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问一（主持人）：当前世界面临“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的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12年。如何理解其时代价值？

答（嘉宾）：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团结共存。该理念回答了“建设什么世界、如何建设”的根本问题。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精神深度契合，其序言写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反对因文化隔阂引发战争。

问二：从国际关系演变看，该理念如何继承发展历史原则？

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限于调整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法”特性，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对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权、人权、民主、自由等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融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因而兼具传承过往的延续性与面向未来的先进性。

问三：中国为践行理念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答：三大倡议是理念的维度展开；全球发展倡议整合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塑造安全心态，全球文明倡议奠定文明基础，三者辩证统一。

问四：三大倡议如何具体推动理念实践？

答：全球发展倡议呼应联合国2030议程，中国脱贫成就证明发展中国家可复制此路；全球安全倡议则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对话。发展、安全和文明，涵盖了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三大倡议指明构建共同体的具体方向，回答“从哪着手”等普遍性问题。

问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实践平台有何意义？

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比较，称二者源于同一个愿景——全球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路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愿景一致，被联合国认可为深化“互联互通”的关键路径。

问六：请举例说明其现实价值。

答：比雷埃夫斯港、佩列沙茨大桥、中欧班列等项目证明理念并非空谈。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如命运共同体地图上的新道路，打破西方主导模式，激活“落差动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

问七：………

答：

问八：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辩证联系？

答：少数国家的当政者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因此，只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真正落实到国际社会的日常运行之中。新型国际关系是共同体的前提路径，抵制旧殖民思维与冷战零和博弈，强化实践法理基础。

问九：为何当前亟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答：美国在霸权与孤立间摇摆带来动荡。区域冲突可能全球蔓延，需各国相互尊重、公平合作。局部不稳定与二战后的治理缺陷相关，新型关系保障和平协同发展。

问十：如何看待文明交流互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答：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行天下大道、谋世界大同，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的作用，文明对话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如丝绸之路证明：文化因包容而强大，这正是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问十一：当前文明对话面临何种挑战？

答：“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才是文明发展规律，交流互鉴是和平基石。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微观表现在当人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时候，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去表达自己，同时尽可能去理解对方。这其实是人文的精髓。我们应更加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取得共识。当今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愈益显现，文明对话不是国际关系的副产品，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促进创造，更新理念和共享知识的不竭动力。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和平，是一种真正的和平。这也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之一。文明对话需在尊重差异中建立共识，此为真正和平的价值基础。

问十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体提供何种支撑？

答：共同价值是理念大厦的根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西方强推“普世价值”加剧分裂对比鲜明。

问十三：如何理解共同价值的形成？

答：近代共性价值观传播，现代人类价值共识渐成。中国强调共同价值是对“不担责”指责的有力回应。和平、发展等价值相辅相成，经历史检验，是治理的伦理基础。

问十四：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五个世界”总目标，“五个世界”指什么？

答：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建设“五个世界”，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 ① 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 ② 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 ③ 的世界。”

问十五：“五个世界”如何与三大倡议呼应？

答：五者内在关联，需对话合作实现，摒弃零和博弈。合作共赢对互联互通的世界至关重要。三大倡议与“五个世界”一脉相承，是对理念的具体阐述。

问十六：如何理解“五个世界”的历史意义？

答：它是对“五位一体”框架的升华，锚定人类未来目标，为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提供遵循。

——摘编自《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访谈录）》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者：您曾经说过，如果把您40年的哲学研究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那么，可否把新出版的“文集”理解为您重读马克思的思想结晶？

杨耕：确实如此。“文集”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它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思想概括。

记者：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争论。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认为如同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您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杨耕：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变换中，的确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提出不存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是一个“不靠谱”的类比。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性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依赖认知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是有限度的，是有客观的“底线”的。就马克思而言，合理的解读只能是——只有一个马克思。

记者：请您给我们讲讲马克思的哲学的目标与意义。

杨耕：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哲学确立的目标——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任何科学都以研究、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因为如此，科学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又能超越这个特定的时代。马克思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它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每当世界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求助于”马克思。

记者：________

杨耕：……

记者：您是如何重读马克思的？

杨耕：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条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合理因素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创造新的观念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群发展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是突破了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跨学科”而造就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必须“跨学科”。

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且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记者：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发现？

杨耕：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照出一个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体”的马克思，一个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感受到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强烈的使命意识。脱离了现实，抽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像无根的浮萍那样随波逐流，甚至是无病呻吟。

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不变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现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适应现实、超越现实、引导现实，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深切地关注着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收入“文集”第7卷的《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力图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与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自觉的哲学意识与敏锐的政治眼光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论上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前景。

（摘编自《重读马克思，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杨耕文集”出版访谈》）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历史积淀的心理定势里，文学中加入政治因素似乎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文学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而一个文人如果缺少政治兴趣，人们倒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认为他清高超逸。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文学创作需要“政治眼光”，文学本质上是不能离开政治的。

文学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事实上它无法离开。这里要引入“大政治”的概念。“政治”不仅有好坏之分，还有大小之别。所谓“小政治”，是指党派的政策方针、政治任务、政治运动等，又称“狭义政治”。所谓“大政治”，是指社会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其所体现的公民、伦理、道德、人文、家国等精神。大政治可以不妨碍文艺家享有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小政治却可能造成对文学创作自由的限制。所以，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学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还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势必承载着进步、深刻的政治主题，远离政治的纯文学创作必然也会远离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变得缺乏生命力，生命力是文学的永恒理想。只把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艺术家政治意识模糊，政治责任消解，甚至要求完全取消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追求“纯文学”的主张，却也是矫枉过正的。这种所谓的“纯文学”主张一旦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汇合交融，就让文学患上了软骨病。

这样导致的恶果就是，艺术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以至于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文学固然可以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纯粹，却不可能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伟大。能使文学变得伟大的决定因素乃是其所表现的崇高、积极、宏大的政治主题。审美性标准只能衡量文学的文学性，而文学的伟大性是要以超审美标准来衡量的。

（摘编自祁志祥《从文学与政治的百年论争看如何建设“文艺政治学”》，有删改）

材料二：

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首先遇到的，是立意的精神等级问题。正是立意的精神等级，决定了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存在、被人们关注的价值。要提高艺术作品的精神等级，首先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

“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元·杨载：《诗法家数》）在情节性艺术中，要删净“卑弱浅陋”的内容是很难的，但必须让它们受到“高古浑厚”的统帅。麻烦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十分艰难，甚至“卑弱浅陋”常常被看作“高古浑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艺术眼光常常被政治眼光、道德眼光所替代，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为此，我必须先要用实例说明艺术眼光不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明它是什么。首先，艺术眼光不是政治眼光，政治眼光也有善、恶之分，但不管哪一种，都不是艺术眼光。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9岁的男孩万卡和13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她最终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也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这就是艺术眼光关注的层面了。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

另外，艺术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道德有新旧之分，旧道德中那些割股疗亲、夫死尽节之类行为固然因为刺痛了艺术眼光对具体生命状态的敏感而早已与艺术无缘，新道德否定这一切，却也因为成了一种笼而统之的新概念而离开了具体生命，同样与艺术眼光擦肩而过。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蠕动的生灵。它因生灵，才返观道德。

（摘编自余秋雨《艺术创造论》，有删改）

唐宋散文以政治介入创作，以纠正六朝骈文远离政治、唯艺术形式是瞻的弊端。这是因为文学研究表现人的学问，而①______，因此文学必然要反映国家社会这样的政治层面。骈文的艺术造诣自然不容置疑，反对“唯艺术形式是瞻”也不是反对诗人在艺术领域精耕细作、勇攀高峰，而是反对②______。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融合了深厚的政治要素，宏大的政治主题也只有依靠精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总之，③______。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了。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境】

你是一名高中生，加入了学校的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课题小组，小组成员共五人，研究时间为一学期，拟定的研究对象是“家乡商家招牌”，请你阅读资料后参与小组讨论。

【资料】

①在一个研究的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想通过你的研究来回答关于这个世界某一方面的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论文题目”，也不同于论文的“主题”或“主旨”，而是你在一个研究中非常具体地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应该以疑问的形式问出来，以问号结尾。一篇学术文章不可能回答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应该为读者指明这样一篇文章的篇幅到底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什么方面。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思路连贯、架构严谨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你的问题尽量具体而明确的时候，这种探讨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意义。

②研究问题从目的上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型：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关注“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描述性研究关注“如何描述这个问题？”；解释性研究关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层级是由浅入深的。

③探索性研究一般是在某一个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定义出来的时候最合适的一种研究目的。它常常被用于初步了解某个问题的大体情况，探索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很多前导研究都属于探索性研究。当我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研究了。与探索性研究不同，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观察具体反映出某一个问题的客观情况。描述性问题经常问的是“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过程”等问题，把真实情况用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最常见、最典型的描述性研究就是“人口普查”。解释性研究，顾名思义则是把重点放在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对于一些问题，已经不仅仅需要去客观反应和描述事实了，而是需要依托现有的理论和文献，提出相关的解释变量。因此，解释性研究里一般会设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并试图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④那么我们确定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提供以下五点。

⑤该研究问题是否是你和别人所在乎的？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理论建设或实践操作有贡献的、能推动知识车轮向前发展的问题。比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务员工作效率高，有的效率低”，就要比研究“公务员的外貌有什么共同特征”有意义。

⑥该研究问题是否可以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或者这个答案很容易查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它意义不大。很多问题虽然最初看上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但实际上领域内基本达成了一定共识，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员工的情绪是否对其工作绩效有影响？”但是，这类问题可以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挖掘进一步未知空间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下员工情绪对其绩效影响最小？”。

⑦该研究问题是否过大或过小？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既具体又有研究的空间。比如，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内容为虚构）。研究问题1：“为什么鸡会横穿马路？”研究问题2：“在2020年5月1日，有多少只鸡横穿了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马路？”第一个研究问题过于宽泛，问哪种类型的鸡，问在哪里的鸡，问在什么时间横穿的马路；而第二个问题过于具体，导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空间，有监控的话数一下就好了，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广意义。那么比较合适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折中一下，修改成以下的研究问题：“是哪些环境因素，导致2020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小鸡横穿马路事件？”

⑧该研究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下是否适合和可行？这一个标准要求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规模、所需的资源、所需的时间等因素，做一个实际的考虑。你是否拥有经费、合作者、现成的数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你能回答的问题的规模。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梦想牵回现实，脚踏实地地考虑自己的现实资源，去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问题。

⑨该问题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还是“观点”问题？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反映和总结社会规律的，它能解决“事实”类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是否是平均的？”，而不能解决“观点”问题，比如“美国的财富分配是否应该更平均？”。在价值问题、偏好问题、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办法争论和达成统一标准的。

（节选自《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理解研究问题的三大类型，针对“家乡商家招牌”举出三个例子加以阐释。“家乡商家招牌的语言特色”是探索性研究，选题对家乡招牌的语言特色并未清晰界定，①______，才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开局面。描述性研究则根据科学观察客观呈现事实，例如“家乡老街与新街商家招牌有什么差异”是描述性研究，研究需要通过对老街和新街的商家招牌进行科学观察，②______，而不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家乡商家招牌用语与辨识度相关性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选题包含③______，整个研究需依托“消费者认知理论”“广告用语传播理论”等理论，通过调研理清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一种活态的、至今仍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保护传承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当时的农业部开始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活动，至今共列入5批118项。这些遗产是中华传统农耕方式的优秀代表，有的形成了循环生态利用的模式，依然造福于当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农业遗产中，水稻元素最为显眼。这与水稻在中国传统农业中的重大作用相匹配。中国是重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在万年前开始驯化水稻，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水稻承接了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使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得以延续。水稻起源于南方地区，将沼泽地变成良田。稻田所处的低湿地含有的营养物质成分高于北方旱地，水稻的产量优势得到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人口迁移至江南一带，推动了当地水稻种植。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便于将南方的粮食向北方输送。唐宋之际，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水稻与鱼、鸭、蟹、虾、鳅等在稻田中共生，形成小的种养系统。自公元9世纪保持至今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水稻、杂草构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系统自身不需使用化肥农药，就维持了正常循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突出代表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还成就了高山梯田与丘陵梯田。只要有灌溉条件，人们就会选择种水稻而不是旱地作物。其中，云南元阳稻作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是其突出代表。在云南元阳的高山上，山顶为森林，接着是村庄、梯田，底下是河流，这个梯田系统被解读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1300多年来，哈尼族人生生不息“雕刻”出了一幅幅山水田园风光画。2013年，该遗产在第三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水稻还与小麦形成了稻麦轮作的水旱轮作系统。这个系统中，因为土壤环境在干湿中轮换，相应的作物病虫害因为转换失去了固有的生存环境，危害大大减轻，“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就是其代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人每年5月6月栽种水稻，10月11月水稻收获后翻耕播种大麦或者小麦，麦茬翻耕后再栽水稻。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农业面临的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因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得到广泛认同。到今年为止，中国共有15个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该加以保护、传承与利用。

——徐旺生《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记者：“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您能为我们梳理一下“第一个结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历程吗？

陈金龙：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基于历史实践、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创新。事实上，“两个结合”的实践特别是“第一个结合”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始了。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20年的历史对“第一个结合”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之一。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开头即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将“第一个结合”写入历史决议，表明全党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昭示着“第一个结合”成为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表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里以实践成效证明“第一个结合”的科学性，体现了党对“第一个结合”认识的深化。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记者：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提条件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党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阐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您能就这个问题具体谈一下吗？

陈金龙：抗日战争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中国与世界关联，没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则难以适应形势和实践发展的需要。1940年12月底，毛泽东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时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由此，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学习方法直接关系学习效果，得其法者事半功倍，不得其法者事倍功半。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历史地位，在此基础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涉及众多领域，涵盖不同学科，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求具备相关知识储备和素养。只有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独立阅读、深入思考。张闻天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养成独立阅读的习惯，“光是到大课堂上、讲演会上、研究会上去随便听听，自己不去研究，是很少用处的。听讲、参加研究会只是为了启发自己研究，而不就等于研究”。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张将主要学习时间放在自己阅读、自己研究上，特别是对原著的阅读、研究上，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将学习的方法概括为“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这是处理学习和工作关系的有效之道。

阅读数量与对马克思主义掌握程度密切相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文本阅读，难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的掌握。1942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并且要求会后党员干部立即组织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如此，党既对党员干部的阅读数量作出了规定，也明确了学习重点，有利于提升阅读、学习的效果。

（摘编自《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认识的深化》）

材料二：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要在学习中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对此，朱德有着明确认识。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践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朱德的这两个要求，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抗战前夕，面对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朱德对于这场全国抗战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当时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要加强组织和动员群众力量，并且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

朱德既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朱德治学，贯穿终身。他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勉励周围的同志。他还强调“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朱德晚年曾以“革命到底”自勉，而背后正是他贯穿一生的学习热情。

（摘编自左智勇《“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漫长的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便已经意识到，要想让马克思主义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从而引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________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其前提是________。为此，我党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为任务。朱德同志的学习经历成为了典范，他不仅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有明确的认识，也将所学运用于思考抗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更是以“革命到底”自勉，一生保持着________，堪称吾辈的学习榜样。

8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可否先谈谈您是如何被中国艺术史或汉学所吸引，最终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

包华石（以下简称“包”）：庄子开启了我的汉学道路。《齐物论》提出了民主思想，我后来写过文章专门讨论《齐物论》的视觉性与物体特性。因为庄子，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逍遥”术语的细读研究，探讨它在汉代至宋代如何在艺术视觉与政治方面呈现出来。

问二：如何从学术层面探寻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包：这需要学者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除了艺术本身的形式与风格外，还要放在历史文化、商业流通、言论管道、风尚习俗等领域全面考察。我认为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可以运用于追踪抽象概念的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文本到图像的具体构成，我们能够透视政体、权力、平等、人民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演变轨迹。

问三：您提出在古代中国，艺术也是“民意反馈管道”之一，这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包：艺术作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反映了一个文明的言论自由程度。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的许多画像石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像，如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淮南子》等；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唐代的绘画题材大多限于贵族阶级……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俗画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问四：……

包：……

问五：您在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提出欧洲现代的平等观念受到中国的启发与影响，可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包：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被视为“西方”特色的“现代观念”。比如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时，欧洲人才谈及“政权”概念，但用的是“贵族性”。虽然有人说西方的制度是科学民主，实际上一开始并非如此。英国人看到中国科举制度，觉得可以学习这“举贤任能”的制度，又花了几百年调整社会结构与文化，才施用于政。

问六：在此基础上，您还提出了“中国的八大发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权力范围的界定、平等的来源、法制、民意反馈、分权制衡、仁政的对象、人情。您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方式，试图证明那些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概念，其来源都是可疑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您所谓的“西方诡辩术”带来的陷阱？

包：“西方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民主、言论自由、贤能或自然等，都视为西方的专有概念。这种诡辩术有两种逻辑弱点：一是将地方习惯视为准则，例如多数美国人甚至汉学家至今都相信，相比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平等，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诋毁其他区域，而在于以群体身份认同取代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二是年代置换、反客为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给中国贴上“社会停滞”“东方专制主义”等负面标签就是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知识传统，不要被“西方诡辩术”迷惑。

问七：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包：我认为只有跨文化的艺术品才有能力超越“本土性”，成为用于文化竞争中的国际性产品。欧美先锋艺术家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在坚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创新，推出了有竞争力的国际性文化产品，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借用西方资源进行社会变革时却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做出合理的辩护，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多无法用于建构“现代性中国”。未来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想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文化产品，恐怕还得重新思考“现代性”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问八：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为中国人民声辩》中认为您的著作揭露了西方学者“偷窃历史”的各种诡辩术和偏狭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国美术的精神底蕴，验证了中国文化当年的势能。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包：我想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具有本质性，而是流变的。西方并非总是先进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可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艺术将以巨大的感召力和魅力，拆除我们在理解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偏见，把人类不同的心灵沟通在一起。

（摘编自刘燕《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

纵观历史，汉代画像石中《二桃杀三士》等作品实为一种________，通过艺术图像传递了政治讽谏；科举制度所体现的________原则，更是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智慧。立足当下，我们既要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更需________，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如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朱熹对《论语·学而》中谈到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阐释了“中国气质”。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如秦国很早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制造者把名字刻在制作的产品上。到后来秦朝建立，国家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代表“中国气质”的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体现了特有的“中国气质”，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官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让“中国制造”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否认“工匠精神”一直深藏在民族文化中？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凝聚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这样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越来越精湛，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对“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三：

要想重建中国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工匠精神”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信仰支撑以及文化支撑。

“工匠精神”需要用制度做保障，而传统上这个制度便是行会。首先，行业组织具有团结行业同仁、增强行业同仁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为维护行业同仁的共同利益，行会都会通过共同信仰，将行业同仁组织起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次，行会还具有制定行规、整合行帮内部秩序的作用。每个行业内部都会有自己的“行规”。第三，行业组织还具有对外调节各行业及同行业内不同行帮间社会矛盾的功能。为维护各行业利益，行业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游戏规则”，如各行业间“不得跨业”“不得跳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即所谓“生行莫入，熟行莫出”。在同行业不同行帮间，也讲究各有各的地盘，不得相互侵吞，以免造成行帮间的无序竞争。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需要用信仰做支撑。一个行业要想维系其自身的稳定，通常当人管不了人的时候，便会创造一个神，让神来管理，对某种神的信仰在行会秩序维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同样需要用文化做支撑。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在匠人眼中，技艺就是财富。为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在选徒时都非常留心徒弟的人品。而一旦收徒，师傅又会努力营造出一种家族氛围，与徒弟建立起一种形同父子般的具有宗法制特征的人际关系文化。

（摘编自苑利《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闻一多色彩丰富的诗歌，正好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成为“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注]”。这朵中西艺术开出的奇葩，究竟有怎样的美呢？

其一，是富于感观效果。逼人的色彩夺人眼目，我们似乎能从文字中大饱眼福。

色彩丰富的文字容易引起通感，让感官得到享受。如“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读者不仅能看到紫色的涧水（视觉），还能用肌肤体会到凉爽的溪水（肤觉），更有吃紫葡萄的甜美感（味觉），喝葡萄酒的陶醉感（味觉）；又如“黄金笑在槐树上，赤金笑在橡树上，白金笑在白松皮上”（《秋色》），不仅让读者的视觉得到了享受，满眼是黄、红、银……还让我们的听觉也得到了享受，满耳是色彩爽朗的笑声。

其二，色彩使闻一多诗歌集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为一体，让读者在奇异中感到亲切。

闻一多色彩浓丽的诗，让习惯了淡雅自然的中国诗读者耳目一新。如诗人的小诗《稚松》，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松树的颜色成了“金色”“海绿色”，这就借用了西方绘画色彩的理论，不画物体的“固有色”，而画对比中的色彩。这一新奇的色彩画面，大大地满足了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不过，闻一多很会掌握度，他不会像自己批评的拉斐尔前派那样走得太远。除这首略为猎奇的小诗外，闻一多大部分诗的色彩，都是异国情调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如他的《秋色》，总的来看，其注重色彩的写法颇具西方风格，而在这些色彩中，不仅有美国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肥厚如熊掌似的/棕黄色的大橡树”，更有“黄浦江上林立的帆船”“紫禁城里的宫阙”和“陵阳公样的瑞锦”。对于中国读者，如果在《秋色》中读到的通篇皆是“蔷薇窗”“天使画”之类的，我们会从开始的新奇感变为陌生感，继而拒绝读下去；而当我们在《秋色》中看到了“黄浦江”“紫禁城”，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因此，即使我们读的诗与本国诗歌冲淡的色彩风格相去甚远，我们也能在浓郁的色彩中，在感受异国情调的同时，感受亲切。而这正是闻一多诗歌与西方诗歌艺术融合的结果，是他对诗歌恰到好处的着色使然。

其三，闻一多诗歌的色彩让读者经历了热烈与深沉的情感享受。

色彩是有情感的，不同的色彩能激起读者不同的情感。读中国素色的古诗，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的情感是冲淡、平和而闲适的；而读闻一多富于色彩的诗，       。

据陈梦家先生回忆，闻一多诗中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黑灰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能使人热血沸腾。闻一多自己也说：“红给了我情热。”（《色彩》）黑色是大地的颜色，深厚的大地，给黑色笼上了一层沉重感。黑色也是死亡的颜色，闻一多说“黑还要加我以死”。他《死水》的封面是黑色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再加些“破铜烂铁”，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黄昏是一头神秘的黑牛”（《黄昏》），黑色黄昏令人退而却步。

闻一多喜欢用黑色，因为当时的中国一片漆黑。忧国忧民的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心情是沉重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正因为他红色般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才有黑色般的忧和痛：“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心里依旧是红热的。”（《红豆》二七）与闻一多先生感受着这样的黑色，我们的心有了忧患感、沉重感，我们的思想不再轻浮。

其四，闻一多诗中绚丽纷呈的色彩，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使我们思考人生。

“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色彩》）

难怪闻一多要用色彩写诗。色彩在于他，不只是红黄赤橙，更是生命本身，这就赋予色彩以哲学意味。那摔了一地的“白杏儿红樱桃”，是人性的纯洁和热情受到了摧残；春末依旧娇绿的荷钱“不息地仰面朝上望着”（《春之末章》），那是人们在祈求生生不息；秋在“嵌白框窗子的”房檐下（《秋深了》），那是生命必逝的挡不住的悲哀。闻一多的色彩使人们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使我们以哲人的姿态来审视生活。

其五，闻一多的诗歌色彩是他追求艺术理想、人生理想的途径，或者说是色彩帮助他完成艺术追求，实现美的理想。

闻一多用色彩实现艺术理想，他佩服济慈，他的艺术理想也是要像那样，为艺术的美而死。他写了《李白之死》《剑匣》等表现他艺术理想的诗。李白在水中追月而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月宫，正是闻一多向往的艺术殿堂。而他用以构筑艺术宫殿的，当然是色彩：那里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有“满载霓裳”的“云车”，还有“彩佩玲珑的仙娥”（《李白之死》）。剑匣是诗人亲手制作的艺术精品。当这一杰作制成，诗人也醉死了，被艺术的美醉死了。而帮助他完成这一精品的，自然是色彩。你看，他要在剑匣上镶白面的太乙、粉红色的荷花，雕墨玉的凤蝶。他的彩匣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的诗人也“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色彩帮他完成了理想，帮他完成了人生，使他实现了为艺术献身这一崇高目标。因而，色彩本身也具有了崇高性。

总之，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诗歌绘画传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奇异的美。追求美，表现美，正是中西方诗歌的最终目的。

（摘编自周彦《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注】宁馨儿，用来赞美孩子的称呼。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