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道德的意义第一次突破了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周人在继承夏商以来天命观念的基础上，首次将道德系统化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标准，通过德行与天命的必然关联，为超越军事胜负的政权更迭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摘自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离骚》是中国最著名的诗歌之一，19世纪以来不断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大部分译者都将“离”理解为“遭遇”，这当然不错，也有历史依据——班固在《离骚赞序》中明确指出：

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简而言之，“离”就是“罹”，“离骚”就是“遭忧”。

班固的解释不是最早的，在他前面还有司马迁：“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把“离骚”解释为“离忧”，实际上只解决了“骚”的问题，但体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上下文，意见应该和班固相近。后世如朱熹、段玉裁、王念孙等均持此说。这些解释，无疑是西方译者最可信赖的依据。

《离骚》不是单篇流传后世，而是作为《楚辞》中的一篇（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篇）。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他在“离骚”问题上的发言权未必低于两位史学大师：“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也就是说，“离骚”是离别的忧愁，这里“离”的意思是“离别”，不再是“遭受”，与班固、司马迁之说几乎正好相反。明代汪瑗《楚辞集解》、近人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均赞同此说。另外，1878年《离骚》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时，题目就是The Sadnessof Separation，译者庄延龄（E·H·Parker）给予王（逸）说有力的“海外支持”。

对于“离”的不同解释，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找到佐证。一方面，《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中的“离尤”就是“遭受责难”的意思；屈原另一篇作品《怀沙》中的“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中的“离愍”意思是“遭受悲哀”。另一方面，“离”作离别、分离讲，在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在古汉语中同样不少见，不说别的，《离骚》本身中的“余既不难夫离别兮”“纷总总其离合兮”都是适例。

“离”有两个意思，虽然相反，但是否可以在“离骚”中得到某种统一？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屈原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满腹忧伤，于是决定离开是非之地，他希望通过上下求索去寻找新的理想和希望。“离”既说明了过去，也指向了未来。但离别对于屈原来说，绝不是“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那样简单直接干脆，而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既说明了外在的困境，也指向了内心的纠结。

一词多义，甚至同时含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是很多语言共有的现象。比如英语中ravel既有使纠缠、使混乱的意思，也有解除纠缠和混乱的意思；dust则既可以指除去灰尘，也可以指沾上灰尘。黑格尔曾傲慢地认为只有德语才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一开头就以《论易之三名》予以迎头痛击：“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

国外学者威廉姆斯研究《离骚》，认为严格从字面上兼顾“离”的两种解释几乎不可能，但可以把“离骚”翻译成Sublimating Sorrow。他认为屈原最终扬弃了世俗的情感——对君王和身边小人的怨恨、对楚国前途的担心以及自己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失望，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升华。他甚至认为，屈原没有自沉汨罗，而是过上了隐居生活。

也许这个研究成果有些过于标新立异，但其合理性在于，诗歌创作（以及一切文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超越和升华，写作无疑是屈原宣泄自己所遭受痛苦的最佳方式。另外，司马迁也指出过，包括《离骚》在内的杰作都是“发愤之所为”，是上古圣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结果。

钱锺书对于黑格尔“自夸”的批判，威廉姆斯也注意到了，但威廉姆斯没有深究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钱先生在“离骚”的理解上没有采取兼容并蓄，他既不赞成班固、司马迁的“遭忧”，也不认可王逸的“放逐离别，中心愁思”。针对后者他写道：

“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按照钱先生的意见，“离骚”用英语来表达就是Departing from Trouble，更通俗一点就是Saying Goodbye to Trouble。

和“离骚”这个题目一样，屈原最终的结局也是众说纷纭。威廉姆斯在他的论文中赞成隐居说，或许不无道理，《离骚》中“__________”句就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有种意见认为屈原所表达的是求贤君、求知己，但更合理的理解或许是他想远离庙堂，走向乡间。

（摘编自顾钧《“离骚”的几种翻译方法》 ）

材料二：

反训是指用反义词解释词义的语言现象，常见于古汉语中兼具相反两义的词语。反训词可分为施受同词与美恶同词两类，需结合语境辨别正反义项。如“市”可解释买，也可解释卖；“颇”可表稍微或非常，“臭”可指香气或秽气。

（摘编自AI智能回答：什么是“反训”？）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物通讯是以报道新闻人物事迹或活动，展示人物精神面貌为主要内容的通讯类型。人物通讯在写作上文笔细腻，描述事实详尽，常常和议论、抒情结合起来，人物形象较为丰满，精神境界得到充分揭示，因而篇幅较长，在时效性上不如人物消息，也正因为如此，它比人物消息在形象和语言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要求。

人物通讯要选择适当的新闻事实塑造新闻人物的形象美。也就是根据人物所具有的新闻价值来选取的新闻事件，必须是最能体现人物个性的事件，必须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而且需要找准表现角度，把握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尽可能地把人物性格与细节融合在事件里，使文章可读，人物可亲。而人物通讯中的人物语言是人物思想、情感、气质、性格的具体体现，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引用最具表现力的人物语言，是展现新闻人物形象美最直接的方法。

除了塑造新闻人物的形象美，人物通讯还要重视在新闻写作上展现人物通讯的语言美。

新闻作品的语言美，是指新闻作品的语言审美属性和所呈现出来的审美价值。由于新闻的特性，新闻作品的语言美不体现在华丽的辞藻上，也不像文学作品，运用合理想象、夸张、类比等修辞美化语言。写作人物通讯时用词上对形容词的选择应该尽量审慎，甚至少用。因为形容词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情感色彩，反映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因此零度修辞和纯文本写作的方式，尤其适用于人物通讯。

写作人物通讯时语言要具体准确，少用含混不清、笼统的词语。文章中尽量不要用“不久前”“最近”等笼统的时间概念，也不要用“许多”“极少数”“大概”“也许”等模棱两可的词语。用词要确切，用语要恳切，具体准确的描述比空洞华丽的形容更能立体地展现人物，也更具有语言上的美感和冲击力。

另外人物通讯的语言还应通俗简练。通俗简练，即能用常用词语说明的，就不用生疏词和生僻字，同时斟酌字句，删除多余的字词，比如（长期的）夙愿，平均每（一个）人，主要演员（的扮演者），避免词义重复的词语出现。在通俗简练的基础上，新闻作品中的语言在刻画人物、表达情感的同时也能够体现作者的写作风格，使新闻语言富于个性美。

（摘编自《浅析人物通讯的形象美和语言美——以〈人民日报〉的人物通讯为例》，有删改）

材料二：

新闻写作是采访人生，散文创作则是咀嚼人生。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在新闻和散文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人物通讯写作可以借鉴散文的写作手法，把呆板的材料变成生动活泼的新闻事实，把人物写得更立体、更有吸引力，充分凸显人物通讯的新闻价值，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人物通讯之中所运用的散文式笔法并不等于散文，散文式笔法与散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散文式笔法既具有散文的特点，又具有新闻的特点。有散文的灵动自由随意，又有着新闻的真实严谨。散文式笔法就是要求记者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允许记者以事实为依据抒发出喜、怒、哀、乐、憎、爱的思想和感情。其次，散文式笔法也像散文那样讲究立意深刻。再次，散文式笔法同散文一样讲究文字优美，简明精练，笔调自由，篇幅短小，结构形式多样。最后，散文式笔法也与散文创作一样追求自身风格。散文式新闻允许记者有风格，而且在实践中创造个人的风格，切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因此，可以说人物通讯中散文式笔法的运用并不能对新闻真实性构成威胁。

报纸新闻主要是靠文字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文字运用的形象性、感染性如何，与新闻表达技巧的艺术性密切相关。在各种媒体铺天盖地裹挟而来的当今社会，人们的阅读品位、审美需求、心理预期日益提高，已不仅仅满足于通过各种传播媒体获得基本的信息。人们往往愿意从多个角度、不同侧面去品味现象背后的多重意义，这就需要创作者首先在思维方式上采取开放式的态度，灵活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和创作手法，而散文式笔法恰恰能满足这些要求。

从读者接受上说，受众也是需要美的新闻作品的。受众在阅读一篇优秀的人物通讯时，会被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深深打动，滋生出欢乐、激动、悲哀等感受，也就是新闻的美感。如果将散文式笔法运用到人物通讯中去，挑选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和语言特点的细节，用简笔描述的方法，将人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报道的人物就“活”起来了，就能更好地达到传播的预期目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传媒媒介正朝多样化发展，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途径也就多种多样。电视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时，其中的某个真实的画面往往胜过报纸的新闻稿。画面的形象、生动相对于文字来说往往会给人以深刻印象。报纸新闻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采取文体上的创新，散文式笔法的运用就显得特别有必要。

（摘编自《试论散文式笔法在人物通讯中运用的可行性》，有删改）

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

（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删减）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甲】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文章作者胡福明1977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胡耀邦同志1978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摘编自《“真理标准”十易其稿胡耀邦亲自审定刊发》）

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   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 黎 东   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   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应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这些开发智力、智能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它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园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荷花淀》等小说在水淀荷香中表现乡妇农人的恋家与卫国的统一，表现底层民众现代民族意识从思乡恋家中的觉醒。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

抗战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化回归是对五四的反拨与调整，也是五四思想武器的现实运用。张爱玲谈及她创作背后的五四影响，说“只要有心理学家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先锋文化只有在事后与主流文化融合才能被确认，五四文化正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才得到了整合，继而沉淀为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抗战时期文学中两大传统的关系也应从这个思路来理解。在反叛中继承、在回归中超越，代代文学经典正是在对话中生成、积淀，参与着文学传统的生长。

（摘编自张谦芬《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材料二：

孙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反复强调：“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由此可见，“抗战”这一在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已然成为孙犁多数诗化小说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题旨，他以自己特有的腔调加入到民族抗战的大合唱之中，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表达意图，孙犁在其充满诗意的抗战小说中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史传小说中较常见的两大叙事策略：一是隐性的“正邪对比”原则，二是“夫唱妇随”的传统母题的现代性转化。

在孙犁小说中，少有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正面描写，作者在这些小说中着墨更多的还是对人民的讴歌：颂扬他们的勇敢、顽强，礼赞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诗意地抒写夫妇之爱、亲人之爱、同志之爱。这种“正邪对比”原则的自觉运用，使得孙犁一方面能较好地契合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弥补了自己生活体验上的不足。但孙犁毕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在借鉴“正邪对比”模式的同时，也摒弃了古典小说对故事奇特性的过分追求，由此也强化了其小说诗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从接受效果来看，欣赏这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文体需要更余裕的审美空间和更从容的审美心态，这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作家和诗人峻急呼号的抗战年代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读者会忽略孙犁小说“抗战主题”的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孙犁没能成为像赵树理那样广受赞扬的“主流作家”。

人们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之美，既有纯洁、优美、俊俏的外在形式之美，更有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的内心美”。但我们在他众多写到夫妻关系的小说中同样不难发现“新精神”之中的“旧模式”——对传统的“夫唱妇随”叙事母题的自觉化用。水生嫂等美丽贤惠的女子都非常坚定地与作为抗日战士的丈夫站在一起，即或有少许的怨言，但那都只是小女子充满爱意的娇嗔，让读者反觉得其形象逼真、可爱。自然，这些女性已经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与男子并肩战斗的勇气；但那种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妻以夫荣”的传统女性心理还是让普通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对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转化：不但“随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也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些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形象的补充和陪衬，而是成为小说的主角或是成为小说创作动机的主要促成者。

（摘编自任军《孙犁诗化小说的时代精神及其叙事策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作品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关注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影响，同时探讨文学作品如何映像和塑造人们对特定地理空间的认知。

文学地理学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揭示了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其次，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此外，文学地理学关注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有助于揭示文化差异与融合的内在规律。通过对文学地理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挖掘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促进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已经关注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9世纪末，美国学者布尔芬奇首次提出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20世纪初，法国学者保罗·瓦莱里和英国学者奥斯汀·亨利·莱特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文学地理学理论。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意识和地域特色。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学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提出的“空间形式”理论，将文学地理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结构对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法国学者罗杰·凯卢瓦的地域文学理论，也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等一批文学家和学者，在研究文学创作时，关注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文学地理学。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我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探讨地理环境、民族风俗、历史传统等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文学地理学逐渐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涉及文学、历史、地理、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摘编自《文学地理学概论》）

材料二：

我们讲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文学、地理环境、关系。

文学是指文学作品，对文学的研究是内部研究。地理环境是指作者曾生活过或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地理环境的研究是外部研究。关系是讲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既然是关系，就是相互作用的。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讲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影响论”。我们讲文学地理学，则讲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是“关系论”。“影响论”是单向的、片面的。讲多了，讲过头了，就可能滑向饱受诟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既然地理环境和文学是互动的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那么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就要注意这个关系，注意它们的互动性。我们不能只讲地理环境而不讲文学，也不能只讲文学而不讲地理环境。

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以文学为本位的，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学的问题。既然是以文学为本位，要解决文学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要以文本研究为重心。文学地理学研究如果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不能解决文学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它还称得上是一门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学科吗？文学地理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成立，在于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能够解决其他理论和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独到之处就是用理论和方法研究文本。

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本，可以有多种路径或步骤。笔者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一是分析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和非地理要素。这种分析以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为前提。在分析过程中，会涉及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也会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二是以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和非地理要素为基础，分析文本的时空结构。所谓时空结构，就是既有时间维度，更有空间维度，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时空并重”。三是在要素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的文体、语言、修辞、叙述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的情况，发掘、总结和描述文本在艺术和审美上的地域特征。四是在要素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本描写的人物、景观、事件、情节等内容，探讨文本在情感、思想和意义方面的地域性或地方感。这种情感、思想和意义是文本自身包含的，只要仔细研究文本自身即可获得。因此，这种探讨可以称为“还原”。五是联系作者和读者所处的时空环境，结合文本内部的时空结构，探讨文本可能有的情感、思想和意义。这种情感、思想和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而是读者或研究者通过想象、联想而获得的，已经超越了文本。因此，这种探讨可以称为“延伸”或“发挥”。到了这一步，可以借鉴西方空间批评和地理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可以发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功能。最后强调一点，要加强文本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使文学地理学的文本研究不同于其他文本研究，并且高于、优于其他文本研究。

（摘编自曾大兴《回到文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转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2024年，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微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比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情感、消费双驱动的平台。今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旋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一般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