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回顾2025年的中国戏剧，经典复排、多元改编与本土原创相辅相成，汇聚成民族演剧美学探索的坚守之力与时代活力。国外剧目本土化、优秀剧团剧目来华展演和本土戏剧出海，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让中国戏剧在全球文化格局中进一步彰显独特价值。各戏剧门类均有佳作涌现，戏剧艺术发展越发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

在中国本土，戏剧创作呈现出活力迸发的多元面貌。《茶馆》《骆驼祥子》《风雪夜归人》等经典剧目依然能够唤起观演热情；民族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红楼梦》等口碑之作继续保持高人气；《锦衣卫之刀与花》《她对此感到厌烦》等原创音乐剧新作精准对位年轻观众审美，并催生出丰富的衍生文化场景。香港话剧团带来的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原创音乐剧《大状王》、小剧场作品《半桶水》等均好评如潮。

在国外剧目引进方面，铃木忠志、奥斯特玛雅等中国观众熟悉的国际知名导演及其剧团再度来华。在戏剧史及中俄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于契诃夫诞辰165周年之际将《海鸥》带上中国舞台。乌镇戏剧节期间，汉堡德意志剧院上演的总计9小时的《人类之城马拉松剧》，以五剧连演的形式展现古希腊神话改编的多种可能。加拿大戏剧大师罗伯特·勒帕吉与机械神剧团继2024年的《887》后，又将《月球背面》《科克托和戴维斯》带到中国，以独属于剧场的艺术语汇，创造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细腻的情感叙事。

在戏剧出海方面，《广陵绝响》《庄周梦蝶》《花生的荣耀之旅》《我这一辈子》等10余部作品亮相2025年爱丁堡艺穗节。在第42届海德堡剧本市场上，中国作为主宾国，携《阿Q正传》《桃花扇》等六部作品进行交流演出；原创剧目《我的名字叫啊吨》亮相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此外，中国原创音乐剧《#0528》登陆韩国驻演，民族舞剧《只此青绿》赴海外巡演。

面对2025年中国戏剧呈现的欣欣向荣的多元格局，我们也不应忽视行业痛点。不少剧目尤其是原创剧目仍面临票房难题；演艺新空间凭借新主题、新故事、新形式，掀起年轻人观剧热潮，却显现出创作套路化等问题；原创领域虽有各类奖项、基金支持，亦有作品出圈成为市场热点，但大量作品的人物塑造与叙事表达缺乏创新。还有，当下的剧场生态受到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观众审美越发分众化、个性化。戏剧艺术如何提供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与情感体验，成为2025年中国戏剧在冷热之间留给我们的思考。

（光明网2026年01月08日贾力苈《坚守与破局：戏剧如何不可替代》，有删改）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如何突破地域局限、与现代生活接轨，是地方剧种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非遗”到“顶流”，从“小众”到“出圈”，地方戏曲“逆袭”的背后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在科技融合、叙事重构、人才培养、文旅联动等创新举措的推动下，传统地方戏持续焕发新活力，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以科技构景提供沉浸体验，开拓多维感知的场域。传统戏曲讲究虚拟写意，“一桌二椅”即完成了舞台布景，而年轻观众更偏爱感官刺激与沉浸式体验。众多地方剧种正探索利用影视技术、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创新舞台设计与互动体验。上海越剧院打造的沉浸式戏剧《黛玉葬花》采用MR（混合现实）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大观园”，观众可穿梭于虚实交错的园林装置间，更好地理解文本和表演。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延伸了戏曲的美学边界，回应了青年对“参与式”文化消费的偏好。

以叙事重构唤起情感共鸣，打通代际理解的通道。地方戏曲多用方言演出，高腔大调、四平八稳，因此让年轻观众“愿意听”“听得懂”是地方戏曲“出圈”的关键。越来越多创作者选择在尊重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内容重构、语态翻译，建立戏曲与当代表达之间的共情通道。新编京剧《霸王别姬》取消传统念白，改用字幕，使整体节奏更贴近现代戏剧。秦腔《楷模村》、长沙花鼓戏《花猪司令》、锡剧《装台》地方戏从“讲古”转向“讲我”，关注现实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时代画像。

以青年演员担当舞台主角，接续古老艺术的传承。针对青年人才“挑大梁”机会较少的问题，一些地方剧团尝试通过“因人设戏”的方式实现精准培养。传承不是复制，更不是“替身式”模仿，青年不再被定义为传统技艺的“继承人”，而成为用新语态传播传统的“文化共创者”。当然，青年演员的加入不能只是“颜值化”“偶像化”，而应构建完整的职业路径与支持系统。只有当青年“想学、能演、演得好”：地方戏才真正拥有了向未来延展的内在动力。

以戏曲名片打造文旅IP，激发文化消费的动能。地方戏曲往往诞生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其唱腔、节奏和动作风格蕴含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近年来，“非遗+旅游”“戏曲+街区”的融合业态不断涌现：从浙江嵊州越剧小镇、江苏淮剧小镇，到湖南长沙的“戏曲一条街”，各地通过场景化打造与文创集聚，使地方戏成为可驻足、可打卡、可消费的日常文化体验，实现文化与产业共生共荣。

地方戏的新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生动注脚，体现了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实践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应遵循“学古不泥古”的原则，深入群众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通过解构与重构赋予传统符号当代价值，更好地彰显时代气派、滋养人民心灵。用艺术规律驾驭技术革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文脉奔涌、声声入心的地方戏，必将在守正创新中谱写新时代华章。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4日《以时代精神创新激活地方戏曲》宋美杰、高雨琪，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深入人心，爱国主义空前高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经由抗战而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物质基础薄弱。以钢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国钢的年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军队装备远不及日本军队。物质基础薄弱，也导致国人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一盘散沙”似乎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有着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致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并焕发出无敌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被全面激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并且以精神力的强健与发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着物质力的短缺与不足。

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抗战时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他们无不体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赵一曼，这位貌似柔弱的女子，有着“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的抗日情怀。她在被日军关押期间，成功地以爱国心民族情打动看守和护士，于是他们帮她逃出了关押地，虽最终未能成功，但使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共产党人的意志感染力和普通中国人内在的爱国情怀。借用毛泽东形容抗美援朝之语，抗战时期的中国，是“钢少气多”，但就是这样的“气”，也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抵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伟大抗战精神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近代以来，列强压迫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中华民族精神“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个个争先，义无反顾，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恨不抗日死”，这是令侵略者胆寒的精神力量。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民族气节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在抵抗侵略、生死存亡的刹那间，唯有爱国的情感，可以驱动个人舍生取义。戴安澜将军率队远征缅甸，多次重创日军，后身负重伤，他在遗书中表示：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冀中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日军逮捕逼其劝降，她绝食殉国。马本斋得知后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中国人不畏强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他写下誓词：“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左权将军身负重任，舍弃个人生活换得千千万万中国人独立自由的生活，最后在太行山壮烈牺牲。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对抗。面对困难，坚定抵抗者则永不退缩、心怀必胜信念。毛泽东总结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杨靖宇将军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时说：“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塑造者和实践者。敢于斗争，就是迎难而上；善于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阐释了两者关系，其中的关键在发动全面抗战、全民抗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以自身的政治引领、思想意志、精神作风、实干苦干，团结动员民众，实现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材料二：

历史可以观照现实，现实也可以反映历史。形成于抗战中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代代不息的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写照；不仅具有历史的特性，更具有时代的价值。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核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昂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升华和锤炼，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基础。毛泽东这样总结抗战时期中国的变化：“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聚力强国复兴伟业的精神源泉。人要有精神，民族和国家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发扬伟大抗战精神，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以抗战先辈为榜样楷模，筑起我们的精神长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两则材料均摘编自汪朝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聚力强国复兴伟业》，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3日）

作者首先承认近代中国物质基础薄弱的事实。但他指出，这种劣势可以被__________所弥补。因为中国的__________蕴藏着强大的潜能，侵略危机则充当了__________，最终使精神力量战胜了物质上的悬殊。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面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面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生产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片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片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产生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中青报：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在当时有哪些创举？

王筱雯：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东北博物馆有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多项创举：说明员制度、文物清理工作的办法和经验、古画临摹、流动展览、考古发掘、伟大祖国古代艺术特展、文物博物馆干部训练班。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问二，中青报：人们常常把东三省一起提，认为东三省的历史、文化、习俗较为相似。辽博所展示的内容与黑、吉两省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王筱雯：东北三省虽地缘相邻，文化习俗相似，但辽宁的地域文化有其独特性。比如，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凸显辽宁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地位；三燕文化对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包括北方乃至域外各民族交往、碰撞、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辽博藏有宋元书画、缂丝刺绣等古代艺术珍品，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也是辽博馆藏的重要特色。

辽博现有馆藏文物近12万件，其中书画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体系完整、品质精良、精品荟萃。馆内有世界上最早的楷书墨迹《东晋佚名曹娥诔辞》、“草圣”张旭《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等稀世之珍。

问三，中青报：你曾经担任辽宁省图书馆馆长，这里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在图书馆的工作和在博物馆的工作会有联系吗？

王筱雯：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很多相通之处，如都承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职责，为公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的职责，开展社会教育的职责等。我到博物馆担任馆长后，也在积极推动两馆之间的合作，如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加强古籍文献的展示和利用，合作开发数字藏品、文创产品等。

问四，中青报：辽博是如何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的？

王筱雯：一是抓住“深耕传统文化内涵”和“满足观众多元需求”两大核心要素，深挖馆藏文化资源，提炼文物元素符号，将文化附加值与设计美感注入辽博文创品牌，推出簪花仕女鲜花饰品系列、丝绣手绘系列、齐白石系列、非遗系列等，形成良好文创业态。

二是推动文物与科技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文物的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化传播，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等。

三是加强跨界融合，如与辽宁歌舞团合作，选取文物，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推出情景剧《国宝辽宁》，通过舞蹈、器乐、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让文物从展柜“跃”上舞台。

问五，中青报：外地游客和辽宁本地游客是否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重点和参观感受？

王筱雯：外地游客往往更关注辽宁地域文化展览和书画展览，如“古代辽宁”通史展、红山文化、辽金文化等专题展，以及近年来举办的“又见大唐”“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等书画主题展览，并注重服务的便利性。而辽宁本地游客除了参观展览外，还会关注并参与辽博举办的特色活动，注重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

问六，中青报：辽宁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的策展缘起是怎样的？

王筱雯：我们梳理辽博文物背后的故事，发现辽宁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史前时期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呼应，清代从辽阳到沈阳的战略重心内聚，抗战时期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抗争历程，这些都需要一个平台来集中呈现。

问七，中青报：这是辽博时代跨度最大的特展，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下，如何保证用有限的体量做到完整清晰的叙事？

王筱雯：一是以“共同体”为主线，让详略取舍有“纲”可循。每个单元、组都聚焦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本质，着重突出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形成和发展；对于单一民族的局部发展细节，则适当简化。

二是以“标杆文物”为叙事支点，保持叙事的清晰性。比如，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注诠释民族文化融合与丝路交融价值，用抗联遗物与支前物品组合详述各族共赴国难的历程。

三是针对部分因体量限制无法详细展开的内容，我们通过现代技术实现“空间折叠”，如辽东马市、辽西走廊、共和国工业成就等，通过多媒体和数字化展示手段弥补文物陈列的空间局限。

问八，中青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民族文物研究和利用应该如何更深入地发展？

王筱雯：首先，研究维度上强化“交融性”挖掘。以往民族文物研究常聚焦某一民族的器物、纹样、技艺等“专属符号”，未来应更注重挖掘文物背后的“互动基因”，系统梳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物的关联。

其次，利用路径上推动“叙事性”转化。避免将民族文物作为孤立的“文化标本”进行陈列，而是以“交融叙事”为核心构建传播载体，通过“文物对话”呈现历史场景，这比单一展品更具感染力。

最后，价值传播上实现“当代性”衔接。民族文物的研究利用不能止步于历史阐释，更要与当代共同体建设实践相结合。此外，还可通过“文物+教育”模式，将民族文物融入中小学思政课、高校民族理论课程，设计研学活动让青少年亲手触摸、解读文物，培养其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同感”和“现实归属感”。

（摘编自李怡蒙、蒋肖斌《王筱雯：“新中国第一馆”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中国青年报》2025年10月17日）

与同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相比，     ①     ，因此辽宁博物馆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和馆藏文物资源。但文物需要发挥作用，就必须     ②     ，如推出辽博文创品牌、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加强跨界融合等。另外，辽宁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     ③     ，在布展的时候以“共同体”为主线，让详略取舍有“纲”可循，突出民族交流、交往和融合的本质，同时保证各分支叙事的清晰性。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建筑行业的设计逻辑与建造方式。生成式设计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在输入场地条件、功能需求和材料限制等参数后，可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种建筑方案。例如，某设计团队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北京旧城区的四合院街区进行分析，AI通过学习大量传统院落的布局数据，自主生成了既保留“院落”空间特征、又能显著提升采光与通风效率的新型合院方案。这种“人机协作”的设计模式，并非简单模仿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算法提取传统建筑深层规则，再创造出符合当代需求的变体。

在建造环节，机器人砌筑、3D打印混凝土以及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工地。2024年，上海某实验性建筑项目采用AI控制的机械臂群组，以“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施工进度与BIM模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更值得关注的是，AI开始介入结构优化：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生成比人类工程师更节省材料的梁柱布局。有学者指出，智能建造并未颠覆建筑学的核心问题——空间、功能、形式与意义的统一，而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求解工具。

然而，AI的介入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使建筑陷入“平均化”陷阱——AI倾向于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优化”方案，从而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对此，一些建筑师提出“可解释AI”的路径，要求算法在生成结果的同时，给出符合建筑学逻辑的解释，从而保持设计过程的人文可控性。

文本二：

当人工智能试图理解或生成中国传统建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出来：软件如何识别“斗拱”或“抬梁式”的规则？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一套“文法”——即木结构体系的组合规则，而将斗拱、柱子、屋顶等称为“词汇”。这套“文法”的核心在于标准化构件与灵活组合的逻辑，这与今天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不谋而合。

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架图样进行训练，发现AI不仅能够自动分类不同时代的斗拱样式，更能从大量实例中“习得”材分模数、举折比例等隐含规则。这意味着，传统建筑的“文法”可以被编码为算法可理解的数字规则。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在给定地形和功能后，输出符合“院落”空间伦理的平面布局，仿佛AI已经学会了“天人合一”的选址智慧。

但数字转译并非完美。有学者提醒，传统“文法”不仅是形式规则，还承载着等级秩序、工匠经验和现场应变智慧。AI只能处理“可编码”的部分，而对于“目测心记”的营造口诀、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以及现场应变智慧，则难以捕捉。因此，真正的智能传承应当是人机协同：由AI提供符合“文法”的优化方案，再由建筑师依据场地和文化语境进行筛选与转化。这正是梁思成所谓“可译性”的数字延伸——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可以通过新的“译法”相互贯通。

（文本一二均摘自《智能建筑：从数据到文脉》）

文本三：

各民族的建筑之间，它们的任务和建造技术以及美的观念，乃至许多内容上都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我们如果说，各民族的建筑各有它们自己独立的“词汇”和“文法”，那么，它们之间也一定存在一种“可译性”。例如，一座中国建筑和一座希腊建筑，虽然它们在形式、结构、装饰上截然不同，但为了表达相同的设计内容（如住宅、礼拜堂、宫殿等），它们所用的构件、组合方式以及空间处理，往往存在着某种对等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翻译，尽管文字不同，但原意可以准确地传达出来。这种建筑上的“可译性”，正是世界各民族建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人工智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生成式设计中，AI可能陷入_______，导致建筑风格单一化；在智能建造环节，AI对_______这类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难以编码；而在理解传统建筑时，AI也无法完全把握_______所承载的礼序内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机协同。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的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总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摘编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和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咬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②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③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④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⑤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①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一讲话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②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论断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原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熟悉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③在文艺批评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他并不否认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但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他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反对只讲艺术不讲政治的形式主义。他要求文艺作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④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度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这种观点忽视了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文艺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必须服务于抗战这一最大政治。而且，毛泽东并非不重视艺术性，他明确反对缺乏艺术力量的创作，要求文艺作品具有感染力。

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影响深远。它催生了一大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如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至今仍然是中国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

（摘编自张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1-5题。

材料一：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与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种联系去堆砌的华丽辞藻，即便是有生命的也不会长久。我们说王勃的《滕王阁序》写得非常华丽，但是他是有多年积郁在内心的委屈或者情感的爆发，它不仅仅是词汇的堆砌，而是有灵魂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说好的写作本身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硬堆砌出来，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章写出来根本感动不了人。

文风的问题还在于八股风格。写文章总是用那种很死板的句子，像一形容爱情就是用玫瑰，一形容心中所好就是“YYDS”，以至于丧失了用你自己体会很深的触发点来形容事物的能力，只能重复别人用过的陈词滥调，让读者失去对文章内容的“阅读欲”。同时，这种八股文风经常将理论和经验撕裂成没有血肉相连的“两张皮”。其实这也是一个文风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用心把经验感受最深的东西提炼出来，而是在文献中找一个或一些理论像使用“万能”模板一样生硬地套用在经验数据上。这样写成的文章既不能用理论解释当下现象的本质，也不能用经验的复杂性来修正现有理论的偏颇。冯友兰先生晚年借一生之经验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在“自序”里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原则：“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摘编自陈心想、张磊《修辞与文风》）

材料三：

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3 .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②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说话时所用的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靠语言来维持。有了语言，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斗争，协调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解体。

③语言不但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各种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

④除了语言之外，人们还使用其他的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电报代码等等。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早已存在，估计有几十万年。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旗语、电报代码等交际工具，大多是在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有特殊的服务领域，使用的范围相当狭窄，而语言的服务领域非常广阔，包括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旗语等等是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领域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⑤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不但动嘴，而且脸部的表情、手的动作、乃至整个躯体的姿态等非语言的东西也都会参加进来。这就是说，交际的时候除了运用语言工具以外，还可以运用一些非语言的交际工具。我们平常说话，不可能毫无表情或动作。孩子学话也需要依靠大量的非语言手段的帮助。可以说，语言的交际处于身势等各种伴随动作的包围之中。有些时候，离开这些特定的伴随动作，语言的交际还可能发生故障。有些反面话只有联系神态、身势等伴随动作才能听出真意。在这种情况下，身势、神态等伴随动作往往更接近事情的核心。

⑥在一定的条件下，身势等伴随动作还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完成一些交际任务。例如，鼓掌欢迎，举手为礼，挥手送别，伸舌表示惊讶，这些都是常用的身势。用手指刮着脸皮羞人，是汉族人特有的动作；西方人摊手耸肩，表示不知道。我们平常说的“察颜观色”“眉目传情”等等，都是不用语言的一些特定的交际方式。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甚至还显得有点笨拙。

⑦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说话时身势等伴随动作，各民族也有自己的特点。打招呼是一种日常的交际行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运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比方中国人过去是打拱作揖，欧美人用握手、接吻、拥抱等方式，库泊爱斯基摩人用一个拳头连打对方的脑袋。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也不是各个民族都这样。我国境内的佤族人就用摇头表示同意。塞孟人头往前冲表示同意。交谈时双方的空间距离也有一定讲究。和朋友谈话、和陌生人谈话、和异性谈话、招呼长者和上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如果上级故意“缩减”与下级人员通常谈话时的距离，那是表示对下级的关切。空白也表示意思，在说唱艺术中，什么时候停顿，停多久，都有讲究，以便使交际更有成效。这就是说，空间和时间的因素也在交际中得到了适当的运用。

⑧所以，各种伴随动作也是交际的工具。它们一般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使像“察颜观色”这一类特定的交际方式，也必须有语言的交际为基础，预先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方才能领会。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材料一：

【宝玉挨打】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材料二：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