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思想不合逻辑，语言就不可理解，思想有逻辑性，语言就顺理成章。写文章不能不讲道理，道理是很明白的。

但是衡量语言是否纯洁和健康，逻辑不能算是唯一的标准。语言是调皮的孩子，它虽然一般受逻辑的管教，可是有时不守规矩。逻辑却拿它没有办法，这一点似乎也应该注意。一些夸张说法如“倒背如流”，自然不能以常理限之。

有人说，“救火”不合逻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救”有多方面的意思。“救生，救命”是竭力保存，务求延续；“救火，救急”是减少危害，免致恶化。不能把“救火”的“救”与“救命”的“救”混同。“谢恩”是谢，“谢罪”也是谢，但是前者陈述感激之意，后者表示愧悔之心。恐怕也不能混同吧？

有人说，“晒太阳”不合逻辑，我也不敢附和。“晒太阳”正如“烤火”，在物理上是人被太阳晒，被火烤，可是按说话人的心理，是人有意地利用太阳和火的光和热，或者无意地经受那光和热所起的作用，因而太阳和火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同样，“这条小河能行船”“平原不妨走马”，事实上的行为者自然是人，不是小河和平原。可是从说话人看来，小河、平原是主体，而船和马都是客体。

语言是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语言是历史产物。从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我们往往能看出心理的轨迹、历史的遗踪、民族文化和社会风气的趋向。语言是人们意象的反映（其中人脑起了折光作用），而不是客观事物原形的照片。因此，语言与逻辑虽然密切相关，可是逻辑不是语言的唯一主宰者。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逻辑性，但是更不能忘掉语言的心理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选自王宗炎《谈谈语言和逻辑》）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材料三：

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无理而妙”概括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文艺美学规律，它既见诸诗词，也存在于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类。

文学艺术的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摇篮。情感是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不仅再现现实，而且也表现主体情感。有时，作家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情感，这种情感，密度大，浓重而强烈，常取反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要遵循情感逻辑，就不得不违反生活逻辑。形神兼备固然是好，但二者若不可得兼，则弃形似而取神似，虽无理却有情。在接受主体一方，由于情感逻辑压倒了生活逻辑，感情的满足压倒了对“无理”的排斥，从而与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形成一种默契。如《窦娥冤》中写窦娥遭冤受刑，死前发下三桩誓愿：盛夏大雪，血溅白练，干旱三年，果然应验；《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又因爱情感召死而复生；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变成大甲虫，等等，都是“无理而妙”的典型例子。

“无理”并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基于生活真实，并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透过它表层的无理性，往往可以发现它蕴含着深层的更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理”就是有理，“无理”比有理更为合理，“无理而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编自周然毅《“无理而妙”新论》）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对它的认识可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旁观，一种是实际行动。如果只看到胡桃是黄褐色的硬圆球，而不对其现状做任何改变，这就是旁观态度，你的认识也就仅限于此。即使有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也会将信将疑。而如果你敲开它、品尝它、栽种它，或者观察别人栽种它，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就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那你就能把它隐藏着的内容剖露出来，进而发现一定的规律，得到正确的认识。

人的实际行动，在哲学上称为“实践”，它对我们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必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且能证明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实际行动，就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改变事物的行动；它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工作；另一种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推翻封建皇帝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不同的立场会带来不同的认识。抗战初期，有些人产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武装，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得出了“抗战必亡”的所谓的理性认识。而由于无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力量，因此共产党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和团结起来，就能最终战胜日寇。

从实际行动中获得的认识，对于一个深思者来说，必定会由感性上升为理性；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又必将在实际行动中得到检验。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只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的理性认识使我们了解事物的规律，从而拥有先见之明，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进一步获得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了胡桃有肉的规律，就去打破胡桃；我们明白了石头没有肉的规律，就不去打石头。这些行动都不会枉费精力，也不会出错。共产党针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提出了“持久战”的理性认识，其正确性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反复检验，它就成了指导抗战的纲领。

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就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加以概括和集中，再推广开去，使之普遍化。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规律。

懂得了革命理论形成的方法，学习革命理论就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只做理论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学习革命理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听人说胡桃肉味美”，如果不加验证就深信不疑，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学习理论是为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革命理论往往是理性认识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我们学习外国革命家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学到普遍的革命规律，但它只是所在国群众的实际革命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外国革命运动的规律，解决了外国的革命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如果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特殊理论。

（摘编自艾思奇《由胡桃说起》）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必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而调查就是去解决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是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应当是事先抱定一种看法然后下去专门为自己找佐证。在调查研究中，不要怕听到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定要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句话说明，调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用的“十月”与“一朝”，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既有时间长短的区别，更有事情难易的不同。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认识客观世界也非易事。“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综合，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

（摘编自冯蕙《〈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修”“辞”便常常连着用，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谓截然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

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消极的手法。（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消极的手法，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侧重：

（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中的“秋”字，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

（摘编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材料二：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文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努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智力教育、智力竞赛测试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里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二是开放、不断生长发展。

以上所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它就是智慧的泉源，而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因此结论是：要有智慧翫必须懂得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甲】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文章作者胡福明1977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胡耀邦同志1978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摘编自《“真理标准”十易其稿胡耀邦亲自审定刊发》）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慢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做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仙李白的诗歌以其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雄奇飘逸的风格，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千百年来，人们采用笺、注、疏、解、通等方式，校理文辞，疏解意旨，彰显其艺术神韵，创造了诸多阐释李白诗歌的经典之作。明代画家沈周却另辟蹊径，以图像为载体，通过飘逸灵动的线条、匠心独运的构图，将《蜀道难》中的巍峨山川、幽深林木具象化为一幅设色山水画——《蜀道难图》。这幅图画承载着画家对李白诗歌的认识、对自我人生际遇的感怀、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等丰富内涵，是考察李白诗歌传播与接受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

《蜀道难图》是画家根据诗歌绘制的图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内容，但它并不是诗歌内容的完全再现，这和诗、画两种艺术的不同特性有关。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具有抽象性，除了符号理性意义之外，还积累了相关的文化记忆，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即使是描绘性的静态名词，所包含的义项也不止一个，但在诗意画中，图像却只能表现出其中的某一个侧面，因为“图像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它在使诗意绽开的同时也会屏蔽另外的部分”。图像作为表意符号，表现的是静态的瞬间性，并且依靠视觉展现和接受，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具体可观的元素来表达画家的个性。比较而言，诗歌除了有具象的“境”，还有抽象的“意”，语言符号可以表现动态的叙述性，还可以超越视觉，通过描摹听觉、嗅觉和触觉意象等多重途径表达诗意。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不同特点，造成了诗意画对诗歌语象的再现有不同程度的游离。

（摘编自罗丹《沈周〈蜀道难图〉的诗意再现与游离》）

材料二：

李白的《蜀道难》与沈周的《蜀道难图》虽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却都凝聚着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为其艺术意旨“凝固”与“外化”的具象符号。然而，两者的载体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诗歌以语言为媒介，其抽象、凝练的特性使其能够展现动态的叙述流程，甚至超越视觉限制，深入揭示和表达情感意旨；而画作则依赖于视觉的直观呈现与接收，以线条、色彩、构图等“可视”元素为载体，将主体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静态瞬间之中。正是这种媒介的差异性，导致沈周在转换李白《蜀道难》语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与游离。这不仅体现出原诗与衍生图像的内在关联，更在呈现、遮蔽、增值等维度上，展示了两种艺术形式间复杂微妙的“互文”关系。

在沈周的《蜀道难图》中，不难发现，诗歌中某些语象的特殊性，使得图像难以完全再现其精髓。比如，《蜀道难》开篇即通过神话故事如“蚕丛”“鱼凫”“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极尽渲染蜀山自古即险阻难越之能事。这些语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节和动态性，具有观念上的流动性，远非单一瞬间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图像作为静态的视觉艺术，难以表现具有连续时间性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的复杂情感与意境，在沈周予以图像呈现的过程中，难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图像无法直接传达听觉、嗅觉等体验，这也是沈周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诗歌中“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听觉描绘，为全诗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然而，这些声音蕴含的情感在图像中却难以精准表现，即便尝试描绘发声物象，也会因绘画的局限性而无法充分传达声音的悲戚之感，这使得读者在观赏图像时，难以感受到诗歌中那种强烈的听觉冲击。这样一来，沈周在图绘《蜀道难》时，面对诗歌中复杂多变、富含情感的语象，不可避免地会舍弃呈现相关内容，从而使得图像与诗歌之间构成部分的“遮蔽”关系。

然而，在沈周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利用图像的构图审美与瞬间视觉性特征，不仅忠实于《蜀道难》的文本精髓，更融入个人的独特理解，使得《蜀道难图》在视觉形象上实现了“增值”。画面中，骑驴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饲驴、驿馆楼阁等生动细节纷纷涌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世界。沈周为何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增加这些诗歌中原本未有的内容呢？从画卷的整体观感来看，这些新增形象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布局精巧多变，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凭借“寸马豆人”的细致描绘，巧妙衬托出蜀山的巍峨险峻。这种疏密相间、繁简有致的笔墨运用，使得全卷画面更为“悦目”，令人陶醉。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这一安排为幽深艰险的深山环境增添了几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诗中与外界隔绝的蜀地，展现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传说中的古蜀道、李白笔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间，巧妙地建构了微妙的联系，使得“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琐细的生活世界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这种情感节奏与沈周笔墨的节奏发生共鸣，产生了美妙的“和声”。这种“和声”不仅与李白原诗的韵律遥相呼应，更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特征的“文图互文”的艺术世界。《蜀道难》图像传播史上的经典佳作，亦由此而诞生。

（摘编自罗建新《沈周对李白〈蜀道难〉的图像呈现》）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般青年都欢喜听故事而不欢喜读诗，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

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未必不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读诗，须在《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中寻出《长恨歌》《会真记》和《莎士比亚故事集》之中所寻不出来的东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来说，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或是崔颢的《长干行》：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这件事实在不很容易。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记得我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领土。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和现代英国的诗；因为这些诗都和浪漫派诗不同。后来我多读一些象征派诗和英国现代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又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浪漫派诗有好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淡薄了许多。我又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用意，觉得它们也有不可抹煞处，对于他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在这种变迁中我又征服了许多新领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比从前认识较清楚。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各有特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去衡量唐诗和宋诗。它们代表几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对于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确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材料二：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到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节选自朱光潜《文学的趣味》）

培养文学趣味切忌坐井观天，不可只偏爱某一流派，而应________。作者最初偏爱浪漫派诗，后来接触多了象征派诗，便________，对浪漫派诗的认知也更客观。这说明，趣味的提升离不开________，唯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