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然而，《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教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文本一：

在古代文献以及现代汉语中，经常出现将“淡”与“澹”混用的现象。从字源上看，“淡”与味道相关，“澹”与水的波动有关，前者诉诸味觉，后者依赖视觉。“淡”本义是味道淡，《说文》释曰“淡，薄味也”；“澹”在《说文》中的释义是“水摇貌也”，指水波起伏。古文字学家高亨在《古字通假会典》的“淡”与“澹”条曾结合《老子》《庄子》《楚辞》等典籍中“淡”与“澹”同义混用的现象，根据历代代表性注解，得出“‘澹’与‘淡’同”的结论。

至于产生互相借用的原因，从文字学角度来讲，起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义近通假。两者都具有平静、安静的引申含义。“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义现象，即本义“水摇貌”中本身应该蕴含动态的水波激荡以及静态的款款微波的含义，但在字义引申过程中更偏于静态所指了。正因如此，“淡”与“澹”的互相借用才成为可能。第二，音近通假。尽管历代学者对两字的读音有不同认知，但大抵字音相近。在《说文》中，“淡”读作“徒敢切”，“澹”读作“徒滥切”，可知在东汉时，两者声、韵相通，声调有所不同。到清代，段玉裁在注释“澹”时，便将读音改成了“徒敢切”，与“淡”的读音完全相同了。

在中国古人思维中，五官感觉具有相通性，因此往往以“通感”的方式达到更为明晰的说理效果。“淡”与“澹”一个源自味觉，一个出自视觉，它们以平静自然的引申义获得了互通的可能，从而实现了第一层次的通感性融合。两者意义融合之后，便往往以“淡”的姿态呈现出来，开始具备了明显的形而上的精神性指向。音乐属于听觉艺术，“淡”美学身份的确立，与它关系密切。可以说，“淡”与音乐的结合是对“淡”与“澹”通感性融合的再发展，将已经初具包容性的“淡”进一步扩充到听觉领域。

这样不仅实现了“淡”向精神领域的进阶，也开创了其向艺术领域广泛延伸的先河。对音声之“淡”的强调就属于这一范围。《老子·三十五章》中有这样的话：“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这里的“淡”虽然是在强调“道”的属性，但通过与世俗音乐的联系，亦透露出老子对理想音声的看法，即符合“淡”之标准的音声才是优秀的艺术。《老子》中与此相关的地方还有两处，第一处是《老子·十二章》提到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句，第二处是《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句。就第一处而言，给人的印象是老子对现实音声持否定态度；就第二处而言，《老子·四十一章》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句，所谓“大音”与“大象”实际上就是道的外化形态，它们秉持着道的基本特质，真正美好的音声一定是自然天成、不以雕琢形态出现的音声。其形式上的“无”中蕴含着宇宙节奏的丰富之“有”。因此，结合上述两个层面来看，老子并非全然否定音乐，他是在建构一种以“淡”为美的音乐美学准则。这一基点的确立对后世音乐审美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蔡仲德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曾有一段概括：“《老子》推崇‘道’的‘淡兮其无味’，曾深刻影响后世乐论尤其是琴论的审美观。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嵇康说‘声音以平和为体’，周敦颐说‘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提出‘淡和’审美观，徐上瀛运用这一审美观于琴论，提出二十四‘况’，说‘琴之元音本自淡也，制之为操，其文情冲乎淡也’，这些都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诚如斯论，老子虽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淡”与音乐关系的讨论上，但客观上却构成了肯定音乐之淡的早期雏形，“希声”成了淡之美的另类表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节选自韩伟《中西美学之“淡”的构筑与会通》，有删改）

文本二：

在中国绘画中，“淡”作为一种审美风格，其哲学根基可追溯到道家思想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哲学尤其是以淡为本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着古人的宇宙观、人生哲学和艺术创作等方面。虽然“淡”字本义指口味的清淡，但它不意味着简单的寡淡无味。相反，它在揭示事物共性的基础上，能够透过表象抵达事物的本质，展现物象的本真之态。可以说，道家将淡作为万物的本味，体现了一种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至高境界。这种以淡为本的思想观念，一方面蕴含了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另一方面传达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两方面所孕育的美学意蕴，贯穿于山水画创作的各个环节，最终形成了简淡空灵、追求本真的艺术风格，对中国绘画的艺术观念及其审美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受老庄恬淡思想的影响，画家在绘制山水画时，追求淡雅、空灵的审美意境，故而他们在创作时不会过多使用浓艳的色彩或夸张的笔触来吸引观者的注意，而是通过淡雅的颜色、简洁的笔触和巧妙的留白，营造出宁静致远的氛围。因此以淡来概括山水画的美学特征，恰如其分地将其与老子和庄子恬淡思想建立了关联。可以说，淡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哲学境界，它与道家恬淡思想相契合，强调顺应自然，追求心灵的虚静与超脱。

老庄哲学中的恬淡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形成过程及其精神显现之间存在极为紧密且深刻的内在关联。它因对人生的深刻观照，成为中国思想的至高境界，并成为中国艺术尤其是音乐、绘画、诗词等艺术形式的共同理想。这种思想从老庄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中生发而来，最终在中国艺术尤其是山水画中找到了栖息之地，孕育并支撑着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当“淡”从老庄哲学转向中国绘画领域时，它便被赋予了美学价值，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格。

（节选自申丽媛《“淡”作为中国绘画的审美风格》，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中“淡”的意蕴深厚，其形成与“淡”“澹”二字的通假密切相关。“淡”本指味觉之薄，“澹”初指视觉上的水波摇动，二者之所以能同义混用，与他们(     )的特点有关。这种文字层面的融合，借助古人(     )的思维，让“淡”突破了单一感官的局限，扩展到听觉等领域。此后，在老庄哲学的滋养下，“淡”进一步升华为一种精神境界，并深刻影响了各类艺术创作。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我观察着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类社交。二十年前，人们兴奋于网络聊天室里“匿名交流”的自由，坚信虚拟连接能深化人际关系；如今，当智能手机成为身体的“延伸器官”，我们却陷入奇妙悖论——明明“在线好友”数以百计，深夜emo时，竟找不到一个可拨通电话的人。

这不是个体的偶然。我访谈过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学生抱怨“发朋友圈等点赞，像在演一场没人拆穿的戏”；职场人坦言“工作群消息轰炸，真正想聊的话却卡在输入框”；老人对着智能音箱说“晚安”，却在与儿女视频通话时，盯着屏幕里模糊的脸沉默。数字技术编织的连接网，看似让所有人“永不离线”，实则让交流成了标准化的“信息投喂”——表情包替代了真心的笑，简短回复消解了倾诉欲，连“共情”都能被算法拆解成“关键词匹配”。

更隐蔽的改变发生在“独处”的消失里。过去，独处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沉淀，是与自我对话的契机；现在，“无聊”瞬间被短视频、游戏填满，我们恐惧真正的安静。年轻人说“洗澡都要带手机放歌，怕听见自己喘气声”；上班族周末“躺平刷手机”，看似休息，实则被信息洪流推着走。数字技术把“空闲时间”碾成碎片，我们在虚拟互动里疲于奔命，却忘了给真实的自我留一间“安静房间”。

这些观察让我不安。当我们用“已读不回”伪装洒脱，用“在线隐身”回避沟通，数字技术究竟是拉近关系的桥，还是隔绝心灵的墙？或许该警惕：我们正用“连接一切”的技术，创造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看似紧密相连，实则孤独蔓延。

互联网所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却让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人们确保手机必须时刻在身上，仿佛那是自己的护身符。饭桌上，家庭成员很孤独地待在一起，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我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

（摘编自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

材料二：

《群体性孤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忽视了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尽管与他人保持着联系，其交往却是浅层的，人们从在线联系中感受到的不是关爱和亲近，而是孤独和隔离。遗憾的是，特克尔的出发点存在偏误，她直接把数字社交导致群体性孤独当作事实，并依据过去的社会交往模式把“低头族”的行为判断为病态，而不是优先探讨沉浸于数字世界是否真的带来了群体性孤独。

数字技术赋能的连接泛在给社会带来了可见的变化，比如，生活中出现的“低头族”。这种现象作为普遍存在的事实，怎么可以被简单地诊断为社会病态呢？以“除夕夜团圆饭，人们都在低头看手机”为例，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身体同场是人所必需的吗？（所谓身体同场，指人们相聚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如果答案为“否”，那便意味着还存在其他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形态。进一步的问题还可以是：依赖于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如果是自然属性，那就是天性，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是社会属性，那就是社会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时候人都处在与他人身体同场的相处场景里，以至于人们把身体同场当作了社交的默认状态。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在没有手机而只能凭书信联络的年代，人际连接也可以在身体不在一起时发生。身体与社交的分离让人们思考：释放社交天性是否一定需要身体同场？随着“互联网时代”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依托于网络技术开展数字社交，已成为人际交往的主流形态。既然人与人在网络中交往（即数字同场）也能满足人们的群体性需求，这就意味着释放社交天性的必要条件既不是身体，也不是数字，而是同场。

事实上，没有人忽视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重要性。但特克尔误读了人类正在发生的社交革命。在特克尔那里，依赖于身体同场的群体性被设定为人的自然属性，由此推出身体异场就会让人产生孤独和隔离感。这明显忽略了数字同场也意味着群体性的事实。人们之所以感到孤独，与身体同场或异场无关，而只因为可以与之互动共情的人并不在场。互动共情的前提是心灵同场，即心灵之间可以沟通与交流；而心灵同场不必依赖于身体的同场，也可以通过其他路径实现。

《群体性孤独》与其说是刻画了数字技术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如说是呈现了特克尔以及相当一部分人在数字社交中的焦虑。其中，最大的假设谬误可能是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当然，数字技术的一切都还在快速发展中，对此有不同的观察、观点，原本无可厚非。但只有把发展中的现象放在更加长远的历史和更加广泛的事实里，才能真正理解现象的本质，这也是学术之于社会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邱泽奇《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的疑点。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昆仑石刻”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

（摘编自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

材料二：

近日，有关部门认定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険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专家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的科学研究数据，并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形成考古调查报告。

为获取刻石的详细文字信息，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该项技术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再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专家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

专家们还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只有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这点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体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有自然风化痕迹。刻石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检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据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北大李零教授认为刻石的内容大致意思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仑采药，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这里，翳计算来程约250里。他认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里”尤为重要。他说，“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

（摘编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

材料三：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多学科专家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摘编自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

自6月以来，昆仑石刻的消息引发热议。①_______，有人则怀疑石刻是现代人伪造。近日，基于一系列科学检测和严谨论证，有关部门给出了有力的结论。其技术考证过程表现在：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提取分析，从字体来看，②_______；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现代新刻的可能。可见，在这场争论中，③_______，为“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对“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

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消沉。

这便是所谓“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Q正传》出世以后，“阿Q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Q相”仍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Q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但“阿Q相”又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都在浴血苦战！这原因大概就是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没有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这一点上，“阿Q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摘编自茅盾《阿Q相》）

材料二：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文章从鲁迅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认定出发，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但随之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之类的文章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为了纠正阿Q典型研究的错误倾向，何其芳发表著名论文《论阿Q》。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文章一问世，学术界反响强烈。李希凡发表《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后来李义在《〈阿Q正传〉简论》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何其芳发表《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做答辩。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比《论阿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Q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就等于否定阶级论。不仅阿Q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者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假洋鬼子”没捞到一官半职，却在人前一边谎称他不肯上湖北，一边扬起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这就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Q为中心呢？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1926年，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时把九章变成八章，“序”全被删掉。据说鲁迅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的同时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阿Q典型性的何、李之争，持续了近十年。何、李之争，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有助于阿Q典型研究的进展。

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符合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宗旨和本意，对扭转阿Q典型研究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和揭示阿Q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张梦阳《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文化的发展中，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和在“比兴”思维的诗学传统的影响下，门的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文学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还乡的意识。门联结着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含意。

第一，传递空间领域感，成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志。门是空间上的节点，具有通过性、出入自由性的特点。门承担着空间相互联结和阻断的双重功能，空间转化的标志性仪式让使用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门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的空间内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同。从门的位置来讲，有院门、宫门、山门、城门、国门等。这些门的建设规则不同，比如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以展示天子受命于天，掌管国家；山门即佛、道教等宗教建筑的大门。出入这些门的过程，时刻提醒人们在出入时所进入的空间领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门是空间划分的标志物，人的心理通过门产生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转化。穿越门的瞬间，人觉察到空间的转变和属性的变化，正如在出入高校大门时通过者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门象征着主体的精神。门的基本功能是开关，阴阳变化是其中熔铸的集体潜意识，从这里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门的关闭是为了防卫，与保守、被动的心态对应；门敞开是为了出入，与开放、包容的心态相对应。门成为人连接宇宙的一个纽带，门开意味着主体的开放心态。《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开门是与日月万物接近，与自然一体，是对宇宙的接纳，从自我的狭小世界到精神通达四方。

第三，门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隐喻。门的概念和“家”是相关的，门是自我领域和家的代表，家庭与家族可称为“家门”，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黄帝宅经》：“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住宅的安定与家族的兴盛密切联系，“宅以门户为冠带”，门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儒家倡导“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门的数量、大小、装饰、材质等方面要遵守“礼”，门是家主社会身份的象征。故宫中门的布局、形状、大小、装饰都遵守“礼”的文化，故宫大门上的铆钉都是圆形，代表着追求圆满。“门风”指一个家庭的家风修养；“光大门楣”则是指为家族争光；“名门望族”指代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家族兴盛，人口众多，房屋的数量自然会增加，门也会相应增加。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所以从门的设置上也能分辨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摘编自张芳《门的文化符号研究》）

材料二：

门的诗学情怀是门之意象化的最高层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门的交互性道出：“世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门已联结了我、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蕴涵和美学基础。

门的开启实际是表明与世界的联系、沟通。开门有两层意思，一是功利比喻，一是洒脱自我。前者如《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唐王起《辟四门赋》：“致穆穆于四门，获济济之多士。关键（即门栓）不用，无老氏善闭之功。”喻开门纳贤，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之意，好一番盛世气象。在后者看来，这类功利的方向是很世俗的，人们希望世界是清新自然，而不是恶浊虚伪，于是就有了这类“敞开门”的意象。

门在古代有着生命之根源的意义，《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赤诚无雕饰。而生命归于大地的坟墓之出入口被称为“魂门”，古人以为死者灵魂从地下墓穴通过“羡道”升至墓门，出墓门过“神道”，走上升入天国之路。

就现世状态看，门是进出宅院的关口，代表着家，这容易理解，如新娘入夫家称为“过门”，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婿称为“顶门”。但普通意义上的家与家园概念并不同义，前者指现实的物质的场所，后者指精神的世界。那些装饰高贵的大门，是适意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并不是快乐的，豪门、朱门、宫门、禁门对人有着诸多限制与要求，居之会失去本真，于是普通的门，寒门、柴门、柴扉等就成了真实、自由的意象。

竖一根横木，立两扇柴扉，显示出天然的纯朴天真，温馨可爱，这正是脱出利禄羁绊之人的心灵归依，这是向家园的靠拢。这时，柴门荆扉衍化为返乡归家的意符，成为梦牵魂生活指向。傅道彬说得好：“难道诗人们真的是向往贫寒的生活吗？其实柴门是一种象征，当它们的物质形式简单到只有两块木板的时候，它的语词意义也返回到最单纯的命名状态，这时候柴门的意象就反映出原始家园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也返归到诗意的自由境界中，柴门荆扉把饱经忧患的诗人们带回了人类用来走出荆棘的遮风避雨的家园。”

（摘编自袁忠《“门”的审美传承与建筑文化学分析》）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尔克斯研究中有几个核心论题，诸如《百年孤独》的创作历程、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加勒比文化和神话化写作的关系、新闻和文学的关系等等，涉及创作意识、创作特性、写实和虚构等文学议题，格外引起关注，也是早期访谈的主要内容。其中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

《花花公子》的导语给魔幻现实主义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将幻想和现实融合为一个独特‘新天地’的讲故事形式。”马尔克斯提出了“准现实”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人的预兆、疗法、迷信是自然现实的组成部分，应该与其他的组成成分等量齐观。《花花公子》记者问道，拉美世界到底是哪一点促使作家从这种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异混合来进行创作的？马尔克斯从民俗学的角度作答，用加勒比地区混合文化的开放性为其创作辩护，不仅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且认为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他把创作承诺从现实扩大到“准现实”而毫无违和感，于是汤锅会自己从桌上移动并摔下来，神父喝了巧克力汁会腾空而起，死者的鲜血会像长了眼睛一样曲曲折折地流向母亲的厨房，这种让人惊异的写法像是一种公开的冲撞和冒险，竟使得现代主义实验也像纸糊的帽子一样显得孱弱了。魔幻现实主义从此风行起来，成为20世纪后半期唯一成规模的跨国文学流派。

然而，作家并不总是赞成以这个标签来解释他的创作。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契合于某种理论和历史的现实。”他希望读者和批评家更多地看到他作品中“那种纪实的、历史的、地理的根基”。也就是说，在其神话化写作的重负之下，看到一个从事“驱魔”的意识形态分析师。这种表述是并不矛盾的。可以说，在阿根廷作家努力写得像欧洲作家那样时尚的时候，马尔克斯对种族无意识的表达投以关注。他以自身的方式思考拉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摘编自许志强《关于〈马尔克斯访谈录〉》）

材料二：

《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中，代表全镇人的老布恩蒂亚对马孔多刚刚到任的莫斯科特镇长所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了驳斥，尽管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已经被当时的老布恩蒂亚所接受，但是其却将近代的政治制度彻底地拒绝了。在马孔多意识和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矛盾发展中，诞生了老布恩蒂亚这样一个畸形儿，其属于受到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精神影响的拉美地区的一个先驱。

首先，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近代的关于科学理性精神的系统训练，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自己的幻想中融入到了所见到的一部分新东西，然后以此为基础将自己的科学理性观念构建出来；其次，其采用了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处理，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如同上帝一样将一切的现实改变掉；最后，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立足于自身的直觉对事物进行判断，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改造社会属于系统工程。老布恩蒂亚希望能够单纯地通过科学技术改变马孔多小镇的生活，但是其他的很多方面还是坚持对传统的固守。作者在《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中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其属于马尔克斯通过解构式的方式对西方文化进行的第一层批判。

在西方社会环境中，近代理性精神属于一种最为基本的精神，也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如果在其他的非西方国家强加这种东西，在关注道德人伦和充满原始神秘文化的地区强加这种理性精神，是不是就是正确的和进步的？在《百年孤独》中，西方的文化在拉美传播的过程中因为不具备天赋人权、博爱、自由和平等等人本精神的限制和制约，因此变成了疯狂的魔鬼，甚至还变成在屠杀、掠夺和种族歧视中西方人所倚仗的理论依据。尽管西方的文化能够为马孔多带来一定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的基础就是压迫和剥削当地人民，所以，西方文化在传播中遇到马孔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强烈排斥和抵抗，近代以来被殖民的亚非拉各国的历史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作为一名社会责任感异常强烈的作家，马尔克斯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命运深切关注。几百年间拉美被迫接受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其本地的民族意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淡漠，各种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消失。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一直在对西方文化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同时对拉美的现代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其通过博大的思想情怀和赤诚的民族精神对拉美的新形象进行了塑造，希望能够使拉美民族文化获得重生和新的发展。

（摘编自张云霞《〈百年孤独〉的文化批判意识》）

3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

（1）经典叙事学致力于总结出一套普遍的通用的叙事语法，但问题在于，故事的讲述往往具有讲述者的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

（2）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讲述方式都是对该故事其他讲法的修改、补充或重写。从契约分析法这一“入口”进入，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其实是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题人物都分别与正统与非正统订立了“契约”，其主要行为均可用“立约”“履约”“违约”“受赏”“受罚”等功能来表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具有同样的叙述结构，但四大古典小说的美学意味却迥然有别。以《红楼梦》与《西游记》为例，二者同样是履大违小，但《红楼梦》悲剧意味却远在《西游记》之上，原因在于叙述角度的不同。《西游记》中取经故事是从正统方面（唐僧）而非非正统方面（花果山小猴子）的价值取向出发；而《红楼梦》中不仅神瑛侍者小契约“木石前盟”被毁，大契约“金玉良缘”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撕碎，因此其美学意味也就格外悲怆。

（3）可见，四大名著的四个故事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只关注单个故事无异于“见木”，唯有将四个故事契合在一起才得以“见林”，这就是人类叙事的整体性。其不仅体现为“文本间性”，还往往呈现在文本内部结构“蟠蛇章法”中。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以“其形如环，自身回转”“类蛇之自衔其尾”来形容“蟠蛇章法”。正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之语——“一篇如一句”，也即“作者用不同的形式说着同一句话，用许多事件和人物来叙述一个事件和人物”，即“主题”事件和“主题”人物。在《西游记》中，如果将孙悟空犯上作乱却又最终改邪归正的事件，与猪八戒、沙僧、白龙马以及诸妖等事件放置在一起，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变体。

（4）除了故事之间的“互文见义”和故事内部的“蟠蛇章法”，叙事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上。       。

（5）以DeepSeek（一种人工智能模型AI）模仿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开头部分的文字为例：

（6）街灯昏黄，路面坑洼不平，偶尔有几辆旧车从旁边匆匆驶过，车窗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喧嚣声。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麻木，仿佛生活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了。那时的我，常常在这样的黄昏时分，站在楼下的空地上，默默地望着远处渐渐模糊的天际，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孤独。

（7）再看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

（8）在对时间结构的处理上，两段文字显出迥异的特质：余华笔下的“时间”接近海德格尔所谓“本真时间”，即基于此在的生存来理解时间，此在先行进入将来，又在当下把自身的曾在承担起来；而DeepSeek文本中的“时间”则被凝固在“黄昏时分”这一静态切片之中，表达的并非余华“这一个”的直接经验，也未能建立起曾在、当前和将来结合在一起的立体结构，而仅仅是根据给予的指令抽取了“数据库”中一般性表述的孤独感。

（9）可见，AI写作程序系统长于总结归纳并运用文学传统和文学惯例，这种模式和惯性都可以被程序捕捉，该程序按照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来开展工作，因此往往“有句无篇”。中国传统叙事中最为常见的“似断而实续”的“草蛇灰线法”在AI创作这里也往往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因其创作本质无非是对风格和摹仿本身的“风格化”和“再摹仿”，而这种“再摹仿”也并非是如人类创作者般内化了的模仿，而更多是外在化的“风格迁移”。它寻求和需要的是经验、规律、共识、风格、标准等一切可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当面对“不能形成经验、没有规律、没有系统、没有风格、没有共识、没有标准的东西”时，往往显得无所适从。

（10）亚里士多德曾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描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人类的思想空间往往在“如果——那么”的张力中无限展开。而AI虽长于“从1到100”的“集成创新”，但终究无法进行“从0到1”的开创性创造。“人工智能的思想对象都是已经存在的、它不能处理尚未存在的事情。”可见，擅长“说出”却又始终无法“说透”的AI说到底还是在“智术”而非“智慧”上做文章。

（改编自张颖、吴翔宇《人的智能还是人工智能？——AI时代文学叙事的几个问题》）

除了故事之间的“互文见义”和故事内部的“蟠蛇章法”，叙事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上。       。

①这种“重新讲述”往往与人类记忆特性的“聚合”特性而非“组合”功能相关。

②当下的“玛德莱娜小甜点”唤醒了作者对往昔的记忆，过去以不断被重新讲述的方式完成当下化。

③回忆并非对记忆材料的机械重现（组合），而是对以往经验的放大与遮蔽（聚合）。

④如果说人的智能在意的是动态的时间“流程”，那么AI关注的则是凝固的空间“结构”。

⑤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但时间并非一条线，而是一个意向性网络，由过去、当前和将来“三相”绵延而成，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小甜点”那样。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建筑行业的设计逻辑与建造方式。生成式设计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在输入场地条件、功能需求和材料限制等参数后，可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种建筑方案。例如，某设计团队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北京旧城区的四合院街区进行分析，AI通过学习大量传统院落的布局数据，自主生成了既保留“院落”空间特征、又能显著提升采光与通风效率的新型合院方案。这种“人机协作”的设计模式，并非简单模仿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算法提取传统建筑深层规则，再创造出符合当代需求的变体。

在建造环节，机器人砌筑、3D打印混凝土以及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工地。2024年，上海某实验性建筑项目采用AI控制的机械臂群组，以“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施工进度与BIM模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更值得关注的是，AI开始介入结构优化：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生成比人类工程师更节省材料的梁柱布局。有学者指出，智能建造并未颠覆建筑学的核心问题——空间、功能、形式与意义的统一，而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求解工具。

然而，AI的介入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使建筑陷入“平均化”陷阱——AI倾向于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优化”方案，从而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对此，一些建筑师提出“可解释AI”的路径，要求算法在生成结果的同时，给出符合建筑学逻辑的解释，从而保持设计过程的人文可控性。

文本二：

当人工智能试图理解或生成中国传统建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出来：软件如何识别“斗拱”或“抬梁式”的规则？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一套“文法”——即木结构体系的组合规则，而将斗拱、柱子、屋顶等称为“词汇”。这套“文法”的核心在于标准化构件与灵活组合的逻辑，这与今天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不谋而合。

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架图样进行训练，发现AI不仅能够自动分类不同时代的斗拱样式，更能从大量实例中“习得”材分模数、举折比例等隐含规则。这意味着，传统建筑的“文法”可以被编码为算法可理解的数字规则。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在给定地形和功能后，输出符合“院落”空间伦理的平面布局，仿佛AI已经学会了“天人合一”的选址智慧。

但数字转译并非完美。有学者提醒，传统“文法”不仅是形式规则，还承载着等级秩序、工匠经验和现场应变智慧。AI只能处理“可编码”的部分，而对于“目测心记”的营造口诀、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以及现场应变智慧，则难以捕捉。因此，真正的智能传承应当是人机协同：由AI提供符合“文法”的优化方案，再由建筑师依据场地和文化语境进行筛选与转化。这正是梁思成所谓“可译性”的数字延伸——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可以通过新的“译法”相互贯通。

（文本一二均摘自《智能建筑：从数据到文脉》）

文本三：

各民族的建筑之间，它们的任务和建造技术以及美的观念，乃至许多内容上都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我们如果说，各民族的建筑各有它们自己独立的“词汇”和“文法”，那么，它们之间也一定存在一种“可译性”。例如，一座中国建筑和一座希腊建筑，虽然它们在形式、结构、装饰上截然不同，但为了表达相同的设计内容（如住宅、礼拜堂、宫殿等），它们所用的构件、组合方式以及空间处理，往往存在着某种对等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翻译，尽管文字不同，但原意可以准确地传达出来。这种建筑上的“可译性”，正是世界各民族建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人工智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生成式设计中，AI可能陷入_______，导致建筑风格单一化；在智能建造环节，AI对_______这类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难以编码；而在理解传统建筑时，AI也无法完全把握_______所承载的礼序内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机协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