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作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就像半身插入了土地，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自由。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工作也很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摘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一代有一代之文风，亦有一代之弊病。对文章写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习气，历代作者、学者多有总结和批判。仅明清两代，就有汪琬的《文戒示门人》、李绂的《古文辞禁八条》、章学诚的《古文十弊》等致力于此。

古人的这些论述，对改进当今文艺创作中的文风问题不无裨益。特别是在算法、AI写作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要力戒《大唐新语》所批评的“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以及《古文辞通义》中批评的“剽窃前贤，句摹字仿”之弊。

当今文艺创作中文风问题的形成，固然受到了科技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老问题：作者缺乏直面现实生活的耐心、勇气和能力。在有些人眼里，创作俨然成了纯技术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被技术和创意“屏蔽”于创作之外。

在笔者看来，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对破除当今文风之弊依旧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从当时革命工作的实际出发，历数形式主义文风的八大“罪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破除不良文风对革命工作的消极影响。在文艺创作上，赵树理积极践行这一方法，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作品。赵树理把自己这些小说叫作“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种以生活为创作源泉的立场和态度，对救治当今文风之弊不失为一剂良药。

（摘编自郭洪雷《改进文风，首在知“弊”》）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作品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不仅源于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性意义，更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深刻洞察所形成的精神价值。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入的鲁迅作品，在思想深度与内容厚度上实现了对初中阶段的提升，重在引导学生从阅读品析走向精神对话，完成从“阅读鲁迅”到“理解鲁迅”的跨越。

高中教材中的《祝福》《阿Q正传》以精妙的叙事艺术深入剖析国民性与社会悲剧，蕴含着对人性与社会的多重思考：《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悲愤中控诉时代之恶，彰显了杂文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抒情力量；《拿来主义》则以犀利的逻辑和比喻说理，为学生提供了文化批判与理性建构的思维范式。这些作品的编选并非简单的文本罗列，而是教材编写者基于“循序渐进”原则的精心设计，与初中阶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兼具温情与思考的作品形成梯度，逐步引导学生触碰鲁迅思想的核心。

然而，鲁迅作品与当代高中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膜，这种隔膜既来自时代语境的差异，也源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鲁迅的语言融汇古今，兼具白话文的鲜活与文言文的凝练。常以长句、转折句构建复杂的语义层次，甚至刻意制造“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样的矛盾表述，以承载多义而富有张力的思想。这种语言特质使得鲁迅作品“难读”，但也正是其魅力所在——唯有深入品味语言，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抵达思想的内核。

把握鲁迅作品的核心价值，关键在于理解其“立人”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统一。鲁迅始终以“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唤人的觉醒，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为路径探寻民族精神的重生。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以语言分析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把握作品的叙事节奏、抒情方式与论证逻辑，进而理解鲁迅如何以文学为武器，在回望历史、审视现实中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坐标系。这种阅读体验，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与思维能力，更能培育其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

（摘编自王富仁《鲁迅作品的教学价值与阅读路径》）

材料二：

经典文本的教学，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实现与文本的深度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前提是破除“经典崇拜”与“理解焦虑”的双重误区。对于高中阶段的鲁迅作品教学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部分学生因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而产生敬畏感，不敢主动解读；或因担心“读不懂”而产生焦虑，难以进入文本深处。这种心态阻碍了真实的阅读体验，使得经典的精神价值难以真正传递。

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情境化阅读”路径。所谓情境化阅读，并非简单的时代背景介绍，而是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关切中，建立经典与当代的联结。例如，解读《祝福》时，可结合“女性命运”的现实议题，引导学生对比祥林嫂的悲剧与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古今对照中理解封建礼教的本质与人性解放的意义；讲《拿来主义》时，可关联当下的文化交流现象，如“国潮”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引入，让学生以文本中的思维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实现从“文本解读”到“现实观照”的迁移。

文本细读是情境化阅读的核心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聚焦文本的细节之处，如《祝福》中祥林嫂三次肖像的变化，不仅是外貌的描写，更是其精神世界逐步崩塌的轨迹；《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多次出现，既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悲剧，也折射出民族心理的深层问题。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梳理与分析，学生能逐步把握鲁迅作品的叙事逻辑与思想脉络，形成自己的阅读见解。

同时，经典阅读需要“留白”与“碰撞”。教师不应将自己的解读强加给学生，而应提供多元的解读视角，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展开辩论。例如，对于《拿来主义》中“拿来”与“送去”的辩证关系，可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展开讨论；对于《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内涵，可关联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进行思考。这种开放性的阅读方式，能让学生在思维的碰撞中深化对经典的理解，真正将经典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此外，经典阅读的价值还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审美判断力”。鲁迅作品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典范，其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对人性弱点的深刻剖析，为学生提供了思考的范例。通过阅读鲁迅作品，学生不仅能学会如何理性地审视历史与现实，还能提升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感受其语言的张力、叙事的精妙与思想的深度。这种能力的培育，正是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核心要求，也是经典文本教学的终极目标。

（摘编自李泽厚《经典阅读的当代意义与教学实践》）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②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基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一本别人称赞而我们也试图阅读却引不起兴趣的作品，一本令我们反感、无法读进去的作品，千万别强迫自己耐着性子硬往下读，应该干脆放弃。

③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做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④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赫尔曼·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①我们将“手段”当作是阅读的规则，也就是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的方法。但是“手段”也可以解释为你所阅读的东西，空有方法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材料，就和空有材料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方法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以“手段”的后一种意思来说，未来提升你阅读能力的手段其实是你将阅读的那些书。

②如果你的阅读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如果要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你必须能操纵超越你能力的书，阅读超越你头脑的书。因此，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不只要能读得好，还要有能力分辨出哪些书能帮助你增进阅读能力。一本消遣或娱乐性的书可能会给你带来一时的欢愉，但是除了享乐之外，你也不可能再期待其他的收获了。我们并不是反对娱乐性的作品，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类书无法让你增进阅读的技巧。

③一个好的读者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读者。他在阅读时很主动，努力不懈。想要用来练习阅读技巧的书一定要看起来是超越你的能力才行。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技巧可以一下子像变魔术一样让你达到目标。有些读者会认为那些对读者的阅读技巧不断提出挑战的书籍——都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书，例如科学作品或是哲学作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伟大的科学作品甚至比一些非科学的书籍还要容易阅读，因为这些科学作品的作者很想要跟你达成共识，帮你找出关键主旨，同时还把论述说明清楚。

④读一本好书，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而不只是更有知识。毕竟，人间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人与人之间，或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谁也不能下定论。这不光在科学与哲学的领域中是如此，因为关于自然与其定律，存在与演变，谁都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理解，就是一些我们熟悉的日常事物也都如此。伟大的经典就是在帮助你把这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比一般人思想更深刻的人。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生”作为中国美术的核心话语之一，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历史语境持续演进。早期，它承载着“格物致知”与“气韵生动”的哲学与美学追求；步入20世纪，在“科学主义”的浪潮下，其范式转向社会现实介入与写实造型基础训练；及至当代，写生又面临影像技术与AI的挑战与机遇。

传统写生至少涵盖三方面核心：其一，以似为工，格物致知。写生需以客观对象为观察参照，精准描绘物象外在形态是首要命题，进而探究其生长规律与内在之“理”。其二，形神兼备，状物言意。写生需兼顾对物象形象的写实把握与生动姿态、神韵的捕捉，实现由物象描绘到境界追求的升华。其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传统写生反对以“形似”为最高标准，强调超越表面相似、追求内在意蕴与神韵。

当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传统写生的“经验性感悟”逐渐转向以科学分析为核心的现代写生范式。徐悲鸿于1932年在《画范》序言中系统提出“新七法”，将“位置得宜”“比例准确”“黑白分明”等基于西方科学造型原则置于前端，将“性格毕现”“传神阿堵”等传统核心价值列于其后。这一排序不仅体现方法论转变，更预示艺术观照的范式转型。徐悲鸿主张“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其倡导的“师造化”是以素描为手段的“对景写生”或“在地写生”。

在清末民初的美术教育转型中，写生教学随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建立日益凸显重要性。写生从辅助性训练上升为核心教学内容，地位从“传统经验传承”转向“科学系统训练”。这一转变依托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建立以素描为中心的写生训练系统，超越传统“经验性写生”，重构“写生”的话语定位。

（节选自葛玉君《“写生”话语的范式转化与当代重构》，有删改）

材料二：

现代“写生”概念不同于古代。出现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写生”主要指花鸟画，那些能将花鸟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作品被冠以写生之名。近代日本用汉语“写生”一词翻译西文中的sketch（草图、速写）、drawing（素描），为“写生”注入新内涵。形成于日本的“写生”新语义在晚清传入中国，很快成为写生在现代的主要用法。

如果“忠实”是写生的要害，那么写生就要面对一个比它更忠实于物象的艺术媒介——摄影。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将摄影技术带入中国。自此，以摄影为参照，中国的“写生”概念生发出一个新含义：突出写生体现出的画家个人精神、思想等主观因素。民国部分艺术家相信，绘画可以有性灵、有灵魂，但摄影不能有。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写生。曾兆芹《写生和精神上的关系》（1920）认为写生应该是活泼、有精神的，反之则是机械、呆板的摄影。赵望云指出思想和技巧的重要性：“要知道，一张写生画决不是照准了一个对象，一点不变地硬描下来的，因为照相式的绘画是比不上一张照片来得真切；而艺术的作品，是要作者把思想和技巧参于其中的。”

到20世纪50年代，写生的意义开始转变为深入生活。1954年前后，写生被树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的一部分。真正将深入生活落实为全国性的艺术实践是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之后。应该怎样深入生活呢？中国美术家协会给出的方案是写生。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组织北京地区的部分中国画家深入现实生活，具体来说，就是去黄山写生。这是画家的自由，画家要善于利用这种自由。

正是在“照相机夸功”的背景下，李可染提出了“不与照相机争功”的主张。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论语》（1959）中说明了他对写生与照相机关系的看法：“山水画不是照片，也不是风景说明图，风景画要比自然更美”“我有一枚图章，叫做‘不与照相机争功’，画家比摄影师有更大的创造的自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李可染喜欢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形容摄影照片的特点。拍照时，按透视原则，如果有一棵树甚至一片叶子距离镜头足够近，它就比泰山还要高大。李可染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要绕过遮挡镜头的树，把所有有碍于画家表现对象的事物都剔除掉。“脱离真实不对，完全依靠真实也不对，艺术应比真实更高、更集中、更概括。”

（节选自吴雪杉《不与照相机争功：写生的现代意义》，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文风反映作风，作风连着党风政风。当前，党八股、洋八股、新八股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每到基层调研时，时常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离了稿子不会说话，讲话必要稿子，而且一念到底，套话连篇，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满嘴“官腔”，工作成了演戏、念台词、走过场，老百姓不但听不懂，而且也不爱听，甚至十分反感，是为“党八股”；一些所谓“高学历”“专家型”党员领导干部，张口就是西方理论，闭口就是西方模型，言必称希腊，满脑子“西化思维”，一肚子抽象概念，凡事喜欢找西方标准和理论依据，严重脱离国情，是为“洋八股”；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平时缺少实地调查研究，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遇到实际问题，习惯于将大政策套小政策、用理论论证理论，工作中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是为“新八股”。党八股、洋八股、新八股的背后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长此以往，危害极大。

只有心中有人民，才能说话有力量。毛泽东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先行者，他批评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习近平是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继承者、示范者、开拓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使用“鞋子论”“钉子论”“补钙论”“总开关”“打老虎”“拍苍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脍炙人口的话语，来向全党全国人民系统化阐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话语体系来自普通老百姓非常熟悉的日常话语、传统话语、网络话语，承载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被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全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时髦话”“高频词”，令人印象深刻，更易于被人接受和理解。

（摘编自吴荣生《用大白话讲大道理——重读〈反对党八股〉》）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