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豁达的苏轼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懂韬光养晦，不能自用其才。而历经宦海沉浮的王安石比苏轼更为洞明，在《贾生》诗中他提出了自用其才的标准。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意在表明，君王待臣厚薄，臣子是否自用其才，评价的标准不在于官爵，关键要看臣子的谋议得到施行和采纳。这是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显然，政治家们要比诗人们的眼光更为深邃，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写出修改后的句子。身处互联网时代，面对海量信息，光是 式的浅阅读远远不够。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深度阅读，（ ）。对此，作家们往往采取 的阅读方式，以接近深读状态。比如，王安忆每天浏览十万字不在话下，笑谈自己“泡在文字里才能喂饱”；毕飞宇则以“把玩古董”的心态细读作品妙处，好的作品一下午品读四五页心里就“美得不行”。我们或许天赋异禀，成为过目不忘的读者，却无法天生成为 的读者。觉察文字中复杂含混的意义，感受文本中细腻逶迤的美，都需要后天勤学苦练。法国作家梭罗在经典著作《瓦尔登湖》中说过：“读书需要训练，就如同运动员所接受的训练那样，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如果说有的阅读只是为了简单的功利，那么真正的阅读“不是那种用奢逸麻痹我们、让更高贵的感官一直沉睡的阅读，而是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对此，学者们 地谈到，拥有海量信息的自媒体时代，往往抓取或推送的仅是跟个体兴趣相关的“窄化”资讯。通过经典人文阅读，使读者能走出已知的自我小天地，多理解关切他人，突破资讯隔膜。恰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宣称，通过阅读小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认真对待生活。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2．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
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
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
（节选自荀子《劝学》）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元和十年，予
（节选自白居易《琵琶行》）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6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节选自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材料二：
白居易，字乐天，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顾况。况能文，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疏入不报。
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节选自《旧唐书·白居易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白居易本被贬为江表刺史，后来为什么改为江州司马？溪上
何景明
溪上茅斋不掩扉，西风初罢芰荷衣。
月寒沙柳萧萧落，天晚江鸿肃肃飞。
野客行吟水边立，家人沽酒夜深归。
相逢醉语休辞数，城外黄花渐觉稀。
本诗中的“萧萧”这一叠词在杜甫的《登高》中也有运用，试比较二者表达效果的异同。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请以曹操的《短歌行》为例，说明它如何体现了材料一中画线句子的观点。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和利用，使不少两性花植物，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作物的杂种优势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编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1964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根据高粱、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他将这种杂交思路用于水稻物种上，由此提出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在认真总结多年来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袁隆平终于认识到，后代不育性状的不理想是亲本的亲缘关系太近造成的。后代产生变异的可能性与亲本的亲缘关系呈正相关，即亲本的亲缘关系越远，后代产生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育性状就越明显。于是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下一步的工作即是寻找地理远缘或遗传远缘的稻株，而在这些稻株中，野生稻或野生稻中的不育株作为亲本则是最为理想的，它极有可能突破此前不育系选育的难关。“远缘杂交”技术路线的确立，是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迈向成功的关键性一步。随着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在海南的发现，“远缘杂交”的技术路线得到证明，它不仅正确而且完全可以实现。
（摘编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由于杂交水稻不同熟期组合的出现，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种与杂交水稻种植相配套的新型种植模式。湖南、浙江、广东、广西、江苏、湖北等省区以种植杂交水稻为主，发展麦类与一季杂交稻、双季杂交稻、玉米与杂交稻等多种模式。这些新型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复种指数，促进了粮食、食用油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经营发展，而且培育了地力，提高了土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推广杂交水稻，还促使中低产稻田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改变了农民对中低产稻田的种植评估观念。杂交水稻分蘖力强，根系发达，吸收力好，秆粗叶茂，株型好，光能转化效率高，这使中低产稻田能够获得较高的产量，与高产稻田产量的差距大大缩小。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发展研究（1964～2010）》）
（关联教材《喜看稻菽千重浪》）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