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禹曰：帝，慎乃在位。（舜）帝曰：俞^①！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②帝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以出纳五言，汝听。

（节选自《尚书》）

材料二：

禹戒舜以谨乃在位。谨乃在位，常致其谨。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谨，则失人君之道矣。又有“安汝止，几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广慎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然安汝止之道，又在于几康弼直。惟几以虑天下之微，则眇忽之际，尤当加察；惟康以图天下之安则治平之日常若祸乱之迫其后此养之于内也。辅弼之臣，尽正直之意，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养之于外也。内外交相养而所止者安。臣者，大臣也。邻者，近也。人臣之情，盖与人君相亲近而无间者也。故曰“臣哉邻哉”，又言“邻哉臣哉”。此舜责望大臣相须一体之意，故禹于是而然其言。禹之言专责其君，舜之言则责望其臣。然则君臣之间，皆当尽其力可也。

（节选自陈经《陈氏尚书详解》）

材料三：

“几康弼直”，禹之所以为舜戒也。虽然，是三者，在艰难创业之时，则固未始以为难。海宇适平，俄焉怠忽而不知察，则祸患将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虑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几者，势使然也。民虽出于涂炭，而恐惧之未忘；世虽偃于征诛，而疮痍之未瘳。俄而扰动而不之恤，则下不胜其困怨，乱将复作。所以设法务约，敷政务宽，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势使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则智虑怠而昏，心意侈而广。智虑昏，则玩宴安而忽忧勤；心意广，则喜功名而烦兴作。于是谄谀者亲，而谏诤者疏，“几康弼直”之戒，于是时最不可忘。彼舜也，继尧极治之后，天下可谓无事矣。无事者，有事之所从起，而圣人之所深畏者也。观舜之君臣相与规戒，而其言及于敕天命，康庶事，则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犹戒之，何也？使天下后世咸曰：以舜之圣，而犹不免于此，则庶乎其能知戒矣。

（节选自《皇朝文鉴》）

[注]①俞：表示应答或首肯。②这句话是禹告诫舜要安定自己的心志与职责，洞察事物微小的变化，谋求天下安定，任用正直的辅臣。

2 . 阅读《烛之武退秦师》，完成下面小题。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2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庖丁解牛

《庄子》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节选自《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孟子·导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 ① ，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② ，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认为事物都是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节选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勒维耶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来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节选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基本观点。4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全党对这个重要观点的认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历经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科学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40年来，依靠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现一次又一次突破，获得巨大成就，创造和积累了无数有益经验。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于真理的鉴别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必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真理。40年前，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两个凡是”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树立起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果断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力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开幕词中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节选自《坚持和发展对真理标准的科学认识》，《人民日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赏月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这一夜的明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情感的寄托，更在古人的诗词中，被悄然融入了对宇宙万物的科学思考。

最早指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科学思维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评析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达旦》时写道：“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认为，辛弃疾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已触及月球绕地球运行的科学事实。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当这边的人们看到月亮西沉，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则看到月亮初升。辛词中“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正是对地球背面景象的诗意推想。

古人常将月亮与大海相连，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名句。然而辛弃疾却否定了月亮从海底升起的说法，指出“谓经海底问无由”，并以“天外空汗漫”形容月亮悬浮于地球之外的太空。不过，他仍困惑于“飞镜无根谁系”，即月亮为何能悬于空中而不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地球引力作用使月球维持在绕地轨道上，不离不弃。辛弃疾的疑问，也反映出古人认知的时代局限。

宇宙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天上人间确实存在时间差异。例如，天文学研究显示，月球上的一昼夜约等于地球上的一个月。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常见于古诗文中。清代杨芳灿写道：“今夕何年，皓月当头，停杯问之。”易顺鼎亦有句：“天上今夕是何年，人间今夕是何夕。”可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时间观，或许已成为古人的共识。这一观念在古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生动，如《幽明录》所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中亦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之说。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既符合生活常识，也暗合科学规律。研究表明，海拔每升高一千米，气温约下降6摄氏度，正如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所描绘的景象。古人据此推测月亮上的低温，可谓巧合中的洞见。事实上，月球夜晚温度可降至零下170℃左右，且因缺乏大气，昼夜温差可达300℃。

中秋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月亮与潮汐关系的思考。古人对潮汐成因认识有限，多掺杂想象与神话，如“或言如橐籥翕张，或言如人气呼吸，或言海鳅出处，皆无经据”。南宋史达祖在《满江红·中秋夜潮》中则明确提出：“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他认为百川归海，潮汐涨落与月相变化密切相关，中秋的明月与潮水相映成辉，堪称“双绝”。俞安道在《海潮图序》中进一步指出：“望已前为夜潮，望已后为昼潮”，即八月十五前多夜潮，之后则多昼潮。至于潮水之壮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描绘得极为生动：“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现代科学证实，月球引力是形成潮汐的主要原因。从空间上看，地球不同位置所受月球引力不同，正对和背对月球的区域因引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形成涨潮；从时间上看，朔、望时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线，引力叠加，潮差最大；而上、下弦月时三者呈三角分布，引力部分抵消，潮差最小。

中华文明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对中秋与月亮的理解各不相同。清代黄遵宪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写道：“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世人虽共享同一轮明月，但因文化差异，中秋节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寻常日子。诗句虽短，却体现出跨文化的视野与对文明差异的清醒认知，这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

科学，通常指通过系统观察、实验与推理，探索自然、社会与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具有实证性与可检验性。中国古代的中秋咏月诗词，固然富含文学之美，但细细品味，其中亦闪烁着朴素的科学之光，展现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好奇、想象与思辨。

（节选自朱美禄《赏月诗词的科学性》，有删改）

材料二：

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

（摘编自陈淳《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焦裕禄（节选）

何香久

焦裕禄带领“除三害”调查队骑着自行车又出发了。视野中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他们看见路边几个社员在整地，一行人走过去，看见地里盖着一层淤沙。焦裕禄问：“这块地没种麦子吗？”一个社员回答：“种了，去年雨水大，麦苗长得还不赖。谁想到返青了刮了一场风，麦苗全让风沙打死了。”焦裕禄蹲下去，用手拨开厚厚的沙土，看见了枯死的麦苗。他拔下一株，小心地放在手心里，双眉紧锁。

调查队登上黄河堤，在黄沙漫漫的黄河故道寻找风口沙路。一阵风沙起来了，沙尘如黄龙在大地上翻滚。焦裕禄用手一指，大声问：“现在起风的是什么地方？”张钦礼说：“黄河滩！”又问：“这风沙会落到哪儿去？”张钦礼说：“还不清楚。”焦裕禄手指天空，画了一个大大的弧形：“你们看，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都不乱。这风向沙路的规律，我们必须弄个清楚！”

他们顺着风沙游走的方向穷追不舍，又一阵急骤的风沙扑来，焦裕禄和大家只好把自行车平放在沙地上。察看着地里的庄稼，焦裕禄发出痛心的惊呼：“这一边刮平了，那一片连根都拔了！”他对身边的技术员说：“这儿是个风口。”他在呼啸的黄风沙暴中，定定地看着这个风口。肝病又一次剧烈发作了，他疼得站立不稳，只好蹲在地上。

张钦礼说：“这么大的风沙，你的身体吃不消啊。要不让李林陪你回去，我带调查队往前走，查完了写个材料让你看。”焦裕禄摇摇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张钦礼眼睛一亮：“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书记，你这句话简直就是格言哪。”焦裕禄说：“要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分布情况，还是刚才那话，不能只吃别人嚼过的馍，我要亲手掂掂兰考‘三害’的分量！”

又是一场扬沙蔽日的大风。大风发出了尖厉的啸叫，摧毁了刚刚整修好的农田。小苗全都连根拔了，刚栽的泡桐树也吹断了不少。田野里，社员们看着被大风连根拔掉的庄稼苗，心疼得唏嘘不已。一个老人仰面痛哭：“老天爷，你不睁眼啊！”

焦裕禄和副县长张钦礼带领风沙勘察队，顶着大风查看风灾情况。他们推着自行车，走一步退两步，走得十分艰难，身上脸上都是沙土，成了一个个土人。自行车推也推不动了，他们把自行车放倒，几个人走向田间。走到一面沙岭前，风越来越猛，他们靠着沙坡休息。焦裕禄的双手使劲抵住肝部。

焦裕禄说：“老张啊，我有时真想歇两天。我觉得肝那儿长出的疙瘩越来越大了。可这风沙它逼着不让咱歇呀。啥时咱县的沙丘全封固完了，我奖励自己一回，关起门来睡两天大觉。”

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兰考火车站的汽笛声若断若续。他抬起身子，悄悄从被窝里摸了把扫床的笤帚，顶住肝区。他的被筒里总是藏掖着笤帚、刷子、笔杆、空杯子之类的硬东西，随时用来应急。

外面雷声隆隆，焦裕禄用牙咬住被角，不让呻吟声发出来。突然间大雨倾盆，狂风呼啸，电闪雷鸣。他悄悄下床，披上雨衣。

像是有人把天捅了几个窟窿，那雨不是下，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倾倒。一天一地，都是飞瀑倾泻的轰鸣。

雷声时隐时现，雨还在下着。焦裕禄卷着裤管，脱掉鞋袜，打起一把红油纸雨伞，带领张钦礼和李林去县扬水站找汪湖工程师，一面查看水情。一行三人，每人手里拿一根探路的棍子，在汤汤大水里跋涉。每到一股水流前，焦裕禄都要看清来源、流向，立在激流中画流向图。他问李林：“小李，你能看出这水往哪儿流吗？”

李林说：“咱们手里没仪器，这一片都是水，水往哪儿流，看不出来啊。”焦裕禄撕碎一张纸，把纸屑撒在水里，纸屑随着流水漂。他指给李林看：“小李，你看，用不着什么仪器，跟着这纸片儿走，哪儿高，哪儿低，一目了然。”他们追着纸片，一边走，一边记下资料。

雨又下起来了。李林为焦裕禄撑着伞，焦裕禄画着流向图。焦裕禄问张钦礼：“老张呀，你是老兰考了，像这样大的雨，兰考多不多？”

张钦礼说：“从164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三百零五年间，县志上记载的涝灾有九十多次，平均三四年一遇。一闹洪水，接着就有大瘟疫。像昨天这场雨，咱兰考称白帐子，这些年不多见了。”焦裕禄突然感到肝区一阵剧烈的疼痛，眼前发黑，张钦礼和李林立即扶住他。焦裕禄就势蹲在水中，手按肝区张口大喘。张钦礼说：“焦书记，你一夜没睡，病又犯了，我们送你回去吧。”李林也说：“焦书记，你不能再走了。”焦裕禄摆摆手，说不出话来，他的额头上沁满大颗大颗的汗珠。哆嗦着蹲了一阵，他坚持站立起来。张钦礼说：“焦书记，咱县救灾，你是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啊。要不咱们就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焦裕禄抹一把头上的汗：“走吧，我没事。”不顾大家劝阻，手拄棍子又向前蹚去。

（有删改）

文本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堌阳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他站在洪水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他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

（摘编自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残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___①___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___②___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协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节选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主席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拿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着它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节选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山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八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脚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