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有许多同志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人民的孺子牛。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将近九十年过去了，夏衍的《包身工》一文仍深受读者喜欢，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读此文，依然为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而震撼，依然能体会作者“灵魂的震动”。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应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这些开发智力、智能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它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材料二：

改造我们的学习（节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拒绝空谈和教条，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真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理论必然反映实际，切中实际的需要；反之亦然。理论的力量终究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不能够直接“改变世界”。另一方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内在包含“实际要联系理论”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找出规律性的特点，使之上升为理论，为进一步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实际联系理论”与“理论联系实际”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是“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这一要求的两个方面。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违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不正确倾向和思潮有所抬头，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实际要联系理论”这一重要视角。

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轻视、鄙薄理论的作用。一些同志认为，具体落实工作，只要有实际经验就行了。“讲理论是耍嘴皮子，做好工作还得靠实干”，在决策上吃老本，按照老经验、老办法决策行事，不结合时代的变迁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我们重视经验，但绝不局限于经验，更不迷信和受制于经验。经验主义所崇奉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往往导致片面化。经验主义信奉“土教条”，因而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若不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经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既反“洋教条”又反“土教条”的原因所在。要防止将本地区本部门一时的、局部的、片面的经验夸大为普适性的“规律”，照抄照搬。

二是事务主义。事务主义表现为长年累月从事具体事务、重复单一工作，有时甚至沦为缺乏创造性的执行工具，荒于学习，懒于思考，疏于总结。邓小平指出：“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事务主义容易导致庸俗化，往往与不良作风、文风、会风紧密关联。工作上的事务主义反映的是学习上的实用主义。学习上的实用主义表现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对自己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断章取义，为我所需。

三是去主观主义。去主观主义指否定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不能理解社会过程中主体因素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理论虚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随遇而安，以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对待生活，以一种随波逐流的职业心境从事工作。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必须强调主观条件对客观前提具有能动作用。人们必须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客观规律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行为和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就要把握好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既强调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和去主观主义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忽视、轻视甚至敌视理论，没有做到实际联系理论。在理论阐释层面，这三种倾向多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认识”来兜售其轻视理论的理论虚无主义主张。只有既坚持在理论指导下实践，又坚持用理论总结实践，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摘编自王巍《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有删改）

材料二：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坚定地说出了那一句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相对于1946年1月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达成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和平建国、民主建国意向，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炮火无情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意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起有助于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毛泽东在为1949年元旦而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再上溯至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启了建国大业的理论思考，并逐步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长篇著述，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结论，从建国意义上延续着为历史所证明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

“协商建国”发生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选举还不可能实行的历史背景下。“协商建国”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展现政治魄力，做出政治决断的结果，本质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不同于选举民主。现在一些人片面强调选举民主。实质上，民主的核心内容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摆脱一盘散沙的离心力，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以平天下、立强国。民主与共和的国家建构任务是首当其冲的。通过整合国家权力的集中与人民权利的保障，突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特征。片面地强调选举，忽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反而遮蔽了民主的本来面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终止，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形式，那么“协商建国”的过程就是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民主”，以制度化方式最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协商建国”不仅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开端，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的开端。它开启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的惟幕，形塑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格局。

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推进事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地位述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创造行为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脑最高层次的机能。创新思维与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密切相关。聚合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散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简单说来，聚合思维是把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之后，再寻求一个最佳答案，而发散思维则是围绕着问题多方寻求不同答案。聚合思维强调对已有信息的理解和运用，而发散思维则强调对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设。门捷列夫对元素周期律的总结，天文学家对海王星与冥王星的发现等，都是聚合思维带来创新与发明的佐证。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奇思遐想引发对万有引力的研究，凯库勒受炉火“金蛇狂舞”的启发提出苯分子结构的设想等，则说明了发散思维在自然科学的创造活动中大有可为。可以说，没有聚合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发散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想象基础和想象动机。

可惜的是，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对学生聚合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要远远多于对发散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发展轨迹大体形成上图所示双曲线。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束缚，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学校和家庭过分强调聚合思维对认识事物规律的主导作用，最终造成学生发散思维被干扰抑制。

（取材于岳晓东、龚放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于影响创造力的个体因素，一些研究者聚焦于思维过程、认知方式和智力水平，而另一些人则着重关注包括情绪、动机、人格、自我效能感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机制。

一般认为，积极情绪可能增强个体在不同观点间的转化、联系能力，促进思维的发散性和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创造力提升；消极情绪则不利于创造性表现。此外，研究表明，情绪的激活水平与创造力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倒U型特点：从较低到中等水平的情绪激活能逐渐提高认知坚持性，带来越来越好的创造性表现；极端高的激活水平使得思维无序，极端低的情绪状态又无法达到促进创造力思维的基本阈限。在情绪激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创造力任务中的认知加工水平。有学者认为，积极情绪可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影响时间较短；消极情绪可提高坚持性，影响时间相对较长。

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内部动机对创造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兴趣、愉悦感和挑战性成为人们从事一项任务的动力源泉时，表现会更具创造性。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不一，指向创造本身的外部动机可提高创造力，而指向创造结果或任务完成度的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

（取材于李晓巍、郝宁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人本主义创造观认为，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充分认识和展开自我的本性时必然会达到的一种境界。但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创造力的发展。如果说，当下通过运用实证测评的手段研究人的创造力可能还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的水平会不会超越人独有的创造力？会不会出现拥有创造力的新物种？会不会通过基因改造设计出在创造力方面更加发达的超级“人类”？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人们用无限的创造力尝试各种各样的创造，出现了新技术、新工具、新物种，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创造也带来了新威胁和新挑战。现在的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经过长期演变和进化形成的，是不同物种和环境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博弈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新物种的出现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因如此，创造力应该是有规范和限制的，不能随意发挥和利用。创造力的培养从一开始就应贯穿伦理的考虑，既遵从人的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的桎梏，确保人类所创造的未来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取材于郭佳楠的相关文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人民文学》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历史或现实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学界广泛热议，试图探讨它的文体边界和特质。所谓“虚构”和“非虚构”，从本质上说，是以“真实”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准，而文学上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不能用纯粹的客观真实来比照。即使是各种非虚构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叙事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因此，“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纵观文坛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主要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像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二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重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等。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时而观察，时而缅想，时而喟叹，时而思考，不断地构建各自的故事，明确地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是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

“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希望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代。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表明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纯粹想象的写作，而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彰显自己的精神姿态和理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过度强调作家自身的所见所闻，或受制于各种既定的史料支撑，在具体叙事中，作家们必须更多地顾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必须尊重各种生活应有的内在逻辑，因此，作家的主体意识很难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张扬，也很难拥有像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式的精神境界，叙事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无法向生活的可能性方向挺进。

（摘编自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

材料二：

非虚构写作的具体内容不是凭借一般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想象，而是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但这种写作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文学，它所具有的本质性特征理所当然地还是审美，而审美则必然对具体的现实形成一种艺术特有的超越。遗憾的是，大多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章虽然也强调这种写作的文学性，但对此种文学性的探讨分析却主要局限于文学的形式主义艺术特征上，从而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本质或多或少形成一种遮蔽。

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洪治纲曾指出：“我们如此热衷于讨论现实主义文学，还不如认真地探讨一下：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缺少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我们为什么面对现实总是忍气吞声而无法飞翔？说到底，文学终究要以审美的方式击穿现实的表象，回应人类此岸生活的困顿与伤痛，寻找彼岸生存的理想与诗意。如果动辄就将文学弄成一种地方史或山川志之类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了，但它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诗意，不太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文学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其应该有的担当，不是因为其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它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以及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虚构性文学如此，非虚构写作亦然。可以说，文学的真实性不仅是虚构写作的核心，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文学的真实性是被心灵感受出来的，而不是被理性认识到的；认识到的文学的真实性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学的真实性，只有被心灵直感到的真实性才是文学的真实性。”一个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一系列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她的独创即在于她有能力让人说出他们最痛苦的经历，也在于她的才华，能够把海量的原始素材塑造成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独白，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心灵感受到的真实依然是通过活生生的具体事物的真实来加以体现的，只是这种真实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具体的真实上。

（摘编自晏红《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关于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目睹带工老板虐待芦柴棒等女工后）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节选自夏衍《包身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文学与美术、音乐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有时诗从绘画、雕刻或音乐中汲取灵感。正如自然界的事物和人是诗的主题一样，其他的艺术品也可以成为诗的主题。诗人描写雕刻、绘画甚至音乐作品，一如描写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论要遵循。蒂博代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就是诗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了布歇的一幅画后受到启发创作的。诗人们，特别是雨果、戈蒂埃等19世纪的诗人都曾以某些绘画为主题写过诗。反过来，文学显然也可以成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特别是声乐和标题音乐的主题。

②然而，文学有时确实想要取得绘画的效果，成为文字绘画，或者想要取得音乐的效果而变成音乐。有时，诗歌甚至想成为雕刻似的。白璧德在他的《新拉奥孔》中那样为艺术类型的彼此混淆而悲伤，但人们确实无法否认各种艺术都力图互相转借效果，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然，人们可以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诗歌从形式上完全转变成雕刻、绘画或音乐。

③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诗歌可以取得音乐的效果，但这仍然是大可怀疑的。仔细分析起来，诗中的“音乐性”与音乐中的“旋律”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音乐性的意思是指诗中语音模式的某种布局、避免辅音的累积。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诗人写诗时就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入乐而写的。在很少的情况下，诗人与作曲家是同一个人，但很难证明，音乐与歌词的创作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④音乐与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作之间的关系似乎极为淡薄，这只要看那些能够谱曲的最成功的诗作所提供的证据就可以明白。可以肯定，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最好的诗歌很难进入音乐，而最好的音乐也不需要歌词。

（摘编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材料二：

①鲁迅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经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鲁迅。老师们不妨去读读鲁迅的《<淑姿的信>序》，那就是一篇带有游戏性的骈文。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写完以后，自己也十分欣赏，并且和她一起朗读，全篇铿锵入调，鲁迅显然为文字里的音韵、节奏陶醉了。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而必须通过朗读来体会。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这也是我多年从事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经验：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

②全班性的集体朗读，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读着读着，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后来，一位学生还特地写了一篇诵后感，我给这位学生的诵后感，写了这样的评语：“通过朗读，感悟到了鲁迅语言魅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这是比我们课堂上的许多分析和借题发挥的解说，更直抵心灵和文学的根本：这是一种情感和生命的“高峰体验”。在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里，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生命成长的起始阶段，有时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就可能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影响一生。这样的能够激发高峰体验的文本，是并不多的：这也是鲁迅作品教学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③鲁迅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镜头感。鲁迅很喜欢电影，对电影艺术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成的，是很适合于拍成电影短片的。比如《野草》里的《求乞者》和《彷徨》里的《示众》都是很好的范例。用分镜头的方法分析鲁迅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

④《记念刘和珍君》是教材里的篇目，有一次一位老师来信问我，讲这篇课文，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一回这位老师又给我出了个难题。于是，我反复阅读文本，突然有了发现：《记念刘和珍君》其实是可以转化为一个个由画面、色彩和声音组成的场景的。比如开头就是这样的场景——

（追悼会场外）

鲁迅独在徘徊。

后景中可以看见刘和珍的灵堂。

女学生程君：“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鲁迅：“没有。”

程君：“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君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⑤接着，镜头就转向第二个场景：深夜，“老虎尾巴”里，鲁迅独坐，手里拿着一枝烟。然后，随着鲁迅内心的思绪，不断响起“画外音”，不断出现各种“幻景”，随着鲁迅的回忆，又“闪回”许多的画面镜头。

⑥最后，镜头又闪回到“刘和珍的灵堂，遗像逐渐拉近，她微笑着，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⑦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对电影、电视，以及游戏机上的镜头，都极其熟悉，这样的分镜头分析，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我们可以将课文的文字文本转换为电影、电视镜头，学生的阅读也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参与，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势必要反复阅读鲁迅的文本，在多少带有游戏性的阅读活动中，也会受到鲁迅特有的文笔、文风和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创作主题上看，它们可以互相成为表现的题材，例如绘画可以描绘文学故事，____________。从创作方法上看，文学也常主动借鉴其他艺术的独特美感，如追求语言的音乐性以增强感染力，____________以营造画面感。然而，这种借鉴并非没有边界。正如《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____________。因此，在教学中运用跨艺术方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搭建一座桥梁，引领学生回归并深潜于文学语言的本身。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