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见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见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

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化水平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标，但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使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日益萎缩，一部分动植物不得不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

城市中约60～70%的地表被道路、人工建筑、停车场等硬化，水不容易渗入，植物的种子难以生根。全球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数万人，密集的人流对诸多生物而言是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摩托车等在飞驰。高楼大厦林立，热量不断聚集，城市中心的温度有时甚至高出周边10℃之多，这种热岛效应对生物的生存也是一大干扰因素。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取材于干靓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衡量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增强城市生态韧性的重要保障。相较于其他区域，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一些城市粗放扩张，过度挤占生物原有栖息环境，各类污染导致许多敏感物种不见踪迹；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大规模向城市集聚和流动，也带来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既威胁本地生物种群生存，更有可能损害城市安全和人民健康。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城市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践行生态优先，优化城市空间规划。大力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必须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城市规划，使城市空间规划更有利于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助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要在城市规划中提升城市蓝绿空间的容量和质量，科学布局并串联分散的公园、湿地、森林、河流等生态节点，细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恢复措施，建设生态廊道和动物通道，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拓展物种生存空间，为生物栖息繁衍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网络。

厚植生态基底，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协同并进，使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成为驱动城市品质跃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法治筑牢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红线。加强综合性立法，探索跨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立法，明确各项制度内容、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违法处罚细则，为恢复生物多样性、提升发展“含绿量”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把提升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态经济结合起来，比如，将湿地保护与生态农业、绿色旅游有机融合，更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不断夯实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加强科技赋能，通过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的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体系，实现自动采集和分析生物信息、物种智能辨识，为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能提供强大科技引擎，有效促进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成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鲜亮底色。

（摘编自曹现强、李琼《万物共生和美永续大力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材料三：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根基，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坚实支柱，科学普及是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纽带，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协调推进，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在我国麋鹿保护实践中，这些理念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注脚。

每一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食草性动物，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在湿地中通过取食芦苇、菖蒲等水草，控制湿地植物的过度生长，在水体中排泄的粪便又成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的营养来源，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和稳定需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作为保障。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就会引发与之相关的约20种物种消失，继而导致食物链断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支撑。麋鹿回归以来，科研人员围绕遗传、行为、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成功突破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瓶颈“三道难关”，绘制出麋鹿种群复壮、迁地建群、野化放归的科学路线图，取得了数量过万、迁地近百、栖息地修复、重建野生种群的积极成果。科研人员还建立起涵盖应激、繁殖、营养、消化、免疫能力等多项指标的多参数监测体系，动态掌握鹿群健康状况，主动开展预防与应对工作，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今天，科技的发展，遥感技术、DNA条形码等保护技术的应用，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物种识别、栖息地管理提供了更多新的手段，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提升了监测与管理效率，基因库等建设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长远支撑。

（摘编自孟玉萍、白加德《守护好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老人与海》用简洁的文字塑造了鲜明的“硬汉”形象。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更是遭到了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借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奋勇抗争。虽然大马林鱼没有被保住，但老人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形象，他给这些下层人物的身上赋予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性格，《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老人在与鲨鱼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老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打败。可以说，他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把评价圣地亚哥的形象停留在老人与外界困难之间的斗争上，认为这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精神，这样的分析未免浅薄。老人与大马林鱼、鲨鱼等的斗争是大家可以看见的。它们象征了社会中的或明或暗的危险，但别忘了圣地亚哥是一个人在与危险作斗争。一个人的战争是残酷的，他既要与外界的敌人斗争，还要与自己斗争，而与自己的斗争是最关键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没有人能够打败自己，打败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海明威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冰山”创作风格的体现，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作品是八分之一，读者的理解是八分之七。老人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斗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割断钓丝和绳子，从而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与自己斗争，他调动自己的精神、毅力和智慧与困难和自己作斗争，他认为“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一个人在无依无靠时，人性中懦弱的一面会显露出来，这源于“本我”的原始性，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不足以表现人类的顽强进取精神。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人只有克服自然本性的“本我”，克服“自我”的弱点，才能达到“超我”的境界。老人正是在内心与“本我”和“自我”的斗争中才成就了伟大的圣地亚哥和海明威。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勇士，海明威正是这样的英雄。

作家把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命。海明威在1945年后遭遇一连串的变故，加之创作上的“瓶颈”，导致诽谤声四起。他于1952年创作《老人与海》，彰显了自己的人生高度。此后，病痛、流言、写作高度的不能逾越一直折磨着他。他不能突破自己，他选择了用死来捍卫自己创造的高度，他把自己定格在人生的辉煌巅峰。

（摘编自李兴春《〈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与海明威》）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出访古巴，习近平都特意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海边的栈桥、戏水的孩子、海明威爱喝的“莫希托”酒，让他对海明威这位文坛硬汉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感悟。“《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浩如烟海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中着重提及海明威和《老人与海》，足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仍会感动，仍会受到作品中的精神的鼓舞。

（摘编自蔡小文《〈老人与海〉：描述永恒的精神》）

材料三：

《老人与海》中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海明威的赞辞特别提到这本书，说它鼓舞了人类的斗志，给人们带来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海明威属于“迷惘的一代”，但他即使身处迷惘仍积极反抗，反抗当时时代的悲颓。当今时代大不相同，如今我们远离战争，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现在有些年轻人却被看作“迷惘的一代”，他们越来越没有工作动力，生活状态可以用无精打采形容。

海明威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塑造的硬汉形象却激励了无数代人不懈奋斗，也激励着现在的年轻人。《老人与海》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激励青年人不颓废、不消极，面对生活要斗志昂扬，像圣地亚哥一样有斗争精神。在《老人与海》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生活的老人。当今年轻人应该学习他对待生活充满希望的心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无论何种境遇，始终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此才能够真正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是我们对待困境必备的态度。

（摘编自李莉《失败的英雄圣地亚哥—经典英文作品〈老人与海〉赏析》）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道路、红色经典和人民文艺的重新发现，赵树理再度跃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赵树理的“文学遗产”值得文艺工作者深思与借鉴。

赵树理最大的“文学遗产”，在于其文学实践的“在地性”“民间性”和“革命性”。他出身农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积极投身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深度参与时代生活；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农民立场和民间色彩，在农民主体性的塑造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两点，又催生了一种融合传统和现代的“通俗化”写作实践，这是赵树理对当时小说界最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亦有别于以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化“小调”传统的特征，总体上出自对“五四”新文学的欧化、文艺腔倾向的“反叛”，也借此成功弥合“五四”新文学与普通百姓的隔阂。

何以见得？赵树理曾经说过：“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通过对“文坛”和“文摊”的警觉和区分，赵树理在汲取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通俗化”实践的首个代表作即诞生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成名那年37岁，和鲁迅刊发《狂人日记》时同龄，属于大器晚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前后三十余年里，为现代文艺鞠躬尽瘁，留下丰富遗产。

“现实主义”除了紧贴现实，还侧重对“典型”的创造，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常识。赵树理向来秉持“深入生活”的立场，其文艺实践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学界普遍认为赵树理的小说“重事不重人”，是对政策的生搬硬套，这在笔者看来却有失公允。《邪不压正》《三里湾》《灵泉洞》等作品主动融入现实，是对现实的重塑，也革新了我们对小说人物和“典型”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多以塑造人物为主，浩瀚的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道璀璨的人物画廊。在《左传》《史记》等经典中，传神、生动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但到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这里，“人物”的作用明显让位给了“问题”。或者说，“问题”和事件是赵树理小说书写社会变迁的着力点，人物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回过头看，不论是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都为我们贡献出诸如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铁锁、小常、“翻得高”、“糊涂涂”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当然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略有不同，他们常以“外号”示人，更多呈现为一种复合式的“类型”，散发出幽默、讽刺的戏剧性色彩。因此，赵树理的人物集现实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身，整体看来更接近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式人物。

这一点，对当代小说也不无启发。当我们提倡反映现实、为人民写作时，不妨稍作驻足，回望丁玲、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继承其身上“深入生活”的文学遗产，学习如何聚焦于人民，从而摆脱僵化的小说观，疗救“现实主义”远离现实的弊病。

（摘编自林培源《一个身在“文坛”、想上“文摊”的人》）

材料二：

启蒙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不可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的细部思辨，而总是链接着关于社会、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检视与规划。在叙事文本中，这就需要赋予个人的生活、社会的一隅以隐喻性的质地，使之同某些宏大命题相对应。鲁迅的小说中，启蒙话语就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模式，并形成了强烈的悲剧风格。

有异于鲁迅小说中强烈的“寓言化”倾向，赵树理的小说更多透露出一种“新闻化”的品格。所谓“新闻化”，在赵树理的论述中虽仅指选取题材的原则，可他对题材之吸引力、新鲜性以及现实针对性的诸般要求，实际上也规定了叙事文本的深层特质：基于当下状况，激发群众兴趣，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新闻化”品格的生成，主要是因为讽喻性话语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期待和内在要求。讽喻的前提即在于对讽喻对象的整体肯定，所以它的目的只能是细致而深入地针对讽喻对象思想意识的细部加以改造。这就要求讽喻性话语的所指一定要明晰、具体，而不能简单诉诸抽象概念的陈说。也就是说，讽喻话语往往就事论事，不及其他。因之，尽管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也不免潜在地指向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想象，但较之鲁迅式的总体性观照，赵树理书写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具体、琐碎的现实问题上，即他所说的：“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摘编自张继超、公言海《从“启蒙”到“讽喻”——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老人与海》用简洁的文字塑造了鲜明的“硬汉”形象。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更是遭到了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借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奋勇抗争。虽然大马林鱼没有被保住，但老人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形象，他给这些下层人物的身上赋予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性格，《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老人在与鲨鱼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老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打败。可以说，他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把评价圣地亚哥的形象停留在老人与外界困难之间的斗争上，认为这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精神，这样的分析未免浅薄。老人与大马林鱼、鲨鱼等的斗争是大家可以看见的。它们象征了社会中的或明或暗的危险，但别忘了圣地亚哥是一个人在与危险作斗争。一个人的战争是残酷的，他既要与外界的敌人斗争，还要与自己斗争，而与自己的斗争是最关键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没有人能够打败自己，打败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海明威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冰山”创作风格的体现，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作品是八分之一，读者的理解是八分之七。老人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斗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割断钓丝和绳子，从而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与自己斗争，他调动自己的精神、毅力和智慧与困难和自己作斗争，他认为“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一个人在无依无靠时，人性中懦弱的一面会显露出来，这源于“本我”的原始性，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不足以表现人类的顽强进取精神。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人只有克服自然本性的“本我”，克服“自我”的弱点，才能达到“超我”的境界。老人正是在内心与“本我”和“自我”的斗争中才成就了伟大的圣地亚哥和海明威。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勇士，海明威正是这样的英雄。

作家把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命。海明威在1945年后遭遇一连串的变故，加之创作上的“瓶颈”，导致诽谤声四起。他于1952年创作《老人与海》，彰显了自己的人生高度。此后，病痛、流言、写作高度的不能逾越一直折磨着他。他不能突破自己，他选择了用死来捍卫自己创造的高度，他把自己定格在人生的辉煌巅峰。

（摘编自李兴春《〈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与海明威》）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出访古巴，习近平都特意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海边的栈桥、戏水的孩子、海明威爱喝的“莫希托”酒，让他对海明威这位文坛硬汉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感悟。“《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浩如烟海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中着重提及海明威和《老人与海》，足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仍会感动，仍会受到作品中的精神的鼓舞。

（摘编自蔡小文《〈老人与海〉：描述永恒的精神》）

材料三：

《老人与海》中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海明威的赞辞特别提到这本书，说它鼓舞了人类的斗志，给人们带来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海明威属于“迷惘的一代”，但他即使身处迷惘仍积极反抗，反抗当时时代的悲颓。当今时代大不相同，如今我们远离战争，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现在有些年轻人却被看作“迷惘的一代”，他们越来越没有工作动力，生活状态可以用无精打采形容。

海明威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塑造的硬汉形象却激励了无数代人不懈奋斗，也激励着现在的年轻人。《老人与海》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激励青年人不颓废、不消极，面对生活要斗志昂扬，像圣地亚哥一样有斗争精神。在《老人与海》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生活的老人。当今年轻人应该学习他对待生活充满希望的心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无论何种境遇，始终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此才能够真正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是我们对待困境必备的态度。

（摘编自李莉《失败的英雄圣地亚哥—经典英文作品〈老人与海〉赏析》）

8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完整性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作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就像半身插入了土地，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自由。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工作也很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试泪。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念，不仅积淀数千年的发展史，更有超20万种的存世规模。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达，传统经典与当下难免有些脱节，阅读起来不太轻松。基于此，我们要指出阅读经典，从来有专业与通识之别。于学者，“以古释古”“汉话汉说”，力求恢复经典的原貌很重要，但对于大众，重点落在据实感悟，如朱熹所云“要体会亲切”，就很好，这从来是中国人读书的常态。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而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传统经典既是历史的留存，又极具未来性，是一项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产，它总让人在不断的回溯中重新认识自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是重新的认识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又何尝不是呢？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势。经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让人信仰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故我们不要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是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甚至，还是构成所有现代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导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方法，通过与当代结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揭示其未来意义，畅明其价值“不是开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之，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植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性浚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它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甚至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体会到，伴随经典阅读与理解的完成，我们开始更好地理解自己，找到自己。

当然，传统经典需要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要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的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究问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究问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延续，增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无知而增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而这，其实也是阅读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汪涌豪《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材料二：

《孙子兵法》通篇都蕴含着“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的战争观念。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时，我们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军事知识和战略知识，更是为了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和实践方法来掌握战略思想，更好地直面挑战，解决时代难题。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和基本原理，才能做到守正创新，正如北宋兵学理论家何去非所言“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要与时俱进灵活运用。《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是从哲学层面观察战争，揭示战争规律，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子兵法》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儒、道、墨、法、阴阳等各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方法，阐发了在诸侯林立的复杂大环境中“富国强兵”的战略智慧，体现了崇道、尚义、勇武的兵学思想，具有丰厚的人文意蕴和道德情怀，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当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研究战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研究避免战争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经典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却给了我们智慧与启迪，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人类最高的智慧在于思考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我们需要在学习、反思、实践中找到人类走向更美好的答案。

（摘编自侯昂好、李元鹏《〈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按照文学史的一般看法，现代小说是从传统叙事诸形式中脱胎而来，同时也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扬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装置。现代小说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一直在不断地从传统叙事中汲取养分，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装置，它与传统文类的区别和差异也让人一目了然。

②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的记叙相比，现代小说显著地增加了它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将“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了自己的主要描述对象。第二，传统的文类往往从历史、传说、传奇、道听途说乃至街谈巷议中寻找叙事的材料，而现代小说则大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个人经验来创作。第三，现代小说致力于描述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或情感处境，进而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读者展开交流、沟通与对话。

③如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侧重于描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看来，“个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与“社会”这个名词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正是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性存在，导致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与泛滥。一旦个人意识与社会性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一旦个人情感在面对社会生活时遭遇痛苦、疑问和不适，它必然会试图去调适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进而重新寻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写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触须之一。作家们通过写作，在个体与他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展开交流并寻求认同。

④在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⑤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创造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如此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也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经典与著作，试图与古往今来的无数心灵寻求沟通。

⑥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化。个人生存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现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密集与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意见、观点和观念的表达，反而更有排他性，并日趋狭窄化。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专断性”的声音。说到底，小说不过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命运的呈现，邀请它的读者在一个宽阔得多的领域参与进来，彼此之间寻求沟通、对话或认同的可能性。

⑧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小说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差异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小说和信息都在讲故事，但两者之间的显著不同是，信息在被消费之后往往耗尽自身，而优秀的小说在被阅读后，仍然留有“剩余”。小说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见和观念，还不如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包含着大量不同意见的广阔空间。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空间中，或隐或显地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由于这个广阔空间的存在，你会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⑨而从写作层面来看，作家的创作，有些类似于在黑暗的丛林中开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写作者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先在的、一成不变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和见解。恰恰是经由写作，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写作意图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写作中寻找心灵上的知音，进而理解社会生存，领悟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文学最古老的秘密之一。

——格非《现代小说与心灵》（有删改）

材料二：

魏微的《烟霞里》以普通人田庄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中。她让“心灵向生活敞开”，田庄的痛苦与坚韧，不仅源于个人情感的挫折，更来自城乡差距、传统伦理崩塌、市场经济冲击等结构性压力。

小说采用编年史式叙事，在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下岗潮等日常细节中，展现了“个人”与“时代”的隐秘共振。当田庄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她的困境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90年代乡镇企业转型阵痛的缩影。魏微的创作证明，现代小说的心灵书写不必局限于精英视角，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褶皱，同样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光谱。通过田庄这一人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人在大时代浪潮下，不断与生活碰撞、妥协又坚守的心灵历程，感受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心灵向生活敞开——读魏微的<烟霞里>》（节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热情聪明、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一名小童工了……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这全是我的活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与《变形记》在故事整体设定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篇作品都叙述了变形故事：一个是人变成了蟋蟀，一个则是人变成了甲虫。借助于这种变形手法，在貌似荒诞的叙述背后，作品表达出对社会重压下人的命运的思考，即对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人的异化的思考，从而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

《促织》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离魂”的人间惨剧。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但在《促织》中，一切都被倒转过来——人成了一只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成了成名一家生死、吉凶、福祸的主宰。作者表面上写小小的蟋蟀，实际上则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格里高尔发觉自己变成甲虫后，那一连串焦急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暗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的生活”。

《促织》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指向社会，而《变形记》则主要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不同的思考角度，体现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建构在一个个家庭的基础上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个人的所有生存目的、生存价值指向的都是家庭和社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群体的利益（更多的时候就是家庭）高于一切，所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的追求。而西方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个人，或者说是依附于团体的个人。因此，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个人的关注，就成了西方社会鲜明的特点。因着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思考问题时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性。中国人总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观照，并进而思考人的命运；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以自我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从而思考人的命运。《促织》与《变形记》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思考向度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

正是基于不同的思考角度，虽同样是运用变形的手法，但《促织》与《变形记》中人物变形的动因截然不同。在《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变为促织，是为了挽救整个家庭行将遭遇的灭顶之灾。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是为着群体而牺牲的，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所谓忠孝，体现了专制社会里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即家庭）的悲哀。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体在难以承受的社会压榨下走向自我崩溃。虽然这一变形不可能不影响到家庭，但更多地体现出的却是社会重压下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悲哀。

（摘编自韩玺吾《<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材料二：

社交媒体作为互联网的新生力量，凭借信息海量、传播及时、交互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俘获了大量受众。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面临着被异化的威胁。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就是指人们沉溺于社交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无限依赖媒体提供的内容，从主动的生产消费角色被异化为受媒体控制和奴役的傀儡，一旦离开媒体，就会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如何规避被媒体异化的危险，是当下受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革命；而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尊严、情感和命运的关怀，强调一个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工具理性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急剧膨胀，人们在享用技术盛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崇拜，而价值理性却被碎片化、娱乐化的快餐文化持续消解着，人的独立精神越发黯淡无光。在媒体使用过程中，人们用工具崇拜代替了理性思考，不愿付诸任何具体的行动，这种异化正是由社交媒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挣脱社交媒体建构的“异化牢笼”，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以确保社交媒体的良性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国民的媒介素养与道德认同，将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减少社交媒体使人异化的可能。

（摘编自吴向华《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