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坚定地说出了那一句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相对于1946年1月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达成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和平建国、民主建国意向，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炮火无情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意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起有助于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毛泽东在为1949年元旦而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再上溯至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启了建国大业的理论思考，并逐步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长篇著述，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结论，从建国意义上延续着为历史所证明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

“协商建国”发生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选举还不可能实行的历史背景下。“协商建国”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展现政治魄力，做出政治决断的结果，本质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不同于选举民主。现在一些人片面强调选举民主。实质上，民主的核心内容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摆脱一盘散沙的离心力，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以平天下、立强国。民主与共和的国家建构任务是首当其冲的。通过整合国家权力的集中与人民权利的保障，突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特征。片面地强调选举，忽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反而遮蔽了民主的本来面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终止，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形式，那么“协商建国”的过程就是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民主”，以制度化方式最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协商建国”不仅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开端，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的开端。它开启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的惟幕，形塑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格局。

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推进事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地位述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创造行为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脑最高层次的机能。创新思维与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密切相关。聚合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散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简单说来，聚合思维是把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之后，再寻求一个最佳答案，而发散思维则是围绕着问题多方寻求不同答案。聚合思维强调对已有信息的理解和运用，而发散思维则强调对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设。门捷列夫对元素周期律的总结，天文学家对海王星与冥王星的发现等，都是聚合思维带来创新与发明的佐证。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奇思遐想引发对万有引力的研究，凯库勒受炉火“金蛇狂舞”的启发提出苯分子结构的设想等，则说明了发散思维在自然科学的创造活动中大有可为。可以说，没有聚合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发散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想象基础和想象动机。

可惜的是，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对学生聚合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要远远多于对发散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发展轨迹大体形成上图所示双曲线。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束缚，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学校和家庭过分强调聚合思维对认识事物规律的主导作用，最终造成学生发散思维被干扰抑制。

（取材于岳晓东、龚放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于影响创造力的个体因素，一些研究者聚焦于思维过程、认知方式和智力水平，而另一些人则着重关注包括情绪、动机、人格、自我效能感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机制。

一般认为，积极情绪可能增强个体在不同观点间的转化、联系能力，促进思维的发散性和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创造力提升；消极情绪则不利于创造性表现。此外，研究表明，情绪的激活水平与创造力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倒U型特点：从较低到中等水平的情绪激活能逐渐提高认知坚持性，带来越来越好的创造性表现；极端高的激活水平使得思维无序，极端低的情绪状态又无法达到促进创造力思维的基本阈限。在情绪激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创造力任务中的认知加工水平。有学者认为，积极情绪可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影响时间较短；消极情绪可提高坚持性，影响时间相对较长。

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内部动机对创造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兴趣、愉悦感和挑战性成为人们从事一项任务的动力源泉时，表现会更具创造性。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不一，指向创造本身的外部动机可提高创造力，而指向创造结果或任务完成度的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

（取材于李晓巍、郝宁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人本主义创造观认为，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充分认识和展开自我的本性时必然会达到的一种境界。但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创造力的发展。如果说，当下通过运用实证测评的手段研究人的创造力可能还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的水平会不会超越人独有的创造力？会不会出现拥有创造力的新物种？会不会通过基因改造设计出在创造力方面更加发达的超级“人类”？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人们用无限的创造力尝试各种各样的创造，出现了新技术、新工具、新物种，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创造也带来了新威胁和新挑战。现在的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经过长期演变和进化形成的，是不同物种和环境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博弈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新物种的出现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因如此，创造力应该是有规范和限制的，不能随意发挥和利用。创造力的培养从一开始就应贯穿伦理的考虑，既遵从人的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的桎梏，确保人类所创造的未来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取材于郭佳楠的相关文章）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拒绝空谈和教条，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真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理论必然反映实际，切中实际的需要；反之亦然。理论的力量终究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不能够直接“改变世界”。另一方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内在包含“实际要联系理论”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找出规律性的特点，使之上升为理论，为进一步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实际联系理论”与“理论联系实际”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是“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这一要求的两个方面。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违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不正确倾向和思潮有所抬头，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实际要联系理论”这一重要视角。

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轻视、鄙薄理论的作用。一些同志认为，具体落实工作，只要有实际经验就行了。“讲理论是耍嘴皮子，做好工作还得靠实干”，在决策上吃老本，按照老经验、老办法决策行事，不结合时代的变迁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我们重视经验，但绝不局限于经验，更不迷信和受制于经验。经验主义所崇奉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往往导致片面化。经验主义信奉“土教条”，因而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若不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经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既反“洋教条”又反“土教条”的原因所在。要防止将本地区本部门一时的、局部的、片面的经验夸大为普适性的“规律”，照抄照搬。

二是事务主义。事务主义表现为长年累月从事具体事务、重复单一工作，有时甚至沦为缺乏创造性的执行工具，荒于学习，懒于思考，疏于总结。邓小平指出：“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事务主义容易导致庸俗化，往往与不良作风、文风、会风紧密关联。工作上的事务主义反映的是学习上的实用主义。学习上的实用主义表现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对自己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断章取义，为我所需。

三是去主观主义。去主观主义指否定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不能理解社会过程中主体因素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理论虚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随遇而安，以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对待生活，以一种随波逐流的职业心境从事工作。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必须强调主观条件对客观前提具有能动作用。人们必须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客观规律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行为和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就要把握好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既强调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和去主观主义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忽视、轻视甚至敌视理论，没有做到实际联系理论。在理论阐释层面，这三种倾向多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认识”来兜售其轻视理论的理论虚无主义主张。只有既坚持在理论指导下实践，又坚持用理论总结实践，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摘编自王巍《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有删改）

材料二：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1-5题。

材料一：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与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种联系去堆砌的华丽辞藻，即便是有生命的也不会长久。我们说王勃的《滕王阁序》写得非常华丽，但是他是有多年积郁在内心的委屈或者情感的爆发，它不仅仅是词汇的堆砌，而是有灵魂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说好的写作本身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硬堆砌出来，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章写出来根本感动不了人。

文风的问题还在于八股风格。写文章总是用那种很死板的句子，像一形容爱情就是用玫瑰，一形容心中所好就是“YYDS”，以至于丧失了用你自己体会很深的触发点来形容事物的能力，只能重复别人用过的陈词滥调，让读者失去对文章内容的“阅读欲”。同时，这种八股文风经常将理论和经验撕裂成没有血肉相连的“两张皮”。其实这也是一个文风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用心把经验感受最深的东西提炼出来，而是在文献中找一个或一些理论像使用“万能”模板一样生硬地套用在经验数据上。这样写成的文章既不能用理论解释当下现象的本质，也不能用经验的复杂性来修正现有理论的偏颇。冯友兰先生晚年借一生之经验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在“自序”里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原则：“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摘编自陈心想、张磊《修辞与文风》）

材料三：

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面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面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生产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片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片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产生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毛泽东诗词是宝贵精神财富与传世经典，其总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问题解答展开。

毛泽东为何能写诗？

江西省吉安县美陂村书院有“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的对联，深得毛泽东喜爱。他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知识底蕴与人文修养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古典诗词修养扎实。据统计，其藏书中留有圈画、批注印记的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含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涵盖429位诗人，且此数据为不完全统计，成为诗人顺理成章。

毛泽东与诗词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革命家的一生，也是诗人的一生。读诗、学诗、赋诗等对他而言，是情趣爱好、生活方式、政治工具，亦是交往手段。无论喜怒哀乐、庆贺胜利或抒发豪情，他皆以诗词表达理想、意志、心绪与深情。

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曾言“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偏爱苏东坡、辛弃疾词作，不太喜欢杜甫“哭哭啼啼”的诗。其诗词总体风格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句，豪迈奔放，充满英雄主义气概，读来荡气回肠。

       ？

毛泽东诗词不仅吸引、熏陶几代中国人，还传播至国外，海外诗界公认他是“中国的伟大诗人”。1937年，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次向西方披露《七律・长征》，1938年该书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七律・长征》成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且先在国外发表。1961年，毛泽东赠《水调歌头・游泳》手书给蒙哥马利；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答谢词中引用毛泽东“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

为何多人喜欢毛泽东诗词？

柳亚子赞其“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诗”，陈毅评其“妙语拈来着眼高，诗词大国推盟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毛泽东诗词都是艺术精品。

（摘编自汪建新《读不尽的毛泽东诗词》）

材料二：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首先体现在叙事宏大。它记录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蕴含诗人对革命的感怀与思考，是系统描绘中国革命的史诗。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在艰苦斗争中写下《采桑子・重阳》等诗作，记述对革命的忧思、喜悦与礼赞，同时成长为“马背诗人”。1936年2月，他在陕北写下《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成赞美祖国山河的姊妹篇，勾勒中华万里江山图。

其次，宏大气象体现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蕴含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第二次反“围剿”前，《渔家傲》以“万木霜天红烂漫”显豪情，借神话彰显壮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清平乐》以“东方欲晓”喻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显意志，皆见磅礴气象。

（摘编自陆振兴《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文学与美术、音乐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有时诗从绘画、雕刻或音乐中汲取灵感。正如自然界的事物和人是诗的主题一样，其他的艺术品也可以成为诗的主题。诗人描写雕刻、绘画甚至音乐作品，一如描写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论要遵循。蒂博代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就是诗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了布歇的一幅画后受到启发创作的。诗人们，特别是雨果、戈蒂埃等19世纪的诗人都曾以某些绘画为主题写过诗。反过来，文学显然也可以成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特别是声乐和标题音乐的主题。

②然而，文学有时确实想要取得绘画的效果，成为文字绘画，或者想要取得音乐的效果而变成音乐。有时，诗歌甚至想成为雕刻似的。白璧德在他的《新拉奥孔》中那样为艺术类型的彼此混淆而悲伤，但人们确实无法否认各种艺术都力图互相转借效果，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然，人们可以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诗歌从形式上完全转变成雕刻、绘画或音乐。

③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诗歌可以取得音乐的效果，但这仍然是大可怀疑的。仔细分析起来，诗中的“音乐性”与音乐中的“旋律”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音乐性的意思是指诗中语音模式的某种布局、避免辅音的累积。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诗人写诗时就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入乐而写的。在很少的情况下，诗人与作曲家是同一个人，但很难证明，音乐与歌词的创作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④音乐与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作之间的关系似乎极为淡薄，这只要看那些能够谱曲的最成功的诗作所提供的证据就可以明白。可以肯定，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最好的诗歌很难进入音乐，而最好的音乐也不需要歌词。

（摘编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材料二：

①鲁迅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经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鲁迅。老师们不妨去读读鲁迅的《<淑姿的信>序》，那就是一篇带有游戏性的骈文。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写完以后，自己也十分欣赏，并且和她一起朗读，全篇铿锵入调，鲁迅显然为文字里的音韵、节奏陶醉了。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而必须通过朗读来体会。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这也是我多年从事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经验：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

②全班性的集体朗读，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读着读着，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后来，一位学生还特地写了一篇诵后感，我给这位学生的诵后感，写了这样的评语：“通过朗读，感悟到了鲁迅语言魅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这是比我们课堂上的许多分析和借题发挥的解说，更直抵心灵和文学的根本：这是一种情感和生命的“高峰体验”。在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里，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生命成长的起始阶段，有时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就可能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影响一生。这样的能够激发高峰体验的文本，是并不多的：这也是鲁迅作品教学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③鲁迅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镜头感。鲁迅很喜欢电影，对电影艺术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成的，是很适合于拍成电影短片的。比如《野草》里的《求乞者》和《彷徨》里的《示众》都是很好的范例。用分镜头的方法分析鲁迅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

④《记念刘和珍君》是教材里的篇目，有一次一位老师来信问我，讲这篇课文，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一回这位老师又给我出了个难题。于是，我反复阅读文本，突然有了发现：《记念刘和珍君》其实是可以转化为一个个由画面、色彩和声音组成的场景的。比如开头就是这样的场景——

（追悼会场外）

鲁迅独在徘徊。

后景中可以看见刘和珍的灵堂。

女学生程君：“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鲁迅：“没有。”

程君：“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君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⑤接着，镜头就转向第二个场景：深夜，“老虎尾巴”里，鲁迅独坐，手里拿着一枝烟。然后，随着鲁迅内心的思绪，不断响起“画外音”，不断出现各种“幻景”，随着鲁迅的回忆，又“闪回”许多的画面镜头。

⑥最后，镜头又闪回到“刘和珍的灵堂，遗像逐渐拉近，她微笑着，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⑦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对电影、电视，以及游戏机上的镜头，都极其熟悉，这样的分镜头分析，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我们可以将课文的文字文本转换为电影、电视镜头，学生的阅读也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参与，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势必要反复阅读鲁迅的文本，在多少带有游戏性的阅读活动中，也会受到鲁迅特有的文笔、文风和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创作主题上看，它们可以互相成为表现的题材，例如绘画可以描绘文学故事，____________。从创作方法上看，文学也常主动借鉴其他艺术的独特美感，如追求语言的音乐性以增强感染力，____________以营造画面感。然而，这种借鉴并非没有边界。正如《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____________。因此，在教学中运用跨艺术方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搭建一座桥梁，引领学生回归并深潜于文学语言的本身。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