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然而，《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教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尔克斯研究中有几个核心论题，诸如《百年孤独》的创作历程、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加勒比文化和神话化写作的关系、新闻和文学的关系等等，涉及创作意识、创作特性、写实和虚构等文学议题，格外引起关注，也是早期访谈的主要内容。其中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

《花花公子》的导语给魔幻现实主义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将幻想和现实融合为一个独特‘新天地’的讲故事形式。”马尔克斯提出了“准现实”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人的预兆、疗法、迷信是自然现实的组成部分，应该与其他的组成成分等量齐观。《花花公子》记者问道，拉美世界到底是哪一点促使作家从这种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异混合来进行创作的？马尔克斯从民俗学的角度作答，用加勒比地区混合文化的开放性为其创作辩护，不仅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且认为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他把创作承诺从现实扩大到“准现实”而毫无违和感，于是汤锅会自己从桌上移动并摔下来，神父喝了巧克力汁会腾空而起，死者的鲜血会像长了眼睛一样曲曲折折地流向母亲的厨房，这种让人惊异的写法像是一种公开的冲撞和冒险，竟使得现代主义实验也像纸糊的帽子一样显得孱弱了。魔幻现实主义从此风行起来，成为20世纪后半期唯一成规模的跨国文学流派。

然而，作家并不总是赞成以这个标签来解释他的创作。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契合于某种理论和历史的现实。”他希望读者和批评家更多地看到他作品中“那种纪实的、历史的、地理的根基”。也就是说，在其神话化写作的重负之下，看到一个从事“驱魔”的意识形态分析师。这种表述是并不矛盾的。可以说，在阿根廷作家努力写得像欧洲作家那样时尚的时候，马尔克斯对种族无意识的表达投以关注。他以自身的方式思考拉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摘编自许志强《关于〈马尔克斯访谈录〉》）

材料二：

《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中，代表全镇人的老布恩蒂亚对马孔多刚刚到任的莫斯科特镇长所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了驳斥，尽管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已经被当时的老布恩蒂亚所接受，但是其却将近代的政治制度彻底地拒绝了。在马孔多意识和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矛盾发展中，诞生了老布恩蒂亚这样一个畸形儿，其属于受到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精神影响的拉美地区的一个先驱。

首先，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近代的关于科学理性精神的系统训练，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自己的幻想中融入到了所见到的一部分新东西，然后以此为基础将自己的科学理性观念构建出来；其次，其采用了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方式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处理，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如同上帝一样将一切的现实改变掉；最后，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立足于自身的直觉对事物进行判断，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改造社会属于系统工程。老布恩蒂亚希望能够单纯地通过科学技术改变马孔多小镇的生活，但是其他的很多方面还是坚持对传统的固守。作者在《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中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其属于马尔克斯通过解构式的方式对西方文化进行的第一层批判。

在西方社会环境中，近代理性精神属于一种最为基本的精神，也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如果在其他的非西方国家强加这种东西，在关注道德人伦和充满原始神秘文化的地区强加这种理性精神，是不是就是正确的和进步的？在《百年孤独》中，西方的文化在拉美传播的过程中因为不具备天赋人权、博爱、自由和平等等人本精神的限制和制约，因此变成了疯狂的魔鬼，甚至还变成在屠杀、掠夺和种族歧视中西方人所倚仗的理论依据。尽管西方的文化能够为马孔多带来一定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的基础就是压迫和剥削当地人民，所以，西方文化在传播中遇到马孔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强烈排斥和抵抗，近代以来被殖民的亚非拉各国的历史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作为一名社会责任感异常强烈的作家，马尔克斯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命运深切关注。几百年间拉美被迫接受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其本地的民族意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淡漠，各种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消失。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一直在对西方文化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同时对拉美的现代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其通过博大的思想情怀和赤诚的民族精神对拉美的新形象进行了塑造，希望能够使拉美民族文化获得重生和新的发展。

（摘编自张云霞《〈百年孤独〉的文化批判意识》）

3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

（1）经典叙事学致力于总结出一套普遍的通用的叙事语法，但问题在于，故事的讲述往往具有讲述者的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

（2）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讲述方式都是对该故事其他讲法的修改、补充或重写。从契约分析法这一“入口”进入，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其实是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题人物都分别与正统与非正统订立了“契约”，其主要行为均可用“立约”“履约”“违约”“受赏”“受罚”等功能来表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具有同样的叙述结构，但四大古典小说的美学意味却迥然有别。以《红楼梦》与《西游记》为例，二者同样是履大违小，但《红楼梦》悲剧意味却远在《西游记》之上，原因在于叙述角度的不同。《西游记》中取经故事是从正统方面（唐僧）而非非正统方面（花果山小猴子）的价值取向出发；而《红楼梦》中不仅神瑛侍者小契约“木石前盟”被毁，大契约“金玉良缘”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撕碎，因此其美学意味也就格外悲怆。

（3）可见，四大名著的四个故事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只关注单个故事无异于“见木”，唯有将四个故事契合在一起才得以“见林”，这就是人类叙事的整体性。其不仅体现为“文本间性”，还往往呈现在文本内部结构“蟠蛇章法”中。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以“其形如环，自身回转”“类蛇之自衔其尾”来形容“蟠蛇章法”。正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之语——“一篇如一句”，也即“作者用不同的形式说着同一句话，用许多事件和人物来叙述一个事件和人物”，即“主题”事件和“主题”人物。在《西游记》中，如果将孙悟空犯上作乱却又最终改邪归正的事件，与猪八戒、沙僧、白龙马以及诸妖等事件放置在一起，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变体。

（4）除了故事之间的“互文见义”和故事内部的“蟠蛇章法”，叙事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上。       。

（5）以DeepSeek（一种人工智能模型AI）模仿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开头部分的文字为例：

（6）街灯昏黄，路面坑洼不平，偶尔有几辆旧车从旁边匆匆驶过，车窗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喧嚣声。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麻木，仿佛生活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了。那时的我，常常在这样的黄昏时分，站在楼下的空地上，默默地望着远处渐渐模糊的天际，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孤独。

（7）再看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

（8）在对时间结构的处理上，两段文字显出迥异的特质：余华笔下的“时间”接近海德格尔所谓“本真时间”，即基于此在的生存来理解时间，此在先行进入将来，又在当下把自身的曾在承担起来；而DeepSeek文本中的“时间”则被凝固在“黄昏时分”这一静态切片之中，表达的并非余华“这一个”的直接经验，也未能建立起曾在、当前和将来结合在一起的立体结构，而仅仅是根据给予的指令抽取了“数据库”中一般性表述的孤独感。

（9）可见，AI写作程序系统长于总结归纳并运用文学传统和文学惯例，这种模式和惯性都可以被程序捕捉，该程序按照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来开展工作，因此往往“有句无篇”。中国传统叙事中最为常见的“似断而实续”的“草蛇灰线法”在AI创作这里也往往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因其创作本质无非是对风格和摹仿本身的“风格化”和“再摹仿”，而这种“再摹仿”也并非是如人类创作者般内化了的模仿，而更多是外在化的“风格迁移”。它寻求和需要的是经验、规律、共识、风格、标准等一切可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当面对“不能形成经验、没有规律、没有系统、没有风格、没有共识、没有标准的东西”时，往往显得无所适从。

（10）亚里士多德曾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描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人类的思想空间往往在“如果——那么”的张力中无限展开。而AI虽长于“从1到100”的“集成创新”，但终究无法进行“从0到1”的开创性创造。“人工智能的思想对象都是已经存在的、它不能处理尚未存在的事情。”可见，擅长“说出”却又始终无法“说透”的AI说到底还是在“智术”而非“智慧”上做文章。

（改编自张颖、吴翔宇《人的智能还是人工智能？——AI时代文学叙事的几个问题》）

除了故事之间的“互文见义”和故事内部的“蟠蛇章法”，叙事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上。       。

①这种“重新讲述”往往与人类记忆特性的“聚合”特性而非“组合”功能相关。

②当下的“玛德莱娜小甜点”唤醒了作者对往昔的记忆，过去以不断被重新讲述的方式完成当下化。

③回忆并非对记忆材料的机械重现（组合），而是对以往经验的放大与遮蔽（聚合）。

④如果说人的智能在意的是动态的时间“流程”，那么AI关注的则是凝固的空间“结构”。

⑤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但时间并非一条线，而是一个意向性网络，由过去、当前和将来“三相”绵延而成，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小甜点”那样。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建筑行业的设计逻辑与建造方式。生成式设计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在输入场地条件、功能需求和材料限制等参数后，可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种建筑方案。例如，某设计团队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北京旧城区的四合院街区进行分析，AI通过学习大量传统院落的布局数据，自主生成了既保留“院落”空间特征、又能显著提升采光与通风效率的新型合院方案。这种“人机协作”的设计模式，并非简单模仿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算法提取传统建筑深层规则，再创造出符合当代需求的变体。

在建造环节，机器人砌筑、3D打印混凝土以及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工地。2024年，上海某实验性建筑项目采用AI控制的机械臂群组，以“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施工进度与BIM模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更值得关注的是，AI开始介入结构优化：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生成比人类工程师更节省材料的梁柱布局。有学者指出，智能建造并未颠覆建筑学的核心问题——空间、功能、形式与意义的统一，而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求解工具。

然而，AI的介入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使建筑陷入“平均化”陷阱——AI倾向于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优化”方案，从而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对此，一些建筑师提出“可解释AI”的路径，要求算法在生成结果的同时，给出符合建筑学逻辑的解释，从而保持设计过程的人文可控性。

文本二：

当人工智能试图理解或生成中国传统建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出来：软件如何识别“斗拱”或“抬梁式”的规则？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一套“文法”——即木结构体系的组合规则，而将斗拱、柱子、屋顶等称为“词汇”。这套“文法”的核心在于标准化构件与灵活组合的逻辑，这与今天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不谋而合。

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架图样进行训练，发现AI不仅能够自动分类不同时代的斗拱样式，更能从大量实例中“习得”材分模数、举折比例等隐含规则。这意味着，传统建筑的“文法”可以被编码为算法可理解的数字规则。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在给定地形和功能后，输出符合“院落”空间伦理的平面布局，仿佛AI已经学会了“天人合一”的选址智慧。

但数字转译并非完美。有学者提醒，传统“文法”不仅是形式规则，还承载着等级秩序、工匠经验和现场应变智慧。AI只能处理“可编码”的部分，而对于“目测心记”的营造口诀、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以及现场应变智慧，则难以捕捉。因此，真正的智能传承应当是人机协同：由AI提供符合“文法”的优化方案，再由建筑师依据场地和文化语境进行筛选与转化。这正是梁思成所谓“可译性”的数字延伸——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可以通过新的“译法”相互贯通。

（文本一二均摘自《智能建筑：从数据到文脉》）

文本三：

各民族的建筑之间，它们的任务和建造技术以及美的观念，乃至许多内容上都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我们如果说，各民族的建筑各有它们自己独立的“词汇”和“文法”，那么，它们之间也一定存在一种“可译性”。例如，一座中国建筑和一座希腊建筑，虽然它们在形式、结构、装饰上截然不同，但为了表达相同的设计内容（如住宅、礼拜堂、宫殿等），它们所用的构件、组合方式以及空间处理，往往存在着某种对等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翻译，尽管文字不同，但原意可以准确地传达出来。这种建筑上的“可译性”，正是世界各民族建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人工智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生成式设计中，AI可能陷入_______，导致建筑风格单一化；在智能建造环节，AI对_______这类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难以编码；而在理解传统建筑时，AI也无法完全把握_______所承载的礼序内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机协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之一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曹雪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按故事发展的需要设计对应性的形象，有的是异质形象两两对举，有的则是两三个相类形象彼此映衬，在小说中形成了多个彼此关联、联络有序的人物形象群组。

异质形象的性格描写策略是差异对比，互补共构。同为小姐，黛玉尖刻机敏，率真任性，宝钗温婉和顺，不苟言笑；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宝钗安分和婉，豁达大度；黛玉真挚自然，崇尚自由，追求人格尊严，宝钗城府颇深，恪守本分，遵从礼教规范。性格内涵差异悬殊，以正反两极对比呈现，使各自的性格更趋鲜明。从形象设计的格局上看，这些人物两两构成一对群组，由于他们在价值追求、性格内涵上表现出对立性的差异，形象之间便产生了两相对举、彼此冲突的局面，带来了性格描写上互为补充、相反相成的效果。

作者所用的相类形象的性格描写策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同中求异，同类有别。这在地位身份相同、性格相近相似的人物群组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同为孤高，黛玉的孤高透射率真，妙玉的孤高则满溢冷僻。同为豪爽，史湘云的豪爽近于洒脱不羁，尤三姐的豪爽趋于刚烈执着。另一种是以宾衬主，宾主相望。这可以在性格同类、地位身份不同的人物群组中获得验证。袭人温柔宽容，善于隐忍，有似于宝钗；晴雯不仅削肩膀、水蛇腰、眉眼儿有似于黛玉，而且聪明灵慧、口角锋利也与黛玉相类。这样的设计就对钗黛两人的性格起了映衬、补充的作用。所以脂批有“袭为钗副，晴为黛影”之语。这些描写都起到了联类想象、彼此比衬的作用，使得形象之间产生彼此呼应、相辅相成的效果。

上述这些描写都反映了《红楼梦》形象描写的“兼美”本质，而诸多形象之间的连络、对比、映衬与互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使得这些形象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有序的结构性存在，形象之间共生共振，充盈着人物描写的流动的美。

（摘编自俞晓红《〈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三维观照——〈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之六》）

材料二：

英国著名小说家佛斯特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了扁平的和圆形的两种。扁平人物个性单一或趋向类型化，艺术描绘夸张成分较浓，或趋向漫画化。不少扁平人物具有高度浓缩概括性，常常让人过目不忘，其形象鲜明性能清晰地凸显文本主题。圆形人物性格是丰富、复杂的，不是简单、一目了然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这种复杂多变使小说更加真实，也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多是扁平的，然而经过漫长的发展，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塑造的人物逐步从扁平型向圆形演化。到了《红楼梦》，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终于达到了巅峰。

从道德出发评价人物的善恶美丑，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进行任何一部小说创作时，作者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作者的道德评价趋于两极，即人物具有鲜明的善恶属性。这种抽象化的人物在现实中则并不常见。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中人物真实性较弱、趋于扁平化的通病。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并没有用善恶分明的道德模式给人物贴上标签。他评价人物，可以说是将两个层面、三种立场结合起来。

第一个层面，也即是第一种立场，来自作者的出世观。他用佛教的色空观来认识和解释人生，认为只有到了这个层面，才是人生的最高和最终的归宿。这个层面已摆脱了现实人生中的善恶是非的评价，真正达到了无是无非、无善无恶、大智大慧、自由无障的境界。在作品里，只有癞头僧、跛足道人、警幻仙子、甄士隐、贾惜春以及柳湘莲等少数人物能参透玄关，真正达到这个境界。

第二个层面统辖于入世观，包括第二种和第三种立场。

第二种是作者本人对世俗生活的立场。这种立场有一定的道德倾向和善恶观念，会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立场上评价人们的作为，写出人物的善恶是非属性。但是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人物写得“全坏”，而是又会站在自然天性的角度赞美人物身上的人情人性，甚至这种人情人性往往盖过了儒家理念下的善恶判断。在刻画人物时，这两种互有矛盾的评价标准都会发生作用，人物也就呈现出一种叶嘉莹教授所说的“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憎的一面之真正的人生世相”。

第三种立场是贾宝玉的人物评价体系。这与作者本人的立场既有重合，也有错位，不能等量齐观。贾宝玉作为作品中的核心人物，作品主要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世界，通过他的头脑思索世事，通过他的嘴来议论人物。因此，读者受到他的诱导，自然而然。

（摘编自贾三强《不求善，唯求真——〈红楼梦〉人物塑造原则探析》）

中国古典小说长期处于善恶分明的创作阶段，人物要么至善至美、要么极恶无善，使得人物形象①_____。《红楼梦》跳出了这种刻板模式，既用异质对立的手法②_____，又用相类映衬的写法使人物形象彼此呼应、相辅相成，更打破二元道德框架，塑造出兼具多面性的③_____，登顶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高峰。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选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发生远比史的发生为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伊始，文学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意识、感情存于人体之内，外物感应、刺激人的大脑，人便会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人类最便捷利用的就是语言、肢体动作，《诗大序》说：“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不是比较史学与文学孰早孰晚，而是希望说明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史书撰写会用文学的手法。史官记事的目的，本就是为国家的活动做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史官若只遵守实录原则，不对文字进行加工，所反映的只能是生活真实的表面。

文学手法在策书中的表现主要是修辞，其夸饰、想象则表现在言语文辞和事件的叙述中，比如《尚书》所记诸圣王与贤臣的言辞，就运用了许多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夸饰等。但是文学的夸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真实的本质，这也就是艺术真实。

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抒发，所谓内心世界则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人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才是客观外界的本质真实。因此实录是对表象的描摹，既有优点，也有缺憾。优点是客观记录，能够如实地反映事件面貌，缺憾是不能反映本质性的内容。这种缺憾，就需要用文学性手段加以弥补。文学性不仅是为了好看、好听，它的手段如夸张、比喻、描绘，能够将实录史笔的先天不足弥补完备。此外，人们对事件的观察、思考、感受和总结，都必须使用非史笔手段来完成。

文学写作能够反映事件的本质，有无数的例证。由古至今，无论是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人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们多有诗文写作，深知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感动人心的作用。《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关注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东汉末建安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史辞的记录是：“是岁大疫。”这个记录只能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至于大疫大到如何，伤害如何，都不能反映。而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始让后人知瘟疫感染的严重，及时人感受之恐惧无奈之切痛，正所谓“动天地、泣鬼神”，这才是本质真实。

综上所述，文学的手段其实一直存在史家的书写之中，这也是书写本身的规律。书写本身就是文字技巧，文字技巧是为了更准确、贴切地表现和表达。上古史官其实深谙此道。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史，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是史官。是以史官记事出现了虚华无实的写作。这是说过分追求言语文字的修饰，会出现“文胜质”的现象。但是孔子并不反对文辞的加工，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只是孔子的理想是文质相符，所谓“文质彬彬”。因此上古史官的书写，对文字作加工，是书写的必然。当然，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是“文胜质”。

（摘自傅刚《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材料二：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文明社会。情况像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世纪、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绝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从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不同于历史学的由历史总趋向及其总后果提出问题，文学因其本性始终更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人的命运、人性的完善等等。为历史学所忽略的东西，成为文学对生活思考的起点。

（摘自赵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

“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摘编自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论述类文本评价表）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包括天安门、故宫、景山、万宁桥等遗产建筑，全长7.8公里。其中，故宫（紫禁城）建筑群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核心。故宫是明清皇宫，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紫禁城古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是“背山面水”“负阴抱阳”。

“背山面水”即紫禁城的北面为景山，南面为内金水河。北京城内本没有山，明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时，拆毁元朝宫殿的大量渣土无法处理，于是把这些渣土堆积成山，在其上广植树木，并称之为“镇山”，以灭元朝王气。镇山在清代改名为“景山”，并一直沿用至今。景山是北京城内的制高点，呈东西走向，南北方向狭窄，很像一座屏风。与此同时，紫禁城内有一条长河，名为内金水河。内金水河与景山相呼应，形成了有山有水、山水协调的审美意向。

“负阴抱阳”即紫禁城内所有重要宫殿面南而立。老子《道德经》载：“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紫禁城重要宫殿建筑坐北朝南，且在南面开设大量门窗，在北面则开设较少门窗。这种布局形式有着地理学上的科学意义：我国的海河流域处于北半球温带季风气候显著的地区，冬季在亚洲大陆西北内部形成高气压，有长达数月的偏北风；夏季高气压中心则在东南太平洋上形成，来自南方致雨的季风，使得温度上升、暑气逼人。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建筑朝正南方向最为适宜，北侧封闭以利于御寒，而南侧开设窗户则利用阳光照射和夏季通风。因而从一定角度而言，“负阴抱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形式。

故宫古建筑台基等构造，造型美观。故宫古建筑一般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之上，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筑本身的稳定及建筑防潮，而且能够体现出宫殿建筑的高大与威严。如作为皇帝执政场所的代表性建筑，紫禁城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台基做法，为我国古建筑台基工艺的最高等级，即采用三层须弥座叠加而成，称为“三台”。三台的周围为石质须弥座，上表皮为地砖，而核心部分则为分层夯实的灰土。在每层须弥座上，横卧地栿，地栿之上为望柱，望柱间安装有栏板。每段栏板的地栿下方有小的圆形排水口，且在望柱位置伸出圆雕的龙头。前朝三大殿共有排水龙头1142个，雨季时节，每个龙头可产生良好的排水效果，形成“千龙吐水”的奇观。而晴天时，在阳光的照射下，层层叠退的白石座上有千百个清晰的龙头投影，犹如色彩明快的水彩画。台基龙头造型的排水兽与建筑的庄严华贵氛围相协调，使得整座建筑产生恢宏的艺术效果。

紫禁城古建筑色彩的运用，不仅体现出其壮观、威严之感，还能展现紫禁城古建筑的和谐之美。

瓦面的颜色一般为黄色。《周易·坤》里说“天玄而地黄”，意思是宇宙高深，孕育大地。由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大地是黄色的，因而用黄色来代表“地”。另由于土地是国家的象征，因而黄色也代表着皇帝的权力。屋顶瓦面采用黄色，寓意紫禁城的建筑为皇帝所专用，是皇帝行使权力的场所。

屋檐和天花板的颜色为青绿色。青色是蓝色和绿色之间的过渡色。绿色使人想到大自然的绿树和绿草，给人以春回大地、一片生机之感。青绿色属于冷色调，其在阴影中显得空气感强，轻盈而又遥远。由于屋檐往外挑出，因而在梁枋下部及斗拱部位会出现阴影。采取青绿色的彩画对上述部位进行装饰，体现建筑的阴柔之美。

柱架和墙体颜色为红色。红色也是紫禁城古建筑的主色之一。红色给人充实、稳定、有力量的感觉。从功能上讲，墙体对建筑起到维护作用，柱子则是支持建筑屋顶的重要构件。可以看出，两种构件均能起到对建筑的防御、保护作用，其颜色采用红色，有利于体现阳刚之气，并表达护卫皇家建筑之意。

故宫古建筑的文化之美，融于北京中轴线建筑中。从中轴文化角度而言，“中轴”源于“中”。后者有“中间、中央、核心”的含义。先秦《吕氏春秋》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可反映“中”在营建都城、宫室规划中起到重要作用。“中轴”则是指南北方向的正中心连线。我国古人根据对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归纳，将自然规律与营造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南北方位比东西方位更为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白天可以根据正午时太阳的投影方向，确定南北方位（正午时太阳一般在正南或正北方位）；而晚上则可以根据北极星的位置，找出南北方位。中轴线上的重要宫殿，均为坐北朝南向布置。先秦古籍《易经》之“说卦传”载“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可反映中轴方位（南北向），是古代帝王推崇的方位。相应的，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在古代均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体现出其中蕴含的中轴文化。

（摘编自周乾《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和谐之美——以故宫古建筑为例》）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故宫！这里的建筑处处体现着和谐之美。您看，紫禁城背倚景山、面朝内金水河，形成________；殿宇坐北朝南，既符合“负阴抱阳”的哲学思想，又顺应________。三层须弥座台基上，1142个排水龙头造型和谐，雨季则构成“千龙吐水”奇观。黄瓦红墙彰显威严，________，色彩搭配既遵循礼制又富有韵律。中轴线上的布局更暗合“择中而立”的理念，处处彰显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快随我一起感受这份穿越六百年的建筑美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