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摘自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好奇心驱动是指通过教育方式推动好奇心由内驱力转化为动机驱动，激发学生不断探索。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中关于科教融合的探索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教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实际上，高等教育更偏向于对人类社会已经编码化的知识进行系统化传授和学术化训练，着力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能力。有关研究表明，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关键在于基础教育时期的科学引导，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不能仅由高等教育提供，所以，应从基础教育时期开始加强对儿童科学好奇心的培养。

注重选拔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研究，通过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助其成长为未来科技领军者。为解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紧缺问题，教育部在部分高校推出了“强基计划”、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将好奇心驱动与国家需求驱动结合，吸引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成为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在国家层面出台更多政策扶持基础研究，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基础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空间及社会给予的宽容态度，也需要政府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与新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基础研究能够为新技术提供原理，新技术反过来会拓展基础研究。所以，应基于校企合作探索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企业以适当形式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

（摘编自李珍《好奇心、创造性思维与科技创新》）

材料三：

好奇心会激活记忆回路，帮助大脑更好地保留新信息。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进行了这样的实验：研究者会询问参与者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并让他们评估对答案的好奇程度。例如“披头士乐队的哪首单曲霸榜时间最长”或者“地球上唯一已知的方形树干生长在哪里”。接着参与者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中等待14秒钟，才能获得答案。在等待期间，参与者会看一些中性、没有情绪倾向的人脸图像。这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激发他们好奇心的问题的答案。奇怪的是，他们也更容易回忆起和这些问题配对出现的人脸图像。大脑成像显示，在这一期间，参与者的大脑海马活动增强，而海马对构建记忆至关重要。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英国卡迪夫大学首席研究员马赛厄斯·格鲁伯将好奇心比作一个“漩涡”：它不仅会让大脑记住想知道的内容，还会吸入这一内容周围的附加信息。

凡是被孩子们询问过一连串“为什么”的成年人都知道，孩子们拥有强大的好奇心。根据基德的研究，好奇心神经回路中的基本元素，在生命早期似乎就已经存在了。基德说，对婴儿好奇心的研究表明，这些神经回路早已准备好在一生中引导他们获取知识。婴儿会最大限度地从环境中学习，似乎能意识到意料之外的事件都可能是机会。他们对信息量大的刺激有强烈偏好——人脸会比玩具卡车更有吸引力，而语言会比非人类的声音更具魅力。婴儿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基德发现，当儿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继续尝试学习更多知识，并把学到的知识都储存起来。然而一旦他们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其失去兴趣。在2012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基德和同事向7～8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物品从盒子中弹出来的动画场景。她使用眼动追踪仪测量了婴儿的注意力被这些场景吸引的时间，发现他们更喜欢那些复杂程度中等的情景，那些不太容易预测但略带惊喜的情景效果最佳。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金发姑娘效应”，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刚刚好”或适中的挑战。

（摘编自莉迪娅·登沃斯《好奇心，滚起认知的雪球》）

包括基德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对好奇心充满兴趣，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①______、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当我们处于“睁大眼睛、充满求知欲”这种所谓的好奇状态时，②______？科学家正试图构建出整个过程，探究大脑如何关注新奇事物，如何触发海马活动而③______的。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水浒》相关内容是否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讨论成了热点话题。有家长认为《水浒》有毒，足以毁灭“三观”，中小学生不应该读。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一些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谢尔·西尔弗斯坦的《给予树》，甚至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都因为或描写了青春期叛逆，或因为成年人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或因为“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等原因，在某些时代某些学校被禁止。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是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的“三观”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

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近几十年以来的众多研究，都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此外，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但是，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当然，认为《水浒》有毒，中小学生不应该阅读的成年人，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怎样才是合理保护孩子。

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这本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批判了现代美国大学文化，特别是“溺爱”或过度保护学生和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的趋势，而这种现象绝非仅仅是大学生特有，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养育方式，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造成的：假设一，学生是脆弱的，他们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假设二，世界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假设三，我们应该让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争议、挑战或困难。

那些主张禁看《水浒》的成年人对这三个假设是否似曾相识两位作者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过度保护的弊端——它直接导致言论和知识多样性的匮乏，让孩子与真实世界缺乏链接，减少了接触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机会，导致青少年抗压能力和应对技能下降，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而限制阅读的初衷恰好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原则。就像每个成年人一样，青少年应该有权利阅读，甚至应该自己决定所读的内容，即使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与其限制阅读，不如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辩论。

（节选自凤凰网资讯，原题《是〈水浒〉有毒，还是脑子有毒》）

材料二：

《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我们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还可以进行专题探究，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

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节选自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网友“《水浒》有毒应该从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留言）

材料三：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对于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节选自毕飞宇《小说课〈“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建筑油漆彩绘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们在建筑物上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制的装饰画，不但增加了建筑物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一定意义上也增加了建筑物的使用期限。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之一的古建筑油漆彩绘，在我国境内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从上古时期绘画出现之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古代中国人就开始了绘画与建筑艺术的融合，在凝固的时光中展现他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古建筑油漆彩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追求，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建筑的实用价值意义的无限追求。古代中国，木质结构是当时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形式，而木质结构建筑材料在经历较长时间后容易出现受潮或者虫蛀等情况，于是人们开始在木材表面涂以厚重的红色或黑色油料来加以解决，进而增加了其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实现了实用和美观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古建筑油漆彩绘的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就有“山节藻棁”的记载，是说在大斗之上涂饰山状纹样，在短柱之上涂饰藻类的图案。到汉代建筑雕梁画栋，隋唐建筑更加绚烂，元代彩绘风格豪放，明代呈现规律化、装饰化特征。清代进一步程式化、制度化，大量使用蓝色调，彩绘更加华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建筑油漆彩绘见证了古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也记载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是我们中国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油漆彩绘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绘画的形式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古建筑油漆彩绘作为封建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龙和凤的图腾是其宫殿建筑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皇家建筑的专属和标志，更是封建统治者进行装饰不可替代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而建筑彩绘通过图案寓意吉祥和美好，作为祥和如意的象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摘编自林珠龙《关于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绘的研究》）

材料二：

汉代漆器设计在图案上有自然景象，在造型上有自然界的动物，在理念上也有自然之思想。也就是说，汉代漆物的创作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汉代工匠的教科书，还是汉代漆器设计者的范本。

从美学层面看，汉代造物艺术观是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将自然纳入设计的审美视野的？《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从设计学角度看，这段文字论述了一个关于“工巧”与“材美”关系的问题。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巧工有“米”造物也难成，这是因为设计材料具有相对性与适应性。良匠为什么不能斫金？巧冶为什么不能铄木？这是因为“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也就是说，物质材料的自然性具有使用或设计的相对性。其实，“夫物有以自然”，在汉代设计艺术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指设计材料的自然性，还表现为自然化。“自然化”是指在设计中将自然物转化为审美对象或表现对象。自然化既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设计的结果。譬如汉代漆器“三鱼纹耳杯”，杯内用红漆绘三鱼，三鱼首尾嬉戏，围绕着形象规整的四叶纹，图案设计鲜活而富有生趣。其中作为自然物的鱼、叶，经过巧工点化而形成“三鱼纹耳杯”图案。自然化是一种艺术化与技术化的形式，也是巧工干预的结果。从装饰和造物的技法看，它就是一种艺术的典型化。“三鱼纹耳杯”中的图案可谓三鱼一世界、四叶成宇宙。

另外，汉代造物艺术中的自然概念还表现为非人为干预的天工开物的形态。张衡《灵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相生，莫之能纪。”当然，自然相生并非绝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鹿便是一例，整体上看，它属于真实仿造，但局部上看，鹿头上的鹿角却是一对真鹿角。可谓“有象可效，有形可度”，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自然相结合的设计，同样是自然相生的设计典范。

汉代漆物仿生设计非常普遍。譬如昆明羊甫村发掘的西汉羊甫头墓出土了大量模仿动物的漆木雕，有兔头、水鸟、牛头、犬头、猴头、猪头、鹰爪、鹿头等形象。再如许多汉代灯具、漆器等日常生活器具，也是仿生设计思想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生活器具的造型设计原则是“顺物自然”，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感受。工匠们运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自然界中生动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设计的参照对象和摹本，而用现代设计语言来说，这种设计是仿生型设计。汉代漆器的很多设计灵感来源于自然，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漆器器型多模仿自然植物，如漆铜蒜头扁壶，其壶口为六瓣蒜头形。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使用相结合的设计，是仿生设计的典范之作，也是人化自然的杰作。

（摘编自潘天波《汉代漆物的文化品格：美学的视角》）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最近，多地医院推出“药食同源”标签的中式药膳面包，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购买。晨起八段锦，午间养生茶，睡前艾草泡脚……中医养生，如今已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中医养生受年轻人欢迎，反映了传统中医理念与现代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等带来的亚健康问题，让不少年轻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中医治未病理念契合不少人调理身体、预防疾病的需求，成为他们拥抱中医养生的动力。

中医养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催生出庞大的消费市场。各地兴起的中医药文化潮流集市，以及医院推出的中药膳食厨房，正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消费新场景。不少商家将中药材与食品相结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偏好的口味，开辟广阔市场空间。行业数据显示，我国药食同源市场规模已突破37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讲究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每个人体质不同，适合的养生方法也不同，公众对养生应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在选择养生方式和产品时，最好先咨询专业医生意见，避免养生误区。

要让中医养生相关产业走得更稳更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等要强化创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中医药文化进行“解码”，开发更多符合现代消费群体需求的健康产品。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提升健康行业准入标准，优化健康产业市场环境，为中医养生相关产业规范发展保驾护航。

期待中医养生热潮能够行稳致远，焕发蓬勃生机，让古老的中医智慧以崭新形式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助力健康生活、助推健康消费的“良方”，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摘编自韩春瑶《当年轻人爱上中医养生》）

材料二：

天津中医药大学求真报告厅内，气氛热烈，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正在为中医药研究院2025级研究生带来“开学首讲”。“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同学们要扣好‘第一粒扣子’。”张伯礼说。

作为首个全国科普月的特别活动，讲座之后，张伯礼院士又把课堂搬到了校园西北角的天津中药植物园，带着学生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漫步。

“我们的理念是‘校在园中，园在校中’，可以随时开展可见可触的科普活动。”张伯礼说。

行至山顶，一座亭子映入眼帘，名为“照真亭”。中医药科学如何“去伪存真”，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张伯礼说，“继承经典名方，先要有效验方，通过现代科技提升药效富集度、降低毒性、改进剂型。”驻步亭中，张伯礼分享了多年的思考。

“二次开发为中成药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张伯礼说，所谓中成药二次开发，就是通过明确临床定位、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提升工艺和质量控制，赋予传统药物现代科技内涵。

组分中药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张伯礼团队创建了组分中药理论、研发模式和关键技术，构建了中药组分库，利用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开展创新中药研发。

人工智能成为提升研究效率的得力助手。张伯礼团队开发了3个中医药大模型，分别用于中药种植研发、中医诊疗培训和针灸取穴手法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AI能整合历史研究资料，辅助新药设计，减少试错成本，加快研发进程。”张伯礼说。

漫步下山，科普继续。面对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兴起的“养生热”现象，张伯礼既感欣慰，也有提醒。“公众健康观念不断增强，是一件好事。养生保健并不神秘，不需要过高的成本。”他说，“养生更多的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饮食清淡、戒烟限酒。”

“中医药是一门古老而系统的科学，现代中医人才要经历专业院校的学习。”张伯礼表示，当下，民间中医的发展日趋规范，但仍要警惕“伪中医”的存在，“有些人一知半解，‘一服药包好’并不现实。”

中医知识“零基础”的普通人，如何辨别真伪？张伯礼建议，患者选择看中医，应首选正规中医诊疗机构，获取中医药及养生知识，要通过权威媒体平台，对民间偏方和社会传闻要慎重对待。

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热点话题。“无数实践证明，二者并不对立，中医和西医是站在不同角度观察人体健康。中医是宏观整体把握，是一种系统科学。我常说，中国人有中医，也有西医，是我们的福气。”张伯礼认为，中西医应优势互补，互促发展。

中医药虽然古老，但理念与时俱进。张伯礼举例，中医讲养生保健治未病，恰是现代医学提倡的预防思想，“中医的核心理念相对恒定，但理法、方药都在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情况。”

为什么中医药能历久弥新？“因为它的内部不断更新，促进自身理念、方法的新陈代谢。”谈及未来，张伯礼充满信心，“中医药将不断向前发展，持续守护人类的健康。”

（摘编自李家鼎《回应“养生热”，张伯礼院士教年轻人如何养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意，并非只栖居于远山古寺、唐诗宋词，它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人对庸常生活的温柔突围，是精神向辽阔与澄澈的主动探寻。真正的诗意不拒绝烟火，不排斥日常，它以审美为桥，让平凡生活生出精神光泽，让浮躁心灵找到安放之所。

身处节奏紧绷的现代社会，人们常常被物质裹挟，被焦虑包围，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日常。匆忙的生活压缩了沉思与感受的空间，让我们渐渐习惯以功利标尺衡量一切，忽略审美，淡漠共情，慢慢丧失感受细微美好的能力。人自落地起，便深陷烟火俗务：奔波生计、囿于琐事、困于情绪，功利化的生存逻辑容易钝化感知，让心灵变得粗糙麻木。而诗意的探寻，本质是一场自我精神的救赎。它拒绝随波逐流的平庸，要求人保有敏锐的感知力：于朝暮流云里看见天地温柔，于草木枯荣中读懂时序轮回，于人间烟火中体察人情暖意。这份探寻，无关文采高低，不分身份贵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的精神权利。

诗意的探寻，构筑起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以清澈目光观照万物，挣脱实用主义束缚，欣赏自然本真之美，是诗意的初始；向内安顿自我，在喧嚣中守住内心宁静，与自我和解，是诗意的沉淀；认清生活本貌之后依然热爱烟火、温柔入世，在平凡日常里坚守纯粹与浪漫，则是诗意探寻的终极归宿。诗意从不苛求宏大场景、不依赖昂贵条件，一缕清风、一抹斜阳、一餐烟火、一段独处、一次感动，皆可孕育诗意。

当下时代节奏飞速、信息繁杂，人们步履匆匆，极易陷入认知误区，将诗意等同于遥远山海与小众风雅，误以为诗意必须脱离现实方可触及。实则不然，诗意从不依赖外在环境的刻意营造，关键在于心境的转向与内在感知的觉醒。它是浮躁时代里的精神缓冲，是抵御精神荒芜的心灵底色，让我们在疲惫琐碎的生活之外，拥有一方自由辽阔的精神天地。教材中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诗篇，正是因为扎根生命体验、饱含真挚情志，才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探寻诗意，是学会与生活温柔相拥，以浪漫赤诚抵御精神荒芜，用审美滋养灵魂。长久浸润在诗意的追寻之中，人方能褪去浮躁、丰盈内心，在烟火人间活出从容丰盈的精神姿态。

（节选自人民网《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2026年4月25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AI写诗、智能诗词鉴赏、古风文字批量生成，已然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依托海量资料与精密算法，人工智能可以熟练套用古典意象、遵守诗词格律、打磨文字修辞，短时间内批量产出行文工整、辞藻华丽的诗歌文本，极大降低了文学创作与古典审美入门的门槛。

但技术赋能之下，潜藏着难以规避的审美困境。AI作诗，本质是数据的重组与文字的模仿，只复刻诗歌的外在形式，模仿人们的常情感受，却无法拥有真实的生命阅历与生活共情，更无法触及超出个体之上的更深层的精神情感。它可以罗列山川草木、风霜星月，却不曾亲眼感受四季流转；可以拼接抒情语句，却无法体会孤独、治愈、热爱等人间复杂细腻的情感。没有生命体验作为根基，再精致的文字，也只是没有灵魂的文字堆砌。

真正的诗歌与诗意，源于人对世界的感知、体悟与思考，是生命情绪的自然流露，是对生活的洞察与回望。机器能够摹写诗的形貌，却无法抵达诗意的内核。

在人工智能时代，写作者与普通读者都需要理性看待技术。AI可以作为诗词学习、审美积累、写作参考的辅助工具，为文学普及提供便利。但我们不能任由算法替代独立思考，不能用机器生成的流水线文字，取代人主动观察生活、感悟世界、探寻诗意的本能。唯有坚守人的主体性，以本心体察万物，方能在智能时代守住诗意的本真。

（节选自人民论坛网《人工智能时代，诗人如何重塑创作之路》2025年7月2日）

3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而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诗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来分析一下“木”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而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取材于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诗歌是一种微言见大义的文学样式，这得益于语言的暗示艺术。诗歌语言的暗示大体上可分为“同构暗示”和“异构暗示”。

“同构暗示”指的是诗歌所展现的景象（外在世界）与作品的“意”（内在世界）在力的结构上是一个方向的。在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事物，比如山脉、河流、枝叶等等，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出来的表象，都传达了人的某种内在的情感。比如春天树木发嫩芽给人一种生命萌动的欣喜；而万木葱茏则让人感觉到勃勃生机；当秋天到来，树叶发黄或枯死则让人倍感萧条。通过树叶由萌发到凋零，由绿变黄的变化与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联系，从而沟通了大自然与心灵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传达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跌宕起伏的变化。古代诗歌就常常巧妙地借用物理世界的事物来暗示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大自然的种种风物的律动与人的心灵的律动的沟通，真正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同一的境界。

善于发现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或很少相同之处的事物之间的对应点、共同点，正是诗歌产生美感和诗意的源泉。利用这些对应点、共同点，作者可以从宇宙中、大自然中，甚至平常生活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自我，把“我”等同于自然万物，用心灵去感受宇宙运动的规律。

“异构暗示”指的是诗歌的物理世界（外在世界）与诗歌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在力的方向上不一致。这有点像修辞中的反衬，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但“异构暗示”探讨的是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沟通，写景是为了表现情，而不是为了衬托情。诗人在诗里客观地展现了一个画面，但这幅画是不和谐的，这也许是作者想极力隐藏内心的情感波动，或者是要让这种情感以极深刻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将思想感情的变化放置在一个相悖的画面之中，让画面来说话，让读者自己找答案。

“同构暗示”说明了物我的协调与同一，而“异构暗示”恰恰打破了这种协调与同一。作者可能会被某个景象感染，但由此产生的情绪并不是诗歌意境的深化，而是与诗歌画面的情感基调不相协调的情绪波动。所以，在阅读这一类诗歌时，我们往往会被表面的景象迷惑，对诗歌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好在有诗歌的语言提醒着我们还有一些未曾道破的东西，只要细细品味、好好体会，这些隐匿起来的景致便豁然显现。

（取材于刘燕玲《浅谈诗歌语言的暗示艺术》）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意象，我下的界定是“表意之象”。给“意象”下这么个界定，是为了突出其表意的功能，这“意”当是指诗人的诗性生命体验。换句话说，作为诗歌的意象，必须内含诗人的情感体验；不能显示情感体验之“象”，就够不上称作“意象”。眼下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意象等同于诗中表名物之词语，其实是不恰当的。诗中所用的词，有不少是表具体名物之词，如蓝天、白云等，它会在我们脑海里唤起某种想象的，但通常只能算表象，不是意象。举个简单例子。王维的两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总共包含几个意象？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有四个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确，这四个词语都能成“象”，但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呢？孤立开来看，大漠，指广阔无垠的沙漠，本身并不包含诗人的感受。必须将“大漠”与“孤烟直”合成整幅图景：在一望无际的漠野间，直上的孤烟把边地的苍茫、风沙乃至边塞示警的独特情味生动地传达出来，这才成为意象。同样道理，长河、落日单独看亦只是表象，必须连成画面——在奔腾不息地流向天际的大河上方，一轮浑圆的太阳正徐徐下沉，绚烂壮丽的景观效果始得以展现。总之，意象不单有象，且一定要表意，要能确切地传达诗人的独特体验，才能起到为抒情服务的作用。

（摘编自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序）》）

材料二：

（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选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诗人不断地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了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感情和韵味就是情韵义。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凭栏”“倚栏”，意思是依靠着栏杆，但是诗词中用“凭栏”“倚栏”，却有多种意味：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抑郁愁苦，或悲愤慷慨。如，李璟《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冯延巳《鹊踏枝》：“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姜夔《点绛唇》：“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些诗句中的“凭栏”都是和某种激动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

诗歌语言的情韵是由诗人反复使用而逐渐附着上去的，这种情韵在诗里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原有的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意更加丰富。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情韵义》）

【附李煜《浪淘沙》原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独特，它最根本之点，就是结构和艺术造型合理地融洽一致，而不是削足适履，相互抵牾；许多造型艺术上的特点，实际上来自结构本身的要求，并非矫揉造作。

②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的特征。中国古代木结构是骨架系统（Frame System），屋面和楼层的各种荷载，由梁柱负担，传至基础。通常，外围的墙体不承重，厚重的外墙用来增强架刚性，抵抗水平荷载（风、震动、摆动等作用力）；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形成，以构架柱网的布局为基础。由于木料的天然尺度和力学性能，柱网常呈矩形，而且尺度变化幅度有限。建筑的规模即用柱网布局和尺度来表示：四柱形成一“间”，正面叫“面阔”，纵深叫“进深”，建筑术语称以“面阔几间、进深几间”表示规模。

③复杂的平面，往往由几组简单矩形柱网合成。中国古代建筑很少用曲线平面，若用，也是构件尺度比较单一的扇形、正圆形之类。这都是木结构的特性所致。

④……

⑤早期（唐以前）中国木结构建筑很少有纯装饰的附加件，一般即对结构构件本身施以适当的艺术加工，而且和构件的力学性质相适应。例如，柱，有称为“梭柱”的做法，梭柱柱身有轻度柔和的卷杀，上段收杀稍甚，以增加柱的稳定感。于是，着意加工为曲线优美的弧形梁，称为“虹梁”或“月梁”。柱、梁、栱的卷杀，似乎增添了弹性和韧度，虹梁、飞檐，给人以轻飏的快感。其他如驼峰、托脚、蜀柱，一经加工，变平凡为神奇，笨重的原料成为生动的艺术品。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处理构件的内在旨趣。

⑥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造型中，屋顶占有重要地位。从简单庄重到繁复华丽，变化幅度很大。早期屋顶型式简单，唐代开始渐渐复杂。例如敦煌壁画中，除了习见的庑殿、悬山、攒尖、歇山，还有圆、八角、十字脊等；宋画黄鹤楼、滕王阁等著名建筑，以唐代建筑写真为粉本，形体相当复杂。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写：“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十分繁复。现存的古代建筑如山西万全飞云楼、北京故宫角楼、承德普宁寺大乘阁，都足可表现古代重楼杰阁的高度造型艺术水平。外型表现性格。北京天坛祈年殿就是一个典范。它整体稳重，庄严，和谐，三重檐圆攒尖顶，用闪耀金光的宝顶结束；具有崇高、向上的态势，这和祈祷上苍赐予福祉的思想是相适应的。

⑦在古代中国，有经验的匠师处理建筑群，非常重视建筑单体之间的型式、体量以及高下关系。屋顶构成建筑群轮廓线，必须避免单调雷同，要有主有从，跌宕起伏，疏密相间，富于节奏韵律。这方面，北京故宫建筑群是个范例。各地一些民间建筑，屋顶组合自由活泼、切合实用，不乏优美动人的例子。

⑧中国古代建筑多以组群形式出现。把使用功能上不同的若干空间包容在一个单栋建筑之内，中国某些山区住宅也是有此式的；但是，空间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起屋顶排水、采光、通风和结构安排上的困难。因此，通常采取把不同功能分属于若干单栋建筑，而把使用上相互有联系的单栋组成单元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单元通常就是由单栋建筑（主要的与附属的）入口（门）、廊庑（交通连接）、墙垣（分隔）等所围绕形成的“院”。一个大建筑群，由若干个不同性质要求的“院”组成。组成院的建筑，其型式、尺度、数量等，取决于使用功能要求。

⑨例如住宅，最简单的只有一个院，如云南的“一颗印”式住宅和江南的三合头天井院，由主房（楼房）、配房、墙垣组成院。典型的四合院住宅，用墙垣和中门（垂花门）界分内外。内院为居住生活部分，由上房、厢房等组成，外院是客人所到处，大门位于侧近。内院是住宅的主要部分，比较华美的装饰，富有生活趣味的树荫、藤架、花台、鱼池、陈设等，都聚在内院。复杂的大型住宅，则有多组居住内院。

⑩中国古代在处理建筑群或整个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表现为利用和改造两个方面。中国古代重视利用，因此就重视选址。除了地形、水源、交通、防御等因素，城市、建筑群在艺术构图方面的要求，也常是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秦始皇造朝宫（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高峻的山峰为宫前双阙，构图意境气局很大。陵墓建筑群和自然环境关系尤为密切，中国古代的优秀范例不少。第一数秦始皇陵。陵以骊山主峰为屏障，负山面河，俯临平原，左右岗峦环抱，拱绕陵体，其间数十里苍茫原野，以陵体为中心。

⑪其次为改造。为建筑群环境气氛所需，对自然面貌加以改变，高者堕之，低者培之。例如故宫后景山，是故宫构图终点，乃人工所筑。园林中更多人工峰峦洞壑，以制造山林气氛。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城市中最大的改造自然的工程，是治水。除河渠运漕所需之外，绿化、美化环境亦是目标之一。例如汉长安昆明池、魏洛阳天渊池、南朝建康玄武湖、北宋开封金明池、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与杭州西湖等，均为人工拦截溪流、汇成水面，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许多水面，也是城市景区空间的主要成分。

（摘编自《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传统》）

中国古代建筑以①______为基本框架，形成一组建筑的组合。这种布局方式使得建筑不是孤立的单体存在，而是通过连廊、②______等连接成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重视整体时空构成的设计。③______即为最典型的院落式布局，其用墙垣和中门界分内院和外院，内院居住，院中常种植花木等，外院是客人所到之处。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面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面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生产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陶诗的意境是陶渊明借助时代的契机而做出的天才创造。人的觉醒的时代为意境美的产生准备了审美主体，他们从僵化的伦理道德、功利束缚和人类自我中心中相对摆脱出来，以崭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求畅神与自由的境界，审美对象也从固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陶诗意境中的审美对象具有去除人类自我中心的鲜明特点。在陶诗中的动植物、自然物仿佛支遁放飞的仙鹤、欣赏的骏马，这些景物、动物在陶诗中是自在的、自由的、独立的，有着美好的形体和生命的灵性，不因人的好恶而扭曲为道德的投射物。它们大量地进入陶渊明的审美观照之中。在这种境界里的审美主体是自由而畅神的，审美客体也是自由而不受戕害的。至此，鸟兽禽鱼才真正摆脱张衡《归田赋》所写“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命运，通过审美走上物我平等、亲善与自由的和谐境界。陶诗用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形式第一次作了典型而广泛的抒写。一个诗意的世界便从“有我”扩展到“无我”，从社会和人的世界扩展到自然宇宙的世界。

陶诗意境产生有其文论基础，受到玄学境界的牵引。与建安文论相比，正始士人由关注文学的特点转向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他们不再把具体的情志和喜怒哀乐看作文艺的本质，认为音乐的本质“无系于人情”，而是不为情所累的“自然之和”，其功用在于“使人精神平和”。正始文学和文论这一“尚玄虚”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基本走向，即言情而不胶着于情，追求超越事象、超言绝象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正是有了玄学的思维和追求，才有了文学追求得意忘言的新风尚，有了玄言诗和陶诗的出现。

陶诗意境中的得意忘言是含摄情、事、象的神超形越。玄学对本质的思考，玄言诗对道境的追求，为人生和诗歌最后的归宿指示了超越形而下的哲思意趣，但在天人合一、物我融合的审美酿造尝试中，重天而轻人，重我而轻物，重视玄思而忽视到达玄思的言象和日常生活；而陶诗则补足了玄言诗人在审美创造上的缺陷，保持了对玄远道境的执着，也对现实人生津津有味。陶诗中的情感、事件和意象是书写的对象和载体，但又超越对象和载体的存在，回归物自身的自由、自然、自在；它们展示人生和自然的美好形式和本质道境，在可见可触可感中生化出玄妙意趣；它们灵动自然，气韵生动，而又朴素具体、植根生命的泥土，接受现世生活的阳光雨露。由此形成了陶诗玄远而切近、空灵而充实、畅神而寓形，相互渗透、彼此融会的圆整意境。

（摘编自李剑锋《陶渊明与中国诗歌意境的诞生》）

材料二：

陶渊明诗歌语言的“自然”特性萌发于诗人存在的深渊，源自他那委运自然的存在方式，也来于他对世俗的超越。诗人对生命有着深度的体验，他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______________”，自然而不矫饰地表现生命——任真——就是生命目的和价值的圆满实现。他为人不愿“委曲而累己”，作诗当然也不会矫情伪装，既“______________”也“______________”。盲目地“宗古体”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声音，模仿前人容易失去自家体段，只有突破前人的陈规，只有在语言上“自出一源”，才能呈现出个体的性命之真。不拟袭前人而自成“陶一家语”，是陶渊明诗歌的价值之所在，陶诗语言不是来于经典古籍，而是来于他个人的生命之源，因而它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再来看看陶诗“不习新语”的一面。恰如他在精神上远离世俗一样，他的诗歌语言也拒绝时下的套语。陶渊明把语言带回日常用法，并不意味着他接纳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让语言回归到淳朴的真性。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非常精辟地指出：“靖节诗皆是写其所欲言，故集中并无重复之语，观田家诸诗可见。今或以庸言套语为自然，则易于重复矣，非所以学靖节也。”以时下的“庸言套语”为诗不仅是非“自然”而且是反“自然”的，它本质上不只是在“重复”自己而且是在“重复”他人。

不管是扔掉前代陈陈相因的旧习，还是拒斥今人口口相传的庸言，都以获得自己的本真存在为前提。没有占有自我的人，其语言不是因袭前哲就是学舌今人，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不回到语言的真淳自然，本真的存在就不得澄明；而如果没有获得本真的存在，真淳自然的语言又不可能产生——个体的语言与个体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

写诗对于陶渊明来说，除了呈现本真的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利目的。贺贻孙曾说“陶靖节绝无名根”，正因为他没有想到要以此博得世人的喝彩，所以他的语言用不着不必要的外在修饰；又因为他只在于真实地表现生命自身，所以他用不着去模仿别人。清杨雍建认为陶诗“语语清彻圆映”。苏轼在《与子由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陶诗语言淡而绮、癯而腴，全在于它集单纯与丰富于一身。只有单纯清彻的语言才可“圆映”万物，这样抒情写景“方为不隔”，“圆映”万物便包蕴了万物，而包蕴万物的语言又必然无限丰腴——恰恰是语言的单纯性，赢得了它自身的丰富性。

（摘编自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我观察着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类社交。二十年前，人们兴奋于网络聊天室里“匿名交流”的自由，坚信虚拟连接能深化人际关系；如今，当智能手机成为身体的“延伸器官”，我们却陷入奇妙悖论——明明“在线好友”数以百计，深夜emo时，竟找不到一个可拨通电话的人。

这不是个体的偶然。我访谈过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学生抱怨“发朋友圈等点赞，像在演一场没人拆穿的戏”；职场人坦言“工作群消息轰炸，真正想聊的话却卡在输入框”；老人对着智能音箱说“晚安”，却在与儿女视频通话时，盯着屏幕里模糊的脸沉默。数字技术编织的连接网，看似让所有人“永不离线”，实则让交流成了标准化的“信息投喂”——表情包替代了真心的笑，简短回复消解了倾诉欲，连“共情”都能被算法拆解成“关键词匹配”。

更隐蔽的改变发生在“独处”的消失里。过去，独处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沉淀，是与自我对话的契机；现在，“无聊”瞬间被短视频、游戏填满，我们恐惧真正的安静。年轻人说“洗澡都要带手机放歌，怕听见自己喘气声”；上班族周末“躺平刷手机”，看似休息，实则被信息洪流推着走。数字技术把“空闲时间”碾成碎片，我们在虚拟互动里疲于奔命，却忘了给真实的自我留一间“安静房间”。

这些观察让我不安。当我们用“已读不回”伪装洒脱，用“在线隐身”回避沟通，数字技术究竟是拉近关系的桥，还是隔绝心灵的墙？或许该警惕：我们正用“连接一切”的技术，创造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看似紧密相连，实则孤独蔓延。

互联网所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却让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人们确保手机必须时刻在身上，仿佛那是自己的护身符。饭桌上，家庭成员很孤独地待在一起，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我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

（摘编自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

材料二：

《群体性孤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忽视了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尽管与他人保持着联系，其交往却是浅层的，人们从在线联系中感受到的不是关爱和亲近，而是孤独和隔离。遗憾的是，特克尔的出发点存在偏误，她直接把数字社交导致群体性孤独当作事实，并依据过去的社会交往模式把“低头族”的行为判断为病态，而不是优先探讨沉浸于数字世界是否真的带来了群体性孤独。

数字技术赋能的连接泛在给社会带来了可见的变化，比如，生活中出现的“低头族”。这种现象作为普遍存在的事实，怎么可以被简单地诊断为社会病态呢？以“除夕夜团圆饭，人们都在低头看手机”为例，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身体同场是人所必需的吗？（所谓身体同场，指人们相聚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如果答案为“否”，那便意味着还存在其他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形态。进一步的问题还可以是：依赖于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如果是自然属性，那就是天性，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是社会属性，那就是社会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时候人都处在与他人身体同场的相处场景里，以至于人们把身体同场当作了社交的默认状态。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在没有手机而只能凭书信联络的年代，人际连接也可以在身体不在一起时发生。身体与社交的分离让人们思考：释放社交天性是否一定需要身体同场？随着“互联网时代”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依托于网络技术开展数字社交，已成为人际交往的主流形态。既然人与人在网络中交往（即数字同场）也能满足人们的群体性需求，这就意味着释放社交天性的必要条件既不是身体，也不是数字，而是同场。

事实上，没有人忽视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重要性。但特克尔误读了人类正在发生的社交革命。在特克尔那里，依赖于身体同场的群体性被设定为人的自然属性，由此推出身体异场就会让人产生孤独和隔离感。这明显忽略了数字同场也意味着群体性的事实。人们之所以感到孤独，与身体同场或异场无关，而只因为可以与之互动共情的人并不在场。互动共情的前提是心灵同场，即心灵之间可以沟通与交流；而心灵同场不必依赖于身体的同场，也可以通过其他路径实现。

《群体性孤独》与其说是刻画了数字技术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如说是呈现了特克尔以及相当一部分人在数字社交中的焦虑。其中，最大的假设谬误可能是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当然，数字技术的一切都还在快速发展中，对此有不同的观察、观点，原本无可厚非。但只有把发展中的现象放在更加长远的历史和更加广泛的事实里，才能真正理解现象的本质，这也是学术之于社会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邱泽奇《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