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逻辑，是指引人类思维前行的理性罗盘，它不仅是哲学与数学的基石，更是我们理解世界、辨析真伪、有效沟通的底层工具。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被海量的观点、数据和结论所包围，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抽丝剥茧，洞察事物的本质？逻辑，便是那把最锋利的解剖刀。

逻辑的力量，首先体现在其严谨的推理结构上。它要求我们从真实的前提出发，遵循有效的推理规则，最终得出必然的结论。这种“必然性”是逻辑最核心的魅力。例如，经典的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只要前提为真，推理形式有效，结论就无可辩驳。这种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认知锚点。它让我们能够超越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建立一种公共的、可检验的理性标准。

然而，逻辑的力量远不止于形式推理。它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一种识别和抵御谬误的“认知免疫系统”。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逻辑谬误：偷换概念、以偏概全、自相矛盾、强加因果等等。一个具备逻辑素养的人，能够像侦探一样，敏锐地捕捉到论证链条中的断裂点，识破那些披着华丽辞藻外衣的诡辩。例如，有人说“我认识的几个程序员都内向，所以程序员这个职业不适合外向的人”，这便是典型的“以偏概全”。逻辑训练能帮助我们避免此类思维陷阱，让我们的思考更加清晰、审慎。

更进一步，逻辑是科学精神的灵魂。科学方法的核心——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分析数据、验证结论——每一步都离不开逻辑的支撑。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现代基因编辑技术，所有科学突破的背后，都是严密的逻辑推演与实证检验的结合。逻辑确保了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可证伪性，使其能够不断逼近真理。可以说，没有逻辑，就没有现代科学，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文明成果。

（摘编自英·郑乐隽《逻辑的力量》）

材料二：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义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有助于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一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证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有“三人成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的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您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8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双调望江南·赋所见       

刘辰翁^①

长欲语，欲语又蹉跎。已是厌听夷甫^②颂，不堪重省越人歌^③。孤负^④水云多。

羞拂拂，懊恼自摩挲。残烛不教人径去，断云时有泪相和。恨恨欲如何。

[注]①刘辰翁：南宋末年人，入元不仕，以遗民自居。②夷甫：指西晋王衍，字夷甫，清谈名士、善谈老庄，然无实际政绩。③越人歌：春秋时期楚国舟子所唱之歌，歌中有“心悦君兮君不知”之句，蕴含着深沉而难以言明的情思。④孤负：同“辜负”。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一颗光辉夺目的巨钻，在古代文学的“国度”里，她是一块园圃，盛开着芬芳绚丽的花朵；她好像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舞动着身体；她又像是跳跃着千啼百啭音符的乐章；她也像是记录世间万物悲欢的巨著。这些足以使她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绝美的艺术享受。

秋日杂感（其一）

陈子龙^①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②禾黍重徘徊。

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

夜雨荆榛连茂苑^③，夕阳麋鹿下胥台。

振衣独上要离^④墓，痛哭新亭^⑤一举杯。

[注]①陈子龙，明亡后，在抗清斗争中壮烈殉国。②周原：古地名，在陕西歧山下，是周朝兴起之地。③茂苑：战国时吴国的苑囿。下一句的胥台即姑苏台，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④要离：著名刺客，为吴王阖闾刺杀庆忌后自杀。⑤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西晋末，中原战乱频仍，丞相王导与客宴新亭，座中诸人伤叹山河破碎，相视流泪。

10 . 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三乡^①怀古

张耒

清洛东流去不还，汉唐遗事有无间。

庙^②荒古木连空谷，宫^③废春芜入乱山。

南陌絮飞人寂寂，空城花落鸟关关。

登临几度游人老，又对东风鬓欲斑。

【注】①三乡：地名，位于洛阳市宜阳县三乡镇，该地拥有较多汉唐古迹。②庙：指东汉光武帝庙。③宫：指唐代连昌宫。

7 . 阅读下面的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二郎神   七夕^①

张孝祥

坐中客。共千里、潇湘秋色。渐万宝西成农事了，𫁂桠^②看、黄云阡陌。乔口橘洲风浪稳，岳镇^③耸、倚天青壁。追前事、兴亡相续，空与山川陈迹。

南国。都会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满，楼观涌、参差金碧。乞巧处、家家追乐事，争要做、丰年七夕。愿明年强健，百姓欢娱，还如今日。

【注】①本词为张孝祥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期间所作。②𫁂桠：稻谷名。③岳镇：指南岳衡山。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古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六骏”，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型文化的特有风貌。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功业。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宋代词坛还有别一番风貌的歌唱，这就是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词雅，宋画也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性格。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宋文化繁盛的基础正在于此。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5 . 阅读下面诗词，完成下面小题。

游西湖（其二）

[宋]朱熹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乐从今与众同。

满眼芰荷方永日，转头禾黍便西风。

湖光尽处天容阔，潮信来时海气通。

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

望海潮（东南形胜）

[宋]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4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小题。

望海潮·上太原知府王君贶尚书^①

沈唐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②。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

追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余舞榭歌楼。方面^③倚贤侯。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

【注】①北宋名臣韩琦于皇祐五年（1053）至至和二年（1055）任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今山西太原），沈唐时为韩琦幕僚，随韩到并州拜谒即将离任的知府王拱辰。王拱辰，字君贶。②貔貅：比喻勇猛的战士。③方面：地方州郡，此指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