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五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续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__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________特点如“一岁一枯荣”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_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为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好的新闻评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一）______

在新闻评论写作中，首先是确定选题。选题即选择新闻评论所要评述的事物或者论述的问题，它规定着评论的对象与范围。一般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向受众传播最新信息，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原貌；而新闻评论则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揭露事件背后的原因及意义，并不是所有新闻事件都有评论的价值，这就需要评论员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敏锐地捕捉事件背后的本质意义，通过分析说理、层层推进的方式，向受众传达自己的观点。

（二）优质的内容

1找准角度，凸显评论的深立意和高价值。在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前提下，尝试打破常规思路，寻找新的角度来看待并分析问题，同样能引发新的思考和启迪。例如，《贫穷不可怕，就怕“不怕穷”》一文，从贫困群众的角度入手，探究造成贫困群众“不怕穷”的心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不怕穷”是深度贫穷的后遗症。不仅给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带来深度思考和全新启示，也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2扎实的论据与严谨的论证过程相结合，增添文章说服力与厚重感。在析事明理的过程中，扎实、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推理过程，两者缺一不可。在新闻评论中若能善用事实论据，或许可达到“小故事，大帮忙”的目的。以《警惕形式主义披隐身衣卷土重来》为例，作者首先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文章《送温暖无需兴师动众》为由头，提到部分网友以戏谑的口吻留言称“这不是说我们单位吗”，由此引出群众对此现象的反感；接着作者以其平日采访、调研期间积累的鲜活案例作为有力论据，如“一提走群众路线，有干部就弄上两袋大米、一壶香油等到贫困群众家中走一遭，送米、拍照、走人一气呵成”这类事例，逐步梳理出“披着隐身衣”的新形式主义的表现。这些材料出自作者日常的观察，丰富又鲜活，非常具有启发性。

（三）善用语言技巧

要让读者看得懂、看得进，认同并接受文中传递的观点看法，就需要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真正有生命力的评论，其内容应该充实又深刻，引人深思；其形式应该活泼生动，文采斐然。

1善用修辞，增强文采。有些新闻评论的标题设置得很有特色。有富含哲理引人回味的，如《比起诺奖，我们更需要诺奖级的创新》《盲目“按惯例”也是懒政》；有借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增添文采的，如《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警惕形式主义披隐身衣卷土重来》；也有采取口号式朗朗上口的，如《贫穷不可怕，就怕“不怕穷”》。

除了标题先声夺人，主体语言也需生动。以《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为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共产党人开创的‘道路’上‘航行’，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功”，文章通过比喻手法，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2语言精准，言之有物。新闻评论要做到以理服人，离不开准确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推导，两者的呈现需借助精准的语言表达。来自《新华日报》的作品《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在论述造成“数字突破”的原因时是这样表述的：

失真失准、缺少认同的“数字突破”，是“造”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造，因为数字就是成绩，就是亮点。注了水的数字更加光鲜，更加引人关注。逼，因为数字就是指标，就是考核。一些部门习惯于“年初简单压指标、年末向下要数字”，在乎的是数字的“大与小”，而不是“真与假”。

把深刻内容与通俗分析相结合，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精准的把握。

新闻评论既要为受众带来新知识、新观点，又要说出群众心中所想所忧，这样的评论才既有“角度”又不失“温度”。

（摘编自薛雅静《评论要有角度，也要有温度》）

材料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所谓“美轮美奂”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日益成为新兴贵族们的一种重要需要和兴趣所在。例如“美哉室，其谁有此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台美乎”（《国语·晋语》）。《墨子·非乐》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十年不成。

这股建筑热潮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而达到最高点。据文献记载，两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人的：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文字材料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体现了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许多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等等。中国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

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物结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

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效果。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建筑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在世界各民族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累积所创造的。

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的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用在城市规划上。为了得到最多的阳光，主要的房屋一般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更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房屋主身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为一副梁架。每一副梁架有两根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在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枋、檩之类的横木把它们互相牵搭起来，就成了“间”的主要架构，以承托上面的重量。两柱之间也常用墙壁，但墙壁并不负重，只是像“帷幕”一样，用来隔断内外，或划分内部空间而已。因此，门窗的位置和处理都极自由，由全部用墙壁至全部开门窗，乃至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窗（如凉亭），都不妨碍负重的问题。

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砖瓦，尽量利用各种油漆的装饰潜力。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砖墙上也加雕刻。

这些都是中国建筑体系的特征。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历代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这作中国建筑的“文法”。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其影响力反而刚刚开始。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邺侯书院和船山书院等 69 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 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对古书院加大修缮保护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举行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古老的书院记忆，正在潜移默化地催生着这座城市走向新的繁荣！

（节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时至今日，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 70 人，学生 300 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 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 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 10 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在 1500 种以上，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 1200 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回归教育，传播文化：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近些年来，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还出现了网络书院的形式，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能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都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几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随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①_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②_______特点如“一岁一枯荣”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③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从思想观念看，中国人深信①_______，这种伦理信念使得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不深；从审美心理看，“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使观众追求②_______，大团圆结局能让观众的心理回归和谐状态；从社会现实看，底层百姓在现实中无力改变命运，便通过欣赏文艺作品③_______，戏剧充当了心理调节剂的作用。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基本表现方法。但“赋”“比”“兴”具体应该怎样解释？如果我们只从“赋”“比”“兴”这三个字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赋”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比”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兴”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

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所以，“赋”“比”“兴”事实上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是古人对诗歌中的感发作用及其性质的一种最早的认识。我们结合几首诗，对这三种古典诗歌中最基本的表达方法分别做一探讨。

首先，我们看《小雅》中的《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苕”是一种蔓生植物，又叫“凌霄”,开紫红色的花朵，到秋天花将落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黄色。而“芸”正是黄色的样子。凌霄花的这种憔悴黯淡的样子，实在比狂风吹落满地残红更加令人难受。因为古人有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花也是一样，被狂风吹落，只会令人产生对一个美好生命突然夭折的惋惜之情；而枯萎在枝头，则使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要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这个残酷事实。所以，看到变黄了的花，早已深感人生悲苦无常的诗人，就不觉发出了“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沉重叹息。这就叫作“见物起兴”。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兴”是诗人先看到外物，由此引发心中的情意。它的感发层次是由“物”及“心”的。

然而，在“兴”的作品中，“心”与“物”之间形成联系的因果关系有时很难用道理解释清楚。这首诗的第二章就是一个例子。“苕之华，其叶青青”,是说苕的叶子长得十分茂盛。但面对这茂盛的绿叶，诗人何以会发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哀叹?《毛传》推想：那是因为花落了，只剩下青青的叶子，所以引起了诗人为花的消失而悲伤。而朱熹的《诗集传》则推想：那是因为叶子眼前虽然茂盛，但不久也将凋零，所以引起了诗人为绿叶不能长青而悲伤。“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本是极微妙朦胧的。它们之间有的是情意的相通，有的是声音的相应，有的是反面的相衬，有的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这就是“兴”的表现方法在感发性质上的特点：它全凭直觉的触引，并不一定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下面我们再看《魏风》中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也是在诗的开端就写出了一个物的形象，然而接下去就与上一首不同了。诗人说：“大老鼠呀大老鼠，你今后别想再吃我的粮食!我侍奉了你这么多年，你却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现在我要离开你，去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显然不是在写一只真的老鼠。诗人用的是“比”的表现方法。他心中恨的是那些一味剥削重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们，可是他不直说，却用“硕鼠”这个形象来打比方。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硕鼠》在感发的层次上是由“心”及“物”。就是说，作者心中先已存有某种情意；然后寻找一个外物来作比喻，写出心中那种情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比”这种表现方式是有着理性思索安排的，与“兴”的全凭直觉在性质上显然不同。

再看《郑风》中的《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瑜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叮咛告诫之词，她并没有假借什么外物的形象，而是直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这种表现方法就是“赋”。“将仲子兮”不过是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一个称呼，但仅仅四个字中就用了“将”和“兮”两个语气助词，充分表现了女子柔婉的口吻，传达出一种感发。女子说：“仲子啊，你不要跳过我住处的里门，也不要折断我们种的杞树。”尽管这女孩子说话的口气十分委婉，但所说的内容毕竟是连续的两个拒绝和否定，这也许会伤了对方的心。于是，她接着就来挽回了：“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东西啊!我怕被我的父母知道。”这是在肯定之后又一个委婉的拒绝和否定。可接着她又说：“你当然是我所怀念的，可父母的责备我也是害怕的呀!”又一个肯定，然后接一个否定。叙述的口气一下子推出去，一下子拉回来，一下子又推出去，一下子又拉回来。就在这翻来覆去的口气之中，女孩子内心的感情已经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口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把“畏我父母”换成了“畏我诸兄”和“畏人之多言”。这种形式属于重章叠句，为的是反复吟唱。可以看出，“赋”实在也是诗歌中一种很有用的表现方法，它并不需要借助草木鸟兽之类的外物，直接就能传达出内心的感发。在感发的层次上，“赋”是即物即心的，它所写出的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情意。

（摘编自叶嘉莹《古诗词课》)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毛泽东诗词是宝贵精神财富与传世经典，其总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问题解答展开。

毛泽东为何能写诗？

江西省吉安县美陂村书院有“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的对联，深得毛泽东喜爱。他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知识底蕴与人文修养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古典诗词修养扎实。据统计，其藏书中留有圈画、批注印记的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含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涵盖429位诗人，且此数据为不完全统计，成为诗人顺理成章。

毛泽东与诗词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革命家的一生，也是诗人的一生。读诗、学诗、赋诗等对他而言，是情趣爱好、生活方式、政治工具，亦是交往手段。无论喜怒哀乐、庆贺胜利或抒发豪情，他皆以诗词表达理想、意志、心绪与深情。

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曾言“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偏爱苏东坡、辛弃疾词作，不太喜欢杜甫“哭哭啼啼”的诗。其诗词总体风格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句，豪迈奔放，充满英雄主义气概，读来荡气回肠。

       ？

毛泽东诗词不仅吸引、熏陶几代中国人，还传播至国外，海外诗界公认他是“中国的伟大诗人”。1937年，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次向西方披露《七律・长征》，1938年该书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七律・长征》成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且先在国外发表。1961年，毛泽东赠《水调歌头・游泳》手书给蒙哥马利；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答谢词中引用毛泽东“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

为何多人喜欢毛泽东诗词？

柳亚子赞其“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诗”，陈毅评其“妙语拈来着眼高，诗词大国推盟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毛泽东诗词都是艺术精品。

（摘编自汪建新《读不尽的毛泽东诗词》）

材料二：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首先体现在叙事宏大。它记录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蕴含诗人对革命的感怀与思考，是系统描绘中国革命的史诗。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在艰苦斗争中写下《采桑子・重阳》等诗作，记述对革命的忧思、喜悦与礼赞，同时成长为“马背诗人”。1936年2月，他在陕北写下《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成赞美祖国山河的姊妹篇，勾勒中华万里江山图。

其次，宏大气象体现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蕴含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第二次反“围剿”前，《渔家傲》以“万木霜天红烂漫”显豪情，借神话彰显壮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清平乐》以“东方欲晓”喻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显意志，皆见磅礴气象。

（摘编自陆振兴《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尚书·尧典》中曾这样记载观象授时，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西汉至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十六国时期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僧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中国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古代天文官员们把天象看成是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多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领导制造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体，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其中从公元1010年到公元1106年，就先后组织了五次大型的恒星位置测量，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否则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侧重几何学。对中国明代以后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有助于我们今天天文学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二：

历法源于天文，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

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法，即运用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有资料证实可确知的纪日干支是从春秋时候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开始的，从那时到清末的2600多年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和错乱过，这也是世界上记录时间最长的纪日法。古人立竿测影，将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这一天夜晚最长；将日影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日，这一天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

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中的“戊戌”就是指光绪二十四年。

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古人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大约11日。每三年累计相差33日以上，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二十四节气是一套农事历，用以指导农耕生产，确保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安排趋向合理，从而提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

（摘编自张闻玉、马明芳《中国古天文历法学》）

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在中国古代，天文和历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天文学家和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官方政府机构不可或缺的人员。天象观测有助于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古代史书中有着连续的有关日食、月食与星象变化的记录，并从政治角度解释这些现象。史书明确记录了公元前186年吕后当政时发生了一次日食，但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所记日食绝不可能发生。日食记录居然因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统治者残暴，记载的日食现象就多；统治者开明，日食便很少发生。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郜，其中郭守数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远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现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有删改）

材料二：

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它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

对宇宙结构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宇宙形状的认识。最早的“天圆地方”说因存在比较明显的漏洞，而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替代它的“宣夜说”则认为日月星辰是自由漂浮在虚空之中的，其描述似乎更接近宇宙的实际情形，但是它只是一种初级的宇宙理论，没有与数学结合，不能用以编制历法。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不利于科学发展，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学说。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它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杆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学说能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盖天说在汉朝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但是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一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天文学界的浑盖之争一直不曾停歇。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学术之争，古人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者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持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浑盖之争，贯穿于这个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促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得，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选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