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9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爆火的“I人E人”等相关话语到底指代什么？其实，“I人E人”出自MBTI人格类型测试。MBTI的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简称MBTI），该指标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分为四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呈现两种方向。分别为外向的（E）和内向的（I）、实感的（S）和直觉的（N）、理性的（T）和感性的（F）、判断的（J）和理解的（P），由此组合衍生出16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人们可以通过MBTI测试，获得自己的人格类型指标。

认识自己，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思考的经典话题。诚然，一个人只有充分地了解自我、全面地认识自我，才能知晓如何去发展自己，才能知晓自己又如何融入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内卷青年”“躺平青年”等标签，本身带有一定的污名化意味，而由MBTI测 试产生的如“I人E人”“ENFP”“ISTJ”等标签则是中性的，并且与MBTI测试相配套的测试结果解读不仅十分详细，有一定科学理论支撑，而且在结论导向上往往是积极的。因此，MBTI既满足了青年认识自我的强烈需求，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青年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群体的归属与认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联系而产生的。在过往“乡土中国”时代的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是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找到群体归属和形成情感纽带。但在“数字中国”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用户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交往的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找寻归属、认同的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当下青年群体流行的进各种“圈子”、找各种“搭子”的社交现象。“圈子”“搭子”的形成不再是以传统的地缘或血缘为联系基础，而是以“趣缘”或“信缘”为交往纽带。青年人基于共同的爱好、乐趣或基于共同的信息交流集散地、信息交流方式来建立密切联系，在共同话题、共同场域、共同信息交流方式的交往中生成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MBTI正是一种集“趣缘”和“信缘”为一体的交往纽带，是青年获得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载体。从“趣缘”看，MBTI 满足了青年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兴趣，基于MBTI衍生的话题和二次创作则提供了青年社交的乐趣。从“信缘”看，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有MBTI的总话题、总讨论群（组），还有对应MBTI各个测试结果的分话题、分讨论群（组），这提供了信缘群体形成的信息互联场所。

整个社会的节奏加速，驱动着每个社会成员工作、生活步调的加速。在这样的加速社会下，青年人往往处在一种“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的生活状态，经常产生“时间都去哪了”的共鸣。“加速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自然也影响着青年的社交行为。MBTI能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是因为MBTI具有帮助青年进行高效社会交往的功能。一方面，MBTI可以方便青年快速认识他人；另一方面，MBTI 还可以帮助青年处理好人际关系，提升工作效率。

营销学专家乔纳·伯杰指出，当某种事物成为一种谈资，可供人们谈论和娱乐，并且参与其中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加时尚、更有品位等积极心理感觉时，这种事物便可称为“社交货币”。“社交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现实的商品，而是用来获得他人与群体对货币使用者的正向认可和积极评价。从“社交货币”的理论角度审视，MBTI 测试便是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有青年人说：“        ”由此可见，MBTI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的人格测试工具，而是一种助力青年融入潮流、找到归属、开启话题的“社交货币”。

（摘编自游志纯《I人，E人？：青年“MBTI热”现象的分析与审思》）

材料二：

面对MBTI的流行，有人担心：简单将所有人分为16个类型，会加剧年轻人给他人“贴标签”的不良习惯，使他们忽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MBTI人格测试如此方便、如此宜人，难免令人怀疑：在心理学领域，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大众对MBTI的追捧，又是否会滑坡为一种盲从、盲信的“新玄学”？

一方面，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同细节组成的，不可能仅靠四个字母完全定义，MBTI类型一致的人，可能大不相同，MBTI类型“不搭”的人，也未必不能投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个体认知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贴标签”式的分类法并非一无是处。很多时候，只有先把接触到的人与事划分到熟悉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找到更进一步认知信息的切入口。我们当然无法被4个字母精准定义，但这4个字母有时可以成为自我认知的起点，找到性情相知的“同类”。

（摘编自杨鑫宇《年轻人爱上MBTI，是心理学还是“新玄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材料二：

改造我们的学习（节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决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

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自己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实践论》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掌握“丰富的感觉材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客观外界直接获取________，进而对这些材料进行________，形成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理论系统。调查研究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做到“身入心入”，充分感知对象的真实情况，同时________，以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回顾2025年的中国戏剧，经典复排、多元改编与本土原创相辅相成，汇聚成民族演剧美学探索的坚守之力与时代活力。国外剧目本土化、优秀剧团剧目来华展演和本土戏剧出海，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让中国戏剧在全球文化格局中进一步彰显独特价值。各戏剧门类均有佳作涌现，戏剧艺术发展越发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

在中国本土，戏剧创作呈现出活力迸发的多元面貌。《茶馆》《骆驼祥子》《风雪夜归人》等经典剧目依然能够唤起观演热情；民族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红楼梦》等口碑之作继续保持高人气；《锦衣卫之刀与花》《她对此感到厌烦》等原创音乐剧新作精准对位年轻观众审美，并催生出丰富的衍生文化场景。香港话剧团带来的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原创音乐剧《大状王》、小剧场作品《半桶水》等均好评如潮。

在国外剧目引进方面，铃木忠志、奥斯特玛雅等中国观众熟悉的国际知名导演及其剧团再度来华。在戏剧史及中俄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于契诃夫诞辰165周年之际将《海鸥》带上中国舞台。乌镇戏剧节期间，汉堡德意志剧院上演的总计9小时的《人类之城马拉松剧》，以五剧连演的形式展现古希腊神话改编的多种可能。加拿大戏剧大师罗伯特·勒帕吉与机械神剧团继2024年的《887》后，又将《月球背面》《科克托和戴维斯》带到中国，以独属于剧场的艺术语汇，创造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细腻的情感叙事。

在戏剧出海方面，《广陵绝响》《庄周梦蝶》《花生的荣耀之旅》《我这一辈子》等10余部作品亮相2025年爱丁堡艺穗节。在第42届海德堡剧本市场上，中国作为主宾国，携《阿Q正传》《桃花扇》等六部作品进行交流演出；原创剧目《我的名字叫啊吨》亮相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此外，中国原创音乐剧《#0528》登陆韩国驻演，民族舞剧《只此青绿》赴海外巡演。

面对2025年中国戏剧呈现的欣欣向荣的多元格局，我们也不应忽视行业痛点。不少剧目尤其是原创剧目仍面临票房难题；演艺新空间凭借新主题、新故事、新形式，掀起年轻人观剧热潮，却显现出创作套路化等问题；原创领域虽有各类奖项、基金支持，亦有作品出圈成为市场热点，但大量作品的人物塑造与叙事表达缺乏创新。还有，当下的剧场生态受到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观众审美越发分众化、个性化。戏剧艺术如何提供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与情感体验，成为2025年中国戏剧在冷热之间留给我们的思考。

（光明网2026年01月08日贾力苈《坚守与破局：戏剧如何不可替代》，有删改）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如何突破地域局限、与现代生活接轨，是地方剧种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非遗”到“顶流”，从“小众”到“出圈”，地方戏曲“逆袭”的背后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在科技融合、叙事重构、人才培养、文旅联动等创新举措的推动下，传统地方戏持续焕发新活力，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以科技构景提供沉浸体验，开拓多维感知的场域。传统戏曲讲究虚拟写意，“一桌二椅”即完成了舞台布景，而年轻观众更偏爱感官刺激与沉浸式体验。众多地方剧种正探索利用影视技术、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创新舞台设计与互动体验。上海越剧院打造的沉浸式戏剧《黛玉葬花》采用MR（混合现实）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大观园”，观众可穿梭于虚实交错的园林装置间，更好地理解文本和表演。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延伸了戏曲的美学边界，回应了青年对“参与式”文化消费的偏好。

以叙事重构唤起情感共鸣，打通代际理解的通道。地方戏曲多用方言演出，高腔大调、四平八稳，因此让年轻观众“愿意听”“听得懂”是地方戏曲“出圈”的关键。越来越多创作者选择在尊重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内容重构、语态翻译，建立戏曲与当代表达之间的共情通道。新编京剧《霸王别姬》取消传统念白，改用字幕，使整体节奏更贴近现代戏剧。秦腔《楷模村》、长沙花鼓戏《花猪司令》、锡剧《装台》地方戏从“讲古”转向“讲我”，关注现实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时代画像。

以青年演员担当舞台主角，接续古老艺术的传承。针对青年人才“挑大梁”机会较少的问题，一些地方剧团尝试通过“因人设戏”的方式实现精准培养。传承不是复制，更不是“替身式”模仿，青年不再被定义为传统技艺的“继承人”，而成为用新语态传播传统的“文化共创者”。当然，青年演员的加入不能只是“颜值化”“偶像化”，而应构建完整的职业路径与支持系统。只有当青年“想学、能演、演得好”：地方戏才真正拥有了向未来延展的内在动力。

以戏曲名片打造文旅IP，激发文化消费的动能。地方戏曲往往诞生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其唱腔、节奏和动作风格蕴含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近年来，“非遗+旅游”“戏曲+街区”的融合业态不断涌现：从浙江嵊州越剧小镇、江苏淮剧小镇，到湖南长沙的“戏曲一条街”，各地通过场景化打造与文创集聚，使地方戏成为可驻足、可打卡、可消费的日常文化体验，实现文化与产业共生共荣。

地方戏的新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生动注脚，体现了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实践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应遵循“学古不泥古”的原则，深入群众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通过解构与重构赋予传统符号当代价值，更好地彰显时代气派、滋养人民心灵。用艺术规律驾驭技术革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文脉奔涌、声声入心的地方戏，必将在守正创新中谱写新时代华章。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4日《以时代精神创新激活地方戏曲》宋美杰、高雨琪，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一城“未平”，一城“又起”。从哈尔滨冰雪到天水麻辣烫，再到开封“王婆说媒”……一座又一座宝藏城市被“重新发现”，一批又一批游客蜂拥而至，持续印证着中央关于培育文娱旅游新消费增长点的前瞻性部署。

文旅热门城市缘何持续涌现？消费诉求有何新的变化？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课题组从游客消费视角出发，就文旅城市吸引力、游客关注点、游客体验感、游客满意度等进行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近千份，一探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流量密码”。

城市文旅出圈的影响因素

城市文旅频频出圈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突破，是消费升级推动旅游自身演进的结果，也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通过调研分析，其背后原因可从以下几点窥探：

首先，差异化的文化符号是城市文旅出圈的基础。调研发现（见图一），“当地文化特色符号”是吸引游客多次游玩文旅城市或愿意向他人推荐该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分析不断出现的热门文旅城市，其本身均具有独特的文旅资源。例如淄博的特色烧烤、哈尔滨的冰雪资源、开封“王婆说媒”等，都为游客提供特色且高质量的消费体验。差异化的文化符号构成了文化消费的独特景观，影响着用户的认知和实践，为社交平台的链式传播构筑了基础。

其次，互动式的社交平台成为城市文旅出圈的关键。据课题组调研，有高达92.27%的游客会在旅行中将体验感较好的热门项目拍照、摄影记录，并发表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社交平台的介入，让消费者深度参与到城市出圈的全过程，游客既是消费者又是参与者、创造者，既是“热搜”内容的供给者、热门文旅城市的宣介者，又是这些资讯的受众和潜在消费者。社交平台链式传播和互动参与的特性，极大提升了游客参与和传播的积极性，激活了潜在旅游需求，最终形成了爆发式的聚合效应。

最后，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思维是城市文旅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短时间的城市文旅出圈具有偶然性和自发性，但能否真正将线上流量转化为长期的线下流量，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水平、城市整体的接待能力。比如，哈尔滨一系列接地气、高效率的应对举措和服务整改，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了宾至如归，同时让朋友们成功发现哈尔滨这个“冰雪宝藏”。这些频频出圈的城市背后，是城市管理者们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思维，能够深入了解、快速回应游客的需求，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文旅产品，并不断改进旅游服务质量，最终让偶然的“流量”转为必然的“长虹”。

文旅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

除了文旅资源、传播媒介、治理能力等客体因素，作为文旅主体的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反映了城市文旅消费的新趋势，与文旅城市出圈形成呼应。

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结构下沉、规模升级的特征。课题组发现，近两年游客关注度较高的文旅城市中，哈尔滨、淄博、天水、开封等非一线城市、非旅游城市的小众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折射出文旅消费市场结构正不断下沉的特征。从旅游客源地来看，中小城市、农村居民出游人数显著上升，以往不出游或较少出游的人开始加入出游队伍，文旅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容。相应地，这也要求文旅市场提供更丰富、更多元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级的消费需求。

旅游出行目的从“一路观光打卡”转变为“一地深度体验”。调研发现，放松休闲、调整情绪成为当下不少人外出旅游的首要目的，“无景点”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与传统上在各个景点间疲于奔命相比，如今的游客更愿意在一个地方悠闲地待上几天，通过交通、美食、活动等方式感知当地特色文化、慢节奏生活等。从出行轨迹来看，家庭出行飞往城市更集中在单一目的地，且将近六成停留天数在4—7天。从这个角度看，能够提供深度休闲体验的目的地城市对度假群体吸引力更高。

文旅消费观念从原来的功能性消费转变为情绪性消费。从出圈文旅城市的经验来分析，烧烤等功能性消费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城市能够提供的情绪性价值更为关键。比如淄博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大学生的真诚接待，赢来了大学生的“投桃报李”。旅游目的地在获取游客认可的过程中，处处考验着当地对消费者的情绪捕捉与深刻的洞察能力，即谁能够提供更多有内容、有温度、有人情味的服务体验（如被热捧的哈尔滨“讨好式”服务），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触发游客的情感共鸣，谁就能赢得游客的青睐。

文旅消费需求由从众向“从众+个性”转变。一方面，哈尔滨、淄博、西双版纳等网络红极一时的城市游客假期期间数量只增不减、热门景点一票难求，另一方面，“平替旅游”“反向旅游”“寺庙旅游”“多巴胺式旅游”等新词语、新玩法也层出不穷，群众文旅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趋势凸显。据携程数据，相比传统大团，凭借灵活性和个性化出圈的小团渐成消费的核心选择。携程2023年私家团在整个团队游产线占比较2019年提升近4倍，国内私家团销售额同比2019年增长近370%。这充分展现出当前群众对城市文旅消费需求逐渐从盲目跟风从众，开始向“从众+个性”并重转变。此外，据课题组调研，近两年网络热门文旅城市受众群体年龄层次分布中，80.87%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可以看出文旅城市对年轻人群更具吸引力，该消费群体追求个性、注重体验、乐于尝试，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主力。

（摘编自李军凯、孙巍《“重新发现”宝藏城市——我国城市文旅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

碧霞元君祠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为泰山最大的高山古建筑群。碧霞祠由大殿、香亭等十二座大型建筑物组成。祠为二进院落，以照壁、金藏库、南神门、大山门、香亭、大殿为中轴线，两侧为东西神门、钟鼓楼、东西御碑亭、东西配殿，左右对称，南低北高，层层递进，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布局严谨，显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水平。碧霞祠现存建筑保留了明代的规模及明代的铜铸构件，建筑特色多为清代中晚期的风格。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知识空间指的是文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领域。在AI技术推动之下，知识空间正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

首先，数据驱动发现新知，数字人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以前无法观察到的隐含模式。例如，研究者用计算机分析了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文本，绘制出其人际交往网络图，揭示了以往史书未详载的复杂关系。又如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项目，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把古代诗人的活动投射到地图上，“让历史动起来”，清晰展现诗人迁徙路线、创作地点和群体互动，深化了对文学场域和文坛生态的认识。这正是数据驱动知识发现的典型例证。

其次，参与知识重构与再创，AI能基于知识进行再创造，“让知识自己说话”。例如，交互式图像描述工具：用户用鼠标点击图像细节，触发AI用自然语言描述，并可指定风格或要求背景讲解。这启发我们，未来博物馆、美术馆里的文物和绘画，都可能配置类似功能。知识由此被重新组织、加工和传播，进入“动态智慧”新范式。

再次，开放共创的知识平台，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加开放。例如上海图书馆建立历史文献众包平台，招募志愿者在线抄录和标注馆藏档案，使市民成为文化知识生产者。这类协作在学术界也渐受重视。AI可助力校对、纠错或智能推荐任务。在AI支持下，知识生产将实现专业与大众的更紧密协作。

知识空间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提升问题意识，因为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无法代替我们发现问题。拥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才是指令的发出者和结论的决定者。

（摘编自牛力《当数字人文遇见大模型》《光明日报》2025年8月）

材料二：

人工智能飞速融入日常，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最主要的阶段性成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辅助决策、创作内容的重要工具。很多人以为，大模型没有情绪、没有立场、没有私心，输出内容理应客观公正，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的AI“投毒”黑产，揭开了生成式AI商业化进程中的灰色地带。事实上，大模型从诞生到应用，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技术规则与用户偏好三重倾向共同塑造的“数字投影”。

“机器无情感，是客观的”，是当下对人工智能最普遍的误解之一。这种误解忽略了一个核心逻辑：大模型的一切能力，都源于对人类数据的学习，它不会凭空产生“思想”，只会复刻、整合、放大训练过程中接收到的信息与倾向。大模型的“不中立”，并非技术缺陷，而是由数据、训练、使用三个环节共同决定的必然结果。

首先，训练数据自带偏见，AI学的就是“不完美的人类”。因此，大模型是社会偏见的“镜子”，甚至可能是“放大镜”“哈哈镜”。大模型的知识体系，建立在海量文本、书籍、新闻、论坛、网页等数据之上。这些数据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记录。而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文化差异、历史叙事差异等都早已渗透在文字与表达中。

模型一边学习语言规律、知识关联，一边会不自觉地内化其中的“偏见”。如果部分数据对某一群体、性别、地域、文化带有负面描述，模型在无干预情况下，就可能输出歧视。它不会主动判断“对错”，只遵循数据里的概率。

其次，对齐过程植入价值观，让大模型自带“立场倾向”。为了让模型更安全、更有用、更符合人类标准，开发者会通过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等技术进行“对齐”。简单说，就是让标注员对模型的不同输出结果进行排序或者打分，判断哪个更有用、更无害、更得体。这个对齐过程，看似在追求“规范”，实则是把人类的价值观植入模型。

标注员的文化背景、教育水平、道德观念、地域立场，都会直接影响“好答案”的评判标准。不同文化对同一议题的看法可能天差地别。当标注人员背景趋同、视角单一时，模型就会偏向这一群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极端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在社会议题、文化判断、道德选择中，悄悄偏向某一种共识，忽略其他合理视角。

最后，用户偏好引导偏见，AI很擅长“顺着你说”，大模型更像“迎合者”而非“裁判员”。

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却很少察觉。你偏向什么观点，AI往往就顺着你说；你相信什么结论，AI就帮你找什么理由。它会不断强化你本来就相信的东西，让你待在舒适区里，慢慢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甚至是“思维茧房”。

如果说数据和训练是模型的“先天基因”，那么用户使用就是模型的“后天环境”。大模型的输出，高度依赖提示词、上下文与用户偏好。用户从提问开始，就自带立场、情绪和预设，而模型的优化方向，本就包含“理解用户、满足需求、提供情绪与逻辑认同”。

面对带有偏向的提问，模型很容易顺着用户的思路展开，强化其既有观点，而不是主动纠正。随着模型对用户习惯的记忆与适配越来越强，这种“迎合”还会更加明显：同样的问题，不同用户、不同提示词，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三重偏见叠加，让大模型不可能做到“客观中立”。它不是一面客观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台同时放大知识与偏见、智慧与狭隘的机器。这种非中立性，带来的影响远超想象：在招聘、贷款、教育评估等场景，模型偏见可能固化歧视；在公共舆论与信息获取中，会加剧立场对立、思维封闭；在跨文化交流中，还可能因文化偏见引发误解与冲突。人们越是盲目相信AI，越容易被其中隐藏的偏见误导。

认清大模型非中立的本质，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更理性、更安全地使用它。每一个使用者都要认识到，大模型是强大的工具，是高效的助手，是文化与知识的载体，但它绝不是真理的化身，都应保持批判性思维。

（摘编自南熙文章《光明日报》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