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大家知道，英文里边，小说有三个概念，一个是Fiction，一个是Story，一个是Novel，那为什么叫Novel呢？因为它是新的，也就是说跟传统文类完全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哪儿呢？就在于现代小说是需要靠经验来支撑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会成为举世公认的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因为它跟过去的流浪汉小说，跟过去的那种冒险意义上的骑士小说完全不同，塞万提斯注意到了一个东西，他注意到了家庭伦常，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现代小说是要描写个人生活的，那就要依靠个人经验。

那么，我们怎么来积累经验呢？无非靠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闻，当然也可以尝。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经验，但在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叫做“看”。也就是说，在一切获取经验的渠道当中，“看”具有优先地位。

我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已经预先有一个东西介入到我们观看的这个行为当中，这个东西叫自我。要看到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到事物的奥妙，观察到对于我们创作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陈词滥调用括号括起来。

现象学家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事物，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事物都是被定义的，都浸透了话语和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浸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知识多了，反而会有变得无知的危险。也因为这样，我是从来都不主张大家乱读书的，有的人不读书还好，越读越郁闷，因为他不思考，也不警惕，也就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对象都已经非对象化，我们很难分出主客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存在。我们认为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在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的话语所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事物呢？有些人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不用看也已经知道，那我们看不看无所谓的，这就叫“不视而见”，但这样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非常相信一句话，叫修辞立其诚。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喜欢写作的人要重新回到这个“诚”字上来，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方法让“诚”字回来。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无意识当中度过，那就等于他连一天都没有生活过。大家也许还知道，苏格拉底说的另外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思考，不能过度沉溺于某种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当中。

我们中国人过去讲格物致知，朱熹当年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到了王阳明，他也是强调这个。他们为什么强调要格物呢？也是因为这个物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习以为常，就会被那种习焉不察的种种现象，以及围绕这些现象衍生出来的话语所控制。比如我们要学会真正地看，要真正跟事物接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去描写事物，否则的话，我们描写的不是事物，而是观点。我们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这对写作者来说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纳新事物。

我之所以觉得写作是一个神圣的、充满刺激的、伟大的事业，是因为写作特别好玩，写作真的能让你脱胎换骨，让你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这不是因为一夜之间你水平提高了，不是。而是因为你不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要求所有的人，你真正尊重笔下的人物，你希望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如何变化。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你要钻到别人的心里去，揣摩别人怎么想，这是写好人物的关键，哪怕这个人是坏人，你也得尊重他。你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套用一些是非善恶观念，就把这些坏人打发了。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的坏人都光彩照人，就是因为那些大作家真正了解、观察、体会他们的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们这么干的情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要说的“诚”，不带偏见的“诚”。

（摘编自格非《寻视与静观》）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澄怀观物，为什么要澄怀呢？就是强调把自己清空后，________。王阳明的大弟子王龙溪说，没办法判断善恶的时候，你先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回到诚。________？王龙溪把它解释为无，实际上就是虚已，也就是把你原来有的那些观念全部放在一边。因为按传统的方法，你已经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也辨不出是非了。而当你处于________，你才能容纳事物，否则，你的脑子里已经被各种观念占满了，你还能观看外物吗?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周易·文言传》：“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信，是增进美德的方法；“修辞”出于诚信，是修行功业的方法。“修辞立其诚”被历代文人学者阐释与发挥，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第一次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阐发了“修辞立其诚”，他要求创作者从自身出发挖掘自己的创作才能和创作潜力，创作出独具文心的文学作品。其著作《文心雕龙》的宗旨就在“用心”二字，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走心”，从其书名“文心雕龙”就可以看出来。刘勰又说“立诚在肃，修辞必甘”，意思是说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态度是诚心诚意、端正严肃的，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一定是“甘美”的。这又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阐发“修辞立其诚”了。

一篇文章或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否是作者的用心之作，读者是可以透过其中的“修辞”看出来并欣赏到的。滋味甘与不甘，全在修辞者诚与不诚。如果一个人怀有天下至诚之心，则可以尽天地万物之性，学究天人，与天地共参。但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只要一个人诚心诚意未必一定是至诚——也能创作出尽人尽物尽心尽力之作。毕竟各人资质不一，才气不同，心性各异，不能强求，能否达于至诚是个人的造化使然。既然大家都是中人，只要付出一点诚心，无论是中人、中人以上者，还是中人以下者都能感同身受。相反，如果是无情无义不诚之作，必然不能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反而会暴露出创作者的不用心。言不由衷，华而不实，读者也可以透过文本读出来。

东汉学者王充把文比作是一棵树，叶之荣华、亮之虚实与根之实诚是紧密联系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纵然树上花枝招展，果实累累，如果没有根之实诚，也是摇摇欲坠、壳内空空的。所以王充指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这样才能“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若不然就会“有文无实”。由此延伸出“修辞立其诚”文如其人的观点。

文如其人，是人们在长期的文学批评和鉴赏中得出的一致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先贤重视创作者的个人品德修养，也担心后学因作者的个人品德问题而受到不良影响。由此进一步挖掘出“修辞立其诚”的文论内涵。

“修辞立其诚”首先强调创作者要拥有高尚的品德。“修辞立其诚”本义是叫我们“谨言”，究其本质是要我们“修身”。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意思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为圣贤而不朽，是可以从其言行举止看出来的。反之，一个人不贤，也可以从其言行举止看出来。此处之“言”扩展为文章也是一理，文章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作者的内心，读者观之，一目了然。因此一个人的为人，读者通过其文章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人们才特别重视创作者的个人品德。

“修辞立其诚”还强调创作者要有忠实的创作态度。忠实的创作态度，就是强调创作者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主体感情的真诚，也就是投入真实的感情，这样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的境界，也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

中国古代文论家往往以是否言之有物来评判作品的好坏。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有文无质，不知所云。此“物”不仅仅是指文章内容，也是指文章的情感。这是第二个内涵的扩展延伸。

（摘编自雷光高《论“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重温哲学家张岱年的《修辞立其诚》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

“立其诚”应从“修辞”始。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言辞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现实社会，“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或夸大其词，或凭空臆造，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孔子教导我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貌，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一次次不讲诚伪的“翻车现场”不断证明：抱有侥章心理的弄虚作假行不通，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新时代下，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身处社会的洪流中而不被左右，处于时代的漩涡中而不会迷失，始终保持本真，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说真话，做真人。

（摘编自黄俊尧《也谈“修辞立其诚”》）

书愤

（宋）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

③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④“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坐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大家知道，英文里边，小说有三个概念，一个是Fiction，一个是Story，一个是Novel，那为什么叫Novel呢？因为它是新的，也就是说跟传统文类完全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哪儿呢？就在于现代小说是需要靠经验来支撑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会成为举世公认的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因为它跟过去的流浪汉小说，跟过去的那种冒险意义上的骑士小说完全不同，塞万提斯注意到了一个东西，他注意到了家庭伦常，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现代小说是要描写个人生活的，那就要依靠个人经验。

那么，我们怎么来积累经验呢？无非靠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闻，当然也可以尝。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经验，但在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叫做“看”。也就是说，在一切获取经验的渠道当中，“看”具有优先地位。

我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已经预先有一个东西介入到我们观看的这个行为当中，这个东西叫自我。要看到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到事物的奥妙，观察到对于我们创作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陈词滥调用括号括起来。

现象学家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事物，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事物都是被定义的，都浸透了话语和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浸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知识多了，反而会有变得无知的危险。也因为这样，我是从来都不主张大家乱读书的，有的人不读书还好，越读越郁闷，因为他不思考，也不警惕，也就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对象都已经非对象化，我们很难分出主客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存在。我们认为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在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的话语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事物呢？有些人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不用看也已经知道，那我们看不看无所谓的，这就叫“不视而见”，但这样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非常相信一句话，叫修辞立其诚。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喜欢写作的人要重新回到这个“诚”字上来，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方法让“诚”字回来。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无意识当中度过，那就等于他连一天都没有生活过。大家也许还知道，苏格拉底说的另外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思考，不能过度沉溺于某种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当中。

我们中国人过去讲格物致知，朱熹当年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到了王阳明，他也是强调这个。他们为什么强调要格物呢？也是因为这个物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习以为常，就会被那种习焉不察的种种现象，以及围绕这些现象衍生出来的话语控制。比如我们要学会真正地看，要真正跟事物接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去描写事物，否则的话，我们描写的不是事物，而是观点。我们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这对写作者来说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纳新事物。

我之所以觉得写作是一个神圣的、充满刺激的、伟大的事业，是因为写作特别好玩，写作真的能让你脱胎换骨，让你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这不是因为一夜之间你水平提高了，不是。而是因为你不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要求所有的人，你真正尊重笔下的人物，你希望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如何变化。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你要钻到别人的心里去，揣摩别人怎么想，这是写好人物的关键，哪怕这个人是坏人，你也得尊重他。你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套用一些是非善恶观念，就把这些坏人打发了。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的坏人都光彩照人，就是因为那些大作家真正了解、观察、体会他们的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们这么干的情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要说的“诚”，不带偏见的“诚”。

（摘编自格非《寻视与静观》）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文化的发展中，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和在“比兴”思维的诗学传统的影响下，门的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文学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还乡的意识。门联结着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含意。

第一，传递空间领域感，成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志。门是空间上的节点，具有通过性、出入自由性的特点。门承担着空间相互联结和阻断的双重功能，空间转化的标志性仪式让使用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门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的空间内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同。从门的位置来讲，有院门、宫门、山门、城门、国门等。这些门的建设规则不同，比如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以展示天子受命于天，掌管国家；山门即佛、道教等宗教建筑的大门。出入这些门的过程，时刻提醒人们在出入时所进入的空间领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门是空间划分的标志物，人的心理通过门产生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转化。穿越门的瞬间，人觉察到空间的转变和属性的变化，正如在出入高校大门时通过者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门象征着主体的精神。门的基本功能是开关，阴阳变化是其中熔铸的集体潜意识，从这里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门的关闭是为了防卫，与保守、被动的心态对应；门敞开是为了出入，与开放、包容的心态相对应。门成为人连接宇宙的一个纽带，门开意味着主体的开放心态。《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开门是与日月万物接近，与自然一体，是对宇宙的接纳，从自我的狭小世界到精神通达四方。

第三，门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隐喻。门的概念和“家”是相关的，门是自我领域和家的代表，家庭与家族可称为“家门”，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黄帝宅经》：“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住宅的安定与家族的兴盛密切联系，“宅以门户为冠带”，门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儒家倡导“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门的数量、大小、装饰、材质等方面要遵守“礼”，门是家主社会身份的象征。故宫中门的布局、形状、大小、装饰都遵守“礼”的文化，故宫大门上的铆钉都是圆形，代表着追求圆满。“门风”指一个家庭的家风修养；“光大门楣”则是指为家族争光；“名门望族”指代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家族兴盛，人口众多，房屋的数量自然会增加，门也会相应增加。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所以从门的设置上也能分辨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摘编自张芳《门的文化符号研究》）

材料二：

门的诗学情怀是门之意象化的最高层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门的交互性道出：“世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门已联结了我、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蕴涵和美学基础。

门的开启实际是表明与世界的联系、沟通。开门有两层意思，一是功利比喻，一是洒脱自我。前者如《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唐王起《辟四门赋》：“致穆穆于四门，获济济之多士。关键（即门栓）不用，无老氏善闭之功。”喻开门纳贤，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之意，好一番盛世气象。在后者看来，这类功利的方向是很世俗的，人们希望世界是清新自然，而不是恶浊虚伪，于是就有了这类“敞开门”的意象。

门在古代有着生命之根源的意义，《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赤诚无雕饰。而生命归于大地的坟墓之出入口被称为“魂门”，古人以为死者灵魂从地下墓穴通过“羡道”升至墓门，出墓门过“神道”，走上升入天国之路。

就现世状态看，门是进出宅院的关口，代表着家，这容易理解，如新娘入夫家称为“过门”，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婿称为“顶门”。但普通意义上的家与家园概念并不同义，前者指现实的物质的场所，后者指精神的世界。那些装饰高贵的大门，是适意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并不是快乐的，豪门、朱门、宫门、禁门对人有着诸多限制与要求，居之会失去本真，于是普通的门，寒门、柴门、柴扉等就成了真实、自由的意象。

竖一根横木，立两扇柴扉，显示出天然的纯朴天真，温馨可爱，这正是脱出利禄羁绊之人的心灵归依，这是向家园的靠拢。这时，柴门荆扉衍化为返乡归家的意符，成为梦牵魂生活指向。傅道彬说得好：“难道诗人们真的是向往贫寒的生活吗？其实柴门是一种象征，当它们的物质形式简单到只有两块木板的时候，它的语词意义也返回到最单纯的命名状态，这时候柴门的意象就反映出原始家园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也返归到诗意的自由境界中，柴门荆扉把饱经忧患的诗人们带回了人类用来走出荆棘的遮风避雨的家园。”

（摘编自袁忠《“门”的审美传承与建筑文化学分析》）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还不够了解。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这位哲学家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反之，对论题所进行的逻辑论证却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假设和推论的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同意假设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接受了假设就必须接受结论，假设真但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而支配这种接受关系的就是推论关系。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独立性、完全性、逻辑真等这些与哲学、数学、科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当代各种经典逻辑的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非单调性逻辑，其产生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有效性问题。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心中完美理论该有的样子，它既体现了我们对这种完美形态的认知，也寄托了我们对构建这类理论的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是人们为了得出绝对可靠、没有争议的结论，特意给推理过程定下的严格规矩和标准。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构成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不仅是几何学的一种逻辑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组织知识的程序和检验知识的标准。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密切，语言运用的艺术离不开逻辑的制约，却也存在“无理而妙”的特殊审美现象。所谓“无理而妙”，指的是在文学作品的修辞表达中，表面上看似违背逻辑常理，却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引发读者的共鸣。这种“无理”并非真正的逻辑混乱，而是作者为实现表达意图，有意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其背后仍潜藏着深层的逻辑支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强调情感表达需以逻辑为基础。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看似与刘勰观点相悖，实则揭示了文学修辞的特殊性——审美情趣的营造可暂离表层逻辑，却不能脱离深层逻辑。鲁迅也曾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学中的“无理”表达需要读者透过表层逻辑，体悟其情感与内涵的合理性。

《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无理而妙”的经典例证。从逻辑角度分析，霜林变红是自然现象，与“离人泪”并无直接因果关联，这是明显的“无理”。但在崔莺莺与张生离别这一特定情境中，作者将霜林的红色想象为离人泪水浸染的结果，将自然景观与人物情感深度融合。此处的“无理”恰恰精准传递出离别之痛的浓烈深沉，让读者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厚重，这种艺术效果的达成，正是以人物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为根基的。

再如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尺”的夸张表述违背了实际测量的逻辑、“银河落九天”的想象也不符合天体运行的常理。但正是这种突破常规逻辑的修辞，凸显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李白诗歌豪放浪漫的风格特质。读者在赏析时，并不会纠结于“三千尺”的精确性，而是通过这种“无理”表达感受到瀑布的壮美与诗人的豪情，这背后潜藏的是审美感知的逻辑一致性。

可见，文学修辞中的“无理而妙”，实则是“明无理而暗有理”。表层的“无理”是为了更好地传递情感、营造意境，而深层的“有理”则是情感逻辑、审美逻辑的统一。脱离了深层逻辑的支撑，“无理”便会沦为真正的逻辑混乱，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语言运用的艺术，正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规范与突破的平衡。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按照文学史的一般看法，现代小说是从传统叙事诸形式中脱胎而来，同时也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扬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装置。现代小说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一直在不断地从传统叙事中汲取养分，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装置，它与传统文类的区别和差异也让人一目了然。

②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的记叙相比，现代小说显著地增加了它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将“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了自己的主要描述对象。第二，传统的文类往往从历史、传说、传奇、道听途说乃至街谈巷议中寻找叙事的材料，而现代小说则大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个人经验来创作。第三，现代小说致力于描述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或情感处境，进而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读者展开交流、沟通与对话。

③如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侧重于描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看来，“个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与“社会”这个名词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正是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性存在，导致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与泛滥。一旦个人意识与社会性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一旦个人情感在面对社会生活时遭遇痛苦、疑问和不适，它必然会试图去调适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进而重新寻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写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触须之一。作家们通过写作，在个体与他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展开交流并寻求认同。

④在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⑤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创造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如此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也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经典与著作，试图与古往今来的无数心灵寻求沟通。

⑥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化。个人生存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现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密集与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意见、观点和观念的表达，反而更有排他性，并日趋狭窄化。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专断性”的声音。说到底，小说不过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命运的呈现，邀请它的读者在一个宽阔得多的领域参与进来，彼此之间寻求沟通、对话或认同的可能性。

⑧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小说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差异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小说和信息都在讲故事，但两者之间的显著不同是，信息在被消费之后往往耗尽自身，而优秀的小说在被阅读后，仍然留有“剩余”。小说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见和观念，还不如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包含着大量不同意见的广阔空间。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空间中，或隐或显地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由于这个广阔空间的存在，你会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⑨而从写作层面来看，作家的创作，有些类似于在黑暗的丛林中开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写作者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先在的、一成不变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和见解。恰恰是经由写作，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写作意图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写作中寻找心灵上的知音，进而理解社会生存，领悟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文学最古老的秘密之一。

——格非《现代小说与心灵》（有删改）

材料二：

魏微的《烟霞里》以普通人田庄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中。她让“心灵向生活敞开”，田庄的痛苦与坚韧，不仅源于个人情感的挫折，更来自城乡差距、传统伦理崩塌、市场经济冲击等结构性压力。

小说采用编年史式叙事，在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下岗潮等日常细节中，展现了“个人”与“时代”的隐秘共振。当田庄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她的困境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90年代乡镇企业转型阵痛的缩影。魏微的创作证明，现代小说的心灵书写不必局限于精英视角，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褶皱，同样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光谱。通过田庄这一人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人在大时代浪潮下，不断与生活碰撞、妥协又坚守的心灵历程，感受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心灵向生活敞开——读魏微的<烟霞里>》（节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热情聪明、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一名小童工了……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这全是我的活儿。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拥有800余年历史的梨园戏根基厚重，而基于‘返本开新’的创作理念对老故事进行剧种化和现代性改编，可以为梨园戏注入新的生命力。”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梨园戏《促织记》编剧林清华如是说。

取材于蒲松龄短篇小说《促织》的新编梨园戏《促织记》，25日晚在“闽南戏窝子”福建泉州首演，赢得满堂彩。

促织即蟋蟀。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讲述的是主人公成名一家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而生活大起大落的故事。梨园戏《促织记》则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动态、魔幻的“化虫”表演等等，使全剧更具戏剧张力和观赏性。

林清华说，蒲松龄的《促织》展现的是封建集权对底层人民的迫害，但《促织记》想给观众带来的是更深一层的人性思考：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受迫害的小知识分子成名是否会产生异化？因儿子“化虫”而飞黄腾达后，他会不会从受迫害者变成迫害者？我们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下保存自身的高洁？“这同样是一种‘返本开新’。”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魔幻精彩的“化虫”表演、精致典雅的唱腔配乐、发人深思的结局改编……让《促织记》在首演落幕时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回首观众席，年轻面孔数不胜数。

“实际上，进我们梨园古典剧院看戏的年轻戏迷占比很高。”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主任林小伟表示，梨园戏想要传承发展下去，培养年轻观众非常重要。

为了赢得年轻人的喜爱，他们在舞美、灯光、音效、编剧、导演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尝试，做到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有能使年轻观众会心一笑的点。

此外，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还经常创新戏剧表现形式，到各地进行梨园戏的“沉浸式表演”；组建梨园戏“尚好听”乐队，将古老的戏剧艺术与摇滚、流行歌曲等时尚元素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艺术火花，引起更多年轻观众的共鸣，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新的风采。

(摘编自吴冠标《新编梨园戏〈促织记〉首演 “返本开新”获满堂彩》）

材料二：

《促织记》是学者林清华的沉潜之作。他以《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为蓝本，在七场戏中，通过人与促织的荒诞化异变，展开对人性、异化等的思考，以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辨，呈现出独具个性的文心巧构。林清华的文本创作将现代创作折向对“人”的理性解读，突出地展示了“思想”在戏曲中的价值主导作用，这当然对戏曲舞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作品的整体情节和结构，导演更加聚焦在人的行动，力图在人的变化中确立人与环境的推移。在七场戏顺次展开中，舞台上的古典气息扑面而来，那种以梨园戏科介规范为原则的表演，极大地发挥了音乐在舞台调度中的枢纽作用，将梨园戏古典的声乐艺术，铺排在每一场次的递进转接中。在一气呵成的叙事结构中，如同应和着乐音的高低强弱，而呈现出气息的急缓迟慢，这种人与舞台的同频共振是一个表演艺术家驾驭舞台时的独特技法，显示出剧种“古典性”在舞台上的张扬。

在《促织记》中，导演突破了梨园戏惯常的舞台结构，将舞台的前、中、后区充分利用，立体地完成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交错叠加，在层级并列的空间中，突出彼此互动感应所带来的生命变化。例如剧中人成名和成妻陪侍着昏迷的成子，只用一条长凳的假定和对怀抱状态的虚拟化表演，来呈现现实家庭中一家三口相依苦守的生活场面。再如《斗虫》中成名与里正的现实对质，舞台的中区则展示由成子与里正子幻变为促织的“虫斗”，两个时空交织并放大成现实与虚幻的同时并在，舞台表达显得异常饱满。诸如此类的多层次立体的结构，几乎贯穿于该剧的整体舞台空间，改变着传统线性叙事的一般模式。

同时，该剧的音乐以梨园戏核心的器乐组织为基础，改变了单纯的伴奏职能，而让每件乐器充分表达，以独立的节奏、韵律、音色对应于人物场面，共鸣协奏，既紧扣人物精神心理的悸动，又形成独立的音乐排场，以音乐叙事推进情节变化。该剧的舞美同样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表达形式，从灯光整体的暗色系营造荒诞空间的无序，只在《虫笑》一场以鲜明的色彩呈现出虫界灵动活泼的景象。笼罩在整个舞台两侧的笼状结构，将笼器世界的压抑感和象征性凸显出来，而在成子虫变的场面中，玄幻绮丽的幕布凸显出人虫变化时的灵光转化，这就在视觉与感觉上为形象的生命属性做出了标识。

这些在舞台上各司其职而能彼此彰显的叙事线索，让剧作文学的想象空间得到丰富的回应，更让人物表演得到充分表达。尤其是《得失》一场戏，展示成名为求一线生机，意外捕获促织的过程。在这个大的情节推进中，以成名寻找促织作为重要的表演内容，很具有梨园戏传统剧目《玉真行》的表演张力。

导演对舞台艺术的整体把握，让《促织记》初上舞台便拥有了上乘品相与独特个性，更加显示出以表演艺术和舞台整体把握来引领创作的艺术立场。这是梨园戏在新时代走向新探索的切实实践，必然成为这个古老剧种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中，更加稳健地寻求新的发展契机的阶段性成果。

（摘编自王馗《梨园古剧的现代呈现——从新编〈促织记〉说起）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2024年，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相较于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驱动消费的平台。今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

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旋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一般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