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深入人心，爱国主义空前高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经由抗战而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物质基础薄弱。以钢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国钢的年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军队装备远不及日本军队。物质基础薄弱，也导致国人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一盘散沙”似乎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有着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致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并焕发出无敌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被全面激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并且以精神力的强健与发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着物质力的短缺与不足。

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抗战时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他们无不体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赵一曼，这位貌似柔弱的女子，有着“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的抗日情怀。她在被日军关押期间，成功地以爱国心、民族情打动看守和护士，于是他们帮她逃出了关押地，虽最终未能成功，但使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共产党人的意志感染力和普通中国人内在的爱国情怀。借用毛泽东形容抗美援朝之语，抗战时期的中国，是“钢少气多”，但就是这样的“气”，也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抵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伟大抗战精神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近代以来，列强压迫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中华民族精神“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个个争先，义无反顾，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恨不抗日死”，这是令侵略者胆寒的精神力量。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民族气节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在抵抗侵略、生死存亡的刹那间，唯有爱国的情感，可以驱动个人舍生取义。戴安澜将军率队远征缅甸，多次重创日军，后身负重伤，他在遗书中表示：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冀中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日军逮捕逼其劝降，她绝食殉国。马本斋得知后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中国人不畏强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他写下誓词：“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左权将军身负重任，舍弃个人生活换得千千万万中国人独立自由的生活，最后在太行山壮烈牺牲。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对抗。面对困难，坚定抵抗者则永不退缩、心怀必胜信念。毛泽东总结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杨靖宇将军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时说：“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塑造者和实践者。敢于斗争，就是迎难而上；善于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阐释了两者关系，其中的关键在发动全面抗战、全民抗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以自身的政治引领、思想意志、精神作风、实干苦干，团结动员民众，实现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材料二：历史可以观照现实，现实也可以反映历史。形成于抗战中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代代不息的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写照；不仅具有历史的特性，更具有时代的价值。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核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昂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升华和锤炼，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基础。毛泽东这样总结抗战时期中国的变化：“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聚力强国复兴伟业的精神源泉。人要有精神，民族和国家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发扬伟大抗战精神，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以抗战先辈为榜样楷模，筑起我们的精神长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两则材料均摘编自汪朝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聚力强国复兴伟业》，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3日）

材料一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切入。首先揭示近代中国虽面临“物质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但依靠“_________”进行弥补，并剖析伟大抗战精神得以全面激发的深层动因——_________。接着采用“总一分”结构，系统阐释抗战精神“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四大内涵。最后，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与全民动员，论证中国共产党的__________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深入人心，爱国主义空前高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经由抗战而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物质基础薄弱。以钢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国钢的年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军队装备远不及日本军队。物质基础薄弱，也导致国人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一盘散沙”似乎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有着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致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并焕发出无敌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被全面激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并且以精神力的强健与发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着物质力的短缺与不足。

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抗战时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他们无不体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赵一曼，这位貌似柔弱的女子，有着“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的抗日情怀。她在被日军关押期间，成功地以爱国心民族情打动看守和护士，于是他们帮她逃出了关押地，虽最终未能成功，但使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共产党人的意志感染力和普通中国人内在的爱国情怀。借用毛泽东形容抗美援朝之语，抗战时期的中国，是“钢少气多”，但就是这样的“气”，也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抵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伟大抗战精神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近代以来，列强压迫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中华民族精神“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个个争先，义无反顾，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恨不抗日死”，这是令侵略者胆寒的精神力量。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民族气节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在抵抗侵略、生死存亡的刹那间，唯有爱国的情感，可以驱动个人舍生取义。戴安澜将军率队远征缅甸，多次重创日军，后身负重伤，他在遗书中表示：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冀中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日军逮捕逼其劝降，她绝食殉国。马本斋得知后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中国人不畏强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他写下誓词：“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左权将军身负重任，舍弃个人生活换得千千万万中国人独立自由的生活，最后在太行山壮烈牺牲。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对抗。面对困难，坚定抵抗者则永不退缩、心怀必胜信念。毛泽东总结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杨靖宇将军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时说：“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塑造者和实践者。敢于斗争，就是迎难而上；善于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阐释了两者关系，其中的关键在发动全面抗战、全民抗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以自身的政治引领、思想意志、精神作风、实干苦干，团结动员民众，实现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材料二：

历史可以观照现实，现实也可以反映历史。形成于抗战中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代代不息的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写照；不仅具有历史的特性，更具有时代的价值。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核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昂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升华和锤炼，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基础。毛泽东这样总结抗战时期中国的变化：“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聚力强国复兴伟业的精神源泉。人要有精神，民族和国家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发扬伟大抗战精神，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以抗战先辈为榜样楷模，筑起我们的精神长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两则材料均摘编自汪朝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聚力强国复兴伟业》，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3日）

作者首先承认近代中国物质基础薄弱的事实。但他指出，这种劣势可以被__________所弥补。因为中国的__________蕴藏着强大的潜能，侵略危机则充当了__________，最终使精神力量战胜了物质上的悬殊。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文风反映作风，作风连着党风政风。当前，党八股、洋八股、新八股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每到基层调研时，时常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离了稿子不会说话，讲话必要稿子，而且一念到底，套话连篇，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满嘴“官腔”，工作成了演戏、念台词、走过场，老百姓不但听不懂，而且也不爱听，甚至十分反感，是为“党八股”；一些所谓“高学历”“专家型”党员领导干部，张口就是西方理论，闭口就是西方模型，言必称希腊，满脑子“西化思维”，一肚子抽象概念，凡事喜欢找西方标准和理论依据，严重脱离国情，是为“洋八股”；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平时缺少实地调查研究，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遇到实际问题，习惯于将大政策套小政策、用理论论证理论，工作中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是为“新八股”。党八股、洋八股、新八股的背后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长此以往，危害极大。

只有心中有人民，才能说话有力量。毛泽东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先行者，他批评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习近平是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继承者、示范者、开拓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使用“鞋子论”“钉子论”“补钙论”“总开关”“打老虎”“拍苍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脍炙人口的话语，来向全党全国人民系统化阐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话语体系来自普通老百姓非常熟悉的日常话语、传统话语、网络话语，承载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被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全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时髦话”“高频词”，令人印象深刻，更易于被人接受和理解。

（摘编自吴荣生《用大白话讲大道理——重读〈反对党八股〉》）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自己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实践论》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掌握“丰富的感觉材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客观外界直接获取________，进而对这些材料进行________，形成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理论系统。调查研究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做到“身入心入”，充分感知对象的真实情况，同时________，以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潮”作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下潮流相融合的中国原创产品，以时尚表达进入全球年轻人的视野和生活，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潮产品在海外收获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此背景下，国潮代表的不仅仅是怀旧，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和自我探索的旅程。全面提升国潮产品的全球消费体验与文化认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科文融合“培本”，以品质力提高国潮认知度。国潮一头承续中华文脉，一头连接时代审美，二者有机融合成就了国潮的不断创新“出圈”。特别是潮流化的创新表达，“传统+时尚+科技”的新设计、新营销，赋予国潮品牌新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24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为2.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4%，预计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该报告指出，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国潮消费主力军，更具时尚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消费者购买国潮产品的主要动因。

社群传播“扎根”，以情感力提高国潮认可度。当今的年轻人正以全新的方式玩转国潮，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很多年轻人从时尚、音乐到生活方式，甚至是消费选择，都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一种“回归”的姿态。他们偏爱国风元素，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独特的审美，更是借传统文化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2012年起，比亚迪推出王朝系列，以“秦”“汉”“唐”等中国朝代命名汽车，巧妙地将中国龙文化融入其中，并借鉴毛泽东《沁园春·雪》，使品牌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魅力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立帜”，以价值力提高国潮认同度。游戏《原神》，以“国风”构建了一个具有全球文化身份的开放世界，其细腻的画面质感、逼真的光影效果、动人的音乐旋律，体现出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全球化”意味，让身处不同文化的玩家都能从中感知到一种微妙的文化认同。《原神》配乐《神女劈观》，在玩家中掀起京剧热潮，全球总播放量达1.5亿，微博话题阅读量4亿，相关二创视频多达15000多个，让更多人意识到音乐背后中式美学的魅力。

（摘编自梁媛《用国潮风尚讲好中国文创故事》，《学习时报》2024年12月6日）

材料二：

讲故事是具有全球共识的一种文明对话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故事具有意义赋予和观念生产的功能，是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族群且最具大众性的传播技术载体。中西方都具有悠远的叙事传统，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成为西方文明的精彩篇章，而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登场的一幕幕精彩的中国民间故事，则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因此，讲故事可视为拓展中外文明对话、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的路径与桥梁。

讲故事不等同于直白的抒情和说理，要避免“直抒胸臆”、观点先行。应通过具象元素和空间的营造催生现场感，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表达内蕴在温暖而质朴的场景、细微而生动的情节、鲜活而真切的人物中。特别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元素融合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联结起来，既要激活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历史文脉，又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既要有对壮阔中国的宏大烛照，又要有对一张张鲜活中国面孔的具体聚焦；既要刻画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懈拼搏与奋进，又要突出中国对全球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文明对话不是文明独白，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唱独角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彼此文明价值，加强双向沟通，实现文明的触动、交流和关联，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激发共同的文明情怀，提炼最大公约数，缩小距离感，进而生成共同的价值空间和意义秩序。从“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升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各美其美”跃升为“美人之美”，终至“美美与共”。

我们应当善于以立体、具象、生动的中国故事呈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气象，呈现多样精彩的世界文明图谱，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同时，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

（摘编自钟悠天《以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人民日报》2025年7月15日）

Mark：小华，你给我讲一个中国故事吧。

小华：好的，Mark。我就给你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有一天，后羿从西王母那儿得到了不死之药，就交给嫦娥保管，没想到嫦娥偷偷地把药给吃了，于是飞到了月宫，成为月宫中的仙女。后羿听说后，痛不欲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40年8月，我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三团一营四连任通讯员，加入八路军3个月，我就参加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我团主攻的目标是日军驻守的井陉煤矿。

8月21日凌晨4时左右，我连沿交通壕和敌人展开了争夺战，我随连长韩金铭、四班长小张和卫生员小李，冲进山下的碉堡。碉堡里冒着烟，连长韩金铭打着手电筒，我们看到几具日军的尸体横在地上，其中一具日本妇女尸体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断定她是这名妇女的孩子。日军还一个劲向碉堡射击，小李不幸中弹，倒在我的旁边，牺牲了。连长马上命令我：“杨仲山，快把这小孩护送到营部的救护所去。”我把她抱起，迅速地撤离火力交织的碉堡，沿交通壕奔向救护所。

我抱着小女孩，钻进路旁的高粱地，向青纱帐的里边转移，高粱叶上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怕小孩着凉，蹲在地上搂紧她，随手摘下高粱叶为她驱赶蚊子。远处枪声停了，天已拂晓，我拿出随身带的干饼给她，干饼硬邦邦的，又没有水，难以下咽，她接过去勉强吃了半块。这么小的年龄，就经历了战争的惊吓，又失去了母亲，让人心疼。

早上7点多钟，见到前边的村子有老乡来往，我拉着小女孩离开潮湿的高粱地，沿大路赶往营救护所。我向营长赖庆尧汇报了护送日本小姑娘的情况。营长当即说，好好照顾她，赶快送往后方，走不动，就用担架抬。

我8点多钟赶回连队，继续参加战斗。战友们把日本小女孩母亲的尸体和几具日军尸体在土山上掩埋了。几天后，我在《晋察冀三日刊》上看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已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回日军驻地的消息。我的心里很温暖。非常痛心的是，1941年，连长韩金铭阵亡，姓张的四班长被叛徒打死，在碉堡中营救日本小姑娘的，唯有我是幸存者。

1978年，我从天津警备区某师副政委的位置上离休。1980年，正值百团大战40周年，5月28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及聂荣臻同志手牵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小姑娘就是自己当年救出的小女孩。我才知道小女孩名叫美穗子。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日本《读卖新闻》社就在日本宫崎县找到了劫后余生的美穗子。

1980年7月，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家来华访问。聂荣臻同志接见了他们。遗憾的是，我未能与美穗子见面。得悉美穗子的近况，我很激动，当即给她写了一封问候的信，托在日本神户市的朋友转交。神户《每日新闻》率先在1980年8月20日，以醒目的标题，翔实地披露了美穗子被救的经过，还刊登了我的照片。

8月22日，访华不久的美穗子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在战火中最初救出我的杨仲山先生，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没有道路的黑暗中、炮火中保护了我幼小的生命，对此实在太感谢您了。”“……我幼小生命的得救，证明你们是崇尚人道主义的，热爱世界和平的，我的全家都为能和这样的人接触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中国人民充满人类爱和宽大友谊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我们以此为开端，虽然是微小的力量，但为中日友好尽最大努力。”

（节选自《难忘的往事：在战火中营救日本小姑娘》，杨仲山口述）

材料二：

战时的生活，并不都是炮火轰鸣、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常常遇到一些曲折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来，好像并不遥远。百团大战中，我们部队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1980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

（节选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材料二：

改造我们的学习（节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