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体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娱乐至上”的倾向。这种追逐感官刺激和享乐的现象，是和悲剧创作的缺席紧密相连的。而悲剧创作的缺席，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中国近现代美学传统的断裂。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那些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先驱，是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1904年，蒋观云以“中国之演剧界”为题在引进西方的悲剧概念的同时强调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虽然，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因此，蒋观云提出要发展悲剧，革新国剧。蔡元培在比较中西戏剧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即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竞尚喜剧”。他挖掘了中国人竞尚喜剧的思想根源，“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在美育中，蔡元培格外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悲剧特别感人。可见，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前驱虽然轻视喜剧的美育作用是偏颇的，但他们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这一传统则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重视悲剧对人的历史意识的培养。伟大的悲剧作品往往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是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缺乏深厚的历史意识，就很容易为一些短视的“世论”和历史的表象所迷惑。而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促进人们对整个历史运动的把握，从而超越各种各样短视的“世论”。“世论”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绝不相信历史发展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过程。一些人在强大的邪恶势力挤压下不是跻身邪恶势力的行列，就是在轻松逗乐中化解强大压力。他们随波逐流，在迎合中混世；他们麻木不仁，在屈辱中生活。“世论”就是这些人苟活的产物。可见，伟大的悲剧作品摒弃了“世论”、伸张了“正义”。因此，当历史发展出现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现象时，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帮助人们破除历史表象的迷惑，看到希望。

重视悲剧对人的担当意识的培养。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登幽州台歌》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天地和悠久历史中的个体，是多么孤独寂寞。但是，个体如果主动自觉地承担“古人”和“来者”之间的延续，就将格外充实。这就是说，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这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品格。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天下经常出现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因此，这种悲剧作品可以增强人们自觉的担当意识。

重视悲剧对人的超越意识的培养。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中国悲剧与西方戏剧的不同还在于：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没有罪过和不义，他们不是因为自我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中经过不懈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这种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真相，在现实生活中也许难以看到，但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在感受伟大悲剧作品时既有难抑的悲痛和愤恨，也有强烈的愉悦和振奋。而当前中国不少文艺作品着力表现人反抗的失败和幻灭。这些人在异化中虽然感到自己的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但是，他们仍然屈服于既成的不合理的秩序，放弃了斗争。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有些文艺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甚至强化了有些人投降和背叛的阴暗心理。与此相反，伟大的悲剧作品则培养人的审美超越意识，使人获得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

（摘编自何雁、熊元义《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怡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细节的再现并非堆砌式的描写，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所见所闻。杰出的文学大师往往敏捷地抓住一个细节，从而激活一个特殊人物形象，或者带动一段完整的生活气氛。《三国演义》第五回“关公温酒斩华雄”堪称著名范例：“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作者甚至不屑于正面叙述两将交手的激烈场面。喧天的鼓声与呼号作为背景，“其酒尚温”的细节展示了关公的神勇。

人们时常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必须打响。这不仅表明情节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情节保持始于开端、继而高潮、终于结局的持续演变。相对地说，细节的出现往往带来停顿之感。两军将领阵前挥刀厮杀，两个恋人咖啡馆晤面密谈，一个间谍潜入密室窃取情报，一个足球运动员即将临门一脚——这时，任何肖像、服饰、神态、身姿、心理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将暂停动作性，从而使情节滞留于原地。细节愈是密集，情节愈是丰满，情节的进展速度愈慢；反之，细节愈是稀少，情节愈是简明，情节的进展速度愈快。这是文学叙事内部情节与细节之间的辩证统一。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前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横坐标，后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纵坐标。然而，情节与细节的不同叙事倾向曾经引起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场深刻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之中提出情节与细节的对立，并且以独到的分析阐述这种对立的意义。卢卡契比较了左拉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的《娜娜》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共同描写了一场赛马：左拉无微不至的细节再现仅仅是情节之间的某种“穿插”，托尔斯泰的赛马却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拉的《娜娜》与巴尔扎克的《幻灭》共同出现了剧院：相对于《幻灭》之中剧院与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左拉对于种种剧院细节的严谨描写只不过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孤立片段。总之，左拉的细节描写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然而这些细节可能脱离情节或者人物性格而毫无节制地就地膨胀，甚至成为情节内部一个笨重的赘物——“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倾向隐含了自然主义的危险，逼真的表象复制无助于认识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机制；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摆脱静态的细节堆积而在叙述中展现出历史的动向。

（节选自南帆《细节会说话》）

文本二：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个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往往采用低频次细节描写，并将之设置在开头与结尾处。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开头和结尾几乎是一模一样。相同的是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盲人，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区别的是，开头第一段中的“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在结尾处被替换为“也无所谓谁是谁……”这一细微调整，不但让文本意蕴有了轮回之感，小说主题也由具体的“一老一少”替换为“无所谓谁是谁”而增强了普遍性，哲思的意味更浓。

短篇小说也有高频次细节描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不是以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吸引读者，而是靠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取胜。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反复地向别人倾诉孩子的离去，表达“小人物连痛苦都不配被听见”的深刻主题。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与小说主题的揭示、深化基本是同频共振的。最为极端的大概当属鲁迅的《示众》，小说通过“伸”“挤”“钻”“堵”“挡”“塞”“打”“冲”“撞”等相似的高频次细节描写看客们的心理。

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个别故事单元类似于短篇小说，也常常采用高频次策略。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水浒传》中的宋公明“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中的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等。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除了增强故事性之外，更多是为塑造人物性格、凸显故事象征意义而设置。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高密度、高频次细节的渴望，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望和能力有着根本性联系。现在摄像机的像素越来越高、快门速度越来越快，物品的细部被拍得越加精细，微观世界也越加丰富。以此来看，如果以更加宏观或微观的视角来观测这个世界，人们对小说细节密度和频次的认知有可能被刷新，也许一个细节单元就是整个艺术世界。

（节选自 李晓禹《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放散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还有各种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发生远比史的发生为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伊始，文学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意识、感情存于人体之内，外物感应、刺激人的大脑，人便会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人类最便捷利用的就是语言、肢体动作，《诗大序》说：“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不是比较史学与文学孰早孰晚，而是希望说明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史书撰写会用文学的手法。史官记事的目的，本就是为国家的活动做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史官若只遵守实录原则，不对文字进行加工，所反映的只能是生活真实的表面。

文学手法在策书中的表现主要是修辞，其夸饰、想象则表现在言语文辞和事件的叙述中，比如《尚书》所记诸圣王与贤臣的言辞，就运用了许多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夸饰等。但是文学的夸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真实的本质，这也就是艺术真实。

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抒发，所谓内心世界则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人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才是客观外界的本质真实。因此实录是对表象的描摹，既有优点，也有缺憾。优点是客观记录，能够如实地反映事件面貌，缺憾是不能反映本质性的内容。这种缺憾，就需要用文学性手段加以弥补。文学性不仅是为了好看、好听，它的手段如夸张、比喻、描绘，能够将实录史笔的先天不足弥补完备。此外，人们对事件的观察、思考、感受和总结，都必须使用非史笔手段来完成。

文学写作能够反映事件的本质，有无数的例证。由古至今，无论是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人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们多有诗文写作，深知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感动人心的作用。《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关注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东汉末建安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史辞的记录是：“是岁大疫。”这个记录只能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至于大疫大到如何，伤害如何，都不能反映。而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始让后人知瘟疫感染的严重，及时人感受之恐惧无奈之切痛，正所谓“动天地、泣鬼神”，这才是本质真实。

综上所述，文学的手段其实一直存在史家的书写之中，这也是书写本身的规律。书写本身就是文字技巧，文字技巧是为了更准确、贴切地表现和表达。上古史官其实深谙此道。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史，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是史官。是以史官记事出现了虚华无实的写作。这是说过分追求言语文字的修饰，会出现“文胜质”的现象。但是孔子并不反对文辞的加工，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只是孔子的理想是文质相符，所谓“文质彬彬”。因此上古史官的书写，对文字作加工，是书写的必然。当然，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是“文胜质”。

（摘自傅刚《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材料二：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文明社会。情况像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世纪、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绝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从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不同于历史学的由历史总趋向及其总后果提出问题，文学因其本性始终更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人的命运、人性的完善等等。为历史学所忽略的东西，成为文学对生活思考的起点。

（摘自赵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记得那时我的父母亲不时带我去旧金山游览著名的日本茶园。我蹲在那里的一个小池边，为慢慢畅游于睡莲之间的五彩斑斓的鲤鱼所陶醉。这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在那静静的时刻，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只有小孩儿才问的傻乎乎的问题，比如水池中的鲤鱼怎样观察它们周围的世界。我想，它们的世界一定奇妙无比！

鲤鱼们的一生就在这浅浅的水池中度过。它们相信它们的“宇宙”就由阴暗的池水和睡莲构成。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池底漫游，因此它们只模糊地意识到在水面之上存在有另一个外部世界。我的世界的本质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喜欢坐在距离鲤鱼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然而，我们之间却如距深渊。鲤鱼和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之中，从不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之间被水面这一薄薄的“栅栏”分隔开来。

我曾想：在水底的鱼群中可能有一些鲤鱼“科学家”。我想这些鲤鱼“科学家”会对那些提出在水池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鱼冷嘲热讽。它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鱼儿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池就是一切。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它们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整套荒谬的理论，由于它们完全是在“水池”内部思考，所以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想到，人类是否也像这些鲤鱼一样，生活在某种自认为的“宇宙”之中，而实际上存在着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更高维度的实在？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的概念，以及对高维时空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像鲤鱼科学家一样，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水面之上”寻找解释呢？

（节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人们对一切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事物的形相都带有几分主观色彩。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画家朋友只管审美，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只会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因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

②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家朋友来说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先说实用的态度。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学会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身以外的一切人和物，有些人和物对我的生活有利，有些对我的生活有害。我对它们便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事物本来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作“饭”，天天穿的东西叫作“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仇敌，于是事物才有所谓的“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来，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便寻不出其他意义。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事物起反应动作，或爱或恶，或求或拒。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⑤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自己的成见和情感，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太坏，我要掩鼻走开”，他只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看看有没有病菌在里面”。这种科学的态度很少掺杂情感和意志，它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因果、必然性与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⑥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事物上去。所以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得到的事物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观者的注意力都不是专注在事物本身上面。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专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作“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作“形相”。美感经验就是形相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相于直觉时的特质。

⑦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

⑧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面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⑨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 A ，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 B ，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 C 。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之《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A________，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B________，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C________。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教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再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他共鸣的作品。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在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的今天，人们的阅读相较于传统阅读方式，有什么显著变化？我们能够明确的感知到，最大的变化是阅读的对象早已不只是纸质书籍，呈现多元化特点。有报告显示，今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4.94亿。在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有人习惯在纸质书卷中感受阅读的魅力；有人钟情于视听兼备，在数字化世界里享受读书的乐趣。数字化阅读确实让阅读触手可及、方式灵活多变，然而也引发了注意力碎片化、内容娱乐化等方面的担忧。当白纸黑字化为虚拟数字、实体书籍变身数码屏幕，碎片化、轻量化日益成为阅读的新特点，我们该怎样实现阅读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在阅读中求知。从“读书”到“读屏”，阅读习惯的改变，换个角度看也是阅读方式的丰富。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纸质书籍的电子化，让获取知识更为便捷；融合多重形态的视听内容，更让阅读由平面式的“纸上得来”升级为立体式的“视通万里”。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数字化打通了书籍之间的“链接”，让人们能在跳转来源、聚合推荐等方式里，实现知识的触类旁通、由点及面、串珠成链。可以说，数字化拓展了求知的渠道、丰富了学习的体验。无论是“读书”还是“读屏”，都有益于知识的增长，而关键在于阅读的内容本身是否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阅读中思考。无论哪种阅读方式，沉潜往复都是必不可少的阅读过程。文字留白处的掩卷沉思，声画落幕后的品味咀嚼，都丰富了读者的精神家园。读一本好书，如同攀一座高峰，唯有不断向上攀爬，才能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以思考在信息浪潮中保持专注与笃定，同样是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

可见，在阅读中获得沉甸甸的知识，阅读之后有所思考，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收获精神的启迪，完成阅读的目的，实现阅读的意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时评《通过阅读涵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

“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接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摘编自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还不够了解。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这位哲学家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反之，对论题所进行的逻辑论证却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假设和推论的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同意假设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接受了假设就必须接受结论，假设真但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而支配这种接受关系的就是推论关系。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独立性、完全性、逻辑真等这些与哲学、数学、科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当代各种经典逻辑的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非单调性逻辑，其产生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有效性问题。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心中完美理论该有的样子，它既体现了我们对这种完美形态的认知，也寄托了我们对构建这类理论的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是人们为了得出绝对可靠、没有争议的结论，特意给推理过程定下的严格规矩和标准。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构成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不仅是几何学的一种逻辑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组织知识的程序和检验知识的标准。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密切，语言运用的艺术离不开逻辑的制约，却也存在“无理而妙”的特殊审美现象。所谓“无理而妙”，指的是在文学作品的修辞表达中，表面上看似违背逻辑常理，却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引发读者的共鸣。这种“无理”并非真正的逻辑混乱，而是作者为实现表达意图，有意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其背后仍潜藏着深层的逻辑支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强调情感表达需以逻辑为基础。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看似与刘勰观点相悖，实则揭示了文学修辞的特殊性——审美情趣的营造可暂离表层逻辑，却不能脱离深层逻辑。鲁迅也曾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学中的“无理”表达需要读者透过表层逻辑，体悟其情感与内涵的合理性。

《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无理而妙”的经典例证。从逻辑角度分析，霜林变红是自然现象，与“离人泪”并无直接因果关联，这是明显的“无理”。但在崔莺莺与张生离别这一特定情境中，作者将霜林的红色想象为离人泪水浸染的结果，将自然景观与人物情感深度融合。此处的“无理”恰恰精准传递出离别之痛的浓烈深沉，让读者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厚重，这种艺术效果的达成，正是以人物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为根基的。

再如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尺”的夸张表述违背了实际测量的逻辑、“银河落九天”的想象也不符合天体运行的常理。但正是这种突破常规逻辑的修辞，凸显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李白诗歌豪放浪漫的风格特质。读者在赏析时，并不会纠结于“三千尺”的精确性，而是通过这种“无理”表达感受到瀑布的壮美与诗人的豪情，这背后潜藏的是审美感知的逻辑一致性。

可见，文学修辞中的“无理而妙”，实则是“明无理而暗有理”。表层的“无理”是为了更好地传递情感、营造意境，而深层的“有理”则是情感逻辑、审美逻辑的统一。脱离了深层逻辑的支撑，“无理”便会沦为真正的逻辑混乱，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语言运用的艺术，正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规范与突破的平衡。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论语·八佾》中写道：“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这一评论，后人作过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第一，政治角度的褒与贬。褒之者认为，它教导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人正常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反对沉溺于享乐，反对过度的哀伤”。贬之者则认为，它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即或偶有牢骚，也必须遵循“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规定。第二，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肯定。即认为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艺术要以理节情，达到情和理的和谐统一，艺术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第三，从美学角度加以分析。强调“乐不至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孔安国《论语集解》），表达了孔子以“中和”为美的观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乐”，其中对音乐有“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等评语。这些评语反映了季札以“和”为美的看法。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对季札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礼之用，和为贵”思想在美学观念上的反映。以上三种看法，尽管观点不同，但都从孔子的思想实际出发，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从美学角度的解释，总结了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尤其值得重视。但是，除政治，道德的考虑外，孔子为什么要以“中和”为美呢？我认为，不论孔子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是有心理学的根据的。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艺术情感的快适度的命题。

情感体验有积极，消极之分。一般地说，积极的情感令人愉快，消极的情感令人不愉快。同样一种情感体验则又有强度的区别，例如，快乐可以从适意到狂喜，愤怒可以从微愠到暴怒，哀伤可以从惋惜到悲怆。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已意识到情感强度的区别。情感体验从弱到强的许多级别差异中，就存在一个快适度问题。那么情感究竟达到什么强度才是快适度呢？积极的情感如果过分强烈，超过一定的“度”，也可转化为不愉快的情感；反之，消极的情感，如果能保持一定的“度”，也可以是愉快的情感。这里所说的“度”就是“快适度”。例如，微小的愤怒不一定不愉快，而强烈的愤怒则肯定是不愉快的。又如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悲伤，可能是富于韵味的，而在现实中遇到灾祸所产生的悲伤体验则使人受不了。

那么，情感的强度为什么会影响情感的快适度呢？这是由于情感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就愈大。当人们只是处于淡淡的忧伤中时，情绪未达到高度紧张水平，对于实际功利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以单纯的鉴赏态度去体味自己的情感，而体味情感或多或少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相反，当人们陷入极度哀愁之际，感到痛不欲生，整个自我完全被情绪支配，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损失，审美心境完全丧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快感与美感。尽管孔子当时对情感的强度影响快适度的道理毫无所知，但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艺术情感的最佳快适度作了规定。这就是说，对艺术情感来说，“过”与“不及”都不符合快适度。“不及”，达不到激活水平，不能使人进入艺术世界。“过”，即过分强烈，则又使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得不转而直面普通生活的场景。孔子试图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一种境界。

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心理学意义，后人已意识到了。宋人魏泰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清人沈德潜也有相似的说法：“写离情不可过于凄婉，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种可以为法。”含蓄，情隐反而“入人深”，盛气直述反而“感人也浅”，揭示了情感强度影响快适度的规律，这是深得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义的精辟之论。实际上，中国古代诗学中关于含蓄的大量论述，中国古诗中产生那么多含蓄蕴藉的诗，无不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然而，诗人如何去获得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呢？我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大体的答案。那就是要想办法，把艺术世界（“乐”“哀”）与生活世界（“淫”“伤”）分隔开来，不使两者混淆。中国历代诗人的创作实际证明。让情感经过时间的过滤，通过回忆，沉思，梦幻之类的心理过程，把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分隔开来，将自然形态的情感转换为可供心灵享受的艺术情感，并进而寻找到诗的情感的快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其更深层的心理学意义在于揭示了情绪缓解与舒泄的规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一种情感，是一种经过回忆，沉思，再度体验的情感，它在大脑皮层中得到了缓解，已转换为一种有节制的，智慧的情感。当它通过诗句所构成的意象表现出来时，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发泄，而是一种委曲备至，令人荡气回肠的舒泄。情感的舒泄，对于诗人来说，往往是一种黯然销魂的心灵享受。由此不难看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儒家的诗学思想，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从审美心理规律上看，它规定了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却是符合艺术实际的，是精辟而独到的。

（摘编自童庆炳《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凉快使我们感到愉快，但凉快过分以至于冰冷则使我们感到不愉快；暖和使我们感到愉快，但暖和过度以至于炎热对我们就是一种痛苦。

4 . 阅读下文，回答后面各题。

①“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陌生化问题不仅在俄国文艺学界，而且在世界文学论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②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形式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论主张就是，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达到一种审美认识，而是要达到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就是靠陌生化手段在审美过程中加以实现的。

③这种从审美认识向审美感受的转向，实际上是形式主义者把批评由创作为中心转向以文学作品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为中心的必然结果。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通过阅读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陌生化手段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

④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托尔斯泰小说中常常不用事物原有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比如，《战争与和平》称“点缀”为“一小块绘彩纸板”，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这样，就使读者对已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而延长对之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强度。

⑤什克洛夫斯基还提出了两个影响广泛的概念，即“本事”和“情节”。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因此，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必然让位于现代派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更自觉地运用把现实加以变形的陌生化手法。

⑥艺术语言是实现陌生化过程的重要保证与条件。换句话说，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由此什克洛夫斯基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

⑦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生活实用的交际语言中，说话的意义是最重要的成分，其他的一切均作为手段为它服务，而文学语言的内容却没有它的语言外壳重要。在文学语言中，表达本身就是目的。散文语言的陌生化程度不高，所以它接近日常语言；诗歌语言的陌生化程度很高，因此它总是处于文学语言的最高层次上。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引人注意是创作者的目的，因而它‘人为地’创作成这样，使得接受过程受到阻碍，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很长时间，同时作品不是在某一空间中一下子被接受，而是不间断地被接受。”他以普希金为例，指出，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杰尔查文情绪激昂的诗歌语言，但普希金却使用俗语来表达并用以吸引人注意，这使当时人感到吃惊，甚至难以接受，而这正是一种陌生化的处理，使诗歌语言受阻、扭曲，延长被接受的时间，打破原有的欣赏习惯。

⑧应该说，在谈论文学语言时，什克洛夫斯基并没有排斥日常语言的作用。他认为，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而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学语言，不负载一般语言的意义，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只有“诗学功能”，文学也就是这种自有价值的语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