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在20世纪上溯的几千年中，创造了世上无与伦比的古典诗歌的辉煌。这些由方块字铸成的古代瑰宝，是东方审美创造的极品。这些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语言，它以高贵的形式，华彩的节奏，典雅的词汇，特别是隽永的意境，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诗意世界。音乐、色彩和非凡的想象力的综合，传达着古老文明的迷人神韵。它凝聚着人们关于追求功名和理想，咏叹乡情和友爱的情怀：寄情于田园，流连于山水，一树枫叶的怀想，几枝红豆的相思，微风中的燕子，细雨中的游鱼，大漠的孤烟，春江的花月，在露水的晶莹中颤动的花枝，还有深深庭院中的无望的等待……这一切，经过无数代诗人的锦心绣口编织而成的、永久的心灵的梵音，正是这个建立在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民族的永世的骄傲。

②而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灾难，促使人们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此时的中国是在强敌逼境下的节节败退中无路可走。当时的普遍想法是，苟能救亡图存而宁肯抛却一切。中国诗界更是如此，经过上个世纪那一批改良主义者的并不成功的探路，如今好不容易终于寻到了“诗体大解放”这一服妙方。于是，下决心对以往的旧古董来一番天旋地转的“大破坏”。胡适有言：“文学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的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代替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

③打破山林的宁静，装进工业时代的喧嚣，那些由经典的节律和音韵造出的完美受到了轻蔑。中国人好像下定了决心，不惜以一个空前的大破坏，来重建一种理想的诗歌秩序。当时人们要做的事，就是竭力要把他们新发现的白话诗，做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圆润剔透的古典诗。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诗做得不像诗”。这里有一种“破坏”的快感，也有一种从头做起的创造的愉悦。那时的这一班人，像胡适、陈独秀等，他们是开路的先行者，是一迳地往前走的，沿路撒下了“尝试”的果实。他们只知试验创造，他们的目光只望着前面，他们没有、也不会想到回头看看，看看风烟迷乱之处的“战场”上的狼藉景象。

④而实际上，中国新诗在它的草创期就留下了许多弊端。当时也不乏一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有过评论。就在白话新诗起步之初，当时积极参与新诗革命的俞平伯，就看到白话的“词汇贫乏”，很多都要“借材异地”，以及他认为的“缺乏美术的培养”等。很早，俞平伯就精辟地指出：“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拿机器来试验的。”俞平伯这些话写在新诗初起的1919年，实属难得。

⑤还有周作人，他拥护白话新诗的产生，自己也写过像《小河》那样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他对新诗也有较为尖锐的批评。他在给《扬鞭集》写的序中说过，他“不佩服”白话诗的“白描”和“唠叨的叙事”——“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周作人说：“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渐渐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说到白话不白话，可是甚么是诗，这问题在七八年前没有多少人讨论的”“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的一方面，而未曾到诗的艺术和原理的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的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甚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

⑥从清末的“诗界革命”到五四的“新诗革命”，这一场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关于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大变革，从最初的试验到广泛的实践，走过了跨越19—20世纪的漫长道路。几代诗人为探讨中国诗歌的新生付出了心力。对这一丰富而曲折的变革历程的简单概括，大抵就是：走了两个步子。这两个步子，一是“以旧风格表现新内容”，一是“诗体大解放”。前者被认为是改良的，后者则被认为是革命的。

⑦一般都认为从诗体解放入手，是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之举。“革命”是一种革故图新的行动，是对于“旧皮囊装不了新酒浆”的彻悟。借用郭沫若《女神之再生》诗中一场恶战之后黑暗中传来的一段对话，来印证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也许是有趣的，对话是：“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吧！”“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再补他了！”“破了的天体”是“弃”是“补”，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其实“补”的办法经诗界革命的实践，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的“弃”，恐也未见正确。事实是，对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而言，多大的“革命”都难以造成实际上的断裂。传统是一道长流水，当然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⑧革命总是暴风骤雨般的袭击和取代。它的不可阻挡的迅雷之势，总有一种暴力造出的粗糙。诗是艺术的，艺术的变革而采取革命的办法，难免会留下诸多“病症”。例如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革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白话”而忽视“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诗歌为寻求与现代的社会人生的契合，以及在承载人的现代思想情感的伟大目标上，经过自“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的长期试验，最后作了可以说是充满危险的选择，这就是，在它应严的“告别古典”的仪式中，的确蕴涵了为思想而轻忽艺术的隐患。

⑨那一代人都把兴趣和激情倾注于诗体的改革上了。他们在为了使诗实现人与他的现实状态相适应的路途上，的确拥有前无古人的胆识与魄力。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在百年后的今日，当人们在获得一种崭新的方式表现他们所拥有的诗意时，猛一回头，却发现他们的这种“拥有”乃是一种“不拥有”——尽管人们可以责难中国人对于传统诗意的怀旧、甚至守旧的心态，但几乎所有的责难都无法回避如下的事实：较之古典诗歌精美的极致，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粗粝，以及人们在运用白话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情感时所产生的力不从心的沮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1919年9、10月间作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①       。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②       。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③       。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①《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②这首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巨人的形象。③他站在地球边上，站在“全方位”俯瞰地球的立足点上，奏响一声声响彻寰宇的号角。④他的声声号角在欢呼怒涌的白云、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欢呼要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欢呼来自空间各个方向的滚滚洪涛。⑤排山倒海般的洪涛既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又蕴藏着同样巨大的破坏力，那就看人们能否掌握它、驾驭它。⑥看吧，滚滚而来的洪涛正在不断地努力向前，描绘着“力的绘画”，演奏着“力的音乐”，表演着“力的舞蹈”，抒写着“力的诗歌”，激荡着“力的律吕”。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      ①       ?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蛩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虽然战争是残酷的，       ②       。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式的画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五四”青年]回溯历史长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咄咄逼人，企图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个消息，中国人民无不愤慨。为驱逐黑暗、争取光明，无数青年学子走上街头，振臂呐喊，动人心，鼓壮志，      ①      ，声震天地！他们用实际行动，世界看到了中国青年学子坚决国家主权的决心。

五四运动中的中国青年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有着      ②       的情怀。他们在实现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如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被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只有青年一代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富强。百年“五四”，千载风骨，青春接力，强国有我！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应铭记“五四”精神，秉承先辈的遗志，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