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发生远比史的发生为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伊始，文学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意识、感情存于人体之内，外物感应、刺激人的大脑，人便会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人类最便捷利用的就是语言、肢体动作，《诗大序》说：“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不是比较史学与文学孰早孰晚，而是希望说明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史书撰写会用文学的手法。史官记事的目的，本就是为国家的活动做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史官若只遵守实录原则，不对文字进行加工，所反映的只能是生活真实的表面。

文学手法在策书中的表现主要是修辞，其夸饰、想象则表现在言语文辞和事件的叙述中，比如《尚书》所记诸圣王与贤臣的言辞，就运用了许多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夸饰等。但是文学的夸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真实的本质，这也就是艺术真实。

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抒发，所谓内心世界则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人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才是客观外界的本质真实。因此实录是对表象的描摹，既有优点，也有缺憾。优点是客观记录，能够如实地反映事件面貌，缺憾是不能反映本质性的内容。这种缺憾，就需要用文学性手段加以弥补。文学性不仅是为了好看、好听，它的手段如夸张、比喻、描绘，能够将实录史笔的先天不足弥补完备。此外，人们对事件的观察、思考、感受和总结，都必须使用非史笔手段来完成。

文学写作能够反映事件的本质，有无数的例证。由古至今，无论是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人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们多有诗文写作，深知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感动人心的作用。《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关注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东汉末建安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史辞的记录是：“是岁大疫。”这个记录只能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至于大疫大到如何，伤害如何，都不能反映。而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始让后人知瘟疫感染的严重，及时人感受之恐惧无奈之切痛，正所谓“动天地、泣鬼神”，这才是本质真实。

综上所述，文学的手段其实一直存在史家的书写之中，这也是书写本身的规律。书写本身就是文字技巧，文字技巧是为了更准确、贴切地表现和表达。上古史官其实深谙此道。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史，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是史官。是以史官记事出现了虚华无实的写作。这是说过分追求言语文字的修饰，会出现“文胜质”的现象。但是孔子并不反对文辞的加工，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只是孔子的理想是文质相符，所谓“文质彬彬”。因此上古史官的书写，对文字作加工，是书写的必然。当然，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是“文胜质”。

（摘自傅刚《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材料二：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文明社会。情况像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世纪、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绝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从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不同于历史学的由历史总趋向及其总后果提出问题，文学因其本性始终更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人的命运、人性的完善等等。为历史学所忽略的东西，成为文学对生活思考的起点。

（摘自赵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歌追求画意，既指诗歌的画面之美，也指情和景、意与境的统一，即画面之美和意境之美的结合，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也需要调动其形象思维，在头脑中唤起所要描绘场景的图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传达给读者。南宋中兴三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农事诗，融诗情和画意于一体。他们借鉴画技入诗，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生动、富有美感的艺术画面，呈现出“诗中有画”“以画为诗”的创作特质。

他们善于运用色彩词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绚丽图画。陆氏《暴雨》“黑云如龙爪，白雨如博棋”，以形象化语言描写“黑云”和“白雨”之形态。诗歌以黑、白等色调营造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意境，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看似简单却韵味无穷。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运用色彩对照使意境增辉。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氏运用红、绿等色彩，将西湖荷塘中荷花、莲叶竞相生长的盛景描写得真实而贴切，极富色彩感，一下子就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荷花莲叶的面貌。其他如《过杨村》“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南溪早春》“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过秀溪长句》“海棠开尽却成白，桃花欲落翻深红”等，诗人在其间描绘的色彩，或浓墨重彩，或淡墨轻染，其旨归即在于增加诗的画意，加强诗的魅力。

有时他们还注重通过色彩对比，以突出诗歌主题。范氏《夏日田园杂兴》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用雪白、金黄等冷暖色调造成强烈对比，借以营造素雅、空明的意境，构建一幅迷人的“初夏图”。陆氏《三月十一日郊行》中“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以绿色与金黄色进行对比，暗示农忙季节就要到来。

文本中，有的还以景物的组合来形成色调之美。《晨起坐南堂书触目》构设了“林塘”“断云”“微雨”“奇峰”“远水”等自然美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色彩，但陆氏巧妙地将它们加以组合，形成了鲜明的色调美：近看“漠漠断云开复合”，白云复合奇幻；远观“奇峰角立千螺晓”，山峰突兀苍穹，远近结合呈现出一幅色彩感浓烈的图画。

为了追求更高层次上的画意，“三大诗人”在其农事诗创作中善于捕捉运动、变幻、转瞬即逝的物象，突出其动态特征，并将其艺术地再现出来。

《暮热游荷池上》中，杨氏傍晚时分走出室外，抬头仰望，看到天空出现一朵云头，“旋旋开来旋旋收”。再细观这朵云头，像“蒙松松树子”，忽然，它又变成随风飘动的柳树球，变化万千；《夜宿东渚放歌》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江晚霞变幻图：他观察天黑之前的东渚晚霞，或旋载蜀锦、须臾红锦，或暮鸦翠纱、澄江如练，幻化神奇。

《秋日田园杂兴》中，范氏形象地描绘了“橘蠹”的蜕变过程。当虫茧幼小之时，看上去像“蓑衣”。待其渐渐长大后“忽然蜕作多花蝶”，突然破茧而出化为彩蝶。他还特别描写了其翅膀上的“粉”刚干，“翅粉才干便学飞”，就跃跃欲试地想要飞舞的神态。

为丰富特定事物的情态、加强画面的动感，他们在其农事诗创作中还常使用一些具有动感的词语，除了上文的“旋”“忽”，还有“俄”“速”“转眼”等。

工笔是运用细致的笔触勾画景物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三大诗人”的农事诗即表现出他们细致深刻地观察物象，并且精工入微地加以描绘的艺术特质。

《白莲》中，杨氏描绘了一朵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的花瓣“花头素片剪成冰”，似是用冰片雕刻出来的一样。再看其叶子“叶背青琼刻作梭”，仿佛也是由专业画工精心描画出来的。刻画之精巧、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范氏《催租行》写里正手持文书踉跄敲门、“醉归耳”、“大如拳”及“成一醉”等细节，寥寥数语如同简笔素描，活画出官府催租小吏厚颜无耻的形象，形神毕肖。《春日田园杂兴》描写土地解冻，大地回苏，花草蓬勃生长，重点描写其突然惊奇地发现院里冒出了几支竹笋的细节：“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原来这是邻家院落竹林的根因分蘖生长而穿墙横冲过来的，喻示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以及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夏日田园杂兴》写“留得黄丝织夏衣”，摹写“留黄丝”的细节：小妇虽然今年“蚕桑熟”，但因要缴纳繁重赋税，自家只能留存少量的次等黄丝来织衣，反映她虽千辛万苦地劳作，但仍衣不蔽体的酸楚。同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通过“学种瓜”这个细节，突出庄户人家孩子的勤劳持家和独当一面。

《登城望西崦》中，陆氏通过“炊烟”“钓筒”及“麦桑”等细节抒写，勾勒出乡村高古清纯、淡泊醉美的田园风光。《书村落间事》中，“儿从城中怀肉归，……再拜进酒寿老人，慈颜一笑温如春”，称颂父慈子孝等淳朴民风。《农家叹》首写乡民在山坡种满麦子，水田种满了水稻，突出牛颈部虽“生疮露骨”也没让其停止耕地的细节，其目的就是期盼过上“太平”生活。

（摘编自贾名党《论“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农事诗中的图画美》）

插秧歌

杨万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对它的认识可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旁观，一种是实际行动。如果只看到胡桃是黄褐色的硬圆球，而不对其现状做任何改变，这就是旁观态度，你的认识也就仅限于此。即使有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也会将信将疑。而如果你敲开它、品尝它、栽种它，或者观察别人栽种它，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就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那你就能把它隐藏着的内容剖露出来，进而发现一定的规律，得到正确的认识。

人的实际行动，在哲学上称为“实践”，它对我们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必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且能证明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实际行动，就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改变事物的行动；它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工作；另一种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推翻封建皇帝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不同的立场会带来不同的认识。抗战初期，有些人产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武装，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得出了“抗战必亡”的所谓的理性认识。而由于无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力量，因此共产党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和团结起来，就能最终战胜日寇。

从实际行动中获得的认识，对于一个深思者来说，必定会由感性上升为理性；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又必将在实际行动中得到检验。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只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的理性认识使我们了解事物的规律，从而拥有先见之明，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进一步获得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了胡桃有肉的规律，就去打破胡桃；我们明白了石头没有肉的规律，就不去打石头。这些行动都不会枉费精力，也不会出错。共产党针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提出了“持久战”的理性认识，其正确性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反复检验，它就成了指导抗战的纲领。

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就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加以概括和集中，再推广开去，使之普遍化。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规律。

懂得了革命理论形成的方法，学习革命理论就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只做理论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学习革命理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听人说胡桃肉味美”，如果不加验证就深信不疑，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学习理论是为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革命理论往往是理性认识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我们学习外国革命家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学到普遍的革命规律，但它只是所在国群众的实际革命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外国革命运动的规律，解决了外国的革命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如果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特殊理论。

（摘编自艾思奇《由胡桃说起》）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必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而调查就是去解决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是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应当是事先抱定一种看法然后下去专门为自己找佐证。在调查研究中，不要怕听到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定要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句话说明，调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用的“十月”与“一朝”，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既有时间长短的区别，更有事情难易的不同。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认识客观世界也非易事。“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综合，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

（摘编自冯蕙《〈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3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而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诗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来分析一下“木”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而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取材于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诗歌是一种微言见大义的文学样式，这得益于语言的暗示艺术。诗歌语言的暗示大体上可分为“同构暗示”和“异构暗示”。

“同构暗示”指的是诗歌所展现的景象（外在世界）与作品的“意”（内在世界）在力的结构上是一个方向的。在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事物，比如山脉、河流、枝叶等等，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出来的表象，都传达了人的某种内在的情感。比如春天树木发嫩芽给人一种生命萌动的欣喜；而万木葱茏则让人感觉到勃勃生机；当秋天到来，树叶发黄或枯死则让人倍感萧条。通过树叶由萌发到凋零，由绿变黄的变化与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联系，从而沟通了大自然与心灵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传达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跌宕起伏的变化。古代诗歌就常常巧妙地借用物理世界的事物来暗示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大自然的种种风物的律动与人的心灵的律动的沟通，真正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同一的境界。

善于发现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或很少相同之处的事物之间的对应点、共同点，正是诗歌产生美感和诗意的源泉。利用这些对应点、共同点，作者可以从宇宙中、大自然中，甚至平常生活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自我，把“我”等同于自然万物，用心灵去感受宇宙运动的规律。

“异构暗示”指的是诗歌的物理世界（外在世界）与诗歌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在力的方向上不一致。这有点像修辞中的反衬，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但“异构暗示”探讨的是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沟通，写景是为了表现情，而不是为了衬托情。诗人在诗里客观地展现了一个画面，但这幅画是不和谐的，这也许是作者想极力隐藏内心的情感波动，或者是要让这种情感以极深刻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将思想感情的变化放置在一个相悖的画面之中，让画面来说话，让读者自己找答案。

“同构暗示”说明了物我的协调与同一，而“异构暗示”恰恰打破了这种协调与同一。作者可能会被某个景象感染，但由此产生的情绪并不是诗歌意境的深化，而是与诗歌画面的情感基调不相协调的情绪波动。所以，在阅读这一类诗歌时，我们往往会被表面的景象迷惑，对诗歌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好在有诗歌的语言提醒着我们还有一些未曾道破的东西，只要细细品味、好好体会，这些隐匿起来的景致便豁然显现。

（取材于刘燕玲《浅谈诗歌语言的暗示艺术》）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宇宙生成演化理论，首先出现在《淮南子》这部书中。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段详细描述宇宙万物生成过程的文字：“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

进入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宇宙演化理论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理论的繁荣阶段，出现了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演化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体系完备，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张衡的学说值得一提。他在其著名的《灵宪》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他心目中宇宙演化的不同阶段。他的学说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几句话：“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在这里，张衡描绘的宇宙演化的最后格局是“天成于外，地定于内”，这与《淮南子》中天在上、地在下的天地关系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与当时天文界存在着的浑盖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汉代人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学派，一个叫盖天学派，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分离；另一个叫浑天学派，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天包着地。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的宇宙演化理论与浑天说的宇宙认识一致。但是，既然阳气轻清，理应上扬，它为什么不上浮形成天，而是要包在地外?对此，在张衡的理论中找不出合理的答案，这就形成了一对新的矛盾。在宇宙结构领域的浑盖之争中，浑天说是占了上风的。在张衡之后，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演化理论步入了停滞期。这一停就停了差不多一千年。

到了宋代，出现了转机，学者邵雍意识到应该从宇宙演化机制上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不能再从阴阳二气的性质上做文章了，应该换个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他说：“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

邵雍说得很清楚，要想知道宇宙之所以如此，必须从运动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但是，究竟应该如何从运动的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合理的宇宙演化模型。即使如此，他的主张仍然揭开了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的帷幕，标志着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开始走向了成熟阶段。

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的成熟是以南宋朱熹学说的问世为标志的。朱熹把邵雍的学说具体化，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力学解释，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朱熹不再从阴阳二气的性质出发，而是遵循邵雍的主张，从运动角度出发，用习见的旋涡现象比拟宇宙演化，合理地说明了浑天格局的形成原因。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解释难题，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观构建上的高度成就。

（摘编自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起源的思想，一开始就和“气”相联系。“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屈原在《天问》中就天地起源理论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反映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从混沌中产生气，气分而为阴阳，阴阳参错相合，化生万物。

提出问题只是为了寻得更进一步的说明。而这更进一步的说明，到一百多年以后的《淮南子》中才出现。《淮南子·天文训》的作者们以气为线索，对天地、日月星、四时、万物，描写出了一个演化过程，并对气的来源作了追述：“道始于虚霩，霏霩生宇宙，宇宙生气。”“霩”同“廓”，“虚霩”这个概念有点像现代宇宙学中的奇点。西汉末叶成书的《易纬·乾凿度》说：“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郑玄注云：“虽含此三始（太初、太始、太素）而犹未有分判，故曰浑沦，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纬·乾凿度》的天地形成理论，不但上有源，而且下有流。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王符和张衡的发展。

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里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

把《潜夫论》中的这段话，和张衡《灵宪》中关于天地起源的一段话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基本上相同，都上承《易纬·乾凿度》，以太素为界限，太素以前是混沌状态，气按照刚柔和清浊的不同一分为二，形成天地；天地之气再积聚构合，生出万物。不同于前人的是，张衡更换了几个名词，他把“道”分配在演化的整个进程中。这种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西方类似的哲学思辨，也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其他文明的天文学解释体系，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与理论完整性。

（摘编自席泽宗《科学史十论》）

宇宙演化示意图

李约瑟眼中的中国古代天文学

李约瑟的研究结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在相对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与欧洲的古代天文学完全不同的体系。我国宇宙演化理论早于西方，许多内容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见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见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创造行为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脑最高层次的机能。创新思维与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密切相关。聚合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散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简单说来，聚合思维是把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之后，再寻求一个最佳答案，而发散思维则是围绕着问题多方寻求不同答案。聚合思维强调对已有信息的理解和运用，而发散思维则强调对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设。门捷列夫对元素周期律的总结，天文学家对海王星与冥王星的发现等，都是聚合思维带来创新与发明的佐证。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奇思遐想引发对万有引力的研究，凯库勒受炉火“金蛇狂舞”的启发提出苯分子结构的设想等，则说明了发散思维在自然科学的创造活动中大有可为。可以说，没有聚合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发散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想象基础和想象动机。

可惜的是，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对学生聚合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要远远多于对发散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发展轨迹大体形成上图所示双曲线。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束缚，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学校和家庭过分强调聚合思维对认识事物规律的主导作用，最终造成学生发散思维被干扰抑制。

（取材于岳晓东、龚放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于影响创造力的个体因素，一些研究者聚焦于思维过程、认知方式和智力水平，而另一些人则着重关注包括情绪、动机、人格、自我效能感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机制。

一般认为，积极情绪可能增强个体在不同观点间的转化、联系能力，促进思维的发散性和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创造力提升；消极情绪则不利于创造性表现。此外，研究表明，情绪的激活水平与创造力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倒U型特点：从较低到中等水平的情绪激活能逐渐提高认知坚持性，带来越来越好的创造性表现；极端高的激活水平使得思维无序，极端低的情绪状态又无法达到促进创造力思维的基本阈限。在情绪激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创造力任务中的认知加工水平。有学者认为，积极情绪可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影响时间较短；消极情绪可提高坚持性，影响时间相对较长。

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内部动机对创造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兴趣、愉悦感和挑战性成为人们从事一项任务的动力源泉时，表现会更具创造性。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不一，指向创造本身的外部动机可提高创造力，而指向创造结果或任务完成度的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

（取材于李晓巍、郝宁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人本主义创造观认为，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充分认识和展开自我的本性时必然会达到的一种境界。但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创造力的发展。如果说，当下通过运用实证测评的手段研究人的创造力可能还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的水平会不会超越人独有的创造力？会不会出现拥有创造力的新物种？会不会通过基因改造设计出在创造力方面更加发达的超级“人类”？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人们用无限的创造力尝试各种各样的创造，出现了新技术、新工具、新物种，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创造也带来了新威胁和新挑战。现在的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经过长期演变和进化形成的，是不同物种和环境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博弈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新物种的出现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因如此，创造力应该是有规范和限制的，不能随意发挥和利用。创造力的培养从一开始就应贯穿伦理的考虑，既遵从人的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的桎梏，确保人类所创造的未来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取材于郭佳楠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不要遵循任何模式或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有人在学生时代已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有人更爱历史和乡土传说，有人爱民歌，还有人觉得那细致地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或者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难道不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吗？

我没有忘记，第一次翻开巴尔扎克的作品，却几乎不懂他说些什么。主人公的财务状况竟描写得如此详尽，我大失所望。我所期待的是充满狂热与纠葛的故事，是前往野蛮国度的旅行或者甜蜜而冒险的艳遇；谁知没有这一切，却要我去操心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的钱包！我厌烦地将那本蓝色小书放回原处，从此许多许多年都没再读巴尔扎克，直至很久很久之后重新发现他；这次才是认认真真的、一劳永逸的发现。

又过了若干年，一次与书籍有关的新体验带给了我满足。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了“中国丛书”，在我看来，这是当今德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永不会忘记，我在阅读这些书时如何惊异和心驰神往，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于我如何地既陌生又正确，既符合我的预感和期望又美好无比。几十年来，我对中国典籍的喜爱有增无减，床头多半总是摆着其中一部。

今世，对书籍已有些轻视了。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人类非得自自然赐予，而是从自己的精神中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世界中，书籍世界是最大的一个。没有文字和书籍，便没有历史，进而也不会有人类这个概念了。我们每天可以观察到书籍的命运是多么奇怪而近乎神话，发出那么强大的魔力，令人炫目。

大多数孩子都很快而极自然地学会阅读，毫不以之为奇，少部分孩子把握住学校所授的魔术之键，年年，或每隔十年，不断对其魅力产生惊讶。今天虽也教授读法，但注意到由此会给予孩子们多大帮助的人，便很少很少了。没有阅读天份的人，其阅读能力仅停留在读懂零碎的信息上；也有少数人被完整的文字和言辞所吸引了。这少数人，便成了读书家。他们从孩提时便在课本中发现若干诗或故事，待能轻松读通那些后，便舍不得丢开它们，一步步向书籍的世界踏去了。每进一步，都会发现这个世界多么广大，存在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

与这魔术完全无缘的人们，他们对于阅读，恰像无音乐之耳的人聆赏音乐一般，竟然指斥读书是使生活无能的、病态而危险的举动。如果能在书籍世界的迷宫、洞穴或大洋中沉浸几百年，也许就不会感到这个世界的狭窄罢！书籍中这无限的世界，对所有真正的读书家，显示了各不相同的姿态，但他们都向着这世界走，去觅求、体验自己。有些孩子，从童话开始，走进莎士比亚或但丁的世界；有些孩子，从有关星空的图集开始，进入开普拉或爱因斯坦的作品；有些孩子，从诗句开始，进入中国古代那些温和的教训中去。无数的道路，经由原始林通到无数的目标去。而任何一个目标都不是尽头，在所有的目标后面，展开着新的原野。

凡是真的读书家，即使没有增加一本新书，也能借着已有的宝物，继续几百年的研究。对于那些读书家，书籍每隔数年都会显出新的不同姿态，作不同的解释，唤起不同的共鸣吧！

意识到世界的不同文化是相连接的，在关联性视角下愈读愈使我们对世界上一切的思想和文学，理解得更为透彻。各种民族的几十万种声音，都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努力，用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的神，梦见同一的愿望，有同一的烦恼，我们会在更多单一的个性中见到一切的共性。

（摘编自黑塞《书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