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毒的”说话方式

[美]瓦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会变得如此之大，我们会如此对立？这个文化现象非常复杂。没有任何单一的解释能够公正地阐明将对立双方割裂开的诸多影响因素。不过，关注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们并没有倾听并试图理解我们的对手，反而是打断、讽刺、辱骂他们，以及拿他们和他们的观点开玩笑。这种“有毒的”说话方式体现了两极化的一个方面，我称之为“无礼”。

礼貌和无礼都是旁观者眼中所看到的。一个人的激烈批评，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就是无礼。礼貌也有程度之分，将礼貌理解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接近它。而无礼则严重背离了这一理想。

当人们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以带来建设性的意见交流时，这种交流就是有礼貌的。社会心理学家兼博弈论专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以其对社会互动的洞见而闻名，他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礼貌模式：

1．你应该尝试用清晰、生动、公正的方式来重述你目标对象的立场，使你的目标对象说出：“谢谢。真希望我原来就能想到这么来说。”

2．你应该列出任何意见一致的观点（尤其当它们不是人们广泛认同的共识的时候）。

3．你应该提及你从你的目标对象身上学到的任何东西。

4．只有在这时，你才可以说出反驳或批评的话。

你听到过或参加过多少次遵循上述这些规则的谈话？就算这些规则曾经真有人遵循，近来它们也已经过时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就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礼貌。我们的礼貌程度，可以接近上述这个理想。

当然，这并不是礼貌的全部含义。时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你向我解释你的观点时，如果我打断你，不让你把话说完，就算我再清楚、再生动、再公正地阐述出你的立场，也无济于事。因为你想自己表达出你的观点。打断是一种典型的无礼行为，它传递的信号是——我不想听你说话，或者至少是你说的话不如我说的话有价值。因此，礼貌需要耐心这种美德，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对方陈述自己的观点，正如他们也需要时间来理解我们的观点一样。当别人拒绝向我们的最佳观点让步时，礼貌也要求我们更加宽容。

如今，我们并未有礼貌地询问他人为什么坚持他们的立场，而是倾向于假定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理由。当然，我们归纳出的理由很少是他们真正的理由，也很少是支持他们观点的最佳理由。相反，我们常常试图通过把对手的观点说得很糟糕来击败他们。

来看一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穷人会问：“一个超级富豪多出几十亿美金能干什么？他们没看到整个国家都需要更多税收吗？”富人会回应：“难道他们不知道我的钱都是辛苦工作得来的吗？难道他们不明白提高税收会损害经济整体发展，尤其是穷人的利益吗？”只要双方都不理解对方，他们就会继续把对手视为愚蠢、信息错误、短视且自私的人。这将使合作变得困难或不可能。这种讽刺夸张对我们伤害很大。

此类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有些富人的确很贪婪自私，但另一些富人却慷慨勤劳，而且对雇员和客户都很公平。同样，穷人并不都是懒惰的，大多数贫困都是由于环境恶劣造成的，穷人并没有更多选择。如果我们要制订一套计划，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去奖励和鼓励那些滥用制度的人，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为什么无礼的说话方式会在全世界蔓延？部分答案是，无礼对实现某些目的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无礼的说话方式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认为有礼貌的信息平淡无味，所以他们阅读以及在网络上发布和转发这些信息要少于无礼的夸张信息。对手也会转发不礼貌的言论，为的是展现这些言论是多么愚蠢，以及反对这种极端分子是多么重要。

无礼的说话方式也能激发人们的活力。支持者转发己方不礼貌的言论，可以煽动起支持的大军，并在己方阵营中鼓动起激情和能量。在一场运动中，如果称对手为“疯子”，要比说对手忽略了几个要点，能够吸引更多的抗议者。

无礼的说话方式也会刺激人们的记忆。比起对事实公允且翔实的描述，人们更容易回忆起激怒他们的极端夸张的言论。要想了解这一点，只要试着想想一位政治家在一次演讲中说了些什么。大多数人或许能够复述演讲中无礼的言辞，却记不住其中彬彬有礼的言论。

在以上这些方面，无礼、夸张和极端的说话方式会吸引更多的受众。然而，这种策略也要付出代价。与此相关的代价就是两极化。当对手对你无礼时，会让你生气，并激发你的报复心理。当你对你的对手无礼时，这很少会让他们心悦诚服，往往会让他们不愿意倾听，也不能理解你的立场。当双方都以无礼对待彼此时，他们就会越发不去考虑对方及其观点。

这种两极化对双方都有伤害。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我们共同的社会。许多真正想了解问题与双方理由的温和派，被剥夺了任何用来决定应该做什么的理性思考方式，因为他们无法从无礼的冗长谩骂中学到东西。他们对双方以及支持任何一方的消息来源都失去了信任。

无礼既需要付出代价，也存在好处，所以人们往往很难判断究竟什么时候这样做在大体上是合乎情理的。对于那些认为辱骂讽刺的好处大于其代价的人来说，这种说话方式必然会继续大行其道。而我们其他人也将要继续承受那些代价。

（摘编自《理性思考的艺术：如何好好讲道理》，孙唯瀚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上网的时候，人们不太采用礼貌的说话方式。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大吼大叫前还会犹豫一会儿的人，在网上则毫无顾忌地发泄吐槽。还有一些人之所以口无遮拦，是因为他们只想取悦盟友来为自己的讽刺和辱骂博得“点赞”，往往使得对手不愿意倾听，也不愿意①_______。如此种种，按本文的观点，都可称之为②_______。当然，这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③_______的代价。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地将个人、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厚情感，包含家国认同、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等丰富内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的一种独特精神和文化基因。它孕育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沃土，熔铸于家国同构的秩序格局，并在家风传衍中代际磨砺、赓续演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历代传承的一个突出表征。

②在中华文明的文学叙事中，乡土眷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题材，对血脉亲情的思念，对家园故土的牵挂，对伟大祖国的依恋，都属于乡土眷恋的范畴。农耕文明镌刻了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中国人视乡土为生命母体与灵魂归宿，“安土重迁”体现的深沉依赖，“落叶归根”和祠堂祭祀凝聚的家族血脉，使灵魂在家族怀抱中得到归依。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转化为融于血脉的基因，在文学的表达中升华为游子的乡愁、功成返乡的期盼，抑或失意时的归隐向往。

③乡土眷恋如何升华为家国情怀？答案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秩序基底，即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与伦理本位秩序的统一。农耕生产催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形成庞大而缜密的社会网络。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个体与家庭（族）之间、家庭（族）与社会之间不断发生互动。由点到面，由近及远，中华大地的每一寸都烙印着家庭（族）的足迹，人们从家庭（族）生存秩序出发，建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逐渐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秩序基底。

④中国传统伦理秩序赋予家国情怀以实践路向。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路径。此秩序以个体为基点，由近及远，构建起整体主义道德系统。它明确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的权利义务，将其具象化为忠孝廉耻勇、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并推动“家国天下”“天下为公”等理念的弘扬。由此，“家”与“国”形成稳定秩序，以家为基的乡土根脉升华为超越家族、地域的家国情怀。

⑤如果说乡土情结是培育家国情怀的沃土，家国同构是支撑家国情怀的脊梁，那么家风传承则是贯通家国情怀血脉的经络。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在时代变迁中薪火相传、在民族繁衍中历久弥新，正是依托于“无言教化”的家风力量。

⑥翻开中华民族文化史，家风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优秀家风蕴含着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传承着中华儿女修齐治平、轨物范世的精神薪火。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于各个时代，弘扬于社会各个层面。这些优秀家风文化生动诠释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可贵借鉴。

⑦家国共生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观念，它以“家国同构”为历史基底，将血缘伦理中的孝亲义务升华为政治伦理中的报国担当，最终实现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同构。尤其是在面对历史危局时，家国共生的理念将忠君孝亲的伦理义务演进为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升华为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由这种家国共生理念熔铸的家国情怀，始终驱动个体将家族命运融入国家兴亡，将孝亲义务、个体生命、家族命运融入国家共同体之中，升华为公忠体国的担当。

⑧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千年之梦，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劫难，中华民族秉持的家国情怀，激励志士仁人不问家世、不问阶层，作出了家国共生的坚定选择，他们四处奔走呐喊，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以满腔家国情怀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⑨从危局到变局，从乱世到治世，家国情怀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血缘亲情升华为家国大义。坚守家国共生理念，助力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陈延斌   张金秋《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鲜明精神标识》有删改）

材料二：

“家国”是我们所有个体从一开始就必然身处其中的社会情境，但“家国情怀”是我们将“自在”的外部处境转化为“自为”的内部认同后主动建构的产物，它关涉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当代青年应认真审视自我实现与集体奉献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仅有“物质实在”层面的快速发展，还包含了“家国情怀”这类精神财富的历史绵延。我们要克服原子式个体主义的诱惑，自觉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与集体奉献密不可分、双向促进的。当代青年还要积极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活态度。《孟子》中谈论到真正的大勇不是性情使然，而是道理使然，是笃定了自己坚守的性命之学后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当代青年不仅要在理论层面深刻学习“家国道理”，更应厚植“家国情怀”，积极投入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去。

（钟晨宁《家国情怀的哲学根基与当代思考》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水浒》相关内容是否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讨论成了热点话题。有家长认为《水浒》有毒，足以毁灭“三观”，中小学生不应该读。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一些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谢尔·西尔弗斯坦的《给予树》，甚至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都因为或描写了青春期叛逆，或因为成年人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或因为“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等原因，在某些时代某些学校被禁止。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是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的“三观”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

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近几十年以来的众多研究，都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此外，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但是，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当然，认为《水浒》有毒，中小学生不应该阅读的成年人，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怎样才是合理保护孩子。

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这本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批判了现代美国大学文化，特别是“溺爱”或过度保护学生和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的趋势，而这种现象绝非仅仅是大学生特有，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养育方式，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造成的：假设一，学生是脆弱的，他们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假设二，世界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假设三，我们应该让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争议、挑战或困难。

那些主张禁看《水浒》的成年人对这三个假设是否似曾相识两位作者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过度保护的弊端——它直接导致言论和知识多样性的匮乏，让孩子与真实世界缺乏链接，减少了接触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机会，导致青少年抗压能力和应对技能下降，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而限制阅读的初衷恰好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原则。就像每个成年人一样，青少年应该有权利阅读，甚至应该自己决定所读的内容，即使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与其限制阅读，不如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辩论。

（节选自凤凰网资讯，原题《是〈水浒〉有毒，还是脑子有毒》）

材料二：

《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我们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还可以进行专题探究，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

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节选自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网友“《水浒》有毒应该从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留言）

材料三：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对于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节选自毕飞宇《小说课〈“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文化的发展中，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和在“比兴”思维的诗学传统的影响下，门的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文学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还乡的意识。门联结着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含意。

第一，传递空间领域感，成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志。门是空间上的节点，具有通过性、出入自由性的特点。门承担着空间相互联结和阻断的双重功能，空间转化的标志性仪式让使用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门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的空间内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同。从门的位置来讲，有院门、宫门、山门、城门、国门等。这些门的建设规则不同，比如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以展示天子受命于天，掌管国家；山门即佛、道教等宗教建筑的大门。出入这些门的过程，时刻提醒人们在出入时所进入的空间领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门是空间划分的标志物，人的心理通过门产生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转化。穿越门的瞬间，人觉察到空间的转变和属性的变化，正如在出入高校大门时通过者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门象征着主体的精神。门的基本功能是开关，阴阳变化是其中熔铸的集体潜意识，从这里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门的关闭是为了防卫，与保守、被动的心态对应；门敞开是为了出入，与开放、包容的心态相对应。门成为人连接宇宙的一个纽带，门开意味着主体的开放心态。《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开门是与日月万物接近，与自然一体，是对宇宙的接纳，从自我的狭小世界到精神通达四方。

第三，门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隐喻。门的概念和“家”是相关的，门是自我领域和家的代表，家庭与家族可称为“家门”，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黄帝宅经》：“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住宅的安定与家族的兴盛密切联系，“宅以门户为冠带”，门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儒家倡导“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门的数量、大小、装饰、材质等方面要遵守“礼”，门是家主社会身份的象征。故宫中门的布局、形状、大小、装饰都遵守“礼”的文化，故宫大门上的铆钉都是圆形，代表着追求圆满。“门风”指一个家庭的家风修养；“光大门楣”则是指为家族争光；“名门望族”指代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家族兴盛，人口众多，房屋的数量自然会增加，门也会相应增加。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所以从门的设置上也能分辨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摘编自张芳《门的文化符号研究》）

材料二：

门的诗学情怀是门之意象化的最高层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门的交互性道出：“世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门已联结了我、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蕴涵和美学基础。

门的开启实际是表明与世界的联系、沟通。开门有两层意思，一是功利比喻，一是洒脱自我。前者如《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唐王起《辟四门赋》：“致穆穆于四门，获济济之多士。关键（即门栓）不用，无老氏善闭之功。”喻开门纳贤，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之意，好一番盛世气象。在后者看来，这类功利的方向是很世俗的，人们希望世界是清新自然，而不是恶浊虚伪，于是就有了这类“敞开门”的意象。

门在古代有着生命之根源的意义，《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赤诚无雕饰。而生命归于大地的坟墓之出入口被称为“魂门”，古人以为死者灵魂从地下墓穴通过“羡道”升至墓门，出墓门过“神道”，走上升入天国之路。

就现世状态看，门是进出宅院的关口，代表着家，这容易理解，如新娘入夫家称为“过门”，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婿称为“顶门”。但普通意义上的家与家园概念并不同义，前者指现实的物质的场所，后者指精神的世界。那些装饰高贵的大门，是适意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并不是快乐的，豪门、朱门、宫门、禁门对人有着诸多限制与要求，居之会失去本真，于是普通的门，寒门、柴门、柴扉等就成了真实、自由的意象。

竖一根横木，立两扇柴扉，显示出天然的纯朴天真，温馨可爱，这正是脱出利禄羁绊之人的心灵归依，这是向家园的靠拢。这时，柴门荆扉衍化为返乡归家的意符，成为梦牵魂生活指向。傅道彬说得好：“难道诗人们真的是向往贫寒的生活吗？其实柴门是一种象征，当它们的物质形式简单到只有两块木板的时候，它的语词意义也返回到最单纯的命名状态，这时候柴门的意象就反映出原始家园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也返归到诗意的自由境界中，柴门荆扉把饱经忧患的诗人们带回了人类用来走出荆棘的遮风避雨的家园。”

（摘编自袁忠《“门”的审美传承与建筑文化学分析》）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仙李白的诗歌以其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雄奇飘逸的风格，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千百年来，人们采用笺、注、疏、解、通等方式，校理文辞，疏解意旨，彰显其艺术神韵，创造了诸多阐释李白诗歌的经典之作。明代画家沈周却另辟蹊径，以图像为载体，通过飘逸灵动的线条、匠心独运的构图，将《蜀道难》中的巍峨山川、幽深林木具象化为一幅设色山水画——《蜀道难图》。这幅图画承载着画家对李白诗歌的认识、对自我人生际遇的感怀、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等丰富内涵，是考察李白诗歌传播与接受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

《蜀道难图》是画家根据诗歌绘制的图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内容，但它并不是诗歌内容的完全再现，这和诗、画两种艺术的不同特性有关。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具有抽象性，除了符号理性意义之外，还积累了相关的文化记忆，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即使是描绘性的静态名词，所包含的义项也不止一个，但在诗意画中，图像却只能表现出其中的某一个侧面，因为“图像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它在使诗意绽开的同时也会屏蔽另外的部分”。图像作为表意符号，表现的是静态的瞬间性，并且依靠视觉展现和接受，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具体可观的元素来表达画家的个性。比较而言，诗歌除了有具象的“境”，还有抽象的“意”，语言符号可以表现动态的叙述性，还可以超越视觉，通过描摹听觉、嗅觉和触觉意象等多重途径表达诗意。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不同特点，造成了诗意画对诗歌语象的再现有不同程度的游离。

（摘编自罗丹《沈周〈蜀道难图〉的诗意再现与游离》）

材料二：

李白的《蜀道难》与沈周的《蜀道难图》虽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却都凝聚着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为其艺术意旨“凝固”与“外化”的具象符号。然而，两者的载体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诗歌以语言为媒介，其抽象、凝练的特性使其能够展现动态的叙述流程，甚至超越视觉限制，深入揭示和表达情感意旨；而画作则依赖于视觉的直观呈现与接收，以线条、色彩、构图等“可视”元素为载体，将主体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静态瞬间之中。正是这种媒介的差异性，导致沈周在转换李白《蜀道难》语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与游离。这不仅体现出原诗与衍生图像的内在关联，更在呈现、遮蔽、增值等维度上，展示了两种艺术形式间复杂微妙的“互文”关系。

在沈周的《蜀道难图》中，不难发现，诗歌中某些语象的特殊性，使得图像难以完全再现其精髓。比如，《蜀道难》开篇即通过神话故事如“蚕丛”“鱼凫”“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极尽渲染蜀山自古即险阻难越之能事。这些语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节和动态性，具有观念上的流动性，远非单一瞬间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图像作为静态的视觉艺术，难以表现具有连续时间性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的复杂情感与意境，在沈周予以图像呈现的过程中，难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图像无法直接传达听觉、嗅觉等体验，这也是沈周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诗歌中“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听觉描绘，为全诗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然而，这些声音蕴含的情感在图像中却难以精准表现，即便尝试描绘发声物象，也会因绘画的局限性而无法充分传达声音的悲戚之感，这使得读者在观赏图像时，难以感受到诗歌中那种强烈的听觉冲击。这样一来，沈周在图绘《蜀道难》时，面对诗歌中复杂多变、富含情感的语象，不可避免地会舍弃呈现相关内容，从而使得图像与诗歌之间构成部分的“遮蔽”关系。

然而，在沈周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利用图像的构图审美与瞬间视觉性特征，不仅忠实于《蜀道难》的文本精髓，更融入个人的独特理解，使得《蜀道难图》在视觉形象上实现了“增值”。画面中，骑驴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饲驴、驿馆楼阁等生动细节纷纷涌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世界。沈周为何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增加这些诗歌中原本未有的内容呢？从画卷的整体观感来看，这些新增形象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布局精巧多变，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凭借“寸马豆人”的细致描绘，巧妙衬托出蜀山的巍峨险峻。这种疏密相间、繁简有致的笔墨运用，使得全卷画面更为“悦目”，令人陶醉。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这一安排为幽深艰险的深山环境增添了几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诗中与外界隔绝的蜀地，展现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传说中的古蜀道、李白笔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间，巧妙地建构了微妙的联系，使得“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琐细的生活世界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这种情感节奏与沈周笔墨的节奏发生共鸣，产生了美妙的“和声”。这种“和声”不仅与李白原诗的韵律遥相呼应，更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特征的“文图互文”的艺术世界。《蜀道难》图像传播史上的经典佳作，亦由此而诞生。

（摘编自罗建新《沈周对李白〈蜀道难〉的图像呈现》）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楚辞的美是一唱三叹的美，往复回环的美，迷离恍惚的美。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离骚》者，犹离忧也。骚人墨客的“骚”，就有多愁善感的意思，是一种惆怅自怜。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感伤的格调，敏感的情怀，多思的心胸，楚辞中倾泻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热情和焦虑。

楚辞的悲，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它是一种淡淡的忧愁，似淡若浓，似有若无，绵长幽咽。就像游子于途中，当秋风萧瑟之夜，冷雨凄迷，苍林呼号，凄婉之意如影影绰绰的光影，别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意韵。它不是呢呢儿女之语，也不是慷慨悲凉之声，而是如怨如诉的衷曲。

屈骚的传统，包含着一种永恒的期待精神，一种杜鹃啼血式的期待，虽不能实现，却在心中永远地呼唤。就像李商隐《锦瑟》诗所说的“望帝春心托杜鹃”。相传蜀帝杜宇，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杜鹃。杜鹃啼血，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希望和期待。有希望才会去等待，在等待中永不泯灭地期望。

楚辞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美。楚辞中所展现的是一个芳菲世界，却是一个寂寞的芳菲世界。寂寞的怀抱，幽咽的怨情，两分细腻，三分无奈，充盈于楚辞之中。楚辞的格调是凄迷萧瑟的，芦荻无花秋水长，淡云微雨是潇湘。这萧瑟的景致，是寂寞的天地，这寂寞的天地中有特殊的美感。

翁方纲评《九章》说“极尽迷离”，不知迷离正是楚骚本色，或谓之有镜花水月的美。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好的美感。这不是简单的模糊不清，而是意绪的微茫难明，似有还无，若存若失。

（摘编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材料二：

《诗》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其主题无论颂扬祖先业绩，歌咏农事，抑或吟唱爱情，表现战乱，无一不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着诗人们当时的情怀。《骚》产生于几百年之后的战国中后期，表现着的乃是一位曾一度身居高位的楚国贵族知识分子对当时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度内自己所闻所感的咏叹和情怀，因此与《诗》相伴，其主题和情怀也是“当代”的。如果说在主题的“当代”性上《诗》《骚》并无二致，那么在通过什么题材来表现各自的主题这一点上，《诗》《骚》却分道扬镳，有了巨大的区别。

《诗》的题材也是“当代”的，是取诸作者身边的。无论是农夫对一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活的“铺陈其事”，还是平民通过“以彼物比此物”对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的讴歌，还是贵族依靠“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政治隐晦曲折的慨叹，其赋、比、兴无一不采撷自身边常见之物、习遇之事。所谓“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既是对这种“当代”题材绝妙的证明，亦可视为对这种以“当代”题材表现“当代”主题方式形象的描绘。《诗》中诚然不乏非“当代”题材的作品，如《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一类。但它们却往往拨去那本应笼罩诗中的神秘氛围，转而围绕农业、民族生存而铺叙，从而在格调上失去了初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籁之音。且人神之际、后裔祖宗之间，乃判然有分，其间鸿沟，不可逾越。从人对神，后裔对祖宗毕恭毕敬之态投射而出的，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愿望。

与《诗》相较，《骚》却走上了离“经”叛“道”之途。由于《骚》的作者历史、文化涵养丰厚，因而藉以表达其情怀、展示其主题的题材，并不完全取于“当代”，还采撷自历史、神话。诗人“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乃通过洪荒时代的天神地祗至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种种表现，云蒸霞蔚一般折射而出。现实中的诗人既可被望舒、飞廉、鸾皇、雷师、飘风、云霓等前导后随，杂然纷陈地簇拥着走向天帝之门，亦可与先祖重华遨游于昆仑瑶圃……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可以把这种题材与主题上时空的反差用一个专门的术语命名之，称为“悬隔”。

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写实的。如《诗》，诚如其《豳风·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七月》固然如是，他诗亦如此。即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这样在今人看来充满了朦胧意识，令诵者常常产生无穷遐想的诗歌，其诗在当初虽然未必确切如《诗小序》所说，就是歌颂文王之化行乎江汉之域，表现人们“无思犯礼”，或者讽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但汉水游女也好，蒹葭白露也罢，却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之物之人，主题与题材之间并未形成悬隔。

而《骚》主题与题材之间的巨大悬隔正好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诗人之意本在表现自身“当时”的情怀，但是诗中纷至沓来的神灵、欢歌达旦的祭祀，却真的起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聋”的作用。所谓“五音纷兮繁会”“观者兮忘归”，一时之间，读者似乎真的忘却了诗人所欲传达的“当代”主题，而徜恍迷离于深沉久远的历史追溯和五光十色的原始宗教氛围中。

（摘编自李诚《〈诗〉〈骚〉异同简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创造行为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脑最高层次的机能。创新思维与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密切相关。聚合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散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简单说来，聚合思维是把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之后，再寻求一个最佳答案，而发散思维则是围绕着问题多方寻求不同答案。聚合思维强调对已有信息的理解和运用，而发散思维则强调对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设。门捷列夫对元素周期律的总结，天文学家对海王星与冥王星的发现等，都是聚合思维带来创新与发明的佐证。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奇思遐想引发对万有引力的研究，凯库勒受炉火“金蛇狂舞”的启发提出苯分子结构的设想等，则说明了发散思维在自然科学的创造活动中大有可为。可以说，没有聚合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发散思维，就没有创新和变革的想象基础和想象动机。

可惜的是，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对学生聚合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要远远多于对发散思维的关注和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发展轨迹大体形成上图所示双曲线。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束缚，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学校和家庭过分强调聚合思维对认识事物规律的主导作用，最终造成学生发散思维被干扰抑制。

（取材于岳晓东、龚放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于影响创造力的个体因素，一些研究者聚焦于思维过程、认知方式和智力水平，而另一些人则着重关注包括情绪、动机、人格、自我效能感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机制。

一般认为，积极情绪可能增强个体在不同观点间的转化、联系能力，促进思维的发散性和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创造力提升；消极情绪则不利于创造性表现。此外，研究表明，情绪的激活水平与创造力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倒U型特点：从较低到中等水平的情绪激活能逐渐提高认知坚持性，带来越来越好的创造性表现；极端高的激活水平使得思维无序，极端低的情绪状态又无法达到促进创造力思维的基本阈限。在情绪激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创造力任务中的认知加工水平。有学者认为，积极情绪可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影响时间较短；消极情绪可提高坚持性，影响时间相对较长。

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内部动机对创造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兴趣、愉悦感和挑战性成为人们从事一项任务的动力源泉时，表现会更具创造性。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不一，指向创造本身的外部动机可提高创造力，而指向创造结果或任务完成度的外部动机会抑制创造力。

（取材于李晓巍、郝宁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人本主义创造观认为，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充分认识和展开自我的本性时必然会达到的一种境界。但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创造力的发展。如果说，当下通过运用实证测评的手段研究人的创造力可能还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的水平会不会超越人独有的创造力？会不会出现拥有创造力的新物种？会不会通过基因改造设计出在创造力方面更加发达的超级“人类”？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人们用无限的创造力尝试各种各样的创造，出现了新技术、新工具、新物种，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创造也带来了新威胁和新挑战。现在的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经过长期演变和进化形成的，是不同物种和环境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博弈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新物种的出现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因如此，创造力应该是有规范和限制的，不能随意发挥和利用。创造力的培养从一开始就应贯穿伦理的考虑，既遵从人的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的桎梏，确保人类所创造的未来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取材于郭佳楠的相关文章）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重视诗歌结构的紧密性。诗歌各部分有机衔接，首尾相援，始终围绕中心意思巧妙变化，古人会用“意脉贯通”来加以评价。【甲】这里提到的“意脉”类似于人体遍布全身的经脉，是一种贯穿全诗的通道。

意脉首先要衔接畅通，只有畅通才能顺利地让意义表达清楚，没有阻碍。其次，意脉要像血管一样周流遍布全部篇章，每一个结构部分都应该处在总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部分游离在意脉之外，不然篇章会支离破碎。另外，【乙】像人体的经脉隐藏在皮肤之下一样，意脉也应该隐藏在篇章字句之中，最忌浮露在外，如刘熙载所说“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从意脉的具体表现来说，意脉应该是秩序、衔接等多种章法要素的呈现过程。

“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的这句话说明文章的材料有序地安放，即秩序，对文章的表情达意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秩序要靠什么来安排？就得依意脉来组织。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成材料是各种意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脉就是意象之间深层的联系。意象按照意脉的安排而形成先后，从而构成诗歌篇章的秩序。一般来说，意象间的关系可以是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也可以是逻辑关系，意象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脉展现出来的。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又指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学作品要前后衔接。诗歌篇章的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语言上的衔接，用表示因果、条件、目的等关系的连接词，衔接前后文；一是意义上的衔接，称之为“意接”。如果古诗过多地使用语言来衔接，就会缺少含蓄的韵致。因此古典诗歌，辞不必详意不必贯，句与句之间的转关处要留白才好。诗歌的意脉就在篇章的衔接中呈现出来，意脉深藏在语言之后，有时需要读者想象，才能贯通起来。尤其在绝句、律诗等篇幅较短的诗歌中，诗歌难以安排过渡性的内容，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大，句与句之间似断实续，读者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厘清其意脉。近体诗常常会采用相对固定的衔接结构——起承转合，这也降低了读者把握近体诗意脉的难度。

（摘编自甘玲《诗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阐释》）

材料二：

意脉是诗中之意旨赖以贯串全诗的文理脉络，是通达意旨的幽径。古人有关意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义脉”的概念。意脉在诗文中的重要性，有如经脉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般。

意脉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便有不同的类型。

依据意脉显隐的程度，可分为显性意脉与朦胧意脉两种类型，其中显性意脉又可分为单意脉和双意脉。单意脉是常规的意脉，这类诗歌在古诗词中比比皆是，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字是贯串于全诗之中单纯而明朗的意脉。双意脉诗往往是因为诗歌意旨具有二重性。比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批判唐玄宗因宠色而误国，又深切同情其爱情悲剧，因而在意脉上有所起伏，该诗前半部分叙“汉皇重色”而误国，后半段则重点抒发他在杨贵妃死后深沉的相思之情。朦胧意脉是由诗歌意旨的朦胧性造成的，有的诗歌意旨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例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它也许是对某次美梦的追忆，或许是对青春年华美好往事的追忆，那种朦朦胧胧波动的情绪便构成了诗歌的朦胧意脉。

如果按照思路来分，意脉又有顺推型、逆推型、明断暗续型、前后照应型等。

顺推型意脉大体按照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展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向后推移。杨万里《小池》的意脉便是由池边到池中，再由池面到池上。

逆推型则与顺推型相反，采取了逆向思维，沿波讨源，打破了常规顺序，这样往往就能别出心裁，寓意新开。晚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主人公要打起黄莺儿，让人难以理解，随后再交代原因，原来黄莺的啼鸣打扰了主人公的梦境，使她不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聚。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先果后因。

明断暗续型意脉，即句子在字面语意上没有联系，但内在有意脉相连。清代女词人吴藻的《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

上片叙事绘景，句句之间看似脱节，互不相关，实则高度概括了她十年来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生活。下面则是写词人的种种情态：欲哭无泪反而变成了傻笑；避讳言愁，反而学会了以冷酷的态度处世待人；出语不逊误伤了他人反而自以为得计。下片的句子之间，以及上片与下片之间也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下面刻画了词人由不幸遭遇而生产的种种反常的情态。上片与下片构成了前因后果的联系。

前后照应型意脉是诗歌的前后部分相互照应。有的诗歌在开篇设置悬念，结尾解开悬念，构成呼应关系。例如杜甫《石壕吏》开篇埋下了伏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几句描绘了一个激烈的场景，引发人们对老翁境遇的担忧，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照应开篇。中间留下了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补充：大约就在捉人的小“吏”离开了石壕村并抓走了老妇之后，村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就在此时老翁才又溜回来，这才有当诗人“天明登前途”时“独与老翁别”的情节。

（摘编自张其俊《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的疑点。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昆仑石刻”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

（摘编自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

材料二：

近日，有关部门认定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険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专家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的科学研究数据，并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形成考古调查报告。

为获取刻石的详细文字信息，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该项技术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再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专家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

专家们还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只有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这点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体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有自然风化痕迹。刻石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检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据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北大李零教授认为刻石的内容大致意思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仑采药，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这里，翳计算来程约250里。他认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里”尤为重要。他说，“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

（摘编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

材料三：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多学科专家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摘编自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

自6月以来，昆仑石刻的消息引发热议。①_______，有人则怀疑石刻是现代人伪造。近日，基于一系列科学检测和严谨论证，有关部门给出了有力的结论。其技术考证过程表现在：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提取分析，从字体来看，②_______；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现代新刻的可能。可见，在这场争论中，③_______，为“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抗日战争期间，文学进一步贴近民众，书写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坚韧。作家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特殊的时代体温，彰显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声。

抗战文学从观念到形态都体现了文学在战时的应对。抗战时期，很多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或进入前沿主战场的各个战区，或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作家既是战斗员、政治工作者、技术员，也是民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宣传员。作家创作了各式各样的作品。例如，王礼锡的实录体文学《笔征日记》，丘东平的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洪深的话剧《飞将军》，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等。

抗战文学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家走进部队和农村，接近浴血奋战的士兵、在忍辱负重中抗争的平民。他们描写民众的日常生活，展现在新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新性格，塑造代表光明前途和希望的新形象。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不同政治环境，以及各地的不同抗战形势，造就了抗战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东北最先出现的流亡文学，上海“孤岛”雅俗兼有的文学生态，延安文学的大众化实践等。

总而言之，抗战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开展的文学创造，让文学与生活真正“合二为一”。在形式上，作家们更强调它的生活性、实用性，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积极探索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由此，抗战文学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容量，建构了宝贵的文学经验。

（摘编自杨洪承《抗战文学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抗战文学曾受冷落，研究者少，评价偏低，即使近些年研究的热度有所提升，也能够听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抗战文学，有抗战，少文学。“少文学”不是说作品少，而是指作品的审美韵味寡淡、艺术水准不高。这种审美评价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价标准并未充分从战争文学的实际出发，而拘泥于一般的审美标准。

卢沟桥事变后，作家的生活轨迹与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安定的生活到战争中的流亡，从繁华的城市到穷乡僻壤。有的作家奔赴正面战场，手持武器身带纸笔在战斗的间隙，甚至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作。急迫是战争带来的节奏，粗犷是时代铸就的性格，怎么能苛求作家像和平时期那样对作品精雕细刻呢？

抗战文学的受众大多为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民。面向这些读者的文学作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显然不行，非得下里巴人才能接地气。所以，赵树理创作上党戏《万象楼》，以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揭露日伪用封建迷信欺骗民众的阴谋诡计，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创作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以通俗的词汇和传统的故事体描绘根据地的新气象，给人以启迪与信心。因而我们不应以《雷雨》的审美标准衡量《万象楼》，以《狂人日记》的审美标准批评《小二黑结婚》。

抗战文学的确曾一度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浮泛化等问题。但是，经过摸索、调整，作家们的审美自觉性显著提升。其题材不再限于直接表现抗战，战时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等均有涉及；其风格不再强求一律要通俗化，而是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支持作家的独立探索。《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风景谈》等经典作品涌现，作家的创作风格千姿百态。总之，抗战文学的审美建树与社会价值一样不容轻忽。

（摘编自张中良《抗战文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材料三：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壮阔画卷中浓墨重彩的“无硝烟之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引领广大文化界人士在战火硝烟中创造出兼具民族特质与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精神食粮，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凝聚文化界的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武汉沦陷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21位文艺界代表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明确提出“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的主张。这一宣言将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文化工作者凝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旗帜下，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后方，开展创作与宣传活动，成为文化抗战的核心组织力量。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机构以“宣传抗战、团结民众”为核心宗旨，克服重重困难传递抗战声音。由郭沫若、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在新闻被封锁的背景下，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城市与乡村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文化工作者开始主动打破地域文化的界限，创作具有全国性的文化作品，形成了跨越地域的价值共识。巴金在桂林写下的《火》三部曲就是典型代表，这些作品让抗战精神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少数人的呐喊变为多数人的行动。

总之，文化抗战打破了“文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爱国情怀从知识分子的呼吁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的深度融合，证明中华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适应力；打破了地域与群体的界限，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铸就了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摘编自李志东《从文化抗战到文化自信：历史的熔铸与时代共鸣》）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同学们对高中语文课本中的相关篇目，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在探讨《荷花淀》时，小王说，孙犁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白洋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这体现了抗战文学     ①     。在解读《大战中的插曲》时，小张认为，聂荣臻元帅救助日本孤儿的举动，展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这反映了抗战文学     ②     。这些作家创作了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抗战文学作品，这表明了抗战文学作家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