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问一（主持人）：当前世界面临“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的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12年。如何理解其时代价值？

答（嘉宾）：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团结共存。该理念回答了“建设什么世界、如何建设”的根本问题。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精神深度契合，其序言写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反对因文化隔阂引发战争。

问二：从国际关系演变看，该理念如何继承发展历史原则？

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限于调整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法”特性，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对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权、人权、民主、自由等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融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因而兼具传承过往的延续性与面向未来的先进性。

问三：中国为践行理念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答：三大倡议是理念的维度展开；全球发展倡议整合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塑造安全心态，全球文明倡议奠定文明基础，三者辩证统一。

问四：三大倡议如何具体推动理念实践？

答：全球发展倡议呼应联合国2030议程，中国脱贫成就证明发展中国家可复制此路；全球安全倡议则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对话。发展、安全和文明，涵盖了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三大倡议指明构建共同体的具体方向，回答“从哪着手”等普遍性问题。

问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实践平台有何意义？

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比较，称二者源于同一个愿景——全球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路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愿景一致，被联合国认可为深化“互联互通”的关键路径。

问六：请举例说明其现实价值。

答：比雷埃夫斯港、佩列沙茨大桥、中欧班列等项目证明理念并非空谈。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如命运共同体地图上的新道路，打破西方主导模式，激活“落差动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

问七：………

答：

问八：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辩证联系？

答：少数国家的当政者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因此，只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真正落实到国际社会的日常运行之中。新型国际关系是共同体的前提路径，抵制旧殖民思维与冷战零和博弈，强化实践法理基础。

问九：为何当前亟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答：美国在霸权与孤立间摇摆带来动荡。区域冲突可能全球蔓延，需各国相互尊重、公平合作。局部不稳定与二战后的治理缺陷相关，新型关系保障和平协同发展。

问十：如何看待文明交流互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答：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行天下大道、谋世界大同，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的作用，文明对话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如丝绸之路证明：文化因包容而强大，这正是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问十一：当前文明对话面临何种挑战？

答：“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才是文明发展规律，交流互鉴是和平基石。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微观表现在当人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时候，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去表达自己，同时尽可能去理解对方。这其实是人文的精髓。我们应更加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取得共识。当今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愈益显现，文明对话不是国际关系的副产品，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促进创造，更新理念和共享知识的不竭动力。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和平，是一种真正的和平。这也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之一。文明对话需在尊重差异中建立共识，此为真正和平的价值基础。

问十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体提供何种支撑？

答：共同价值是理念大厦的根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西方强推“普世价值”加剧分裂对比鲜明。

问十三：如何理解共同价值的形成？

答：近代共性价值观传播，现代人类价值共识渐成。中国强调共同价值是对“不担责”指责的有力回应。和平、发展等价值相辅相成，经历史检验，是治理的伦理基础。

问十四：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五个世界”总目标，“五个世界”指什么？

答：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建设“五个世界”，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 ① 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 ② 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 ③ 的世界。”

问十五：“五个世界”如何与三大倡议呼应？

答：五者内在关联，需对话合作实现，摒弃零和博弈。合作共赢对互联互通的世界至关重要。三大倡议与“五个世界”一脉相承，是对理念的具体阐述。

问十六：如何理解“五个世界”的历史意义？

答：它是对“五位一体”框架的升华，锚定人类未来目标，为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提供遵循。

——摘编自《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访谈录）》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崇文重教。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把创作激情投向自然、历史、人文，当然也包括建筑。他们登高望远，往往“游目骋怀、包罗万物”，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士人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与建筑相关的文学名篇，有的甚至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建筑营造。他们建立了文学与建筑的耦合性，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主体条件。

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书法造诣固然无与伦比，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体现出的造园思想丝毫不亚于书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于是，曲水流觞成为中国山水园林的营造范式，流传至今并传播“出海”。

相比其他传统建筑，介入程度最深、取得成就最大的传统建筑是园林建筑，就连“园林”一词，也源自诗作。早在西晋张翰的《杂诗》中，就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一说，从此以后，园、苑、囿等建筑称谓逐渐被“园林”一词替代，并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国式山水建筑的通用叫法。英国园艺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著书《中国：世界园林之母》，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的见闻，其中“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得到世界园艺界的广泛认同。

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从一开始，就自带诗情画意等文学基因。白居易建造了履道里宅园，和它相距不远的，是唐朝宰相裴度的集贤里庄园，两人为同道中人，因而“履道集贤来往频”“百余步地更相亲”。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可以说是唐代最出名的“民宿”，这是一个集住宿、餐饮、采摘、垂钓、游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庄园。王维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辋川集》，介绍自己的别墅之景。王维同母亲在辋川别业生活了14年，且最终葬于这绿水青山环绕的风水宝地。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设计的平泉山居，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一生遗留的数百首诗中，有八十几首提到平泉山居，足见该园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有些文人干脆“跨界下海”，成为职业的造园师，如明代杭州的陆叠山、上海县的张南阳、松江的张南垣，以及著名的造园家计成、李渔等。其中上海豫园出自张南阳之手。张南垣生养四子，都能传父术，其中张然最为知名，曾被聘为清朝皇家总园林师。

（摘编自张军利《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

材料二：

赵丽宏：我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客观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心灵感受的艺术，文学体裁多样，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因人而异，千姿百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智慧高度的两个标识：一是文学，二是建筑。文学展现了一个时期或几代人的生活与内心情感；而建筑则是一门综合艺术，其精美能成为时代的里程碑。文学和建筑，是人类的智慧之花。

宋建良：简单地说，建筑是指人们用土、石、木、钢、玻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建造完成的构筑物。因为建筑的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给建筑师下的定义是：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建筑理想并付诸实施的人。伟大的建筑师是为全人类实现建筑理想，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认为，建筑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文化的建筑是没有生命力的。

余志成：赵老师，记得你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向往的城市之美》，______？

赵丽宏：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复兴中路由东往西。无意中抬头远望，视野中出现的美妙景象使我吃了一惊。一轮已经失去耀眼光芒的落日，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喷射着暗红色的光焰，静静地悬挂在天地之间。天空是蓝灰色的，有几缕金色的云霞飘浮在落日周围。使我吃惊的美妙，是落日下的城市轮廓。建筑犹如层叠的山峦，犹如起伏的波澜，让人产生遐想。

我在《我向往的城市之美》中就提到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最好是依山傍水。依山，自然是靠山而建，我到过很多有山的城市，譬如重庆、桂林、杭州，城在山里，山在城里，街道盘旋起伏，房屋层层相叠，入夜之后，城市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交融为一体。傍水，当然是指江海湖泊与城市为伴。水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没有水的地方，不可能有城市。城市如果建在海边，那是得天独厚，大连、青岛、烟台和威海这样的城市，沐浴在海风中，视野开阔，景色清朗。

宋建良：我想对于建筑师而言，“研究城市”是必做的功课。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会先打一辆的士，花一天半天的时间，让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去亲近这个城市，看最好的街，观最好的楼，走最好的小巷，住最好的酒店，在最大的广场、最有名的特色建筑与古迹转过一圈后，我们设计的方案与这城市的建筑风格会融为一体，会达到这个城市的建筑水准，体现这个城市的气韵，展现这个城市的亮点。

建筑设计，重要之处不是解决这个城市“有什么”，而是研究这个城市“缺什么”。我们的设计就要尊重传统，吸取经典，增添优秀。一句话，合适这个城市的建筑，才是好建筑。

（摘编自余志成、赵丽宏、宋建良《人类的智慧之花：文学与建筑》）

任何建筑都不是单一和孤立的，它______；任何建筑______，它是一个城市文脉的延续。任何建筑，都应是发展城市，而不是改变城市。因此建筑设计，不是______，设计师如果过分强调自我风格，是对一个城市的曲解，会破坏一个城市的美感和气韵。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了。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境】

你是一名高中生，加入了学校的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课题小组，小组成员共五人，研究时间为一学期，拟定的研究对象是“家乡商家招牌”，请你阅读资料后参与小组讨论。

【资料】

①在一个研究的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想通过你的研究来回答关于这个世界某一方面的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论文题目”，也不同于论文的“主题”或“主旨”，而是你在一个研究中非常具体地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应该以疑问的形式问出来，以问号结尾。一篇学术文章不可能回答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应该为读者指明这样一篇文章的篇幅到底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什么方面。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思路连贯、架构严谨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你的问题尽量具体而明确的时候，这种探讨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意义。

②研究问题从目的上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型：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关注“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描述性研究关注“如何描述这个问题？”；解释性研究关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层级是由浅入深的。

③探索性研究一般是在某一个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定义出来的时候最合适的一种研究目的。它常常被用于初步了解某个问题的大体情况，探索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很多前导研究都属于探索性研究。当我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研究了。与探索性研究不同，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观察具体反映出某一个问题的客观情况。描述性问题经常问的是“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过程”等问题，把真实情况用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最常见、最典型的描述性研究就是“人口普查”。解释性研究，顾名思义则是把重点放在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对于一些问题，已经不仅仅需要去客观反应和描述事实了，而是需要依托现有的理论和文献，提出相关的解释变量。因此，解释性研究里一般会设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并试图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④那么我们确定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提供以下五点。

⑤该研究问题是否是你和别人所在乎的？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理论建设或实践操作有贡献的、能推动知识车轮向前发展的问题。比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务员工作效率高，有的效率低”，就要比研究“公务员的外貌有什么共同特征”有意义。

⑥该研究问题是否可以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或者这个答案很容易查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它意义不大。很多问题虽然最初看上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但实际上领域内基本达成了一定共识，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员工的情绪是否对其工作绩效有影响？”但是，这类问题可以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挖掘进一步未知空间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下员工情绪对其绩效影响最小？”。

⑦该研究问题是否过大或过小？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既具体又有研究的空间。比如，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内容为虚构）。研究问题1：“为什么鸡会横穿马路？”研究问题2：“在2020年5月1日，有多少只鸡横穿了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马路？”第一个研究问题过于宽泛，问哪种类型的鸡，问在哪里的鸡，问在什么时间横穿的马路；而第二个问题过于具体，导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空间，有监控的话数一下就好了，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广意义。那么比较合适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折中一下，修改成以下的研究问题：“是哪些环境因素，导致2020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小鸡横穿马路事件？”

⑧该研究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下是否适合和可行？这一个标准要求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规模、所需的资源、所需的时间等因素，做一个实际的考虑。你是否拥有经费、合作者、现成的数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你能回答的问题的规模。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梦想牵回现实，脚踏实地地考虑自己的现实资源，去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问题。

⑨该问题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还是“观点”问题？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反映和总结社会规律的，它能解决“事实”类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是否是平均的？”，而不能解决“观点”问题，比如“美国的财富分配是否应该更平均？”。在价值问题、偏好问题、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办法争论和达成统一标准的。

（节选自《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理解研究问题的三大类型，针对“家乡商家招牌”举出三个例子加以阐释。“家乡商家招牌的语言特色”是探索性研究，选题对家乡招牌的语言特色并未清晰界定，①______，才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开局面。描述性研究则根据科学观察客观呈现事实，例如“家乡老街与新街商家招牌有什么差异”是描述性研究，研究需要通过对老街和新街的商家招牌进行科学观察，②______，而不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家乡商家招牌用语与辨识度相关性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选题包含③______，整个研究需依托“消费者认知理论”“广告用语传播理论”等理论，通过调研理清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者：您曾经说过，如果把您40年的哲学研究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那么，可否把新出版的“文集”理解为您重读马克思的思想结晶？

杨耕：确实如此。“文集”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它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思想概括。

记者：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争论。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认为如同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您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杨耕：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变换中，的确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提出不存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是一个“不靠谱”的类比。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性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依赖认知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是有限度的，是有客观的“底线”的。就马克思而言，合理的解读只能是——只有一个马克思。

记者：请您给我们讲讲马克思的哲学的目标与意义。

杨耕：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哲学确立的目标——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任何科学都以研究、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因为如此，科学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又能超越这个特定的时代。马克思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它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每当世界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求助于”马克思。

记者：________

杨耕：……

记者：您是如何重读马克思的？

杨耕：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条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合理因素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创造新的观念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群发展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是突破了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跨学科”而造就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必须“跨学科”。

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且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记者：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发现？

杨耕：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照出一个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体”的马克思，一个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感受到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强烈的使命意识。脱离了现实，抽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像无根的浮萍那样随波逐流，甚至是无病呻吟。

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不变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现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适应现实、超越现实、引导现实，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深切地关注着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收入“文集”第7卷的《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力图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与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自觉的哲学意识与敏锐的政治眼光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论上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前景。

（摘编自《重读马克思，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杨耕文集”出版访谈》）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艺理论交流互鉴的事实足以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优势文明，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文明多样性的关键；文明之间也不是孤立地在发展，对话互鉴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历史规律的前提。这是我们倡导的文明观，也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和底座。中国学术界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文明观的压制，即使由部分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多元文明观也仍旧处在西方中心论的覆盖之下，并非真正的“多元”。因此，凸显中西文化的多向交流与联系，彰显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理念，中国学者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权，应当用具体的事实说话，用切实的理据发声，彰显中国视角，从而重建文明观。

文明观的重建，需要重写文明史及各学科史，这就需要对中国各学科体系的话语体系进行发掘和重建。从中国文艺理论学科的角度看，首先就需要对古代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资料进行搜集和梳理。不断深化体系研究，绝非朝夕之功，需要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科研项目的推动和锻炼，我们还应继续重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的阅读。只有深入地、系统性地阅读以至背诵这些堪为文化之根本的经典，我们才能真正触摸、明晰传统思维的模式和语境，厘清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脉，进而逐渐澄清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同样要明确，构建话语体系并不仅是知识性的材料分析与排列，元典阅读也不仅能提高学术素养及储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些过程中，重拾、保存、继承及发扬中华民族独有的信念和精神。在这些内在信念和精神的激励下，我们还要秉持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从（     ）的视角，搭建中西文艺理论交流的关联网络，就中西文艺理论的思想特征进行跨文明的比较对话，并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回归、厘清、建设我们自身的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我们也要在构造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西双向阐释。在就相似的诗学问题进行平行阐释的同时，兼顾以西释中、以中释西，最终达到范畴交错、杂语共生的对话状态。我们还要书写文艺理论互鉴史。在揭示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及客观规律的同时，关注思想文化借鉴的来龙去脉。

伴随着上述种种措施的推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将在国际格局中消减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解及偏见，重塑西方存在缺陷的多元文明观念，并从多元文明的角度真正展现中国文艺理论的深刻意义，推动中西文艺理论的双向借鉴，彰显异质文明互鉴互融、协调统和的合异之美。

（摘编自曹顺庆《中西视域下的文艺理论交流互鉴》）

材料二：

自近现代与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失语、破碎及对象化，丧失了言说的机制和环境。其结果，在当代文艺实践中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审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中国文艺在世界上走不远、传不开、唱不响”等论调。彻底纠正这种偏见，离不开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实现这一任务，要加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体认，重续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根脉，生发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可以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就有了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的平等地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是中华文明在文艺知识理论层面的反映，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理论范式、知识体系、问题领域、研究方法和话语系统，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要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的魂脉。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阐释还有很大空间，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接地气、不解决问题的现象。而目前最重要、最根本、最紧迫的工作，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把工作要求转化为学术追求。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要扎根于文艺多样的创作实践，在现实的土壤中进行创新实践。只有当我们真正契合、切近文艺多样的创作实践时，撇开完全抽象的“理想语言”时，我们才算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应该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路径，从文艺的创新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在成功回答新时代审美之问、艺术之问中，构建具有强大阐释力、说服力、引领力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绝不意味着忽视和排斥国外的文艺理论资源和成果，而应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我们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大保持足够的警觉，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主动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评论话语。

（摘编自徐粤春《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文艺评论话语的生命力，最终要__________。它既要从《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提炼叙事范式，又要观照当下影视、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形态，在古今贯通中建立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的评价体系。通过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评判与意义阐释，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不仅能__________，更能激发全社会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同，让文艺成为__________、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理学的“时间之箭”所指的方向使我们能够审视、研究、反思和记忆过去的事件。但我们同样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回忆未来。我们最多只能尝试做出预言、推测，或者想象未来。正如诗人卡里·纪伯伦所写的那样：“因为生活不会倒退，也不会停留在昨天。”

矛盾的是，当谈到地球上生物的生命现象时，我们非常确定大自然将如何在遥远的未来终结它，但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自然终止（不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物种的自我毁灭行为引起的消亡），将由我们比较了解和可预测的天体物理过程和大气过程决定。例如，我们知道，在大约50亿年后，我们的太阳将急剧膨胀成为一颗红巨星，地球也将被烧焦，甚至可能被太阳膨胀的外壳所吞噬。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将在更早的时候灭绝，大约10亿年后，太阳演化后期的温度上升将导致地球生物圈发生危险的衰退。

但与此同时，有关生命起源的问题则仍然是一个谜。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的组成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生命的自发出现，也不知道第一批细胞是如何突然出现的。正如英国化学家约翰·萨瑟兰所说，关于从化学中衍生出生物学的那个重要时刻，我们只能说生命是“突然”出现的。萨瑟兰还诙谐地提到了氰化物的突然发现，正如我们看到的，氰化物在生命起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生命起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至少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时代起，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人类的兴趣。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更现代、更实际的说法：银河系是否像许多科幻作品描绘的那样还有其他生命存在？换言之，我们想知道人类是否终于结束了在银河系的孤独现状。

虽然本书的两位作者中一位是天体物理学家，另一位是化学生物学家，但在我们的整个科学生涯中，我们都为这些宇宙之谜着迷。我们确实一直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好奇之外无能为力，因为直到最近，这些问题仍被认为是棘手的，我们可能毕生都无法解决，甚至只能在科学的边缘徘徊。它们往往被归入“太难”的类别。

但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巨变。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在银河系里是孤独的吗？试图准确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两个前沿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定义明确，而且更容易回答（至少原则上如此）：在一颗潜在宜居的行星表面出现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完全不同且基本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一，目前的实验室研究旨在确定生物是否真的可以从纯化学中产生；第二，天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致力于寻找其他行星或卫星（无论是太阳系的还是其他恒星周围的）上明确的生命迹象。这两种方法目前都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也是科学家群体积极探索的主题。事实上，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2021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所概述的那样，在太阳以外的恒星周围的行星——系外行星——上寻找生命，现在已成为美国天文学界的一致目标。本书的两位作者均（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当仁不让地参与了这些探索。

我们想在本书中强调的一个要点是，追寻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寻找地外生命是两个具有强大共生关系的科学课题。其中一个方面的成功将为另一个方面提供极其鼓舞人心的线索和强大的动力。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能在实验室中找到一条从化学通往生命的途径，那么这将意味着大自然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拥有更复杂多样的环境和亿万年的时间；甚至可能在宇宙中的许多地方，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家园，做到这一点。此外，如果我们能全面了解地球上生命起源可能涉及的一系列令人信服的事件、过程和环境条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预测生命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自发出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些见解都有助于我们去寻找地外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通过天文观测发现地外生命是相对普遍的，那么我们将更加相信生命存在一条不可避免的地球化学演化路径。反过来，这种信念将激励人们去发现正确的初始条件、种子材料、必要的能源和化学反应网络，而这些都是生命出现的先决条件。更进一步来讲，探寻生命起源问题和寻找地外生命这两方面的研究，将为天文学、地质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和学科的探索提供独特的机会。

（摘编自[以]马里奥·利维奥/[美]杰克·绍斯塔克《宇宙生命起源》）

材料二：

我们成功地从外太空拍到这张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见一个小点。在这个小点上，每一个你爱的人，每一个你认识的人，每一个你听说过的人，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大多数人类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宇宙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我们正在探索我们的宇宙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存在是何等渺小——然而，正是我们对宇宙的探索，定义了我们人类的伟大。……我们是在遥远的边疆探索着，从最大的尺度到最小的尺度，从无穷大到无穷小，人类正勇敢地探索着这个神奇的宇宙。……

（节选自卡尔·萨根的《宇宙的边疆》，有删改）

当前，探索宇宙生命起源主要________。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通过模拟早期地球环境，致力于探索化学合成路径。例如，已成功验证了核苷酸、氨基酸等生命关键组分的形成机制，并探究了膜结构自组装过程，旨在________。与此同时，天文学观测通过相关技术在系外行星大气中搜寻生命相关特征信号。这两大路径相互印证：实验室成果为地外生命搜寻提供理论模型与生物标志物依据；而天文发现则有助于________。二者共同推动这一前沿领域的突破。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濒危戏曲剧种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特定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振兴濒危戏曲剧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濒危”的标签，更在于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传承价值。

随着推动传统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吁，传统戏曲似乎吸引到了一些观众，但他们更多是被戏曲的“新奇”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理进行文化观赏，其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而真正能使观众长久驻足戏曲领域的，则是其核心艺术魅力，即内容。特别是对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戏剧故事，通过特色化的故事内容吸引本地区观众，实现剧种传播和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振。

当前各戏曲剧种的消费市场大都面临用户群体青黄不接的现状，戏曲艺术只有争取到更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实现持续性的文化传承。因此，濒危戏曲传播应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传播对象，借助“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濒危戏曲剧种的深度“地方化”+“年轻化”传播。

（摘编自杨琳、刘胜华《非遗保护视域下濒危戏曲剧种当代振兴的传播理路》）

材料二：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地方剧种生与死的严肃命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记者：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目前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

傅谨：近十年来，戏曲剧种锐减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濒危剧种的生存环境比起十年前有了质的变化。十年前我提出“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建议，提出戏曲的生存发展应该优先注重继承与保护的观点时，在戏剧界几乎得不到共鸣，而且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现在不同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可以与“审遗”相结合的地区，政府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如果危机被这样高涨的热情遮蔽，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找到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种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哪些剧种？

傅谨：我认为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剧种。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腔逐渐衰落，南方的乱弹、北方的梆子有不少在晚近也进入低谷，而这些剧种往往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舞台艺术的许多精华。保护和抢救应该以它们为主。与之对应，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正处于消亡边缘的剧种。曲六乙先生称这些剧种为“人为剧种”，将它们区别于那些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剧种；不能说所有的“人为剧种”都没有艺术与文化价值，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当代人的人工产品，与那些因历史悠久而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剧种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加区别地去抢救与保护所有濒危剧种，还不如只将那些真正拥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剧种，即有传统、值得继承的剧种作为抢救与保护的对象。

材料三：

随着文旅融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旅游角度切入创新发展对深陷于传统市场困局的戏曲艺术是一种必然，也是一剂良药。但这又随之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戏曲如何和旅游结合呢？

显然，单纯的文旅融合并不完全适合以表演、故事、剧场等为核心元素的戏曲艺术。但文旅融合的思路让戏曲艺术的演出从传统的“物理剧场”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能够建构一种“社会剧场”的状态。特别是戏曲与文化景观融合而形成的如“越剧小镇”“淮剧小镇”等新场域让戏曲实现了一种更为生活化、全景化的呈现。例如，浙江嵊州的“越剧小镇”，按照“中国戏曲朝圣地，华东文旅新地标”的定位进行建设，仿古戏台、越剧博物馆等越剧元素的全覆盖化，让“越剧小镇”不仅具有丰富的越剧剧种化特点，还成为文化旅游休闲的景观。

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也使观众所获得的视觉刺激和快感更为强烈。比如在“乌镇戏剧节”举办期间，戏剧创作者和游客都能够进入戏剧空间进行体验，这一空间可以同时为观众和游客提供全景式、高密度的视听景观。此外，充分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落户”浙江乌镇的契机，使用VR/AR虚拟场景、KOL直播互动等数字技术，为大量潜在的观众提供展播服务。

此外，以当地的文化景观或故事为基础创作戏剧曲目也是当下戏曲演出创作的一种创新形式。例如，锡剧现代戏《回家》直接以“宜兴的风土人情”作为故事的背景和题材进行创作，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传递了人文关怀，以传统戏曲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诠释了“回家”的精神内涵，还在戏中融入了宜兴的美食、民俗文化以及紫砂壶制作工艺，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美的涟漪。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思维为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强化了“文旅+戏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文化景观的戏曲化不仅延展了戏曲的剧场化演出的概念，可以通过丰富戏曲的故事题材和舞台呈现，让戏曲扎根当地文化景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让其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创新发展，实现全景化的实体戏曲世界建构。

（摘编自曾小燕《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破圈突围》）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制作相对复杂造型常用的失蜡法；另一类是运用最广泛的范铸法。

先说范铸法：“铸”好理解，这个“模范”的“范”是啥意思？简单来讲，在铸造青铜器之前，先用陶土做出这个青铜器的形状，这个东西就是“模”；再用陶土从模上翻印一个外壳出来，这就是“范”。所谓“范铸法”，这就是用泥范来铸造青铜器的技术。

具体怎么个铸造方法呢？大致分为六个步骤。

首先是选料。

因为模和范的要求和功能不同，所以用料也有差别，做内模的泥料要求有较低的收缩性和变形性，目的是保持器物的形状和尺寸，同时方便脱模和清理。而做外范用的泥料则要求有比较高的强度、硬度、耐火性和透气性，这样才能承受住熔融金属的压力和温度，同时能排出气体和杂质，防止铸件出现缺陷。

所以，做内模的泥料要经过反复的揉搓、摔打，以及较长时间的浸润、醒土，这样泥料才具有韧性。而做外范用的泥料，通常是由土、砂、植物纤维、草木灰、熟料等物质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制成。

料选好以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步骤：塑模。就是用泥土把青铜器的基本形状塑造出来，如果上面需要纹饰或者是铭文，就先把样式的轮廓给雕出来，需要凸出来的部分另外做纹饰造型贴在泥模上，需要凹下去的部分就直接把它刻出来。

第三步是翻范。翻范是铸造技术的基础，也是青铜器铸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前面我们讲的“模范”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做这一步，需要准备好一些细致一点的泥土，把它们紧紧地按贴在泥模的表面，其目的是要让雕塑出来的泥模外形样式能够反印在泥片上面。

接下来到第四步，合范。

到了这一步，要把翻好的范分块取下来，阴干，然后烧成陶范，再把这些陶范拼成要做的青铜器外腔的形状，这就叫作“外范”。

但是，一般的青铜用具基本上都有盛装的作用，如果只有外范，那浇筑出来的青铜器不就是个实心的东西吗？所以，还得有个“内范”，也就是青铜器的内芯。芯跟模的样子一致，只是略小些，跟外范组装的时候，芯在里、范在外，外范和内范之间就形成了空腔，这个空腔用来浇筑金属熔液，厚度就等于是青铜器的厚度。

那这个“内范”是怎么做成的呢？

方法之一，是在已经做好的外范的内面贴一层泥片，贴好之后，再把外范整体合好，往里面填充芯料。这样就翻制出了内芯。

接着，把“内范”倒过来，再把内外范合在一起，这样，内外范之间就有了空隙。合好以后，上面加一个封闭的范盖，在范盖上留下浇筑孔，青铜熔液就可以浇注进来。

          ？目的是让排气孔和铜液中的杂质集中在器物底部，这样就能确保器物的表面光泽无瑕、花纹清晰。

万事俱备，第五步，就是浇注了。先把铜锡铅的合金熔化成液体，再把液体从事先留好的空隙里浇注到陶范里等待降温凝固。等熔液凝固后，打碎陶范，就得到了你要铸造的金灿灿的青铜器。

最后就是修整。刚成型的青铜器比较毛糙，这时候就需要工匠们拿出打磨工具进行打磨，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终于铸造完成。

说完范铸法，我们说说失蜡法。

第一个问题，这个蜡是什么蜡呢？中科院研究员华觉明认为，中国的传统蜡料的成分包括了蜂蜡，或者是虫臼蜡、石蜡，也包括了松香，还包括动物油或植物油，按照不同的配比做成。

第二个问题，失蜡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把你想要铸造的东西，用蜡做一个形状一模一样的出来，这个和范铸法的称呼一样，也叫做“模”。

其次，用陶泥一类耐热材料，把这个做好的模严丝合缝地包起来，除了留几个便于流动的孔洞，不要有一丝空隙，然后加热，让泥巴干燥硬化。

然后，进一步加热，把蜡熔化掉，让蜡从留好的孔洞里倒出来，这样，这一团泥中间就留出了一个和蜡模形状、大小完全一致的空腔，这个空心泥壳也叫作“范”。

最后，把金属熔化后注到这个范里，凝固以后，把范敲掉，你得到的金属铸件就和蜡模一模一样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失蜡法。

有人可能会问，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么多，我怎么区分我看到的青铜器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法做出来的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看“范缝”，啥意思？失蜡法是整体包裹，而范铸法都是拼接而成，只要是拼接，就会产生缝隙，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区分方式。

当然，失蜡法也会留下痕迹，比如所谓的“净放线”，也就是在蜡模被烧完以后留下来的一条或者多条黑色的印迹，说白了就是烟灰。

下面，我们说一说两种铸造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范铸法的优点，是模具做好之后可以多次使用，所以，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相同形状的器物，节省了材料和时间。缺点是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不利于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所以它适合制作大型、简单、规整、重复性高的器物，比如鼎、钟、簋等等。

相比之下，失蜡法没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可以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丰富了器形的视觉要素。缺点是每个器物都要用掉一个蜡模和一个范，不能批量生产，成本较高。相对也更适合制作小型、复杂、精致、独特性高的器物，如尊、盘、禁一类。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既然成就那么高，为什么秦汉以后，青铜器就逐渐走向了衰败？

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斗争、国家分裂、外族侵扰、青铜器功能的变化等等。铁器对于青铜器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地位非常重要，以范铸法和失蜡法为代表的工艺也催生了大量的杰作，并形成了中国青铜器独特的传统，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铜器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之路，更好看、更好用、更容易造、更便宜的替代品终将成为主流。

（摘编自杨学涛《青铜器是怎样炼成的?》）

曾侯乙尊盘上的纹饰细密复杂，_________，浑然一体，而古代没有机床，无法对青铜直接进行雕刻，因此只能采用中介物质石蜡，也就是“失蜡法”。“失蜡法”顾名思义，以蜡做模，进行雕刻，随后内外用稀泥填充加固，待干后形成坚硬的外壳。_________，而这就形成了可以铸模的空腔。最后堵住排蜡口，灌入铜水，一份“外酥里嫩”的制品就“烤制”完成，_________，就能够得到与蜡模相同的器具了。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脊梁”，往往在史传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左传》的“三不朽”到《史记》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事实，更在评判价值，建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其著述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成为后世史家的圭臬。“究天人之际”是探寻自然与人的关系，试图在渺远的宇宙间为人的活动定位；“通古今之变”是梳理历史兴衰的规律，在流动的时间中寻找永恒的经验；“成一家之言”则是史家主体精神的彰显，意味着历史叙述必然渗透着撰述者的见识、情感与道德判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介入，使得中国史传文学超越了单纯的史料堆砌，具备了文学的气韵与思想的深度。

（摘编自张三《史家之笔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与西方早期的史诗（如《荷马史诗》）相比，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更早地脱离了神话的母胎，走向了“实录”的精神。但这“实录”并非客观主义的照相，而是一种审美化的真实。以《史记》为例，项羽在垓下突围时，将失败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并要以“快战”证明自己的勇武。司马迁在写项羽“愿为诸君快战”时，紧接着用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描绘了项羽“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的场面。这里的“快战”与最后的自刎乌江，构成了项羽性格中勇猛与天真、悲壮与幼稚的复杂统一体。

这种写法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尚奇”与“尚实”的统一。史家在不违背基本史实框架的前提下，往往会通过细节的渲染、对话的还原、心理的揣摩，使历史人物“活”起来。这种“奇”，不是怪力乱神，而是人物命运与性格的传奇性。它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成为可供后人品鉴、共鸣的悲喜剧。

（摘编自李四《论中国史传文学的写人艺术》）

材料三：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奠定了西方叙事以情节（逻各斯）为中心的传统，人物为情节服务。而中国史传文学则以人物为中心，情节为人物的塑造服务。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叙事文学的走向。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乃至审美趣味上，都深深打上了史传文学的烙印。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时，常将其与《史记》对比，认为其妙处在于“有起有结，有开有阖……人物事繁，有详有略”。这种章法布局，显然源于对史传编撰艺术的借鉴。可以说，史传文学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母体，它不仅提供了素材，更提供了观照世界、讲述故事的方法。

（摘编自王五《母体与源流：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