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了中国古代诗学中著名的“雄浑美”的审美范畴，其关于“雄浑”境界的描述具有一种雄壮浑厚的意境风格和勃郁充盈、飞腾奔放的气势，具有“至大至刚”两个侧面的审美特征。“大”是就其体积和空间、时间而言，“刚”是就其精力和气势而言。西方“崇高”论者强调选择崇高的事物，在作品中创造崇高的意象。对于崇高事物、意象的特征，西方“崇高”论也主要是从“数量的巨大”和“力量的威猛”两方面来把握的。

一是二者皆具有体积空间上“至大”和时间上“悠远”的特征。对于“雄浑”境界的特征，司空图着眼于体积空间的大、阔、高，如“长风”“天风”“太空”“大荒”“千寻”“万物”“象外”“横绝”等；着眼于时间的悠远，如“百岁如流”“来之无穷”等。西方“崇高”论者论述“崇高美”的特征也强调“数量的巨大”，包括“空间体积的大”和“时间的久”，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康德认为崇高对象一个侧面的形式特征就是“数学的崇高”，即对象的体积和数量无限广大，超出人们的感官所能把握的限度。

二是二者皆具有“力量威猛”“气势强壮”的审美特征。譬如：“寥寥长风”“天风浪浪”“巫峡千寻，走云连风”“大风卷水，林木为推”等形象地描述了“雄浑”境界的强大威力、强劲气势。“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若纳水棺，如转丸珠”又表现出一种浩瀚磅礴的威力和生气勃勃的昂扬活力。除此之外，表现审美主体特征的“横绝”“吞吐”“具备”以及“真”“强”“雄”“健”等也包含有“力”的意味，表现出审美主体胸襟博大、气贯长虹般的精神气魄。西方“崇高”论者把这方面的特征归结为“力学的崇高”。朗基弩斯认为崇高的外在形式特征是风格的庄严、恢宏和道劲，有着“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巨大威力”。康德认为崇高的对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力量上巨大无比的威力。

（摘编自杨景生《＜诗品＞“雄浑”与西方“崇高”之比较》）

材料二：

“崇高”的本质是什么？康德认为，“崇高”的本质是一种消极的快感，即一种由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他指出：“崇高的情绪的质是一种不愉快感。”这中间有一个转换机制，“它经历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后，并立刻继之以生命力更加强烈的喷射，使崇高的感觉产生”。此刻，“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又不断地反复地被拒绝着。对于崇高的愉快不只是含着积极的快乐，更多的是惊叹或崇敬，这就可称作消极的快乐”。这种“阻滞”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引起“不愉快感”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自然界中令人可怕的对象，令人痛苦和恐怖的东西。例如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势如扫空一切的风暴，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这些令人恐怖的现象使人心惊胆战，“使我们的抵抗力在它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不过，如果我们真正处身于危险恐惧之中，生命无保障，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我们有的仅仅是恐惧和痛苦，而谈不上其他。要产生“崇高”感，我们必须自身处于安全地带而面对恐惧的对象，此时，才会有由痛感转化为一种快感的可能。那么，这种时候，“这景象越可怕，就对我们越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为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了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这就是由痛感而转化来的快感。

这种“痛感”与中国的“雄浑”范畴很难结合到一起。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从《庄子》所描写的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形象上，我们所体会到的“大”和雄浑之美，并没有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痛感，而是使人感到一种豪迈之美。从孔子所提倡的“仁以为己任”的“大”，到孟子所涵养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我们所感到的也不是危险和痛苦，而是一种伟大的胸怀和牺牲精神。建安时期的慷慨之气，《文心雕龙》的“风骨”，司空图那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雄浑”，姚鼐那如电、如长风出谷的“阳刚之美”，都没有让人觉得恐怖、痛苦，而是给人一种自豪雄壮的美感。

总而言之，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的“崇高”是由痛感而产生的快感。与之相反，中国美学中的“雄浑”却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豪迈与浩然正气的美感。

（摘编自曹顺庆《痛感与美感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雄浑”范畴比较》）

（1）“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小心地探出前额，/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昌耀《峨日朵雪峰之侧》）

（2）“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决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

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6月25日，嫦娥六号回家了！

从月球高速飞向地球可谓风驰电掣，如何减速成为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回家的关键。返回阶段在太空上演了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约为11.2千米/秒）的“打水漂”。

太空“打水漂”的科技术语为“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首先嫦娥六号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进入大气层，实施初次气动减速。下降至预定高度后，从“亲近”地球变为远离地球，向上“跳出”大气层，就像打了一个水漂。专家指出，数千公里大气层的阻力，以及航天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快速消耗嫦娥六号返回器的能量，使返回器穿出大气层时的速度降到第一宇宙速度（约7.9千米/秒）以下，不再具备环绕地球飞行的条件。到达最高点后开始滑行下降。之后，它再次进入大气层，实施二次气动减速。在“踩刹车”“打水漂”后，近地10公里高度时，它又“开伞花”，再次减速以安全落地。

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着陆后，见到它的人都被其乌黑的外表所震撼，那是被大气层烧蚀过的斑驳痕迹，这见证了它这一路旅程的艰辛。

在国际上，探月任务的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我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1月正式立项以来，交出了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连战连捷、100%圆满成功的答卷，创造了世界月球探测史的中国纪录。

嫦娥六号任务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由于人类对月球背面的环境认识并不充分，这趟月背之旅面临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在嫦娥六号发射场工作期间，国际上进行了3次探月任务，均不同程度遭遇了挫折。美国“游隼”号月球着陆器发生推进剂泄漏，登月失败；日本SLIM探测器登月后，太阳能电池无法正常发电；美国“奥德修斯”着陆器落月过程发生故障，2条着陆腿折断导致倾倒……有人问：中国人这次行不行？

要到月背取土，必须攻克“潮汐锁定”效应带来的月球始终以正面朝向地球无法通信的难题。先期已按计划，建好“鹊桥”中继星通信基站。5月3日出征，6月2日精准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之后，完成智能快速采样，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嫦娥六号因为在月背表采样时留下的图案与“中”字相像，用玄武岩纤维特制的五星红旗成功展开，迅速引发热议。6月4日，从月背起飞返回，经历13天环月等待，于6月25日重返地球。得益于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三大技术突破，如今，嫦娥六号已从38万公里外的月球背面携带月壤顺利返回，我们的任务结束了，但“嫦娥奔月”的故事未完待续。

6月28日上午，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行仪式，将嫦娥六号采集到的1935.3克月背样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高校，巴基斯坦等国家，分配到了这些珍贵的月壤和岩石样本。在不远的未来，它将帮助我们解开更多有关月球和宇宙的谜题。同时，这一成就也将促进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资源，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中青网）

材料二：

钱学森弹道，是钱学森在上世纪40年代和两名同事共同提出的。基于高速物体由真空或者密度较低的空间进入密度较高的介质的时候，会产生反压。因此，钱学森弹道原理就是让导弹弹头在大气层边沿的“临近空间”进行增程滑翔，然后再进入稠密大气，就可以让飞行器高速滑翔下降，而不是一头栽下来。所以，“钱学森弹道”又被称为“助推滑翔弹道”

网上有很多关于钱学森弹道的解说，还有人说钱学森弹道是打水漂弹道，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打水漂的不是钱学森弹道，而是桑格尔弹道，在桑格尔弹道下，导弹弹头在下降阶段会有多次升高然后再下降的跳跃过程，看起来就像我们平时在水面上打水漂，所以也叫做水漂弹道，钱学森弹道则是比较平缓下降，看起来桑格尔弹道更复杂，实则实现起来并不然。因为钱学森弹道要研究高层稀薄大气的流体力学问题，再用弹道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算，整个过程十分复杂。而“桑格尔弹道”过程仅发生在大气低层，因为在大气低层的环境下，只要提供一个足够的力，就能形成下一个“跳跃弹道”，因此只需要重点研究助推力问题，所以实现起来相对更简单。

嫦娥五号任务首次创造性地采用“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如今嫦娥六号任务的连续成功，再次验证了该项技术的强适应性、高精准度和高稳定性。

（摘编自航天科技人员解说）

材料三：

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母亲，人类是在这里诞生和成长的，是在这里成熟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激发了探索宇宙的热情；也是在这里，我们正在痛苦和不安之中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

人类有幸来到地球这个行星上，这里有充满氧气的蓝天，有碧波荡漾的海洋，有凉爽的森林，还有柔软的草地。这无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从整个宇宙来看，它不但景色迷人，天下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必定有许多这样的星球散布在整个宇宙空间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人类百万年来用巨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人才济济，人们勤学好问。我们的时代以知识为荣，我们是很幸运的。人类是宇宙的产物，现在暂时居住在叫作“地球”的星球上。人类返回“家园”的长途旅行已经开始。

（节选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毛泽东诗词是宝贵精神财富与传世经典，其总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问题解答展开。

毛泽东为何能写诗？

江西省吉安县美陂村书院有“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的对联，深得毛泽东喜爱。他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知识底蕴与人文修养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古典诗词修养扎实。据统计，其藏书中留有圈画、批注印记的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含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涵盖429位诗人，且此数据为不完全统计，成为诗人顺理成章。

毛泽东与诗词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革命家的一生，也是诗人的一生。读诗、学诗、赋诗等对他而言，是情趣爱好、生活方式、政治工具，亦是交往手段。无论喜怒哀乐、庆贺胜利或抒发豪情，他皆以诗词表达理想、意志、心绪与深情。

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曾言“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偏爱苏东坡、辛弃疾词作，不太喜欢杜甫“哭哭啼啼”的诗。其诗词总体风格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句，豪迈奔放，充满英雄主义气概，读来荡气回肠。

       ？

毛泽东诗词不仅吸引、熏陶几代中国人，还传播至国外，海外诗界公认他是“中国的伟大诗人”。1937年，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次向西方披露《七律・长征》，1938年该书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七律・长征》成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且先在国外发表。1961年，毛泽东赠《水调歌头・游泳》手书给蒙哥马利；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答谢词中引用毛泽东“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

为何多人喜欢毛泽东诗词？

柳亚子赞其“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诗”，陈毅评其“妙语拈来着眼高，诗词大国推盟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毛泽东诗词都是艺术精品。

（摘编自汪建新《读不尽的毛泽东诗词》）

材料二：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首先体现在叙事宏大。它记录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蕴含诗人对革命的感怀与思考，是系统描绘中国革命的史诗。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在艰苦斗争中写下《采桑子・重阳》等诗作，记述对革命的忧思、喜悦与礼赞，同时成长为“马背诗人”。1936年2月，他在陕北写下《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成赞美祖国山河的姊妹篇，勾勒中华万里江山图。

其次，宏大气象体现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蕴含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第二次反“围剿”前，《渔家傲》以“万木霜天红烂漫”显豪情，借神话彰显壮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清平乐》以“东方欲晓”喻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显意志，皆见磅礴气象。

（摘编自陆振兴《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

9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性花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大门。使不少两性花植物，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的杂种优势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有删改）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1964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迁移到水稻物种上，由此       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

（摘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南方水稻集中育秧、东北实施大垄密植、黄淮海地区推广耐密高产抗倒玉米品种……各地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合理增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力度，促进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粮食亩产399.1公斤，比上年增加4.4公斤，增长1.1%。其中，玉米亩产446.7公斤，增长1.6%；稻谷亩产480.4公斤，增长0.7%；小麦亩产396公斤，与上年持平；大豆亩产135.9公斤，比上年增加2.5公斤，增长1.9%。

（摘自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12日电，记者胡璐、王雨萧、古一平）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道德是否能够被计算？伦理涉及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等，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领域。虽然它不能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计算，但伦理考量在决策和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伦理的计算问题，有些人认为，“人类道德具有一种隐喻意义上的计算维度，但道德本身不是通过计算而是通过体验来获得的。如果完全遵循计算主义法则来解释道德，这本身可能是不道德的，因为计算法则必然逻辑地将人类导向一个旁观者立场。”但也有部分学者持肯定观点，他们认为，伦理理论和伦理规范的不确定性，在计算机语言中必须通过严谨的形式（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等形式化方法）来克服其二义性，一方面，便于程序代码实现，另一方面，有助于发现伦理理论或规则之间的冲突。

从工程技术角度讲，要想让人工智能负载道德，就必然要构建一种可以执行、在算法中可以运作的伦理机制，使其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中自主地作出伦理选择。但是，“鉴于通用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并未实现，要在智能体中嵌入其可执行的机器伦理，只能诉诸目前的智能机器可以操作和执行的技术方式——基于数据和逻辑的机器代码——就像机器人三定律所对应的电位一样，并由此将人类所倡导或可接受的伦理理论和规范转换成机器可以运算与执行的伦理算法及操作规程。”

谈及道德的可计算性，古典哲学家边沁与密尔曾深入研讨过快乐与痛苦的量化问题。在现代伦理学中，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等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尽管伦理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无法进行计算，因为它涉及主观判断、价值观和原则，这些元素因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并常常受到文化的影响。然而，伦理决策过程往往涉及权衡不同因素并预测后果，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计算过程。而且，各种伦理理论为评估行为提供了框架，如结果主义、义务论和美德伦理学。其中，行为功利主义是一个著名的伦理理论，它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根据这一目的论，行为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其后果。一个行为若在所有可行的选择中最有可能产生最大的净快乐，并兼顾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这一理论本质上就是在进行所谓的“道德计算”。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道德的可计算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处理和解决伦理问题的工具和手段。例如，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准确地预测行为的后果，从而做出更精准的伦理决策。同时，这些技术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伦理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为未来的伦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已有的技术路径表明，人工智能虽然还不能像人类一样作出复杂的道德推理，却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道德问题。但这些技术模型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而且现行的策略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更不用说完备伦理体还面临着意识、情感难题以及道德计算的可能性等问题。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不应停留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实体论视角，还需从泛智能体社会的智能体间的关系展开考察”。基于道德实践的路径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是一次完成的。正如技术的社会化过程一样，“无论是人的社会化，还是技术主体的社会化，是很难一次完成的”。

（摘编自陈凡、程海东、胡孝聪等《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基本理路、现行策略与实践转向》）

材料二：

情感是人类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是态度在生理上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评价和体验，具体表现为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对情感的分析与预测，有助于了解人们对外界刺激或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态度，从而提升沟通与交流的能力，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正因为其重要性，研究人员从很早就开始关注情感分析的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情感分析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融合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前沿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已成为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门研究分支，被称为情感计算。

人的情感可以通过语言、声音、表情、行为、动作、脑电、步态等多种不同形式进行表达，因此，情感分析研究是复杂的，甚至是极其困难的。有的情感表达，如指桑骂槐、明褒暗贬，即便是人类自己都难以分辨与理解，更何况采用机器进行识别与分析。一般认为，以情感的构成粒度而言，情感分析研究可分为粗粒度情感分析和细粒度情感分析。粗粒度情感又称情绪，通常包含正面情绪、负面情绪和中性情绪三类。根据实际需要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又可以继续分成若干个等级。细粒度情感分析则是更加明确具体的情感表现，如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讶等。以情感特征构成而言，情感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单模态情感分析和多模态情感分析。模态是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单模态指通过单一独立感官输入/输出通道获取的信息形式，而多模态指通过多个感官输入/输出通道获取的信息形式。通常，单模态情感分析包括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基于语音的情感分析和基于表情图像的情感分析；多模态情感分析则指同时应用两种以上的模态数据进行情感分析，这些模态数据包括文本、语音、图像等多种不同形式。

（摘编自彭俊杰《面向机器智能的情感分析》）

人与人之间发生情绪互动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心电感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对他人_______进行分辨和理解后做出的反馈。人工智能情感计算的研究范式则是尽可能多地采集信号，形成有效数据，然后借助情感算法模型进行情感分析。若模态数据包含_______等多种不同形式，那就需要采用_______，才能准确识别情感类型，并确定情感强度。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在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一文中，苏格拉底面对越狱的建议，坚守正义原则，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我不能仅因自己遭遇不幸，就抛却曾经信守的誓言与原则。如果经过理性判断，认定一种行为是正义的，那么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应当去践行它，而不是在逆境中轻易背弃。否则，我们伤害的不仅是城邦的法律，更是自己灵魂的和谐与诚实。”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实践论》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掌握“丰富的感觉材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地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客观外界直接获取①______，进而对这些材料进行②______，形成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理论系统。调查研究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做到“身入心入”，充分感知对象的真实情况，同时③______，以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应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这些开发智力、智能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它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