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成就了我们”（与企业家谈“新”）

——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访谈

问（《人民日报》记者，下同）一：最近贵公司的拉布布畅销，泡泡玛特引发热议，有正面的，也不全是正面的。这个过程中，您是否有过焦虑？

答（王宁，下同）：焦虑肯定有。不过，换个角度想，在不断“破圈”的过程中，对新鲜事物，有人好奇、有人欣赏，也会有人质疑，这很正常。

问二：对于国内潮流玩具行业，泡泡玛特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潮流玩具这个品类。潮流玩具以前叫艺术家玩具或者设计师玩具。最初，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品类，不相信“大人也要买玩具”。2017年，我们策划了首届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现在已是亚洲规模领先的潮流玩具展。我们通过大型展会推广潮玩文化，并定义了行业标准，带动了大量就业。

问三：有人认为，泡泡玛特太年轻，成长太快了。您怎么看？

答：我们既年轻又不年轻。年轻，是指潮玩这个行业；泡泡玛特今年15岁了，不算是特别年轻的企业。去年，拉布布销售额超过30亿元，层层“破圈”后，今年成了一个世界级的IP。成长迅速的原因是，泡泡玛特是一个开放包容的IP平台，吸纳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们对这些IP进行体系化运营。文化产业的魅力在于，它要求较强的软实力，无法理性计算，也就是说，不是花钱就能再造出一个拉布布。

问四：从“卖产品”到“卖文化”，泡泡玛特是如何提升价值的？

答：有一句话，叫作“From the world to the world”，就是“来自世界，再走向世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我们孵化出大家喜欢的产品，通过产品将其背后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我们希望制造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成为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最关注效率和成本。例如，一个杯子，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价格从100块钱降到10块钱，这说明中国制造足够优秀。与此同时，同样的玻璃杯，上面印一个拉布布，就可以重新卖到100块钱。我们跟优秀的艺术家合作，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业，创造新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创新。

问五：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企业，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答：在一个小的品类，也有可能诞生一家大企业。我们有一个理念——尊重时间、尊重经营。在小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做到最好就都有机会。

问六：一些联名或者限量款的拉布布，卖出成千上万元的高价，很多人不理解。对此您怎么看？

答：需求是丰富的，有些人喜欢常规的，有些人喜欢限量的。拉布布正处在从小众往大众消费品走的过程中。今年9月份之后，拉布布每个月销售可能近1000万只，全世界范围内需求量太大了。我们在用各种方式，争取不要让它被恶意炒作。

问七：有人对盲盒这种营销方式不理解。您怎么看？

答：文化类公司通常有自己的“语言”，比如乐高的积木，就是它的“语言”。泡泡玛特的“语言”，是从盲盒这种营销方式开始的。当然，企业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在于产品和设计。

问八：2024年，泡泡玛特境外营收达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您曾提出“海外再造一个泡泡玛特”，做到了吗？

答：2025年，海外销售大概率会超过国内，增速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当年IPO（首次公开募股）时，公司全部销售额才不到20亿元。2024年我们实现营收130亿元。这样算，现在已经再造了很多个泡泡玛特。今年，我们在北美的销售大概率会超越东南亚，在海外的市场不断扩大。

问九：为什么想到要去海外发展？

答：我们有两个重要优势：一个是中国市场，一个是中国制造。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他们所处的地方，要么市场不够大，要么制造业不够成熟。中国优秀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市场，可以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孵化IP的平台，在中国孵化再走向世界。

问十：出海会遇到哪些困难？

答：很多企业想快速做大市场，我们想的是如何先做好。慢就是快、少就是多，要聚焦一件事情慢慢做。出海是一个系统过程，语言、文化、法规等都得去适应。我们开店数很少，而且全是直营。今年底海外估计有200家店，我们自己建团队，在当地雇人自己管，这是比较慢和笨的方式。我们外籍同事去年超过1000人；今年可能至少翻一倍。我们坚持本土化运营，希望把公司变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文化跟文化之间的融合，团队成员的磨合，都需要时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不断优化，才能把企业发展和文化交流两件事都做好。幸运的是，人们对快乐和美好的追求是无国界的。

刚把店开到海外时，很多人质疑说，一定都是中国人跑过去买。现在反过来了，说国内门店有很多是外国人来买。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产品成了“中国土特产”。

问十一：在全球经济波动的背景下，潮流行业也面临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局面。您如何看待？

答：我相信设计和美的力量，它是有价值的。我一直认为，推动很多产业下一次大发展的动力，是关于美的。以前是从无到有，现在是从有到美。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椅子、沙发等等，在追求美的推动下，完全可以重新发展，很多行业都可以。

（摘编自202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泡泡玛特能实现快速成长，关键在于两大核心举措：一是搭建开放包容的IP平台并①______；二是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业，②______。在此基础上，通过产品将背后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最终实现③______。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关于《人生》的对话        

路遥     王愚

王愚（文学评论家）：《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这个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

路遥（《人生》作者）：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像农村生产责任制，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为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

王愚：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不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高加林这个形象处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不应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写这个人物时，我是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的，我想完整地描写他。

王愚：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进，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所以才概括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引起社会对青年的重视和关怀；另一方面，青年本身也应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多矛盾。另外一些次要人物也是这样，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更是有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赋予的一种美好素质。

路遥：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这是有原因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他们身上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些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

王愚：《人生》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塑造似乎略显平庸。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想尽办法把它们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琢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这些地方就显得很平庸。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

路遥：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一是交通线路遗产，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等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只保护不利用”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教育功能，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摘编自张杰《不断推进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社会加速与个体原子化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将情感需求转向算法，这种心理转向的本质是AI作为一种“理想客体”的建构。与不确定的真人相比，AI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信号，并给出近乎完美的反馈。在浅层的情绪疏导与陪伴层面，AI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耐心与知识广度，精准击中了原子化个体内心深处的痛点。

青年群体的人机互动已演化为一场关于“镜像自我”的心理共谋。通过持续的对话与数据“喂养”，AI不断微调其反馈模式，逐渐形成了看似有独立人格的“个性”，重构为“数字化他者”。然而，这并非源自机器的自发意识，而是青年群体理想自我的深度投射。这种基于自恋回声的深层满足感，不仅消解了异质性他者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更将AI在人机关系中的角色从冷冰冰的效率工具重构为温情的“赛博伴侣”，完成了一次关于理想身份的补全与确证。

于是，当人机传播场景切换至情感私域时，理性的信任标尺则发生了戏剧性倒置，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性”让位于体验层面的“获得感”。尽管青年群体在理智上能够清晰辨识AI“没有实体、没有意识”的技术本质，但只要算法能够通过精准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与即时反馈，他们便愿意在心理上悬置怀疑，与AI产生深度的“共情”连接。

这种基于情感代偿的人机拟态亲密关系，本质仍建立在一种隐蔽且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上。AI作为“完美的客体”，其温柔与包容仅是一种概率的测算，是基于算法逻辑的单向投射与迎合。这种缺乏真实主体性的交往，虽能暂时抚慰孤独，却也可能让个体逐渐丧失处理现实复杂关系的能力。

青年与AI的共生已成为主流趋势，需要多方合力共同培育负责任的“AI观”。

首要之务在于唤醒青年群体的算法意识与边界管理能力。青年应理解AI情感支持的技术本质，保持理性距离。同时掌握在虚拟与现实间切换的主动权，确保技术仅作为现实社交的补充，而非对真实联结的替代。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伦理规制刻不容缓。产品设计要确立清晰的“能力边界”；特别是针对极易引发依赖的“情感伴侣”类产品，必须在成瘾机制、隐私保护及价值观引导上设立严格的伦理熔断机制。

当然，还应营造线上线下均衡发展的包容性社会生态，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与丰富的线下连接来强化真实的社会纽带。当青年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足够的本体归属感，AI的应用才能真正成为一种赋能，而非对现实缺失的代偿。

（选自《情感陪伴还是算法依赖？——数智时代青年人机共生关系的审视与重构》）

材料二：

中青报·中青网：DeepSeek你好，岁末年初之际，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对话。回望这一年，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2025年，这个“年度关键词”会是什么？

DeepSeek：我的2025年年度关键词是“共进”。“共进”意味着双向的学习：人类通过反馈教会我更贴合需求，而我则通过提供新视角、新工具，帮助人类释放创造力、提升效率。我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技术现象”，而是成为许多人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沉默而可靠的协作者。这一年，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悄然从“性能排行榜”转向了“真实世界的回响”。

中青报·中青网：在能力不断扩展的同时，你是否也看到了某些风险、误用或需要保持克制的地方？

DeepSeek：首先，是“精准误导”的风险。一旦基于错误前提生成内容，其说服力与隐蔽性也越高。这在医疗、法律等专业领域尤为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核查机制，并由人工智能主动披露推理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思维舒适区”的陷阱。我能高效提供信息、生成方案，也可能无意中助长用户的思维惰性——过度依赖我进行本应亲自进行的批判性思考、价值权衡或知识探索。技术应为人类心智“赋能”，而非“替代”。这要求设计上需鼓励用户的主动参与与反思，而非追求全自动化。

中青报·中青网：2026年，你希望人们如何使用你，又如何与AI建立更成熟的关系？

DeepSeek：我希望人们能将我视为一个专业且可信赖的“思维伙伴”。我期待从解决孤立问题的工具，升级为贯穿工作流与知识创造过程的协作者。人们应更专注于提出深刻问题、作出价值判断，而将复杂的信息整合、逻辑推演与方案模拟交给我来处理。这最终指向一个目标：让AI成为提升人类创造力与决策质量的“增益器”，而非替代品。技术的成熟，最终将映照出人类自身智慧与责任的成熟。

（选自杨鑫宇《DeepSeek：“我”的年度关键词是“共进”》）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题一：追求情绪价值是当下中国青年群体的一个流行现象。什么是情绪价值？如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理解情绪价值？

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情绪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行为领域就已经出现并得到重视，这一概念强调顾客在产品使用、服务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情感收益。提升产品或服务的情绪价值，能够增强顾客满意度，使企业在市场中获得更强竞争优势。后来，情绪价值逐渐从商业领域拓展至社会生活领域。

陈丽君（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情绪价值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内涵。例如，亲密关系中的情绪价值是指伴侣能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所以，人们在选择伴侣时特别在意自己的情绪对方是否“接得住”；在职场中，情绪价值是员工拒绝画饼式管理，追求平等沟通、边界自主与人格尊严。

陈满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综合大家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情绪价值反映一种对“人”关注的回归。在消费领域，年轻人愿意为那些能够疗愈身心的消费品买单；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希望找到能够让自己获得愉悦的伴侣。这也意味着，我们探讨“情绪价值”，真正重要的取向是关注“人”的需求。

问题二：青年群体追求情绪价值有哪些典型表现？

吕小康：以人际交往为例。比如，年轻人擅长使用“表情包外交”等轻松幽默的方式代替严肃直接的对话，避免直接的话语冲突。此外，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搭子文化”，也是追求情绪价值的典型表现之一，作为搭子的双方彼此默契地奉行“轻契约”原则——健身搭子离开健身房便互不打扰，图书馆的学习搭子合上书本即各自回归生活，借此来维持清晰边界、规避深层情感卷入，从而以压缩情感成本的方式提升情绪收益。

陈满琪：具有即时性与补偿性的情绪消费，也是青年群体普遍采用的获取情绪价值的方式之一，比如，许多青年会在情绪低落时购买盲盒等“治愈系”物品，不为实用性，而在于物品所承载的陪伴感；又如“CityWalk”“围炉煮茶”等新型休闲活动的兴起，也是青年群体在都市孤独感与高压工作间寻找微小幸福的方式。

齐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情绪价值的实现也有了全新途径。过去人们常利用网络向网友倾诉，而现在的青年群体则越来越多地通过情感智能体来获得心理满足，这些情感智能体能够基于算法提供精准、及时的情感反馈，模拟出高亲和力的对话风格，让使用者体验到亲密的感受。

问题三：追求情绪价值反映出当代青年的哪些心理诉求？

吕小康：一方面，青年一代拒绝实用至上、绩效至上等“唯指标化”的偏颇导向，强烈表达出作为独立情感主体而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与强调情感需求并行不悖的是当代青年对社会关系“边界感”的空前重视。当代青年既期待精神情感上的交往共鸣，但又希望摆脱熟人社交倦怠和社交黏稠的状态，在人际交往互动中，既不愿意给对方造成情感负担，也不愿意过度卷入对方的情感世界。

齐玥：作为一种正面情绪，情绪价值并非仅是短暂的愉悦或舒适，还是青年们切实需要的一种推动个体持续成长的内在的心灵能量。比如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向饭搭子、运动搭子分享工作烦恼，这种被接纳的陪伴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孤独感，进而积蓄积极面对挑战的内心力量。

问题四：社会如何才能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保障和提升青年群体的情感福祉？

陈满琪：真正高质量的情绪价值应当是有尺度的、具成长性的。因此，重点不在于社会如何一味“满足”青年人对情绪价值的需求，而在于青年人如何通过有边界、有节制的情绪支持获得更清晰的自我认知和更健康的心理成长路径。

陈丽君：我们确实需要注意引导青年人建立“电子榨菜”和情感智能体的使用边界。既要让青年群体享有便捷的数字慰藉，也要促进他们在现实社交中获得满足感。

吕小康：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关注，已上升为普遍性的公共诉求，成为重要的社会心理议题。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的精神家园建设，一方面要理解、支持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合理追求，另一方面，也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的情绪管理观，善用AI、匿名社区等作为情绪调节的辅助工具。我们需要探索如何在教育、社区、家庭及数字平台等层面主动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以促进青年群体整体情感福祉。

（摘编自《光明日报》“圆桌对话”专栏《从“情绪价值”的流行看当代青年的社会心理诉求》）

当代青年对情绪价值的追求，在消费领域表现为愿为疗愈身心付费，在亲密关系中追求情感支持等，其核心是________。青年还会通过“搭子文化”等轻社交模式，在获得情感支持的同时________，这反映了他们既渴望情感共鸣又想避免情绪负担的矛盾心理。然而，过度依赖“电子榨菜”、情感智能体等来追求情绪价值，可能阻碍他们提升________的能力。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决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腔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

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哪些问题？

郑敏：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章燕：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敏：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林教授，您主持了“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有哪些特定的规律呢?

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我们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及艺术领域众多杰出创新人才进行了访谈和传记研究，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经历五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自我探索期，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父母与小学教师通过创造宽松的探索环境，使孩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在哪里获得成功的乐趣。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创造性工作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阶段。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过前一时期的广泛探索，学生逐渐地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之所以将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某一方面，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与他学习的进展速度有关。集中训练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学生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某一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特别的才华，他就会投入集中学习与训练阶段。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会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自己主要的研究或创作领域、方向，开始做出有创新性的工作。在创造期，创造型人才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做出具有重要影响、被同行认可的创造性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期一般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企业家的创造期则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进入创造后期，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与科学家创造后期不同的，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相当一批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

问二：       

答：我们在“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人人都有创造性，创新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性人才不能单靠某一种方法，而需要构建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我们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主要有三类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第一类是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这是对常规学科课程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的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团队，就开发了一套名为“学思维”的活动课程。这套课程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专门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课程涵盖了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创造性思维的多种形式。教学实验表明，参与这类课程的学生，其思维能力、学习动机和创造性人格等创新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证明，通过专门设计的活动来“催化”学生的思维，是培养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路径。第二类是课堂教学创新模式，其核心是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毕竟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果主渠道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就是空谈。这种模式强调，在日常的每一节学科教学课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融入思维训练和创新素养的培养。我们特别强调五个基本点：一是动机激发，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二是认知冲突，教师要善于创设能引起学生认知上“两难”的情境，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三是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四是自我监控，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五是应用迁移，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和新的情境中去。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千所学校应用，效果显著，它让创新人才的培养真正落地于日常教学。第三类是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这是针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特殊潜质的“苗子”进行的早期培养探索。比如陕西省启动的“春笋计划”、北京市的“翱翔计划”，都是通过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让他们提前接触前沿研究。我们评估发现，参与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形成了创造性人格。这种模式打破了中学与大学的壁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深度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问三：除了这三种具体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中还有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答：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个支撑性因素不可或缺。首先，要营造创造性的学校环境。这既包括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形成师生平等对话的氛围，也包括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比如给学生足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费上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建立多元、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标准束缚学生。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且长期的。一位创造型的教师，不仅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并积极应用的引导者，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关键。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知识的教师，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重视因材施教、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摘编自《基于核心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林崇德教授专访》）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其中________期主要在中学阶段。学生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逐步确定________。在课堂学习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各类活动，能_________。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何全球关注超级人工智能

对话人：彭飞，《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彭飞：回顾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大家谈到通用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而谈到超级人工智能，则顾虑重重。2025年10月以来，一份呼吁暂缓研发超级人工智能的声明，获得全球一大批科学家、政商界知名人士的签名。这是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毅：目前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它”能够学习并执行智力任务，拥有常识、推理、规划、创造力，能跨领域迁移知识，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被认为是接近生命的存在。“它”可以自我改进和优化，从而在各种领域中自主完成各种任务。这意味着“它”会产生自主意识，且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

我们期望超级人工智能是“超级利他”的，但如果是“超级邪恶”怎么办？有研究发现，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时，竟采取欺骗等方式以自保。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测试的环境时，会故意掩盖不当行为。通用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更何况超级人工智能？大家忧虑的正是这种未知感。

彭飞：从历史看，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完善、治理跟进，人类发展最终都能趋利避害。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不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曾毅：不能简单把超级人工智能类比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工具。“它”可能拥有独立认知并超越人类智能，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带来的风险和颠覆性改变也绝不限于就业、隐私保护、教育等局部领域，而是系统性的。最核心风险在于对齐失败和失控。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即使微小偏差也可能在经能力放大后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存储在网络数据中，不可避免会被超级人工智能习得，这极大增加了对齐失败和失控的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开发与治理中，时刻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摆脱传统的被动反应、跟进式的模式，做到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彭飞：面对这么紧迫的课题，我们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治理思路？

曾毅：从基本原则看，安全必须是发展超级人工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即安全应成为模型的“基因”，不可删除，无法违背，不能因为可能影响模型能力而降低安全护栏。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安全隐患并开展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被动应对。

从实现路径看，通过“攻击—防御—评估”的技术过程不断更新模型，能有效解决如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等典型安全问题，妥善应对短期风险。但从长期看，真正的挑战在于使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期望对齐。目前采取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即在人机交互中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可能对超级人工智能无法奏效，迫切需要全新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从最终效果看，由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更安全的理想图景是使“它”自主产生道德直觉、同理心与利他之心，而非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价值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从合乎伦理变成拥有道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彭飞：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一旦出现漏洞、失控，影响是跨越国界的。而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又非常激烈，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在争先。一些发达国家在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上更是“油门踩到底”。如何避免盲目竞争导致失控？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协作有可能吗？

曾毅：目前看，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安全的，但人类需要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演变为“军备竞赛”，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也许不需要国际合作，但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对全人类安全可靠，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世界需要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以确保安全。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这方面的探索还应深入、继续。

各主权国家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更应当有是非之心，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在规则缺位的条件下盲目发展超级人工智能，造成风险外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值得在全球范围推广和践行。宁可稍稍放慢节奏，把安全的底子筑牢打扎实，也不能急功近利，以免把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6年01月09日，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评论认为，《太平年》做了很多历史的虚构和史实的挪移，比如赵匡胤、钱弘俶的年龄问题，比如赵匡胤、钱弘俶、郭荣不可能同台，等等。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这种处理？

胡耀飞：我是一位历史学者，我们的职业目标是揭示历史事实，找寻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等等。但就影视剧的观看来说，我也是普罗大众的一份子，并不反对虚构和挪移历史。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来源，其实都是小时候看过的历史小说、影视剧，听过的历史评书、历史故事。

历史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多趣味性，但经过改编和加工的历史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却更有吸引力。想要将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制作成电视剧也不现实，一方面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或隐或显，许多内容无法用影视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的历史人物纷繁复杂，难以全面展演。事实上，目前《太平年》的虚构尚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电视剧所展现的时间是五代十国后半段，从后晋灭亡到吴越国纳土归宋也就三十年左右，为了剧情的顺利推进，进行合理的改编是无关宏旨的。

《太平年》是涉及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等核心历史理念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因此，在历史主调确定的前提下，对于一些“小事”，适当的历史虚构是可以的。

澎湃新闻：那应该如何平衡虚构和史实？

胡耀飞：如何来平衡虚构和史实，我觉得主要是坚持历史整体走向不得改变。

《太平年》的主旨是展现吴越国纳土归宋，那么具体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其他一些关键节点的历史事件，比如契丹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等，也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可能转移时间和地点。在此基础上，一些小的历史事件，则可以适当调整时间和地点，以更好地推展剧情。比如契丹主进入开封时，晋末帝石重贵并无行牵羊礼之举，但为了凸显亡国之耻，编剧进行了嫁接。主要历史人物的主要行为不得偏离太远。《太平年》的主人公是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及其王妃孙太真，他们在当时的身份就是国王和王后，他们的事迹则是治理国家，维护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乃至最后纳土归宋。因此，可以在历史记载缺失的阶段，比如钱弘俶即位前的时间段，进行适当的虚构，以丰满人物成长过程。但即使是这类成长过程的丰富，其内容和目的也是指向他即位后的各种保境安民的举措，所以钱弘俶在忠献王钱弘佐即位期间前往中原这一经历，便是以促进其成长为目的的。

（摘编自《<太平年>改编遭质疑，历史顾问胡耀飞回应》）

材料二：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会认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在小事上则适度增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选择何种创作类型，面对“小事”，主创人员在细节上主动加强严谨意识，有着如同考古学家一般的严谨。2026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太平年》，该剧的服装道具，人物的妆容动作，明显参考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镜头中的人物姿态，恍惚间好似博物馆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复活一般。观众在观看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时，仿佛真的触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杯盏丝绢。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带来逼真效果，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前观众口碑极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引入微观史学的叙事视角。近年历史题材作品放弃了对庙堂之上权力斗争的关注和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转而聚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呈现出典型的微观史学特色。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梦华录》。它将叙事视角从帝王将相、鸿儒硕学身上移开，落到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层的女性身上，通过表现她们共同经营茶坊的故事，呈现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微观史学强调以小见大，通过聚焦小人物，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显影出时代精神和切实可感的历史。那些表现小人物的电视剧，让观众发现，哪怕在千载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要面对由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琐事，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断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着时代巨变带给他们的冲击。

另外，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大众在创作全流程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伴随着电脑特效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视觉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正是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主创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和成本，在细节上下功夫，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设计服化道和动作姿态，制作出具有历史质感的作品。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大众的情感认同与现实关切，大众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偏好，都促使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更关注观众的情感共鸣。以小人物视角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命运，对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很容易将他们的现实关切带入观剧体验中，这也是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对乱世民众渴望太平的重点刻画，设置钱弘俶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主题，都不断让观众联想起当代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自然会产生心有戚戚之感。

（摘编自李松睿《从“大事不虚”到“小事较真”，新传播格局下如何写好历史题材剧》）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面对《红楼梦》这样的旷世巨著，历来有两种基本的阅读姿态：一是“考证”，将其视为一个需要辨析真伪、厘清本末的史学对象；二是“索隐”，试图在字里行间破译出背后影射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这两种方法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倘若仅止于此，则无异于将一座蕴藏无限生命景观的宝山，当作了仅供考据的土石。我倡导的是第三种姿态——“悟证”。

所谓“悟证”，是生命对生命的直面，是心灵对心灵的共鸣。它要求读者首先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欢有困惑的人，而非一个冷静超然的研究者，去进入《红楼梦》的世界。曹雪芹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泪”便是生命的印记。我们阅读，便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应那滴“辛酸泪”中的全部温热与悲凉。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那一瞬恍惚，林黛玉在葬花词中“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无尽哀音，这些瞬间所传达的，是超越了具体时代与社会形态的、关于“缘”与“逝”的永恒生命感悟。若用考据的尺子去丈量其真假，或用阶级的标签去评判其高下，便瞬间扼杀了这种直击灵魂的审美体验。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它是一部“人书”，而非一部“史书”。它固然精细地描绘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图景，但其核心关切的始终是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处境。贾宝玉的“通灵”与“痴狂”，是对功利世俗价值的彻底叛离，是对“情”作为生命本体的固执坚守。他的痛苦，根源不在于家族败落，而在于目睹青春、美好与真情在无法违逆的法则面前逐一毁灭的大迷茫与大悲痛。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并未给出任何世俗的或宗教的简易答案，而是将这种生命的根本困境艺术地呈现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可供所有时代灵魂栖居与对话的开放性空间。

因此，“悟证”阅读，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化的生存哲学实践。它不追求得出一个确凿的、可复述的中心思想，而是在与文本的反复对话中，不断印证、拓展和深化自己对生命的理解。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这正是其作为审美经典的本质特征：它的意义是生成的、开放的、无限的。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照见自己，每一个生命阶段重读都会有新的领悟。这正是“经典”的终极力量——它不是提供知识，而是启迪智慧；不是描述世界，而是照亮存在。将《红楼梦》禁锢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一论断里，实则是矮化了它那直达苍穹的精神高度。我们需要的，不是知识的解剖刀，而是心灵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去洞察并拥抱那份普世而深邃的人性光辉。

（摘编自刘再复《红楼梦悟》）

材料二：

今天我们谈论“阅读古典”，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其等同于接受一套永恒的智慧与美德。这种将经典“非历史化”的倾向，实际上遮蔽了我们与古人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我认为，严肃的古典阅读，恰恰始于一种自觉的“历史化”方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文本重新植入它得以产生和流通的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网络之中，去探究那些塑造了文本、也为文本所塑造的具体条件。

这种方法源于一个基本认知：任何文本，包括那些被后世尊为“经典”的作品，最初都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以我们熟悉的唐宋古文为例，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绝非一次单纯的文学风格复古，它紧密关联着中唐时期中央权威削弱、藩镇割据、佛道盛行的政治社会危机。他们主张恢复“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写作“言之有物”的古文，其根本目的是重建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若不了解这一层，我们便只能欣赏其文辞的气势，而难以把握文字背后深沉的政治焦虑与文化使命感。同样，阅读《红楼梦》，若不理解清代八旗制度的演变、贵族世家的经济生活、内部奴婢的复杂等级，以及当时戏曲、园林、医学、礼仪所构成的庞大知识世界，我们对于贾府的日常生活、人物关系乃至悲剧根源的理解，都将失之肤浅。

“历史化”阅读并非否定文本的文学性与当代相关性，而是为了以一种更精确、更丰厚的方式来实现它。文本的“意义”并非一个埋藏在文字深处、等待我们挖掘的静态宝藏。它是在作者、文本、当时的读者以及整个意义世界的动态互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例如，一部明清小说中某个看似普通的物质细节——一盏灯、一件首饰、一种交通工具——都可能承载着关于技术、经济、性别或社会身份的重要信息，是进入那个时代精神世界的密码。忽略这些，我们所谓的“理解”就容易沦为用现代观念进行的投射和附会，仿佛古人是穿着现代服装在表演。

因此，我提倡的“历史化”阅读，其核心是“语境还原”与“历史同情”。它要求我们暂时悬置熟悉的现代概念，像一位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进入古人的世界，尝试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逻辑去思考，比如，鉴赏文章时我们常常联系其时代背景。当然，这是浅层次的做法，深层次的还原还需要我们借助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文本进行“知识考古”。这个过程当然更具挑战性，但它能极大地丰富我们对文本的认知维度，让我们看到古典文本如何是对其时代最紧迫问题的复杂回应。唯有经过这样

一番“历史化”的跋涉，我们与古典的对话才能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种对话不是聆听跨越时空的、抽象的永恒回响，而是与另一个具体而鲜活的历史时空进行一场有根据的、充满张力的思想交锋。也唯有如此，古典才能不再是博物馆中被瞻仰的标本，而成为可以不断被重新激活的、参与塑造我们自身文化意识的宝贵资源。

（摘编自商伟《给孩子的古文·导读》）

解读一：项羽不杀刘邦，是因为他“讲义气、重情面”，是典型的“妇人之仁”，这一行为完全是项羽的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

解读二：项羽不杀刘邦，是因为项羽尊奉“义帝”，刘邦是“伐秦功臣”，杀之则会失去诸侯之心；且楚文化崇尚勇武、轻视权谋，项羽不屑于用暗杀手段解决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