起红太阳，

千军万马战太行……

我登上高高的路基，眼前的村子和我刚来时相比，像褪了色似的，也许是花椒已摘完的缘故。可山涧里那些飘浮不定的烟云，仿佛还在涤荡着它的颜色。

路过东山时，我看见了那棵孤零零的松树，枝叶铺散在树干两边，像位妇女干涩的、没有编结的辫子。

静听着东山那边传来的什么声音，是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还是谁家又丢了鸡蛋？不，那是二成，是二成站在东山上的呼唤，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个成年人的呼唤。他告诉我一切都不用我提醒，他有东山人的尊严。

1982年秋

（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在阜平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整。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蹬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洗菜的人也恼了，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为什么不脏？”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注]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做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选自《白洋淀纪事》，1949年12月，有删改）

【注】踢倒山：旧时山区农村常穿的老式布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故事是对按时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也是对事件的叙述，不过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就是情节了。时间的顺序仍然保留，只是已经被因果关系覆盖了。我们还可以说：“王后死了，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才发现是因国王之死心碎。”这非但是情节，还加了谜团，这种形式就具有了高度发展的潜能。它暂时将时序悬置一旁，在不逾矩的情况下跟故事拉开了最大的距离。据此，你不能给哈欠连天的穴居人或苏丹暴君讲什么情节，对他们当今的子孙——电影观众同样也不成。要想吸引他们不至于睡着，只能依靠“然后如何”，他们有的只是好奇。可情节却要有脑子有记性才欣赏得了！

先说有脑子。有脑子的读者不像一味好奇的读者，只会用眼睛扫过那些事儿，而是用脑子把它们捡起来。他从两个方面来看：孤立地看，再将它与前面读到的其他事实联系起来看。他或许并没有弄懂它，可他并不期望所有的事件都能一目了然。一部结构高度严密的小说，其中描写的事件必然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理想的观察者绝不会妄想瞬间将它们一览无余，他知道要等到最后，等他登高望远时才能总揽全局，理清所有的脉络。这种意外或者说神秘的因素在情节中意义重大。它的出现会造成时间顺序的暂时悬置或者延宕；一个谜团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空洞，它有时突然出现，有时则通过犹抱琵琶的姿态和含混其辞的话语展现，其真正的含义只有留待下文方能大白。谜团对情节而言必不可少，而没有脑子则无法欣赏其中的奥妙。对于一味好奇的读者来说，它不过是另一个“后事如何”；若想欣赏其奥妙，读者必须分出一半心思琢磨推敲，不能被小说裹挟着随波逐流。

这就自然带出了第二种素质：有记性。有记性和有脑子本就密切相关，因为除非我们有记性，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具备理解的能力。情节的编制者期望我们要长记性，我们则期望他有始有终，有伏线就必有照应。论说情节中的每个动作每个字眼都应该起到一定作用；情节应该是简约、紧凑的；就算是一个复杂的情节，它也应该像个活的有机体，不能有一点死相。情节可繁可简可难可易，可以而且应该包含谜团，但不该产生误导。当情节展开之际，情节之上应始终盘旋着读者的记忆，而且这记忆还将不断重新组合、再三思量，发现新的线索，发现新的因果链条，最终的感觉将不会只是线索或因果链的杂陈，而应是一种在美学意义上紧凑简洁的整体，这种结果本来可以由小说家直截了当地交代清楚，只不过如果直截了当地交代出来，就一点都不美了。

（节选自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情节》，有删改）

材料二：

就情节而言，西方传统的理论从古希腊以来并不缺乏宝贵的遗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台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分析出情节就是一个“结”和一个“解”，当中还有一个“突转”和“发现”。“结”就是结果，“解”就是“原因”，而“突转”就是从结果的谜到原因的“发现”。《诗学》第九章说：“如果一桩桩事情是意外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的效果。这样的事情比偶然发生的更为惊人。”

（节选自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对情节因果律的补充》，有删改）

材料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过“突变”和“对转”。什么叫突变，就是打破了常规；什么叫对转，就是事情向相反方向变化。对于情节来说，其功能是探索人物内心潜在的情感、深层的奥秘。在平常状态下，人物均有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遇到事变，能够迅速调整其外部姿态，以使人物和自我心理关系恢复常态。而情节的突转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生活常轨，进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境界，使之来不及调整，我给它一个说法，叫第二环境。目的是把他在常规环境中隐藏得很深的心灵奥秘暴露出来，我把这叫做第二心态。

光有情节的情感因果，还不能算是好的情节；好的情节，应该有一种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规，进入第二环境，暴露第二心态。所谓第二心态，就是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它跟表层结构形成反差。所有的小说中好的情节都有这样打出常规的功能，情节性的小说，进入第二环境，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心理环境的更大变化。情节的功能就是把人潜在的、不像他平常的那个自我暴露出来。

所以我认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个非常愚蠢的理论。《项链》就没有结局，因为对人的心灵的探索到此结束，对故事的完整性来说也许是重要的，对情节来说不重要，对价值来说不重要。

（节选自孙绍振《审美十五讲·打出常规》，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节选）

史铁生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扶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的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挎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小孩子）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噪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我孙女留小儿谁管？”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父亲）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有删改）

文本二：

哦，香雪（节选）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香雪，台儿沟偏僻村庄里，众多年轻善良的女孩子中的一员。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进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香雪会抓空儿向天南地北的旅客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读”。有时她也会羡慕地看着列车上女学生的吸铁石自动铅笔盒，然后红着脸，用一篮子鸡蛋去换女学生的铅笔盒。

当换得铅笔盒的喜悦还没退却，香雪发现自己早已置身于离家三十里外的西山口了。是的，她坐过了站，她害怕这眼前陌生的一切：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叫人心惊肉跳的寂静，小树林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满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的“意义”与“意味”

洪治纲

有几本书，我一直偏爱有加：李渔的《闲情偶寄》、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些书并没宏大高深的意义，多是对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的玩味，却常让人读来犹若甘酪。与我有同感的朋友并不少。这让我逐渐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并非仅靠宏大而深刻的“意义”来建构。

何为“意义”？可参照“意味”来理解。徐复观曾解释道：“‘意义’的‘意’，是以某种明确的意识为其内容；而‘意味’的‘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一片感情的朦胧缥缈的情调。”周氏兄弟的文章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读鲁迅先生的小说或杂文，少不了脑力或思想交锋。无论是阿Q的辫子，还是祥林嫂捐的门槛，都隐藏着深邃的意义。文学的认知和教育功能，决定了作品“意义”的重要作用。而其弟周作人的大多数散文却是“悠然见南山”式的，像《雨天的书》中，谈苍蝇，谈茶食，谈初恋，谈苦雨……均为生活的感受，没有多少明确的“意义”，字里行间却不乏“意味”。简而言之，可以将“意义”视为作品所载之“道”，“意味”视为作品所言之“志”，虽然这不太严谨，因为文学传统中的“道”与“志”内涵复杂、尚无定论；但从“道”推崇理性意义而“志”主张情感意趣的角度来看，这大体上也能说得通。

周作人曾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归纳为“载道”与“言志”两脉。他认为“载道派”的创作，总是一味地追求大义大道，自韩愈之后，便问题多多，“没有多少好的作品”；而“言志派”的创作，则忠于情感，独抒灵性，“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多源于此。这种“无用之用”的艺术立场，使他从骨子里就拒斥文学的“意义”，崇尚文学的“意味”。所以，他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周作人的这一判断，多少有些偏颇。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意味”，其实并不冲突，只是受制于作家个人风格和审美趣味等因素，会各有侧重。

周作人之所以不喜欢文学的“载道”传统，主要是因为有些作家过于强调作品的主旨或意义，使作品成了“变相的文学”。表面上看，它展示了文学的“载道”功能，但在本质上，它伤害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内在韵致，也削弱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似乎形成了对某些特定“意义”的固定化的表达范式——全力聚集高大上的思想主题，突出宏大的历史意义，展示个体生命的非凡性和献身精神。这些宏大的意义固然可以振奋人心，激发人们的崇高理想，但是毕竟远离了日常生活经验，远离了正常人的情感体验，难以形成广泛的情感共鸣。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常常反思的文学“工具化”问题。

（            ）。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它很少被当作重要问题来关注，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批评实践中的运用，都远不如“意义”普及。这是否表明“意味”真的不那么重要？我看未必。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它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并延伸出诸多美学概念。刘勰认为，好文章应该“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钟嵘的《诗品》强调，优秀的诗歌当属“文已尽而意有余”。在一首优秀的诗歌中，“意味”有时比“意义”更重要。譬如，李商隐的《锦瑟》让人沉醉其中，便是因为那绵绵不尽、令人反复玩味的“意味”。

文学的“意味”之所以不被强调，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主客合一的审美体验，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更难从理论上对它进行系统性建构。“意味”集纳了意象、意境、节奏等文学要素，也融入了读者的审美与情感体验。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古典诗词。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是通过“枯藤”“老树”“昏鸦”等苍凉而颓败的意象，构建出一种无所归依的孤独意境，由此人们体悟到漂泊、孤寂的人生处境。古人在谈论此类“意味”时，通常也是以虚带实，着眼于抽象归纳，诸如“气韵”“韵致”“意境”等等。若真的逼急了，就将“道可道，非常道”抢了过来。

其次，“意味”凝聚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和体验，这些在作品中并非十分清晰，而往往表现为一种“毛茸茸”的混沌状态，形成特别的氛围、情调和趣味，这需要读者在阅读中不断琢磨体会、寻求共鸣。李渔的《闲情偶寄》便是如此，他对居室、美食、植物等日常生活环境的要求，有着病态般的苛刻，字里行间没有一般的市侩气息，而是洋溢着一个艺术家的浪漫与想象。读这类文字，每每能感受到作者的生存心态、生命情趣和精神气质，品味到异常坦率的生命意趣。在读周作人的许多散文时，也能产生这种感受。

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饱受“载道”伦理的熏陶，我们对文学的“意义”几乎有着本能的迷恋，却对作品的“意味”丧失了应有的评析能力，有时甚至是故意地回而避之。要完全扭转这一局面，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百合花》作为茹志鹃的成名作，在1958年一经发表便遭到猛烈批评。在众多革命文学中，它显得太“另类”，人们批评其“主题、情感阴暗”“风格过于纤细”。后来，茅盾撰文力争，称赞它“清新俊逸”，“富于抒情诗风味”。他的观点也得到不少作家的支持。今天，这篇小说已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读者从中体会到革命者的崇高情操，也感受到青春之美、人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