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工智能时代普罗大众可以通过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信息与方法。然而，它们的功能与效用常常因人而异，这与提问的内容形式及使用者素质相关。康德曾指出，科学发展源于对世界的提问。中国“学问”传统也强调“问”的意义。AI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能力，提问素质成为掌握AI的重要素质。

这种提问包括科学与人文两种基本形式。提问的质量与水平不仅取决于逻辑训练、问题结构化能力等科学的方法论，更取决于其中的价值追求、人生品位、认知偏好与语言形式等。所以，在充分重视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提问的人文取向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个性特征，体现了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展示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终极关怀的价值观，等等。它不仅取决于个体知识的类型与数量，也并非单纯是某种技术与工艺的过程，而是体现了精神世界的差异；它具有逻辑思维的特征，但也包含了很多非逻辑的因素与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境界，以及一种精神的内在张力与文化的性格。

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并非只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阐释，更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探索现有知识体系与理论定律的边界条件，进而追问在新的可能性中知识与理论的变迁与拓展；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索取答案与办法，而是在更恢宏的视野中挖掘具体问题与知识的深层次涵义及内在价值；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所关注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部客观世界与社会现实，更多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虑与寻根。它需要一种直觉与悟性，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领域发现问题，在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现象中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它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在知识领域中进行各种形态的转换，将人们的此岸现实与彼岸梦想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执念，对某些问题有着一种刨根问底，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可动摇的念头；等等。在这种提问中，问题的指向不仅是工具的实用性价值，而最根本的是人性，是真理、是意义、是目标。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赋能，而且是引导人工智能与各种大模型健康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模型自身的进化，也可以通过强化学习，逐渐形成所谓“机器好奇心”，获得生成假设性问题与自主提问的能力。但人类智能的各种提问，特别是能体现人文取向的好问题，客观上会帮助“训”出非常有价值与高效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各种产品。例如，哲学风格的反思性问题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语言理解与思辨能力，增强对某些抽象概念中复杂语义的领会，提高表述与叙事的准确性，培养人工智能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塑造大模型的价值观，提升其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文学色彩的问题形态则能够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语言能力，丰富它们文字表达的风格与修辞手法，增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信仰意义的问题表达则能够引导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深入终极关怀层面，将现实问题与理想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自然的思维方式；类似的提问取向还包括目的性提问、时空变量的提问，以及对人性的提问；等等。

在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中，语言的修养是关键因素之一。有些专家认为，所谓大模型，就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其中，说人话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目标，对应的设计思想是：从人类规模语料中自动提取关键性语言痕迹，并用于语言的自动生成”。而且，“由于大模型的服务过程将积累大量新的语言痕迹，可用于改进大模型的性能，导致大模型的介入能力不断提高”。所以，提问中的语言因素，包括对结构、修辞与语气的要求等，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效能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陈述句与祈使句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语言优雅的问题可以增强人工智能的语感与输出的韵律感，逻辑严密的表达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精确性，而适当的副词与状语则能够强化它们的情感理解，以及与人类情感的共鸣，并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创意和想象力，等等。这样的提问能够极大地丰富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数据的积累与类型，不断优化与改进模型，拓展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其伦理与安全性，甚至是对用户进行教育与引导。而问题的清晰度、复杂性、相关性，甚至是文字数量，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创新或者某种偏见等，都将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效能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那些庸俗或粗鄙的低质量提问甚至可能诱导大模型生成虚假信息，训练出偏见放大的各种大模型，影响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谢维和《提问的力量——人文教育助人工智能更强大》）

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危险_____：有AI就够了，何必苦学课本基础知识？实则恰恰相反， _____，才是驾驭AI的关键。同样是探究“二战起因”，缺乏历史知识框架、认知浅薄的人向AI提问，只能得到一份罗列时间、地点、事件的标准答案，学习就此止步。而具备扎实知识积淀、拥有深度认知能力的人，才能提出直指核心的专业问题：“请扮演地缘政治和经济史学者，以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为视角，结合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立足经济传导路径分析凡尔赛和约是如何从经济层面撕裂魏玛共和国社会共识，最终诱发二战的。”这正是AI时代的核心分化：AI的能力上限，永远受制于使用者的_____；而使用者的素质，决定提问的水平。

4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物种只是特征明显而稳定的变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其杂交的后代，在某些性质和程度上，如在连续杂交之后，彼此可以融合等方面，酷似其父母，并且都如公认的变种的杂交后代一样，遵循着同样复杂的法则。如果物种是独立创造的，而变种是由次级法则所产生的，上述相似性就变得颇为离奇了。

如果我们承认地质记录的极端不完备性，那么地质记录所提供的事实就强有力地支持了遗传变异理论。新的物种缓慢地出现在连续的时间间隔内，而在相同的时段内不同类群的变化量是很不相同的。物种和整个类群的绝灭，在生物演化史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是遵循自然选择原理的必然结果，因为旧的生物类型要为新的改良类型所取代。世代链条一旦中断，单个的物种也好，成群的物种也罢，将不再重现。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伴随着其后代的缓慢变异，从而使得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后，生物类型好像很突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变化。各地质层中的化石，其性状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其上下地层的化石之间，这一事实可以简单地以它们处于世系链的中间来解释。一切绝灭了的生物可以与所有现生生物一样进行分类。这一重大事实是现生生物与绝灭生物来源于同一共同祖先的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和变异历程中，通常其性状都随之发生了分异，所以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比较古老的类型或每一生物群的早期祖先类型，在分类谱系上常或多或少地处于各现生类群之间的位置。总的来说，现生类型的组织结构要较古代类型更为高级，因为在生存竞争中，新的改良类型征服了较老的、较少改良的类型，它们的器官也更为特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这一事实与大量生物由于生活条件简单，因而仍保留着简单且改造少的构造相吻合。同样的，某些类型在生物演化的各个阶段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退化的生活习性，而在体制上发生了退化。最后，同一大陆上的近缘类型，如大洋洲的有袋类、美洲的贫齿类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为何能长期共存在一起，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同一地区，现存的和绝灭的类型通过世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取材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战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人类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取材于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三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这样所推出的，必然是盖天说所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暅的一段话可作代表：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取材于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26年伊始，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星际航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在北京怀柔正式揭牌成立，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朱俊强。在接受新华访谈独家专访时，朱俊强直面一个许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星际航行，这个听起来如此浪漫的词，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究竟还有多远？

中国的星际航行计划，分几步？

朱俊强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任何宏大的理想，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实现。他提出分三步走：近期3到5年，建立完整的本博贯通培养体系，建设星际实验场，给学生动手的能力和想象空间；中期10到20年，打造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集成一批原创性技术，培养领军人才；远期，中国人要拥有星际航行的完全自主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具备话语权，与全世界学者一道共同开发太空。

       ①       

在朱俊强看来，未来能承担星际航行使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特质：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与创新，敢于做0到1的颠覆性技术；要有总工程师的系统驾驭能力，统筹推进、探测、材料、生命保障等多个学科；要有家国情怀，像钱学森那样，立足现在、放眼未来。

星际社会学，又是什么呢？

对地外生命，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在星际航行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就增设了一门引人注目的课程：星际航行社会学。

学什么？朱俊强举例说，比如如果遇到地外生命，彼此之间怎么交流？怎么共同维护好这个庞大的星系？再比如，如果星际航行成了日常活动，地球上的一些犯罪行为会不会把星际作为一个逃避的场所？这些问题还没标准答案，但必须在出发前就开始思考。朱俊强说，以上都是很具体的例子，涉及深空未来的利用与发展问题，都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

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问      ②       

他的回答简洁而有力：“严谨思维，勇于奉献，甘于寂寞，久久为功。”仰望星空，行则将至。新一批扎根大地、敢闯未知的年轻人，他们的征途，不仅关乎技术突破，更承载着一个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让文明的灯火，照亮更遥远的星空。

（新华网《朱俊强委员：星际航行学院，让中国人飞得更远》）

材料二：

任何事物的开始总是比较简陋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完善，逐渐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又有机地结合着的体系。就以交通工具为例，第一次开动的火车并没有什么火车站，也没有什么加水、加煤的设备，更没有修配厂、管理机构和行车信号。这些看来是铁路系统必需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是如此，在民用航空建立起来的初期，哪里有什么今天我们所习惯看到的飞机场、气象站、通讯网，这些也都是后来逐步增加的，逐渐才形成今天庞大而又复杂的民用航空体系。星际航行事业也自然不会例外。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们想谈一谈将来星际航行体系中的可能组成部分，让我们展望它的前景。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发射星际飞船的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更发展一步，让我们在人造地球卫星轨道上建立一个星际航行站，也就是一个巨型卫星。从地球表面到这个卫星式星际航行站有运载火箭不断来往，把物资和人员送到星际航行站上去，也把人员送回地面。在星际航行站上，我们利用从地面上送来的部件来装配和调整星际飞船，也可以利用最后一级运载火箭的空壳改制星际飞船。就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经送到卫星轨道上的物质。而不像现在那样，运载火箭的空壳放在轨道上不加利用，最后让它坠入大气层而烧毁。

当月球勘探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建立工业，从而能用月球上的资源来生产星际航行所必需的物资。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月球重力场小、容易起飞和降落的优点，把月球变成我们的星际航行站，作为我们在太阳系中旅行的基地。月球离地球约38万公里，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交通必须搞好。这可以用两种工具：一种是载人的往返火箭，为了不使旅行时间过长，将采用大推力的化学火箭发动机或原子火箭发动机；另一种是运货的火箭，飞行时间可以长些也无妨，将采用小推力、高比冲的离子火箭发动机，以提高有效负载的比例。小推力的离子火箭是不能直接从地球表面起飞的，所以上几节中所讲的人造地球卫星式的星际航行站还是需要的，它主要是往返月球的站。这就像我们现在要坐火车，我们要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到火车站，然后才能坐火车旅行。将来的人造卫星式星际航行站就好像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月球站才是太阳系的星际航行站，就好像今天的火车站。

采用什么航行过程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定要全面地考虑了星际航行体系的全面运转情况以后，通盘筹划，才能决定。星际航行的调度工作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节选自钱学森《星际航行概论》）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包容，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地大德，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慧。通过“包”“容”二字，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包”，包罗万象、胸怀天下，体现中华文明的宽广胸襟，突显中华文明内容广博、内涵丰富的文明状态和文明格局，以及对外开放的文明心态。“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中华文明高超的容纳智慧，突显中华文明在包罗各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差异、化解冲突、实现融合，使各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的。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存在众多族群，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形成了现今56个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是说各民族都有各自的人员群体、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创造了各自特色的文化传统，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体”，是说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开拓我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我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我国灿烂文化，形成了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公元前一百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进行物品交换。唐代对外交流非常活跃，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宋朝积极开辟海外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元朝打通了欧亚大陆的直接联系，颁布一系列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一直抵达非洲。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等知识纷纷传入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中外文明交流交融极大促进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极大促进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和大胸怀。

对待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中华文明善于在尊重差异性、多元性基础上，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实现融合，具有“容”的高超智慧。

“容”的前提是平等，是相关各方在相同的地位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平等思想。例如，《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佛家强调“众生平等”，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结成民族统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在民族平等尊重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团结互助，融合发展，各民族共同创造国家历史、共同抵御外部风险。

在平等尊重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是实现容纳和融合的根本途径。人类历史正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论语》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倡导交流的文明品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进步的。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学习借鉴外界文明，要秉持两个态度：既要积极学习外界文明的长处，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也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中华文明强调求同存异，把握好同与异、我与他、一与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求同。善于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人类文明在本质属性上是共通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讲，文明本没有冲突。另一方面是存异。在寻求一致的同时要承认不同，充分尊重多样性，充分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独特性，理性处理文明的差异，坚持容纳和存异的态度。

“包”和“容”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文明以其深厚底蕴，兼具胸怀与智慧，实现“包”与“容”统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彰显出鲜明的包容特性。包容特性对中华民族长时间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发挥巨大作用，塑造了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独特形象和气质。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要坚持以我为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更加积极主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节选自《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瞭望》2024年第12期）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功利观念盛行的时代，重新认识某些“无用之事”的价值，或许比强调“有用”更为迫切。美学与艺术，常被视为最“无用”之学。它不能直接生产粮食，也不能创造可见的财富。然而，正是这种“无用”，为其保留了超脱于现实利害的一片纯粹领地。朱光潜在《谈美》开篇即谈“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木商见到的是值多少钱的木料，科学家看到的是植物的科属与演化，而画家则感知其苍翠的颜色、盘曲如龙蛇的线纹以及昂然高举的气概。三者所见各异，并无高下，但画家的审美态度，恰恰是摆脱了实用与科学的桎梏，进入一种物我两忘、主客交融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怡情养性，使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

艺术与审美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培养技艺娴熟的工匠，而在于培育一种能够感受形式、体验情感、创造意境的精神能力。这种能力，在严苛的效率计算中或许是“不经济”的，但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让人在机械重复的劳作之外，仍能保有对世界的好奇与惊喜；在理性思辨的疆界之外，仍能体悟无法言传的韵味。一个只懂得“有用”之学的人，其精神世界可能是干涸而扁平的。而美的浸润，能使人超越一己之得失，在更广阔的天地与更深邃的历史中安顿自我，获得一种内在的丰盈与定力。蔡元培先生力倡“以美育代宗教”，其深意正在于此——用普遍、超功利的美，来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的境界，使人趋向于高尚与纯粹。这不正是对“人”这一终极目的的尊重与“投资”吗？它所期待的回报，不是物质产出的增加，而是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幸福。

（摘编自叶朗《美学原理》及相关美育论述）

材料二：

现代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成长的时间性被严重压缩。我们习惯于用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路径和可量化的成果来规划人生，从入学到就业，仿佛是一条必须高效通行的流水线。这使得过程本身的价值被极大地忽略。“教育即生长”，杜威的这一论断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应是一个顺应内在节奏、自然展开的过程，如同树木的年轮，是生命内在力量在时间中的沉淀与显露。

然而，当下我们过于迷信目标与路径，渴望为一切成长找到最优解。这使得学习不再是充满惊喜的探索，而成了达成预设目标的工具性劳动。真正的、深刻的成长，往往发生在那些看似低效甚至浪费的时刻：在为一本书的结局掩卷长思时，在与同学为一个问题激烈争辩而终无定论时，在实验室里经历无数次失败后，在独自漫步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闪现时……这些时刻无法被精确计划，也难以纳入“绩效考核”，但它们恰恰是思维深化、人格成形、创造力迸发的关键节点。

将教育简化为一种资源配置和技能装配的过程，是危险的。它把鲜活、复杂、充满可能性的“人”，当成了需要按照标准图纸加工的产品。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或许是提供一种“保护性的慢”。它应该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允许试错，包容迷茫，鼓励没有即时回报的探索。在这个环境中，学生能够从容地认识自我，发现兴趣，与伟大的思想对话，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与价值观。这个“慢”的过程，不是懒惰，而是积蓄；不是滞后，是为未来的远航锻造坚韧的龙骨与丰满的帆。牺牲这个“慢”，或许能快速产出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标准件”，却可能扼杀了那些能够定义未来、创造未来的“非标准”心灵。

（摘编自刘铁芳《什么是好的教育》及相关教育评论）

材料三：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勾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鲁迅《上海的儿童》）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可否先谈谈您是如何被中国艺术史或汉学所吸引，最终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

包华石（以下简称“包”）：庄子开启了我的汉学道路。《齐物论》提出了民主思想，我后来写过文章专门讨论《齐物论》的视觉性与物体特性。因为庄子，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逍遥”术语的细读研究，探讨它在汉代至宋代如何在艺术视觉与政治方面呈现出来。

问二：如何从学术层面探寻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包：这需要学者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除了艺术本身的形式与风格外，还要放在历史文化、商业流通、言论管道、风尚习俗等领域全面考察。我认为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可以运用于追踪抽象概念的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文本——图像的具体构成，我们能够透视政体、权力、平等、人民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演变轨迹。

问三：您提出在古代中国，艺术也是“民意反馈管道”之一，这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包：艺术作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反映了一个文明的言论自由程度。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的许多画像石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像，如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淮南子》等；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唐代的绘画题材大多限于贵族阶级……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俗画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问四：……

包：……

问五：您在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提出欧洲现代的平等观念受到中国的启发与影响，可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包：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被视为“西方”特色的“现代观念”。比如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时，欧洲人才谈及“政权”概念，但用的是“贵族性”。虽然有人说西方的制度是科学民主，实际上一开始并非如此。英国人看到中国科举制度，觉得可以学习这“举贤任能”的制度，又花了几百年调整社会结构与文化，才施用于政。

问六：在此基础上，您还提出了“中国的八大发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权力范围的界定、平等的来源、法制、民意反馈、分权制衡、仁政的对象、人情。您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方式，试图证明那些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概念，其来源都是可疑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您所谓的“西方诡辩术”带来的陷阱？

包：“西方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民主、言论自由、贤能或自然等，都视为西方的专有概念。这种诡辩术有两种逻辑弱点：一是将地方习惯视为准则，例如多数美国人甚至汉学家至今都相信，相比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平等，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诋毁其他区域，而在于以群体身份认同取代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二是年代置换、反客为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给中国贴上“社会停滞”“东方专制主义”等负面标签就是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知识传统，不要被“西方诡辩术”迷惑。

问七：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包：我认为只有跨文化的艺术品才有能力超越“本土性”，成为用于文化竞争中的国际性产品。欧美先锋艺术家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在坚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创新，推出了有竞争力的国际性文化产品，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借用西方资源进行社会变革时却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做出合理的辩护，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多无法用于建构“现代性中国”。未来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想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文化产品，恐怕还得重新思考“现代性”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问八：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为中国人民声辩》中认为您的著作揭露了西方学者“偷窃历史”的各种诡辩术和偏狭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国美术的精神底蕴，验证了中国文化当年的势能。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包：我想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具有本质性，而是流变的。西方并非总是先进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可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艺术将以巨大的感召力和魅力，拆除我们在理解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偏见，把人类不同的心灵沟通在一起。

（摘编自刘燕《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

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打破将特定文明成果本质化归属的认识论窠臼，这种窠臼往往导致以_______取代历史真实的讨论方式。跨文化研究揭示，文明间的启发是双向的，如欧洲现代政治观念就曾受益于_______的激发。这种研究要求我们重视艺术的_______，通过分析_______的构成来追踪观念演变，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受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

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社会由此形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到了农耕时期，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而“经验”来自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于是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

“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甚至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地位。“孝”这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摘编自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是建基于此。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屡受质疑与批判。在现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

所谓“挑战”，即“质疑”“批判”与“失落”。质疑与批判多集中于观念层面：有人认为传统孝道强调绝对服从、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个体权利相冲突；也有观点指出，旧式孝道强调家族本位，易压抑个体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精神存在龃龉。而孝道的失落，则更多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变迁。当下，中国社会正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个体道德义务从血亲圈层扩展至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从单纯的自然村落扩大到了“地球村”，这使得整日承欢膝下、时时尽孝已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上的独子化或者少子化趋势，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子女履行孝道的负担。传统孝道在实践层面客观上面临困境，这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社会，孝道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孝道能温润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普遍的期待，亲子和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源泉。如何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做到孟子所言“父子有亲”，自然离不开父母亲祖的慈道，但也同样离不开子女晚辈的孝道。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这句话强调了孝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父慈子孝”才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孝亲乃是人子德性和人格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主要、最可靠的养老方式。2017年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弘扬孝道对于缓解我国养老压力、完善养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德治主义传统的经验，特别是以孝和族睦乡的基层治理经验，将弘扬孝道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引导人们不辱亲，进而报亲报乡。更为根本的是，孝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石，这是当代重视并传承孝道的根本原因。《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传统道德的根本，“爱、敬、忠、顺”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孝道所蕴含的爱心、敬意、忠德、顺行不仅是道德的根本，也是教化与教育的起点，人格的成长离不开父母早期关于爱敬忠顺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教为先，而德教则以教孝为起点。

（摘编自肖群忠《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虽然在家庭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国家就_____。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延伸到国家则_____。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作家创作而言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茅盾小说中的双桥镇、1930年代老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萧红、孙犁、赵树理小说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景观，都是实实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们的作品中。要说地域与文学创作没有关系，似乎没人相信。

②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止于这些。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写一些地方景观，搜罗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语，以为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有个性的文学作品，那也是把文学中的地域问题简单化了。

③如果你真的是照着鲁迅的作品景观去绍兴看看，或许会觉得有点迷茫，未庄在哪里，鲁镇在哪里呢？我想这些小说家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标志，有现实的影响痕迹，但不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而是作家们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家们能够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学景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这种地域标志的文学打造，是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某种标志。不少写作者尽管也描写了人物故事以及相关的活动场景，甚至生怕读者不知道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地，特地标出这是东北、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这样精确的陈述有时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说景观和地标的打造。

④还是应该从文学创作方面来思考地域与写作者写作的关系。地域问题，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影响作家写作的地方经验的构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独特的个人地方经验的积累，仅仅是靠着所谓的一点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体会来进行创作，那是行之不远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和发明。我以为这种地方经验与作家写作之间的联系，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只要你走进绍兴，就会感受到鲁迅小说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乌镇，就会感受到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中荡漾的江南味道。这是地方经验在小说家作品中无形的影响，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世界。

⑤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物故事活动场景共同交织的独特空间——所谓独特，是指它的具体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经验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风俗、方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学的具体性，常常是借助这些方言、俗语来加以呈现，没有了方言俗语，没有了地方风俗习惯，文学的很多独特具体的人物、景观就会失去表现力。文学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标准规范的书面语，而是方言俚语等活的语言，是那些跟说话腔调、神气、姿态、场景、风俗混杂在一起的语言动态。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地域与写作的关系，其指向是多层面的，从实际的地方经验到更为具体的文学语言，这种粘连着地方俗语俚语的文学话语，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语，而是需要小说家们用心去发现、体会其中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用自己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语言在叙事抒情。我们会发现，像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老舍、孙犁、汪曾祺等，小说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语保留着。这说明方言俗语等对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传递，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它。

⑦但我们又会说，地方经验不是文学的全部，它还有其他的关联物。

⑧除了可见的地域景观和方言俗语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在思考地方经验时引起重视的。这些看不见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学世界的原理性原创性的东西，构成了作家和一个时代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在文学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观就是这些，但构成方式和呈现方式却是可以多姿多彩的。同为浙江作家，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与茅盾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作家理解世界以及关注世界的方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⑨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会涉及社会政治、人文、哲学等比较宏大抽象层面的问题。从文学构成看，作家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能够接收和吸取各种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资源。

⑩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中的地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有虚拟、超越实在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地域，似有似无、虚实相间，引导人们从一种具体实在向更高更遥远的方向思考和追寻。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最善于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物象出发，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审美世界。像鲁迅小说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擅长于表现民俗风俗的乡土作家。

⑪小说家不能仅仅凭感觉经验进行创作，还需要在文化哲学思想层面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空间，有一种经验之上的叠加和超越。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包括地域与文学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代水准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现。

（摘编自杨扬《文学的地域指向意味着什么》）

创作具有地域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既需要作家扎根于独特的________，从中汲取不可替代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滋养；又需要作家超越具象层面，形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在________的融入中，实现对地方经验的重构与升华；最终引导读者从具体实在走向更为开阔的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