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底蕴的核心要义，即要说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有何内容”。精神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的重要呈现，内蕴着主观思考、目标导向、价值判断、理想寄托、自我内省等丰富内容，是客观存在与人的意识活动二者的辩证统一。

第一，以“四海一家、九州共贯”为立身之本。精神底蕴的立身之本，指决定着精神底蕴是其所是、遗世自立的根本要素。“四海一家、九州共贯”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大一统传统。数千年来，多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交融汇聚、繁衍生息，在经济生活上相互交往、相互依存，共同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逐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今日中华民族以一体为主线和方向、以多元为要素和动力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中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以“民惟邦本、富民厚生”为价值之轴。精神底蕴的价值之轴，指贯穿于精神底蕴之中，规约着其核心价值观念、持久价值追求、深层价值取向、公认价值准则等的价值主轴。“民惟邦本、富民厚生”体现了古代中国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和执政理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共识，寄托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摆脱贫困、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深切渴望。中国共产党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既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高水平供给和高品质消费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生产关系和分配结构的性质要求务必彰显共创财富和共享成果的价值导向。

第三，以“厚德载物、富而后教”为生发之钥。精神底蕴的生发之钥，指渗透在精神底蕴发轫、沉淀、积蕴、升华等生成发展全过程的催化密钥。“厚德载物、富而后教”内蕴着中华民族崇德向善、明德践行的不懈追求和在“饱食、暖衣、逸居”之上须有圣贤教化的治理传统，体现了古代先贤对道德涵养、礼乐教化的重视，希望民众在吃饱穿暖、安家立业的同时也要注重修身养性、明德弘道。物质富足、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自然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财富创造与精神财富累积两手抓、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硬，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也要进一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让全体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磅礴力量。

第四，以“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为践悟之思。精神底蕴的践悟之思，指交融于精神底蕴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中，通过再检验、再修正、再创造、再发展等得出的现实沉思。“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反映了古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思考，强调人始终是宇宙自然的一个部分，与世间万物共同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理应像天地以生生之道运转不息、化育万物那样，以生生仁德三才并立、创造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开展经济建设和社会活动，致力于形成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质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携手世界各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第五，以“立己达人、协和万邦”为行进之径。精神底蕴的行进之径，指反映着精神底蕴自身相对独立的演化轨迹、变迁趋势及其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呈现出的行径特质、发展路向等。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秉持自力更生、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依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接续奋斗来发展壮大自身，通过和平利用外部资源、有效开掘内生力量来实现国家富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即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黄蓉生、徐佳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探赜》）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孔子的“治愈力”

近些年流行一个词叫“治愈”，说的不是治疗身体的伤病，而是抚慰心灵的创伤。这让我想起孔子，虽被后世称为圣人，但他其实是极具亲和力的人。在我看来，孔子算是非常有“治愈力”的人。在《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经典中，我们常常能够领略夫子的人格气象，他与弟子、朋友，甚至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细节，都能让人体会到他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孔子的弟子可谓三教九流，有贵族、有商人、有官吏，更有贫寒子弟。他从来不会以嫌贫爱富之心对待学生。作为孔子最有名的弟子，颜回和子路的家境都十分贫寒。此外，出身卑微的冉雍也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论语》中孔子曾经七次夸赞冉雍，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意思是耕牛之子身上有赤色的毛，并且有圆满端正的两角，即使不用来祭祀，难道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可见孔子对冉雍的认可与看重。

孔子还有一位颇欣赏的弟子叫公冶长，别人都因为他曾经获罪坐牢而瞧不起他，孔子却说他“虽在缧绁，非其罪也”，不仅把他收为弟子，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对此，明代侍御史丁惟宁还曾写诗感慨公冶长的人生际遇：“尼父乘龙客，曾罹无妄灾。片言评骘定，千古几筵开。越父信知己，南冠辨楚材。圣门欣有遇，坎坷未须哀！”

《论语·述而》里还讲到一件事，说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民风不善，社会风评很差，人们都不愿意跟那里的人打交道，可是孔子却接待了一位来自互乡的童子。弟子们对此都有些不解，孔子解释道：“我赞许他的进步之心，（你们）不能抓住别人以往的过失不放呀。”可见夫子的诲人不倦。

孔子的弟子子禽有个疑问，孔子每到一个地方，为何总能很快了解当地社情民意。他跑去问优等生子贡。子贡满怀敬意地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说因为孔子具备温和、良善、恭敬、节制、谦让的美德，所以总是能获得他人的信赖，大家都愿意主动跟他介绍各种情况。五种美德中第一就是“温”，可见孔子的“治愈力”。

此外，正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孔子对人的善意，还体现在他宽厚的心胸，对别人的优点总是由衷欣赏而从不嫉妒。孔子的音乐造诣极高，对音乐的鉴赏力也十分了得。《论语·述而》记载，当孔子碰到一些歌唱家级别的人， “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就是一定让人家单独再唱一遍，充分展现其美妙的歌喉，而后孔子再与他一起唱。

孔子的常态是温暖和治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态度，曾经有人问他“以德报怨是不是值得推崇”，他立马予以否定，说“以（正）直报怨就可以了”，意思是不需要委屈自己去讨好不值得的人。作为老师的孔子，也有对学生责骂的时候。古代照明设备相当落后，白天的时间就非常宝贵。当学生宰予大白天睡大觉时，孔子愤愤地说，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粉刷）也”。

除了大骂弟子，孔子对自己的老熟人原壤也是相当不客气。作为孔子的发小，原壤一向不拘礼节、胸无大志。有一天孔子应邀到家里看他，一进门却看见他叉着腿坐在那里，姿势不雅不说，也没有站起来迎客的意思，孔子就用手杖直接敲了敲他的腿，骂他从小就不上进，年长也没什么能给年轻人做榜样的方面，简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害人虫）”。

孔子毕生倡导仁爱思想，其实“仁”的本质就是与他人共情，把别人当成像自己一样的人来爱。

《论语·卫灵公》记述了孔子对待盲人乐师师冕的场景。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提醒说“这是台阶”，待师冕走到座席前，孔子又提醒说“这是座席”。当大家落座以后，孔子又一一为师冕介绍：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如果能换位设想师冕的处境，我们就能感受到，孔子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多么令人感动。

而从另一个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孔子是怎样面对丧亲者的。早期的儒者是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古代婚丧嫁娶的礼仪主要由他们来操持。礼仪专家孔子经常帮别人操办丧葬之礼，所以他常常会接触到那些处在生命中至暗时刻的丧亲者。《论语·述而》记录：“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说孔子在丧亲者身边吃饭时，是从来没有吃饱过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细细想来，真的是令人既钦佩又感动。这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更是体现了与丧亲者的深度共情，能够对他人的悲伤感同身受。

孔子没有老庄的潇洒，即使面对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他也始终满怀深情、不忍归隐。他一生颠沛流离，却从不曾熄灭心中理想主义的炬火。这炬火不仅温暖照亮了他的三千弟子，也能让后世读者从中获得爱的真谛。

（摘自《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3日16版 作者：车凤）

文章结尾说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却从不曾熄灭心中理想主义的炬火”。这里的“颠沛流离”指孔子________的经历，“理想主义的炬火”则象征他对________的坚定信念。这炬火不仅温暖了他的弟子，也启示我们：在逆境中更要_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一般说来，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区别还是容易分辨的，对我们不少同志来说，难办的是往往不大善于把新闻评论同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加以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是比较微妙的。我们说，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虽在表达方法上相近，但在选题的确定、论证的方法、语言的运用以及篇幅的长短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

（2）具有更强烈的时效性。所谓时效性，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社会效果。新闻评论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它以迅速及时评述最新事件、阐明事理、指导群众见长，以提出和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取胜。大量事实表明：凡是抓住能够拨动亿万人民心弦的问题来论是非，抓住能够触及当前实际工作中一扣就响的“关节”来说短长的评论，就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永古长存，相反的，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新闻评论正是以此为特点，它犹如思想舆论战线上的排头兵，打的是前哨战。而一般的理论文章，虽然也服务于现实需要，却要注重道理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它犹如大兵团中的中坚力量，打的是纵深战，歼灭战。它从现实出发，通过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阐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给人们以理论上的指导。这就决定了新闻评论的论题一定要抓在火候上，评在当口上，要打主动仗，不放马后炮。

（3）总之，时效性对新闻评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一篇评论的生命与价值，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和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国际斗争方面，情况更是如此。无怪乎胡乔木同志说：“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这就要求我们有志于学习评论写作和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革命责任感，努力掌握评论的主动权。须知任何迟缓拖沓的作风，都是和评论写作不相容的。

（4）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虽然新闻评论和理论文章都要求从现实出发，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是新闻评论所论之题要求更具体一些，所论之物要求更实在一些。新闻评论在分析有关事件、阐述重要问题时，注重密切联系当前的工作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着具体的针对性。或者是针对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需要提出来加以克服；或者是针对社会上的某种倾向，需要提醒人们加以注意；或者是针对群众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需要加以澄清；或者是针对人们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需要给予正确的回答和指引；或者是针对某种新人、新事、新风尚出现以后，尚未被人们认识，需要加以倡导；等等。实践表明，新闻评论的论题只有置于社会生活的旋涡之中，才能真正帮助群众释疑解难、明辨是非，达到扶正祛邪、兴利除弊的目的。

（5）当然，新闻评论的针对性，并不意味着非得将干部群众的具体思想在评论中一一点出不可，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每篇评论主要针对什么倾向发言，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作者必须心中有数，目标明确。事实上，即使是以正面论述为主的评论，也是有一个暗靶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在文章中亮出罢了。

（6）具有更直接的实感性。新闻评论一般不担负探讨、发挥理论的任务，它多半是联系现实。以现成的理论来开导人，用已经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先进经验等启发人们，力求使读者看得见、摸得着，给人以实感。《人民日报》于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得奖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这样一个重要观点，紧密联系现实，通篇都是用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比较典型的实例来进行分析、论证，不尚空谈，不发宏论。

（7）经验告诉我们，借助新闻，依托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来发表议论，撰写评论文章，这是新闻评论具有实感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我们前面分析的《让少女们笑得更美好》那篇评论，不正是借助于那则新闻，使所议之事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特征，使说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使文章更有情采，从而让读者历历在目，感受倍加真切吗？

（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具有更突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实感性的特点，是“时事性论文”和“政治性论文”的结合，这就是它常被人们简称为“时评”与“政论”的道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这些区别都是相对而言的， ① 。我们指出和认识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 ② ，而不是在新闻评论同理论文章之间去建壁垒，划鸿沟，去取消或抹杀后几种体裁应该而且可能起的某种程度的评论作用。古人说：写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体裁之间的区别只能是一个“大体”， ③ ，并加以绝对化，反而无助于写作。

（摘编自丁法章《新闻评论学》）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推动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标准，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一以贯之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巨大提升、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质态，针对这种新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摘编自《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曾通过对“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手推磨”“蒸汽磨”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阐释了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它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今天，国人往往认为儒家教育教学主要遵循单向度的强制灌输模式。我们如果仔细研读一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记载，则有可能会稍稍改变对儒家美育教学实践的固有看法。

这则案例是《论语》所载孔子教育实践的常态，孔子并没有要求学生以他的理想为人生理想，而是让学生畅谈各自的志向。但孔子对各位学生的志趣仍是有他自己的评判的，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为政或司礼的社会理想，孔子既不加赞许，也不予否定。很显然，这样的社会理想虽符合孔子对弟子们往日的教导，但并不是孔子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状态。只有在曾皙描述完他颇具人生审美化效果的志趣后，孔子才“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徐复观看来，曾皙和孔子之“言志”，都达到了仁的道德精神与乐的审美精神相融合的至高人生境界。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孔子的这次教育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审美教育案例，通过曾皙的言行和对此的肯定来向其学生施以审美人格的濡染与熏陶。在此孔子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学生灌输什么理念，整体的教学氛围也极为平等融洽。尤可注意的是曾皙对孔子的回应，没有立即以语言作答，而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皙在老师面前并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同时我们发现曾皙是以感性的音乐作导引，然后才开始用语言来描绘他心目中至乐的人生审美境界，并且这种描绘亦非抽象语言的概括，而是形象化的对艺术人生的审美描摹。朱熹曾高度评价曾皙的这一理想境界，谓其“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朱说不仅点出了曾皙之志意在言外的艺术旨趣，还把这一境界与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提醒我们，曾皙和孔子所畅想的人生境界其实和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一样，乃是将“心源”“扩而充之”的结果。此外，作为学生的曾皙能达到与孔子相似的精神境界，亦为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作了注脚——可见孟子的心性论美育思想与孔子的美育实践确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徐承《中国美育传统中的准“民主”经验》）

材料二：

《论语》中所叙述的师生对话，从形式上来看是以孔子的话语为核心，但是孔子并不希望学生因自己年长、学识更渊博等而不敢言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孔子鼓励每个学生都能畅所欲言，即便弟子的发言和他的想法相差甚远，孔子也只是坦然“哂之（微笑）”，并不急于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不敢或不愿发言的学生，孔子也积极鼓励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我和他们三人的志向不同）。’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论语·先进》）同时，师生之间的对话也往往是由学生的主动提问而启动的，如《论语》中所记载的学生提问有100多次，有“季康子问政”“子贡问友”“叶公问政”“宪问耻”“樊迟问仁”“子路问成人”“子路问君子”等，且孔子对学生的提问常有表扬与鼓励，如“大哉问”（《论语·八佾》）、“善哉问”（《论语·颜渊》）等。孔子对学生的提问也未必会直接作答，而是从学生的问题中牵引出更多的问题，请学生自己思考后作答，随后再进行回应。如子张曾问孔子：“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反问：“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回答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则指出：“是闻也，非达也。”（《论语·颜渊》）而后对“达”和“闻”的内涵及其区别进行了点拨。

在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学生质疑孔子观点、与孔子争论的情形时有存在。子路是提出疑问最多的学生，如《论语·子路》中就曾提到，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子路随后提出疑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尽管子路经常挑战孔子权威，但孔子并未因此厌弃子路，反而多有肯定与赞许，甚至将他置于与颜回同样的地位。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断也）予。’”可见孔子对子路之珍爱。在所有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回，但孔子对颜回凡事都以他的话马首是瞻，从不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也是不满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只有在得知颜回私下里会进行反思、表达个人意见时，孔子才表达出肯定之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摘编自高振宇《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重构与创新》）

孔子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哪怕学生发言与己意相差甚远，他也只是“哂之”；对于那些不敢发言的学生，他则____________；当学生提出疑问甚至质疑时，他也并不恼怒，反而____________。由此可见，在孔门的师生对话中，____________始终居于重要位置。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西方哲学家马斯洛提出一个哲学理论叫“自我实现”。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践和完成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他的这一份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可遏止的。我以为，陶渊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了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

现在【A】我们看一看陶渊明在那官僚腐败的社会之中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是如何完成了他自己的。我们先看第一首诗，《饮酒二十首》之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我说过，我的重点并不放在伦理道德的内容上，现在我所要探讨的是艺术，是他所以能传达出来的这一份兴发感动的生命的因素是什么。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开头两句很简单，却开辟了联想的天地。鸟是需要同伴的，人也不愿意离群索居。马斯洛认为，人类最低等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可是，陶渊明这首诗里所说的这只鸟却是一只“栖栖失群鸟”，它失去了它的同伴和它的归属。

讲到这，我要扩展一下。陶渊明特别喜欢使用飞鸟的形象。例如在《归鸟》中他描写了这样一只鸟：它早晨飞离自己居住的山林，飞向极远之处，但天气突然由风和日丽变成了风狂雨骤。如果是一个积极的诗人，他就要和暴风雨做斗争；可陶渊明是一个实现自己的能力强而改造社会的勇气少的诗人，所以面对风雨就只能“翻翮”——翻转翅膀往回飞。他说，【B】我既然没有办法使整个社会达到那最高的境界，我只能翻回过头来实现我自己了。真诚和自然是我的天性，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那苟且逢迎的事情，我会觉得比忍受饥饿寒冷更为痛苦。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再到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回到“栖栖失群鸟”这首诗，陶渊明尽力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结果，就使他自己不得不失群了。“栖栖失群鸟”，黄昏已经是人归家、鸟还巢的时候了，可这只栖栖的不安的鸟还在飞，这就已经传达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悲哀，也表现了一种独自飞翔的勇气。一首好诗，它的每一个字都起一定的作用。“犹”是“仍然、依旧”的意思，说它依旧在独飞，就可见这只鸟独飞的时间有多么长了。有的鸟可以独飞两分钟，要它飞三分钟就坚持不下来了，可这只鸟是“日暮犹独飞”，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它已经飞来飞去很久，而且度过了不止一个独飞的长夜。“夜夜声转悲”的这个“转”字，中间是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说，不是同样的悲，而是一夜比一夜更加悲哀了。

它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落下去呢？陶渊明说它“厉响思清远”——听到它那哀厉的叫声就可以知道，它是要找一个真正清洁的、高远的、没有污秽的所在。“去来何依依”，我们常说“依依不舍”，那好像只是对于过去的留恋，其实“依依”可以留恋过去，也可以向往未来。我以为，这里的“去来”两个字是承接了上一句的“徘徊无定止”来去地飞，而“依依”两个字表现了这只鸟是怀着多么深切的依依的感情在寻找一个它真的愿意终身依托、永不离开的地方。陶渊明是一个实现了自我的人，他终于找到了这一片境界。马斯洛说“竭尽所能，趋求完美”，在这一方面，陶渊明虽然没有使整个社会都趋向完美，但是他自己实现了完美。所以，那只鸟也终于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中国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当众草荒芜、众芳芜秽之后，松树的叶子依然是长青的。还不止如此。这只鸟找到的这棵松树还是一棵“孤生松”——是因为有人了解你，支持你，赞美你，你才这样做的吗？不是。陶渊明是坚强的，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保住自己的持守，所以他才用孤生的松树来做象征。也许有人要问，陶渊明找到的那棵“孤生松”到底是什么？是他的田园吗？是他住的茅屋吗？这“孤生松”不在现实之中，而是陶渊明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不必实指。“劲风无荣木”——这株松树是一棵怎样的树？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没有一棵树木还留有枝叶花朵。大家都被腐败沾染了，然而，居然有一棵孤松在劲风之中并没有凋残——“此荫独不衰”。因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无论外界再有什么艰难困苦，不管我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就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以上，我们讲完了陶渊明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先后的次第：一只失群鸟，它的独飞，它的徘徊，它来去依依，它终于遇到一棵松树，它落到松树上决定不走了。这在结构上是一种非常平顺的、直接的叙述。

（摘编自《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①）

材料二：

根据马斯洛在其论文《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被描绘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五层金字塔模型，依次为：生理需求（如食物、睡眠）、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求（如友情、归属感）、尊重需求（如自尊、他人认可）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如发挥潜能、实现理想）。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驱动个体行为的主要动机才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

【注】①20世纪80年代初，叶嘉莹在温哥华受邀讲授中国诗词，其演讲录音经学生整理汇编成了《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一书。本文就是节选自此书。

战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抒写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面对楚国的腐败和理想的破灭，他与陶渊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不是①________，而是以以身殉道的方式完成了对信念的持守。屈原在诗篇中建构了一个芬芳高洁的②________，这类似于陶渊明诗中“孤生松”的意象，均成为其超越现实的精神支撑。尽管路径殊异，但两人都以其生命实践，回应了马斯洛理论中关于③________的深刻命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