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将《水浒传》翻译为英文，介绍给世界。在确定英文版书名时，这位在江苏度过人生最重要年华的美国女作家把书名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引得汉学家们_____①______。的确，梁山上的好汉来自_____②____，而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他们个个都是“山东大汉”。《水浒传》明确交代了大部分好汉们的出身和籍贯，山东人固然最多，但也有十多位来自今长三角地区的人。（                       ）。比如，“南京人”石秀正直刚烈，尚义任侠。在祝家庄，他充当斥候，英勇机智，探听盘陀路的秘密；在大名府，他跳楼劫法场，孤身营救卢俊义。石秀有血性、重义气、敢担当，契合了古往今来南京人的集体性格。此外，“白净俊俏”的郑天寿，骁勇善战的项充和李衮，也反映了施耐庵眼中的苏州人和徐州人的不同面貌。

     ③      的好汉是《水浒传》最为吸引人的看点，但随着情节的转换，空间的演进，也次第描写了大宋帝国不同地区的山川胜迹和民俗风物，犹如展开了一幅“清明上河图”。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任什么主题都不需要

契诃夫对别的作家说：“任什么主题都不需要。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一切都搀混着：深刻的与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与滑稽的。”

博主（童庆炳）：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总是要追问作品的主题。作家要调动一切资源表现出一个主题来，读者要想尽办法表现出一个主题来，实际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很难用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把一个主题概括出来。 ①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根源就在《红楼梦》所表达的不是什么主题， ② 一种“意蕴”。作家需要的是“情致”，读者需要的也是“情致”，而不是什么可以用一根思想丝线表达出来的主题。

大狗小狗都得叫

契诃夫说：“自从莫泊桑凭自己的才华为创作定下那么高的要求以后，写作就变成难事了，不过还是得写，而且在写作上得大胆。有大狗，也有小狗；可以小狗不应因了大狗的存在而张皇失措；所有的狗都得叫，各自用上帝赐给它的声调叫。”

博主（童庆炳）：大狗是由小狗变成的。他如果还是小狗的时候不叫，那么就永远不会变成大狗。你怎样才能远不会变成大狗。 ③ 你如果在“小狗”时不叫，你怎样才能变成“大狗”呢？契诃夫所讲的基本上是人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的问题，信心对于从小狗变为大狗至关重要。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变形记

陈巨飞

王太贵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醒来后变成了公众人物。

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一群人笑盈盈地、用他从未享受过的表情看着他。吴老三走了过来，他是王太贵的老板，一个包工头。平时一向比较张狂，这时，他拿着锦旗走到王太贵身边，蹲在病床前，把锦旗的另一端放在王太贵虚弱的手上。长枪短炮又咔嚓咔嚓地闪了一通。王太贵感到头晕目眩，闭上眼睛睡一觉再说。

等王太贵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他终于看清“见义勇为”四个烫金的大字。锦旗压着几份报纸，王太贵从报纸的大标题上骤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吓了他一跳。他抽出报纸一看，标题写着：农民工制服绑匪，王太贵大义灭亲。王太贵就大概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里了。

故事要从之前说起。

王太贵因吃苦耐劳而成为钢筋工带班班长。张勇是王太贵大舅的儿子，一直娇生惯养。为了给表弟盖房子，大舅还欠王太贵三万块钱呢。张勇心里也急，他在村里当个小电工，赚不了什么钱。在王太贵的说情下，张勇很快就成了吴老三手下的水电工。

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是买方市场。张勇接了这个差事后，身边就围满了各种推销建材的业务员。王太贵对张勇说，不能被别人的好处冲昏了头脑，工程验收不掉，自己就要吃大亏了。

张勇的活还真没验收掉。张勇越想越气，心想自己出来干了半年活，一开始信了业务员的哄骗，没通过验收也就算了，后来整改得很认真，凭什么吴老三不验收？就是想赖账！我看他就是黑心包工头……

张勇气不过，三杯酒下肚，各种委屈涌上心头。正当吴老三向客人介绍工程进展情况时，张勇一把揪住吴老三，腾地从背后抽出菜刀将他绑架了。就在警察多项营救方案失败、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却突然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张勇的身上。巨大的惯性撞开了吴老三，直接把张勇扑倒在地上。等大家缓过神，发现张勇在这个人身下一动不动，汩汩地流着鲜血。

报道后面，王太贵看到记者的名字，他叫胡文。他决定天亮联系胡文，说明真实情况，再按事实报道。

脚手架的边缘挪了挪，没想到一时不慎，从五层楼上摔下，落到张勇的头上，出于偶然大义灭亲。这个报道要是被家人或是大舅看见了，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误会。

说他叫胡文，报道是他写的，应上级要求，想再作深入报道……王太贵心想，怎么就送上门来了。

胡文说，你说了谁会信？如果说出事实，你大舅一家仍然要找你麻烦，社会上反而会笑死。你把挣来的钱孝敬你大舅一家，我再帮你证明。这样于你、于我、于大家，都很有好处。

他也想了想，胡文说的好像真有些道理。可是这样“顺其自然”，心里又很不安。老婆说自己都回娘家了，大舅和大舅妈吵得受不了……

胡文建议王太贵继续“装英雄”，一方面可能是“装”比“不装”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胡文马上要评定高级记者的职称。胡文前一段时间一直努力，就是想制造一些响动，给自己加分。

胡文从医院出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被谁绑架了。胡文的稿子发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新安县的文明办主任刘义民的注意。他已经干了十五年正科了，这么多年来，提拔的机会总是与他擦肩而过。

王太贵的出现让刘主任看到了这种运气。他叫来胡文，问起王太贵的情况。胡文说，如果想上报他为亮点人物，还是要慎重。

紧接着，王太贵就作为亮点人物候选人报上去了。今年的评选和以往稍有不同，增加了微信投票的环节。

王太贵的伤幸亏无大碍。住院期间，家人来了几次，听家人说，大舅妈之前几乎是每天来哭一次，现在偶尔还会来家里哭一场，但成为一种习惯，都见怪不怪了。

有一天，有个医生对他说，王太贵，我们都在给你投票呢！你现在全省有名了。王太贵了解了怎么回事后，就让胡文联系刘主任。胡文说，你忘了我们当初约定的事吗？再说，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王太贵说，不行，我要找刘主任。见到了刘主任，王太贵说明了情况，表示要退出评选。

刘主任生气地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些？马上评选结果都要下来了，你在这里搞什么飞机？

既然误会已经形成，就不可挽回了。再说，这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了，这是全县的大事。

你骗了人，也就是胡记者和我骗了人，也就是我们全县骗了人，你难道让别人喊我们县是骗子县吗？刘主任说。

王太贵说，我不想当骗子。

刘主任说，那不就成了，你一个人用善意的谎言化解全县的诚信危机，也是一种见义勇为。

你现在不就是担心对不起你大舅一家？到时候我和胡记者一起去你大舅家说明情况，化解误会。王太贵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刘主任和胡文相视一笑。

王太贵也就顺利评上了亮点人物，也因为这一因素，新安县被评为先进县。当然王太贵不知道，胡文已经获得高级记者职称。刘主任也得到了重用，任政府办主任。

他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一看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有一天，他想他得回家看看了。一回到家，大舅和大舅妈就来了，大舅妈突然号啕大哭，紧接着，大舅也泣不成声……王太贵看见夕阳渐渐地熄灭，掉入山那边的深渊去了。

他摸清了刘主任的生活轨迹。当刘主任迎上去接女儿的时候，王太贵挡住了刘主任和女儿的去路。

刘主任说，不是我不帮你，你用脚趾头想想，木已成舟的事，我说了又有什么用？

“神经病！”刘主任挣脱王太贵，把他推倒在地。

他用命令的语气对惊魂未定的刘主任说，“快叫记者来，我有话要说！”

不一会儿，警察和媒体都来了，劫持着人质的王太贵被包围在中间。看到刘主任紧锁的眉头，王太贵一阵释然。

（选自2021年第5期《小说林》，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是荒诞的，是变形的，是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它的意义和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变成了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当中经常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比方说，象征主义文学的特征，意识流的特征，荒诞派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些评论者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能不能这样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是因为那些说法是相当有害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西方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求知的历史，也是解决问题的历史，它还是有关“人”的自我认知的精神成长史。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革命是向外的。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是无产，是赤贫、疾病和丑，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的问题。

在面对“文学”和“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姿态：文史不分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文史不分家的。上面我们涉及的可笑的说法，是标准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是我要说，文史必须分家，说到底，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一旦变成历史固然不好，历史一旦变成文学那就很糟糕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部分属性看作历史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真的会贻害无穷。

（摘编自毕飞宇《小说课》）

材料二：

“人变蟋蟀”是人的“异化”，这一内在的悲剧意义，不能够像“人变甲虫”的现代西欧文学作品那样触目惊心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决不是说，《变形记》在文学价值上超过了《促织》，或者说，卡夫卡比起我们的蒲松龄来，是更强的一位作家。这里不存在着谁优谁劣的可比性。可比性只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

二十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热血沸腾、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起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王朝来，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获得更鲜明、更具体的观念；所谓“人”字大写。而在地球的比较古老的那一端，还是信奉着“神”字大写。所以对于《促织》的主人公来说，格里高尔虽然终年奔波，但日子还能凑合着对付过去，虽然不免要看上司的白眼，但决不至三天五日，就得上堂去见官挨打——那种可以有口饭吃，不必叩头求饶的生活，对于成名，一定是可羡慕极了，求之而不得呢。然而格里高尔却强烈感到，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就只可能显现出一种朦胧的认识，或者说，这种自我感觉还只能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的“征兆”。这就决定了《促织》和《变形记》，在处理相类似的主题时，艺术表现手法上只能大致相应，而不可能达到彼此相同、或者相等。总之，人的“异化”，这一需要特殊表现手法、在文学史上出现得比较晚的文学主题，前人隐约接触到了，后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其间的差异，当然不是属于艺术才华的，而应是属于历史性的。

（摘编自方平《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与《变形记》在故事整体设定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篇作品都叙述了变形故事：一个是人变成了蟋蟀，一个则是人变成了甲虫。借助于这种变形手法，在貌似荒诞的叙述背后，作品表达出对社会重压下人的命运的思考，即对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人的异化的思考，从而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

《促织》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离魂”的人间惨剧。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但在《促织》中，一切都被倒转过来——人成了一只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成了成名一家生死、吉凶、福祸的主宰。作者表面上写小小的蟋蟀，实际上则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格里高尔发觉自己变成甲虫后，那一连串焦急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暗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的生活”。

《促织》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指向社会，而《变形记》则主要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不同的思考角度，体现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建构在一个个家庭的基础上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个人的所有生存目的、生存价值指向的都是家庭和社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群体的利益（更多的时候就是家庭）高于一切，所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的追求。而西方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个人，或者说是依附于团体的个人。因此，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个人的关注，就成了西方社会鲜明的特点。因着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思考问题时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性。中国人总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观照，并进而思考人的命运；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以自我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从而思考人的命运。《促织》与《变形记》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思考向度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

正是基于不同的思考角度，虽同样是运用变形的手法，但《促织》与《变形记》中人物变形的动因截然不同。在《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变为促织，是为了挽救整个家庭行将遭遇的灭顶之灾。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是为着群体而牺牲的，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所谓忠孝，体现了专制社会里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即家庭）的悲哀。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体在难以承受的社会压榨下走向自我崩溃。虽然这一变形不可能不影响到家庭，但更多地体现出的却是社会重压下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悲哀。

（摘编自韩玺吾《<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材料二：

社交媒体作为互联网的新生力量，凭借信息海量、传播及时、交互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俘获了大量受众。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面临着被异化的威胁。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就是指人们沉溺于社交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无限依赖媒体提供的内容，从主动的生产消费角色被异化为受媒体控制和奴役的傀儡，一旦离开媒体，就会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如何规避被媒体异化的危险，是当下受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革命；而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尊严、情感和命运的关怀，强调一个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工具理性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急剧膨胀，人们在享用技术盛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崇拜，而价值理性却被碎片化、娱乐化的快餐文化持续消解着，人的独立精神越发黯淡无光。在媒体使用过程中，人们用工具崇拜代替了理性思考，不愿付诸任何具体的行动，这种异化正是由社交媒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挣脱社交媒体建构的“异化牢笼”，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以确保社交媒体的良性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国民的媒介素养与道德认同，将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减少社交媒体使人异化的可能。

（摘编自吴向华《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骑桶者^①

卡夫卡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铲子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块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寻求帮助。可是煤店老板对于我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而煤店老板对我来说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我这回前去，必须要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我怎么去，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因此我骑着煤桶前去。骑桶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妙哉，妙哉，那些平趴在地下的骆驼，在赶骆驼的人的棍下摇晃着身体站立起来时，也不过尔尔。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我极不寻常地高高飘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地窖的门是开着的。

“煤店老板！”我喊道，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煤店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行行好吧，我有了钱，就会给你的。”

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我没有听错吧？”他转过头去问他坐在火炉旁边的长凳上织毛衣的妻子，“我没有听错吧？是一个顾客。”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妻子说，她平静地呼吸着，一面织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着火炉取暖。

“噢，是的，”我喊道，“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

“我的老伴，”煤店老板说，“是的，是有一个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么来打动我的心。”

“你怎么了，当家的？”妻子说，她把毛衣搁在胸前，暂歇片刻，“没有人，街上空空的，我们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我们可以歇业几天，休息一下。”

“可是我正坐在这儿的煤桶上，”我喊道，寒冷所引起的没有感情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请你们抬头看看，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我请求你们给我一铲子煤，如果你们能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别的顾客你们确实都已供应过了。啊，但愿我能听到煤块在这桶里滚动的响声。”

“我来了。”煤店老板说，他正要迈动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阶，他的妻子却已经走到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臂说：“你待在这儿。如果你还固执己见的话，那就让我上去。想想你昨天夜里咳嗽咳得多么厉害。只为一件买卖，而且只是一件凭空想象出来的买卖，你就忘了你的妻儿，要让你的肺遭殃。还是我去。”

“那么你就告诉他我们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我来给你报价格。”

“好。”他的妻子说，她走上了台阶，来到街上。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衷心地向你问好，我只要一铲子煤，放进这儿的桶里就行了，我自己把它运回家去，一铲最次的煤也行。钱我当然是要全数照付的，不过我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

“他要买什么？”煤店老板喊道。“什么也不买，”他的妻子大声应着，“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的一切优点，但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你这个坏女人，”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我还回头喊着，“你这个坏女人！我求你给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有删改）

【注】①本篇小说作于1917年冬，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