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文学真实”的维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人们对一切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事物的形相都带有几分主观色彩。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画家朋友只管审美，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只会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因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

②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家朋友来说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先说实用的态度。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学会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身以外的一切人和物，有些人和物对我的生活有利，有些对我的生活有害。我对它们便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事物本来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作“饭”，天天穿的东西叫作“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仇敌，于是事物才有所谓的“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来，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便寻不出其他意义。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事物起反应动作，或爱或恶，或求或拒。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⑤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自己的成见和情感，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太坏，我要掩鼻走开”，他只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看看有没有病菌在里面”。这种科学的态度很少掺杂情感和意志，它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因果、必然性与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⑥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事物上去。所以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得到的事物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观者的注意力都不是专注在事物本身上面。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专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作“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作“形相”。美感经验就是形相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相于直觉时的特质。

⑦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

⑧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面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⑨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 A ，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 B ，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 C 。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之《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A________，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B________，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C________。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境界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而形成优良的传统。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资治通鉴》意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

（摘编自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致用”与“求真”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求真”即秉笔直书。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拥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

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古人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直”的理解。《左传》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窃）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

（摘编自许殿才《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AI教父、诺奖得主杰弗里·辛顿2025年4月21日在多伦多大学参与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思维方式的话题，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日益深入，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知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将重塑人文学科。

约100年前，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发展曾带来类似的影响——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谬误，但也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它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我们开始接受，人类拥有各种无意识的动机；我们承认，自己在行事时往往依赖各类类比，而非单纯的推理；我们也基本认同，人类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

即将发生的变革更为深远，因为直到现在，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大多数人仍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近似于逻辑推理——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本质上是强大的“类比机器”，通过识别类比来思考。类比并非单一的关联，而是涉及诸多事物的复杂映射。

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性本质的认知：我们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我们的思维表层有一层薄薄的推理能力，这对数学等领域至关重要——没有这层推理能力，我们就无法拥有银行账户之类的事物。但从根本上讲，我们依赖类比进行思考。”

（AI教父杰弗里·辛顿谈人类思维方式：我们更像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

材料二

当下想要找到些“普通人类擅长，而大模型不擅长”的任务，似乎越来越难了。“类比”可能就是这样的任务，这不只是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喻指任何事物的致命缺陷或薄弱环节），更显露出不同大模型间以及大模型与人类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们日常语言中充满了类比。类比能够激活创造力。例如，爱因斯坦将引力场类比为一个重物被放入蹦床后造成的表面弯曲，这启发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类比还能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像为人所熟知的类比——“意识就像冰山”，通过将意识与冰山联系起来，人们可以直观地推断出意识在水面下的深度和复杂性。

那么，大语言模型是否也具有类比能力？

为了验证这一点，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测试。他们让42名儿童（7-9岁）、62名成人以及GPT系列4种大模型（Anthropic的Claude-3.5、Google的Gemma-2 27B、OpenAI的GPT-4o和Meta的Llama-3.1 405B），接受拉丁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和符号列表三种条件的字符串类比任务测试。

根据表格可知，①__________，有时甚至不如儿童。就拿GPT-4o和Claude-3.5来说，在拉丁语字母表上，其平均准确性要高于儿童并接近成人；但当题目换成希腊字母，准确性就会显著下降；而到了符号时，其准确性甚至不如孩童。

上述结果说明，当实验引入“异构”字符表时，②__________，而大模型则会出错。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和类比的系统，应该在变化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性能——这正是GPT系列大模型不具备的能力。

（节选自郭瑞东《类比的长河，为何流到大模型就被截流》）

材料三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春脉如弦”等。一个恰当的比喻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悟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有些人以为，“取象比类”就是类比，而类比则是不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取象比类”也被当成了不严格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类比指的是由某一事物具有某种特殊属性，推导出与之同类的另一事物也应具有这种特殊属性，可是“取象比类”的功能并非如此。由于“取象比类”的目的在于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抽象思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也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象”，是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取象比类”的关键在于用人们熟悉的“象”作为喻体，来认识某种比较生疏的“象”，使人们体验这两种“象”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恰好就是有待认识的“象”的本质特征，这样可以使人们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获得通透的理解。“取象比类”具有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较为缺乏的。

“取象比类”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构思注重“制器尚象”，中医在阐释医理药性时大量采用“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取象比类”的智慧，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练拳如练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循循善诱”，思想交流中看重悟性，“取象比类”成为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取象比类”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体现其当代价值。这种转化，一是要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二是要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三是要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作为非逻辑的认知模式，虽然不能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完全取代，但二者间可以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使“取象比类”在当代焕发新生。

（节选自王前《“取象比类”的前世今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创作并不是为细节而细节。细节的存在是因为细节具有提升作品品格的功能。人们也许会忘记作品的情节、人物，但会因一个典型细节而记住作品。

细节的存在使人物形象的刻画更为鲜活。这也是人们对细节意义的普遍性认知。《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与赵树理善于捕捉并使用细节分不开。细节在某种条件下也往往会影响作品的结构，或者说，作者会设计一种类似于“中枢”意义的细节，并围绕这一细节来展开作品。刘慈欣的《乡村教师》中的乡村教师让孩子们背诵牛顿定律的细节是整个小说结构的重心。这种“宇宙巧合”的细节使人类与宇宙中的碳基联邦发生了奇异的联系，进而产生了拯救太阳系的功用。细节会改变作品的艺术境界，使作品的品格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衡量的标准就在于对细节的使用是否合适。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细节的出现对作品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命运等形成某种暗示或隐喻。茅盾的《子夜》中描写吴老爷子从传统的乡下进入当时灯红酒绿的上海，立刻就晕了过去。这个细节充满了象征意味，隐喻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将面临像吴老爷子一样的命运。可见，细节使作品变得血肉饱满、气韵生动，具有真实的力量和超越真实的灵动性。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家都重视细节描写，但长于细节描写的作家一定是优秀的。他们具有营造细节的天赋、才华，以及准确运用细节提升作品品格的卓越能力。

作家首先要有艺术的敏感度。就是说作家对万物所蕴含的艺术可能性要有敏锐的鉴别力、感受力。如果作家没有这种敏锐性，对万事万物持冷漠、麻木、僵硬的态度，就难以发现艺术的细节。作家其次要有对生活的熟悉度。不熟悉、不了解生活，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就难以表现出活色生香、充满人间气息的生活。而细节正隐藏在这样的生活中。细节可能是作家捻断数根须后创造的，但最好的状态是在熟悉描写对象之后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作家还要有表达的准确度。有的人认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喜欢描写细节，但可能这些细节或者冗杂多余，或者与作品需要的艺术情境不符，或者张冠李戴，与人物的性格、精神品格相悖。这样的细节描写就是不妥的，甚至是失败的。细节的准确度除了要体现人物的性格、价值观之外，还要体现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伦理的……只有准确的细节才能点石成金、锦上添花，使作品的品格得到升华，艺术的魅力得到强化。

（摘编自杜学文《细节，无所不在又意味深长》）

材料二：

细节可以揭示出小说的秘密。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呈现一定密度和频次的细节，是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要素。在这里，所谓密度是指一个细节单元的体量，频次主要是指相同或相似细节出现的频率。

一般而言，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越丰富越好，但这并不等于无原则的堆砌和罗列细节。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从其倡导的“总体性”出发，认为细节应该是情节之中的细节，应该是为了塑造人物、书写命运而存在，否则就是“细节肥大症”。

所谓“肥大”不仅是细节的“量”的问题，还指细节所承担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就人物塑造而言，作家常常采取外貌、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但如果没有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特征，再多的细节也无法掩饰人物形象的模糊和空洞。“细节肥大症”不仅是写作技巧问题，还是以何种姿态来面对人、书写人的写作伦理问题。很多推理小说的细节描写极其严密和精细，但很少能塑造出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把人物作为统率故事、细节的灵魂。

小说往往通过“细节的洪流”来成就别样的小说艺术。所谓“细节的洪流”，是说“众多细节不再是悬念或者宏大叙事抛弃的多余之物，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细节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体验。“细节的洪流”就是小说的主体，细节本身具有了自足性。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洪流”，读者无法“原谅”一位不交代格里高尔“为何变”“如何变”的作者。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里的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摘编自李晓禺《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的文化，如果我们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若失掉艺术特性，于文化表现和观瞻方面令人痛心，代表着文化衰落。四十年来，上海等通商大埠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多为租界外国人建设，中国市民只是附和而已。此类建筑无中国复兴精神迹象。今后虽仍需采用西洋方法建设，但应是自觉的，由专业建筑师指导，在科学结构上有艺术表现，为中国精神复兴而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但以最清醒建筑理论来看，其不合近代科学及艺术理想。它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细项上东西凑合且多属过去时代，不适应中国经济情形也不能普遍。这些尝试如同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的文章，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摘编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材料二：

北京中轴线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南北向轴线统领的营城制度。之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的中轴线营建持续演进。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成型、丰富于明清，发展、传承于近现代，成为逾7个世纪城市历史遗存不断累积叠压的结果。近现代以来，中轴线虽然已经不再为封建皇权服务，但它仍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提到中轴线的研究与保护，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梁思成。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盛赞“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概念被明确提出。

北京中轴线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精妙的城市设计思想，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中为尊的礼制思想塑造了空间秩序，中轴线通过严谨的空间布局，突出了帝王的至高地位，创造了宏大的轴线建筑群，使老城依托中轴线对称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因地制宜的选址布局丰富了城市景观，元代中轴线顺应游牧民族习惯，借助天然水系确定城市布局，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整规范的中轴线与自然灵动的水系相互映衬的独特景观。贯穿始终的城市建设主线传承了文化精髓，中轴思想在近现代持续影响着城市设计，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以及永定门和天桥的复建等，中轴线不断发展，形成了更为壮丽的城市整体景观。

（摘编自公众号“北京中轴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西民族意识不同，人格价值不同，所产生的悲剧精神也不尽相同，反映在悲剧作品中的美学特征也各有千秋。

中国古典悲剧特别擅长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形象，强调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富有人情味。中国悲剧苦情美感的获得，并不因为其主人公地位的超乎寻常，而是由于其力量的弱小，由于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坠入苦难的深渊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痛苦和可悲，令人生出不尽的怜悯和同情，同时也引导观众对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效果。如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唐代歌舞剧《踏摇娘》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下层社会的普通人；明代的悲剧《琵琶记》中的五娘是农妇。

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人物是“高贵”的，悲剧事件是“崇高”的。传统的西方悲剧人物都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这是因为西方悲剧将主人公的地位与他们的社会价值、产生的悲剧效果及观众的审美感的关系看成是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价值比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显得重要得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国王、王子和贵族，描写的也都是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戏曲悲剧的冲突往往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对剧中的善恶、忠奸、正邪、美丑进行伦理评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中国戏曲悲剧冲突注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理想色彩。如《赵氏孤儿》通过对孤儿的几搜几救体现了忠奸两大势力的曲折冲突；《雷峰塔》通过法海的步步追逼与白娘子的几经忍辱，表现了正邪冲突的曲折性；《桃花扇》通过妓女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深入探讨了个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悲剧冲突是一种挣扎冲突。古希腊悲剧是命运悲剧，它的题材往往取自于古代神话，表现了人对自然与命运的挣扎，最后因无法挣脱而导致悲剧结局。性格悲剧出现在莎士比亚时期，它反映的是人对自身性格的挣扎，最后因主人公无法挣脱性格上的缺陷而造成悲剧。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因嫉妒而丧失理智；《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造成了悲剧。

中国戏曲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点线串珠式的结构，将故事段落和情节打碎成无数的小颗粒，再用线将它们纵向地串并起来，让事件在线中按顺序排列而向前发展，所以，在悲剧情节的发展上，追求的是悲喜的对比性，在情节的布局上，追求的是悲欢离合的拉伸性。西方戏剧以“幕”作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板块接进式的结构，一幕一景，将剧情的发展切割成若干幕（几个板块），让戏剧矛盾在若干个板块中作网状交织，以板块的组织来完成全剧，来快速推进剧情的发展，因此在情节的布局上，要求做到高度浓缩，将悲剧主人公由幸福到苦难的变化发展过程，高度压缩成有限的几个板块，使得悲剧结局的到来显得大起大落。

中国戏曲悲剧是善与美的统一，情感重于理智；西方悲剧则是真与美的统一，理智重于情感。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具有各自民族的烙印，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系。

（节选自《中西方戏曲悲剧美学比较》）

材料二：

《窦娥冤》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窦娥这一悲剧人物的命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而《窦娥冤》中的冲突尤为激烈且深刻。该剧通过窦娥这一善良女性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正义与邪恶的激烈碰撞。窦娥的命运充满了不幸与坎坷，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欺凌，她却坚守妇德，坚决不从，体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坚韧。然而，这一善良与坚韧却遭遇了昏官桃杌的残酷打压，最终导致了她无辜含冤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一向重视亲情与伦理，孝道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窦娥冤》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窦娥不仅是善良与坚韧的化身，更是孝顺长辈的典范。她虽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忘侍奉婆母，体现了深厚的孝道精神。作者通过窦娥的孝行，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更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窦娥的孝顺与坚韧，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与社会的阴暗。她的孝行不仅是美德的化身，更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该剧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在世界文学悲剧中独树一帜。《窦娥冤》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以其深刻的悲剧特征、丰富的思想内涵、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及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关注。该剧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更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它不仅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悲剧中的璀璨明珠。

（选自《〈窦娥冤〉的悲剧特征深度评析》）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①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经说过：“福楼拜设法将一切细节都变得重要又无关紧要。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他的注意，被他放在纸上。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被杂乱地堆砌在一处，在眼角之外，它们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小说家将可怕与日常一视同仁。一切细节都令人麻木，又都令窥视者心惊。”这段话表明细节的“矛盾性”，它似是高度抽象化的“焦点”，又似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明晰的细节和混沌的细节，同时存在于伟大的小说作品中。

②可以说，明晰性细节是小说的关键处，作者的意图在于准确与读者共振，传达主题，产生现实影响。鲁迅《药》在烈士坟头出现的花圈，福楼拜《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送给莫罗的那缕白发，都使读者深入思考小说主题。混沌性细节，则由世界复杂性所致，水银泻地，散漫四溢，读者浸润其中而不觉。奥威尔《一次绞刑》中躲避水洼的死刑犯，《水浒》里张顺眼中油晃晃的厨刀，细节与主题无深刻关联，将读者带入“混沌”世界。真实世界里，有清晰的东西，也有“无法言说”的东西。好的细节，将真实性发挥到“栩栩如生”的地步，也让人触摸到现实“不可言说”的部分，理解人类生存的复杂性。

③当然，无论是明晰性细节还是混沌性细节，都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是鲜活的生活体验经过提炼，在人物和主题逻辑范围内自然结晶的“宝石”。在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有两条衡量标准，其一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二是“细节真实”。他将细节放置在典型论的平等地位，由此可见细节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关系。一切优秀小说形态，都包含现实性因素，也都离不开细节建构能力。

（摘自房伟《细节像璀璨的星，分布在文学世界的夜空》）

材料二：

①一般而言，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越丰富越好，但这并不等于无原则地堆砌和罗列细节，这样会形成“细节肥大症”。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从其倡导的“总体性”出发，认为细节应该是情节之中的细节，应该是为了塑造人物、书写命运而存在，否则就是“细节肥大症”。

②所谓“肥大”不仅是细节的“量”的问题，还指细节所承担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就人物塑造而言，作家常常采取外貌、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但如果没有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特征，再多的细节也无法掩饰人物形象的模糊和空洞。

③“细节肥大症”不仅是写作技巧问题，还是以何种姿态来面对人、书写人的写作伦理问题。很多推理小说的细节描写极其严密和精细，但很少能塑造出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把人物作为统率故事、细节的灵魂。

④按照卢卡奇的理论，小说中的细节应服务于情节，情节服务于故事，故事服务于主题，并以此实现对纷繁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平衡时间之流中细节的“停滞”与叙事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近年来的一些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在试图摆脱历史叙事、时间叙事的束缚。一些作家抛弃了线性结构模式的时间序列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因果律等基本特征，展露出一种追求空间化效果的努力和尝试。这从结构上对情节型、故事型书写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⑤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数十万字，描写的时间却只有一天，充溢其间的是“细节的洪流”，包括情绪、感受、想象、无意识碎片等。这些文本依靠“细节的洪流”成就了别样的小说艺术。

⑥所谓“细节的洪流”，是说“众多细节不再是悬念或者宏大叙事抛弃的多余之物，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细节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体验。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洪流”，读者无法“原谅”一位不交代格里高尔“为何变”“如何变”的作者。

⑦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里的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摘自李晓禺《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亿万劳动者的历史主动意识，彰显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劳动基因，全面把握劳动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勤天下无难事。”劳动精神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内蕴着勤于劳动的基因。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口耳相传的寓言故事，展现了先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人生天地间，劳动最为先”……这些诗词谚语，抒发的是诗人对田园劳作之乐的向往，传达出的是中华民族坚持不懈、敬业乐业、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劳动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过程，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中国共产党人是劳动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践行者。在全民族抗战的相持阶段，为了克服严重财政困难，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明确将“爱劳动”列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之一。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摘编自唐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材料二：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生动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的历史主动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劳模精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劳动过程是人满足自己生存生活需求并使自己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劳动决定人的类本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人对自我需求的认知；并最终通过劳动解放让劳动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和全面解放提供最直接的条件。列宁指出“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劳模精神本质上体现了人的自主劳动。通过自主劳动，建构起劳动者与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劳动目标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在此种意义上，劳模的劳动就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劳模精神也就成为劳动主体自由自觉性的精神表征。正是在“为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劳模精神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以及对自身本质、劳动自由、劳动创造和劳动幸福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这些重要论述，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发展、弘扬劳模精神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和有力思想武器。

劳模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神话故事，展现出先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论语》中的“执事敬”“事思敬”“敬其事而后其食”，《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尚书》中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等，传达出中华民族敬业乐业、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吃苦耐劳的价值理念。

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劳模精神的生成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与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在长期奋斗中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劳动者以主人翁姿态胸怀全局、顽强拼搏、创新创造、接续奋斗。

（摘编自彭维锋《劳模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基本处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角色，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橹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模仿现实的细节上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他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专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观众。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人；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人；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有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摘自习近平《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材料二：

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经过战略转移，最终落脚陕北。毛泽东在落脚陕北、走进延安后，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5年12月，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奠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形成的基础。1936年12月，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奠定了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形成的基础。1937年夏，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形成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同。党的七大把这一科学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它的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把革命理论变为具体实践时表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是在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凝结升华而成的。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参议会制度、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制定实行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主廉洁的政府，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信任和爱戴。例如，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出来散步，在散步的路上，他只要遇见了老农、羊倌、小商贩、赶车人等，都主动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每逢年节，中央机关都要安排一些文艺演出，毛泽东总忘不了派人通知周围的老乡也一起来看，而且要求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坐后面，让老乡坐前面。不仅如此，“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公仆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给群众拜年、帮群众修水渠、救治“小马驹”等感人故事广为传颂，也涌现出众多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的英雄楷模，还有献身革命、为民服务的“五老精神”以及大生产运动中以22个劳模为代表的劳模精神等。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积极发展公营经济，建立合作社并扶持其发展，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拿出整个财政的四分之一发展教育，改造巫神、倡导中西医合作、建立医疗合作社、推动卫生下乡等，使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心中生根发芽。

延安时期全党培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把我们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重点，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费，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几乎到了被困死、饿死的地步。面对这种困难和危局，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机关和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解决了自身困难，支援了抗日前线。三五九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用短短3年的时间就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与此同时，我们党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在陕北，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成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课堂笔记本用。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廉洁的精神，斯诺断定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这支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重温“延安精神”，梳理其形成过程，让我们进一步坚守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摘编自郭建明《延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