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叙事作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因对象的产生、发展具有历时性特征，自然要求作品在表达上体现出这一特征；而抒情作品关注的不是客观之事，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它具有瞬时性、不稳定性，因而作品更注重把握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片段，在表达上就会呈现出共时性特征。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不突出，叙事中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情感抒发，甚至事随情化，事件为情绪所裹挟，历时性的流程叙述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共时性的场景呈现。这样，古代叙事诗难以达到“纯粹”叙事形态，而往往具有鲜明的“亚叙事”特征。

《诗经》中的叙事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富于民族意味的“亚叙事”特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事性突出，如《绵》中的“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绘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之后开辟土地、兴建宫室的景象，构成周族先民壮丽的创业画卷。这一组周族史诗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叙述周族的发展史，而是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所以这些诗歌没有顺着时间线来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刻画某些宏大的场面，来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诗经》中民歌的“共时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其中，一些带有叙事性因素的短诗一般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历时性发展流程，这就相对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使其方便向抒情转化。《邶风·静女》截取青年男女城隅幽会的片段加以描述，但确切地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仅限于前面几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以下事件的历时性流程便被截断，转入了反复的情感抒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歌通过对主人公端详把玩手中的爱情信物的描写，表现出主人公对幸福的沉浸与陶醉，早已经把编织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职责置之脑后。造成此种叙事抒情化的“亚叙事”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民歌结构中的复沓形式实际上加强了这种叙事抒情化的转向。

较之《诗经》，汉乐府民歌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事”所占比重较大，但是，诗歌也往往由“历时性”的叙事转向“共时性”的场景呈现。比如《木兰诗》对事件的叙述往往一笔带过，对能表现木兰情感的场景——如开篇“木兰当户织”、木兰夜宿等情景——极力地刻画。而最特殊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从“事”的角度看，事件的展开完整且具体；从“情”的角度看，诗前小序明白指出“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结尾处又强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情感的表达是清晰的，而且赞美与悲悯相融合的情感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只是这种共时性呈现并未打断历时性叙述而彼此混融成为一体，但叙事的抒情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综上可以看出，汉乐府叙事诗往往表现出事件不完整的特征，事件的历时性进程不够充分，常常很快便过渡到高潮，然后对这一特定时刻作凝固、放大式处理。许多叙事诗中交代了矛盾，但矛盾并不构成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作者似乎并不关心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而主要关注如何“以事传情”，重心是借事件抒发情感，故而呈现出“亚叙事”特征。

（摘编自熊江梅《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亚叙事”特征》）

材料二：

《诗经》中的叙事诗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诗经》中的诗歌的收集和编选，历代说法众多，主要有“王官采诗”“公卿献诗”“孔子删诗”三种观点。不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都透露出了这些诗歌在收集、编选过程中的官方色彩。儒家重视“史”，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被确立为经典，儒家的“诗史”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主要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诗经》。因此，这些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具有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在功能上更具有娱乐性。汉乐府与《诗经》构成了中国叙事诗的两大源头。

乐府诗重视诗歌的故事性，比如《孤儿行》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乐府中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如《上山采蘼芜》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对话的方式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听众或读者身临其境。汉乐府还表现出极强的传奇性，比如，《战城南》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传奇色彩浓郁。这些特点和乐府诗来自民间，与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乐府诗的创作者用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后世文人认为汉乐府与《诗经》一样都具有教化功能，但其实汉乐府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这与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大众接受的娱乐文本自身就蕴含着当时民间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所言，“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的娱乐性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也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宣泄。

（摘编自辛晓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作为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赴死的故事。②作者通过有个性的对话塑造了一组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也正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所在。在贯穿于全篇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③正是在这种不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④同样的，焦仲卿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实又软弱却又有所发展的性格。

诗中，简洁的动作刻画，有助于凸现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兰芝死时，       ，“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虽       却极为传神。（       甲     ），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如是的感叹，也强化了悲剧氛围。“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画龙点睛般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既使那告诫式的结尾，“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       乙     ）。这些水到渠成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       的妙用，也使全诗的感情色彩更显浓郁。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能够借助刘兰芝、焦仲卿这对青年男女徇情的家庭悲剧，深刻地（       丙     ），热情地歌诵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从而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与婚姻自由的强烈向往。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微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比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情感、消费双驱动的平台。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漩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文学真实”的维度》

10 .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各题。

潭州^①

[唐]李商隐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陶公^②战舰空滩雨，贾傅^③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④一醉与谁同。

【注】①潭州：今湖南长沙市。②陶公：指东晋名将陶侃。陶渊明之曾祖父③贾傅：指西汉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④松醪：用松脂或松花酿制的酒。

诗经·王风·黍离^①

（东周某士大夫作）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②。行迈靡靡^③，中心摇摇^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⑤。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注】①黍离：《毛诗序》认为“《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②黍：黍子，果实为小米。离离：繁茂。稷：高粱。③行迈：行走。靡靡：行走迟缓的样子。④中心：心中。摇摇：心神不安。⑤穗：穗子。⑥噎：郁结而气逆不能呼吸。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习近平

无数佳句化育世人，读了上面四句，围绕“行路”，你有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其中两三句为基础确定立意，并合理引用，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选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选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最古老的三种写诗表现方法，是“赋”“比”“兴”。有人一听“赋比兴”，说这个很古老了，两三千年前的《诗经》讲的，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其实中国传统的一些概念，虽然很古老，可实在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我以前也讲到心物相感，心跟物之间有一个关系，那么在写诗的时候怎么表现这个关系？“赋比兴”就是表现心物相感的几种基本关系。

兴：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所谓“兴”的关系，中国古人说是“见物起兴”，看见了外物的现象，所以引起你的“兴”。“兴”就是感发，内心的感动和兴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看到外物，你的内心就“性情摇荡”。

我常常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它所表现的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是见到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可以说是“由物及心”。

“关关雎鸠”，“雎鸠”是鸟的名字，“关关”是鸟的叫声。鸟在什么地方叫？“在河之洲”，在河水中间的沙洲上。这个鸟是有伴侣的。你常常看到树枝上，两只小鸟“咕咕咕”，好像是在谈话的样子。鸟都有这么好的伴侣，这么快乐的生活，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和快乐的生活，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的淑女，“窈窕”是美的样子。这个女子是很美的，不只有外在的美，而且有一种内在的修养、品格的美。“淑”是善的意思。如果有这样一个内在外在都很美好的淑女，就应该是品格美好的君子的配偶，“逑”是配偶的意思。这种写法就是“见物起兴”，心物的感发关系是由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

比：以此例彼，由心及物

除了“兴”以外还有“比”和“赋”。比是“以此例彼”，“以”就是用，“此”就是这个，“例”就是比，用这个比那个。这跟“兴”是不一样的，“兴”是一种引发，一种感动，有时候你可以用理性解释，有时候你不能用理性解释。可是“比”呢，就不然了。“以此例彼”是作者有心找的比喻，“兴”可以是作者无心的感发。写一个男子本来也没有想到要结婚要交女朋友，忽然见到河上那一对鸟，他想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能是无心的感发，不一定是有心的比喻。可是“比”是作者有心安排的比喻，作者内心先有了一种情意，然后找外物来比喻，所以是“由心及物”的关系。

“兴”跟“比”，无论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可以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归纳，就是情意与形象的关系。

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由物及心”，由外部的现象引起内心的感动常常是比较无心的、自然的，不是用心思意念勉强安排出来的形象。而“由心及物”，内心的情意用一个外在的物象来表达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像是作者、诗人的有心安排。

赋：直言其事，即物即心

“赋”的主要关系不在情意与形象的关系，“赋”的表现能够产生感发的力量，主要在它叙写的句法、篇法的结构。我们说写诗的动机，是你内心有了感动，情动于中，一定要使你的诗写出来以后能够将其传达、表现出来，而且使读者读了也受到感动，这才是一首诗的完成。

怎么使读者感动？一个是用形象。你说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我想追求她，这不是一首诗，读者听了以后没有美感，没有感动。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你的情意借着这个形象。在水边上，水边飘着水草，“参差”是不整齐的；“荇菜”，水面上的植物。水面上的植物随波流动，很难抓到。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寤寐求之”，不管是我睡的时候还是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在思念追求她。情意结合了形象，用韵律的谐和增加美感，诗的感发的力量才传达出来。

“赋”的写作方式是直言其事。内心有什么情意，不借用形象来传达你的感发，就直接写内心的情意。不用“雎鸠”的形象，不用“参差荇菜”，直接写你的感情，也可以使人感动。

大家常常讲“比兴”，认为形象是最重要的。形象当然重要，可是诗歌里面最重要的是“赋”，是你叙写的语言的结构、句法、篇法，是你怎样写出来的，而不是你用了多么美丽的形象。形象要跟“赋”结合起来。说“关关雎鸠”，你一定要从鸟引到一种叙写的情感，这样才能够情景相生。所以感情和形象，二者是互相关联的，而使景物跟感情、形象跟情意结合起来，一定是靠句法、篇法的结构。所以大家只看见形象的重要，是不错的，但是使诗篇结构组织起来的，是你叙写的方式，是你的句法，是你的结构，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把“赋比兴”告一段落，加一个总结补充。“赋比兴”这三个字本来是《诗大序》里讲的，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是六种重要的道理、义理。我们只讲了“赋”“比”“兴”，没有讲“风”“雅”“颂”，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的东西。“赋”“比”“兴”是诗之作法，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是“由物及心”“由心及物”，还是“直言其事”。那么“风”“雅”“颂”呢？是诗之分类。“六义”不仅是《诗经》的创作原则和分类方法，更是中国古代诗歌表达情感、反映社会、传递价值观的核心范式，对后世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叶嘉莹《何谓赋比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