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已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哲理也是一种美。它来自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独具慧眼的观察、鞭辟入里的认识，它新颖、卓异、睿智、深刻，不但使我们在思想上得到启发，在认识上得到提高，而且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在感情上得到激励，甚至产生行动的渴望。哲理美和形象美一样都是自然美的反映，不过形象美是自然美在感性上的把握，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而哲理美则是自然美在理性上的观照，使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欣然诚服。

哲理凝聚于其中的言语，就是哲理性言语。哲理性言语使哲理具有了自己的形体，成为可供观照的对象，如曙光，如晨钟，如鼓点，如灯塔，发人深省，使人神往。和形象性言语一样，人们一接触到哲理性言语，往往只是惊叹甚至慑服于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而感觉不到表现这一哲理的言语形式的存在，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人们真正能够感觉到的却只是它的“言语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哲理性言语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是说写者匠心经营的结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它所蕴含的哲理能用别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吗？也许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如这十个字简洁、形象、生动。

哲理性言语是美的语言，它之所以美，最根本的当然是由于它是真理的光芒，它是人们长期探索甚至是几代人孜孜追求的结果，是用无数的痛苦、失败、血泪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好像铁树的花，从一粒种子播入土地到开出美丽的花朵，不但其过程不易为人们肉眼所觉察，其艰辛也是难于想象的，要天时，要地利，更要人们的辛勤的劳作。它总是从新的方面、在新的层次上向人们揭示出某种新的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它是对愚昧、偏见、谬误的胜利，就像哥白尼、布鲁诺告诉人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一样。

哲理性言语之所以美，还因为它本身的简洁朴素。它从错综混乱中找到了联系、秩序，发现了规律、本质，使之臻于和谐，达到统一，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了性，从而使人们体验到理智的满足和感情的愉悦。比如，人对人自身的认识，自古以来曾经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谬误，如说人是天的“副本”，说人是一架“机器”，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车载斗量，难以胜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英名盖世的伟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凡人，不管他是皇帝、总统还是奴隶、长工，不管他是挥金如土的富豪还是瓮牖绳枢的贫民，不管她是西施王嫱还是嫫母无盐……全都在顷刻间显示出了他们共同的本质。这一见解又是何等的朴素简洁！我们说它朴素简洁，既指它的哲理内容，也指它的言语形式。必须强调的是，哲理内容的朴素简洁只能生成于朴素简洁的言语形式。

哲理性言语有直接、间接两大类型。直接型是指言语直接指向哲理，表里一致，水乳交融，语直言明，哲理“皆若空游无所依”。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阿渥雷琉欧斯的“人生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它们简洁朴素，就像真理本身那样。当然也可能运用比喻、比拟、夸张、映衬、对偶等修辞手法，但也都直接贴近内容。如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及契诃夫的“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一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相比之下，它们似乎有较多形式的因素，但这些形式的因素全都为了直接强化内容，既不止于形式本身，也不引向别的对象。

间接型是言语并不直接指向哲理，而是描述某一现象，刻画某一形象。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及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实际上大多都是比喻，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喻体，哲理是它的本体。由于哲理直接蕴含于喻体之中，而喻体就是语言之能指，于是能从语言本身感受哲理。它们不像别的比喻那样本体都是比较明确具体固定的，而是相当抽象甚至模糊的，并不实指哪一个确定的对象，只要是这一哲理所能涵盖的所有现象都可以是它的本体，因而弹性极大，例如上引陆游的两句诗，某人写作遇到左思右想再也写不下去的情况时可以从中得到鼓励，而另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受到挫折陷入困境时也可以从中吸取勇气。它所涵盖的对象愈多愈广，也就愈见深刻、精彩。

（摘编自王尚文《语感论》）

甲

怜悯是人的天性（节选）

【法国】卢梭

①我们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

②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我们看到《蜜蜂的寓言》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书中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乙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所谓文化记忆，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借助文化符号、仪式实践与物质载体，将过去的经验与意义传承至今并持续建构的集体认知系统。文化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经由选择、重构与阐释而形成的动态结构。在重视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当代，文化记忆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学界既有从宏观层面对文化记忆的理论建构与民族认同的探讨，也有关于文化记忆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的研究，还有不少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某一遗址、某一节日的记忆叙事，而对于文化记忆与古典诗词之间的深层互动则鲜有系统论及。

文化记忆的生成离不开古典诗词。古典诗词赋予文化记忆以情感温度与审美形态。从形成机制考察，文化记忆的诗词化呈现大致有以下三种路径：名篇固化、意象叠加以及情境再生。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路径的交织融合。所谓名篇固化，指某一历史事件或文化场景因一首经典诗词的咏叹而被定格为民族共同记忆。比如安史之乱中的马嵬坡因白居易《长恨歌》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而成为千古悲剧的象征，赤壁之战因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而升华为英雄史诗的永恒舞台。意象叠加，指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朝代的诗词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情感内涵，从而层累为厚重的文化记忆。比如“月亮”从李白的“举头望明月”到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再到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其承载的乡愁与思念层层累积，最终凝结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情感符号。而情境再生，指诗人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中追怀前人、感时伤世，使旧境焕发新意，记忆得以延续。比如杜甫在蜀地写下《蜀相》，追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武侯祠因此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成为士人精神的文化地标；又如辛弃疾在镇江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刘裕、廉颇的典故抒写壮志难酬，北固亭由此成为爱国情怀的永恒见证。还有一些文化记忆是名篇固化与意象叠加，或其他两至三种路径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登高”这一文化行为，既因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名篇固化而广为人知，又因历代重阳诗词的意象叠加而内涵不断丰富，更因杜甫《登高》的情境再生而达到艺术巅峰，这可以视为三种路径的交织融合。由此可见，古典诗词的流传促进了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内涵的不断深化。

文化记忆推动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创造。诗人与文化记忆之间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言：“诗人者，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诗人通过对文化记忆的激活与重构，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审美表达，同时后人在追慕过程中创作了更多的诗词作品，再现了文化记忆的面貌与演变。这些诗词作品因文化记忆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而这一精神基因又唤醒了对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赓续，故诗词作品得以不断传播，在古今读者中形成深远的共鸣。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说：“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体的、具有时间深度的、由社会框架所规约的记忆。”文化记忆呈现出一定的情感结构，蕴含着前人的价值判断，而由文化记忆唤起的情感又往往再借助诗词来表达。苏轼《赤壁赋》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苏轼在赤壁之下，面对滔滔江水，追怀曹操、周瑜的英雄业绩，这些历史记忆与哲学思考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千古名篇。后世很多文人在登临赤壁这一文化记忆空间时，也留下相关作品，如明代李东阳《赤壁图》、清代赵翼《赤壁》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化记忆促进了古典诗词的传承与传播。文化记忆与古典诗词之间血脉相连，文化记忆是诗人的创作源泉，诗词作品依托文化记忆而不断丰富。

既然文化记忆与古典诗词共生共长，故当下对文化记忆进行保护与创造性转化就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化记忆的深厚内涵可以激发诗人创作更多优秀的诗词作品，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记忆往往包括多层价值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化记忆空间，可以激发游人、诗人对历史场景、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其次，文化记忆的保护和研究，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为当代弘扬和发展地方文化、深挖和延续地方文脉提供积极的指导与借鉴。文化记忆不仅仅是时间层面的存在，更是空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诗词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化记忆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充分重视文化记忆，努力打造文化品牌，重点提升旅游文化，对推动我国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摘编自陈平原《古典诗词与文化记忆的双向建构》）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受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

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社会由此形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到了农耕时期，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而“经验”来自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于是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

“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甚至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地位。“孝”这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摘编自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是建基于此。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屡受质疑与批判。在现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

所谓“挑战”，即“质疑”“批判”与“失落”。质疑与批判多集中于观念层面：有人认为传统孝道强调绝对服从、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个体权利相冲突；也有观点指出，旧式孝道强调家族本位，易压抑个体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精神存在龃龉。而孝道的失落，则更多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变迁。当下，中国社会正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个体道德义务从血亲圈层扩展至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从单纯的自然村落扩大到了“地球村”，这使得整日承欢膝下、时时尽孝已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上的独子化或者少子化趋势，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子女履行孝道的负担。传统孝道在实践层面客观上面临困境，这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社会，孝道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孝道能温润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普遍的期待，亲子和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源泉。如何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做到孟子所言“父子有亲”，自然离不开父母亲祖的慈道，但也同样离不开子女晚辈的孝道。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这句话强调了孝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父慈子孝”才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孝亲乃是人子德性和人格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主要、最可靠的养老方式。2017年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弘扬孝道对于缓解我国养老压力、完善养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德治主义传统的经验，特别是以孝和族睦乡的基层治理经验，将弘扬孝道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引导人们不辱亲，进而报亲报乡。更为根本的是，孝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石，这是当代重视并传承孝道的根本原因。《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传统道德的根本，“爱、敬、忠、顺”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孝道所蕴含的爱心、敬意、忠德、顺行不仅是道德的根本，也是教化与教育的起点，人格的成长离不开父母早期关于爱敬忠顺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教为先，而德教则以教孝为起点。

（摘编自肖群忠《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虽然在家庭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国家就_____。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延伸到国家则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孔雀东南飞》有一个难解的历史难题是“说有兰家女”，刘兰芝明明姓“刘”，为什么称“兰家”？刘兰芝称谓繁复，有“此妇”（5次）、“妇”（按：“妇”应该是“此妇”的省略，受诗句字数的限制而改）、“新妇”（9次）、“阿女”（5次）、“此女”（按：此女，对外；阿女，对内）、“兰家女”（1次）、“女子”（1次）、“阿妹”（1次）八种。刘兰芝自称也有“君妇”（2次）“妾”（4次）“兰芝”（3次）三种。

我们统计后发现：他称中，始终没有称“兰芝”的；自称中，称“兰芝”的，只占三分之一；这样一首长篇叙事诗，作为诗歌的主角，到第164句才自称“兰芝”。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对话还是描写，都是无法解释的一道坎。

只有一种解释：此诗在流传的早期，刘兰芝根本没有名姓，就是焦家的媳妇，所以称“此妇”5次；而且是婚后不久就被拆散，焦仲卿也说“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所以称“新妇”9次。如果说刘兰芝自称“妾”“妇”，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他称自始至终不提“兰芝”，也是蛮奇怪的；而“兰芝”的三次出现，居然是兰芝自称，显然也不正常。所以，我们可以论定，“兰芝”之名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加上去的。

这首诗写到“兰”共5次。“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终于透出了秘密。

“庭兰”，即庭院中栽种的兰花，受到“严霜”的摧残打击。这不仅是环境渲染，衬托悲剧发生，实际上更是通过兰花夭折，暗示了女主人公的投水结局。

这里可以发掘到冥昧而遥远的兰图腾故事。《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郑穆公的出生与死亡，皆跟兰花有关。郑文公“贱妾”燕姞梦见天使赠她兰花并告诉她“以是为尔子”，后果然怀孕生子，取名为兰，即郑穆公郑兰。郑穆公即位二十二年后，一次病了，他说：“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我是靠着它出生的。”于是“刈兰而卒”。这个故事中的“征兰”之义，正是图腾文化的体现，离开了图腾文化，就无法理解故事中兰花的神秘性与特殊性。

回到“兰芝”的名字上，“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就是国兰。尽管贾祖璋《花与文学》直接说“兰芝”就是“芝兰”，就是兰花，似乎没有论证过程，但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来做一番考释。

《孔子家语·在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六本》：“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

“芝兰”，就是“芷兰”，指兰、芷两种香草。《荀子·宥坐》：“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

“芝兰”，也可以写作“兰芷”，《文子》卷六《上德》云：“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大戴礼记》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云：“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在以上典籍中，“芝兰”“芷兰”“兰芷”都是相通的，带有远古个人图腾的痕迹。久而久之，“兰芷”与“兰芝”，“芝兰”与“兰芝”，渐渐通用，如：“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曹植：《杂诗七首》）“芝兰此日不倾倒，南山白石皆贤人。”（陈陶：《将进酒》）似乎“兰芝”更为流行，如：“朱桂黝倏于南北，兰芝阿那于东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蔓草蔽极野，兰芝结孤根。”（孟浩然：《示孟郊》）“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滕宗谅：《临江仙》）“混沌之中，恍惚存亡，何所运为。自妆分天地，三才应化，山川华丽，秀野兰芝。”（侯善渊：《沁园春》）

基于此，《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来源于传统典籍的“芝兰”“芷兰”“兰芷”，当然是得益于后代文人不断创作、不断润色、不断完善的人物层次提升工程。而“芝兰”“芷兰”，“兰芷”“兰芝”，本来指兰花、白芷两种高档次的香草，是并列关系。但在这首诗的传播过程中，“兰芝”逐渐演变为偏义关系，重点指兰花，这样就能为突兀无厘头的“兰家女”找到图腾的原型；而刘兰芝投河自尽前，焦仲卿对其母亲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严霜笼罩，煎逼庭兰，则意味着主人公的生命悲剧即将发生，就像郑穆公郑兰“兰花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吧”的预言征兆一样，因兰而生，刈兰而卒，这是兰图腾文化的深层制约与潜在影响。

于是，我们通过图腾追寻，不难发现《孔雀东南飞》以“兰芝”命名，对理解女主人公很有意义。

（选自《名作欣赏》2024年6月第16期）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AI教父、诺奖得主杰弗里·辛顿2025年4月21日在多伦多大学参与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思维方式的话题，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日益深入，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知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将重塑人文学科。

约100年前，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发展曾带来类似的影响——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谬误，但也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它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我们开始接受，人类拥有各种无意识的动机；我们承认，自己在行事时往往依赖各类类比，而非单纯的推理；我们也基本认同，人类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

即将发生的变革更为深远，因为直到现在，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大多数人仍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近似于逻辑推理——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本质上是强大的“类比机器”，通过识别类比来思考。类比并非单一的关联，而是涉及诸多事物的复杂映射。

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性本质的认知：我们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我们的思维表层有一层薄薄的推理能力，这对数学等领域至关重要——没有这层推理能力，我们就无法拥有银行账户之类的事物。但从根本上讲，我们依赖类比进行思考。”

（AI教父杰弗里·辛顿谈人类思维方式：我们更像是类比机器，而非推理机器）

材料二

当下想要找到些“普通人类擅长，而大模型不擅长”的任务，似乎越来越难了。“类比”可能就是这样的任务，这不只是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喻指任何事物的致命缺陷或薄弱环节），更显露出不同大模型间以及大模型与人类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们日常语言中充满了类比。类比能够激活创造力。例如，爱因斯坦将引力场类比为一个重物被放入蹦床后造成的表面弯曲，这启发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类比还能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像为人所熟知的类比——“意识就像冰山”，通过将意识与冰山联系起来，人们可以直观地推断出意识在水面下的深度和复杂性。

那么，大语言模型是否也具有类比能力？

为了验证这一点，圣塔菲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测试。他们让42名儿童（7-9岁）、62名成人以及GPT系列4种大模型（Anthropic的Claude-3.5、Google的Gemma-2 27B、OpenAI的GPT-4o和Meta的Llama-3.1 405B），接受拉丁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和符号列表三种条件的字符串类比任务测试。

根据表格可知，①__________，有时甚至不如儿童。就拿GPT-4o和Claude-3.5来说，在拉丁语字母表上，其平均准确性要高于儿童并接近成人；但当题目换成希腊字母，准确性就会显著下降；而到了符号时，其准确性甚至不如孩童。

上述结果说明，当实验引入“异构”字符表时，②__________，而大模型则会出错。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和类比的系统，应该在变化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性能——这正是GPT系列大模型不具备的能力。

（节选自郭瑞东《类比的长河，为何流到大模型就被截流》）

材料三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春脉如弦”等。一个恰当的比喻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悟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有些人以为，“取象比类”就是类比，而类比则是不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取象比类”也被当成了不严格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类比指的是由某一事物具有某种特殊属性，推导出与之同类的另一事物也应具有这种特殊属性，可是“取象比类”的功能并非如此。由于“取象比类”的目的在于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抽象思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也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象”，是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取象比类”的关键在于用人们熟悉的“象”作为喻体，来认识某种比较生疏的“象”，使人们体验这两种“象”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恰好就是有待认识的“象”的本质特征，这样可以使人们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获得通透的理解。“取象比类”具有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较为缺乏的。

“取象比类”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构思注重“制器尚象”，中医在阐释医理药性时大量采用“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取象比类”的智慧，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练拳如练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循循善诱”，思想交流中看重悟性，“取象比类”成为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取象比类”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体现其当代价值。这种转化，一是要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二是要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三是要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作为非逻辑的认知模式，虽然不能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完全取代，但二者间可以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使“取象比类”在当代焕发新生。

（节选自王前《“取象比类”的前世今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赛马》《金蛇狂舞》……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近些年，不管是大型音乐会，还是基层惠民演出，上述作品总是民乐演出中的保留曲目。这些“老面孔”频繁出现在舞台上，而民乐新作品较为缺乏，能够传得开、留得下的民乐新作更少。

近些年，民乐新作难出经典作品，与民乐创作人员不足有直接关系。过去，民乐团都有专门的创作部门、创作人员，可如今民乐团基本不再配备专职创作人员，而更注重表演与指挥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山西某民族乐团的创作中心曾有8名专职作曲，如今创作中心的牌子还在，但已无专职作曲人员，需要创作新作品时都是外请作曲家来完成。从高校作曲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看，如今每年近千名作曲专业的本、硕、博毕业生，毕业后专门从事民乐创作的少之又少，他们多从事电影音乐、广告音乐等创作工作。十几年前，民乐仅占文艺演出市场1%份额，如今虽有所扩大，但市场规模仍很小。由于稿酬偏低、待遇保障不足，很多民乐创作人才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行，或搞起艺培等副业，无法潜心创作。

__________________。

民乐要创作出新的经典曲目，核心不在于技法的繁复、形式的新奇，而在于守住“以乐传情、以乐载道”初心，把作品写得好听、动人、有魂。

优秀的民乐作品无不深植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入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民乐作品。比如，浙派笛子艺术创始人赵松庭先生，精通中国古典诗词，熟悉中国戏曲音乐，对《易经》也颇有研究，正是基于如此厚重的积累，他才创作出《早晨》《婺江风光》等笛子名曲。过去，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今后，院校的人才培养亟须补齐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关键环节。要强化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夯实文化认知。同时，要鼓励学生主动走进民间，向民间艺人学习，感受民歌、戏曲、说唱的独特魅力——陕北信天游的高亢苍凉、江南评弹的婉转细腻、侗族大歌的和声之美，这些都是民乐创作的灵感之源。

每一种乐器都有其性格，民乐经典的诞生，往往与乐器的特性深度绑定——二胡的悲怆成就了《二泉映月》，琵琶的灵动在《十面埋伏》中得到彰显，古筝的婉转与《渔舟唱晚》的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民乐创作一定要尊重乐器特点，“顺器而作”，让乐器成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二胡擅长歌唱性旋律，就重点发挥其揉弦、滑音的韵味，不刻意追求极限音域；琵琶擅长点、轮、扫的技法，就用其传递叙事感与张力，不盲目追求速度；吹管乐器擅长气、腔、韵的表达，就用其营造意境，不刻意制造刺耳音响。近些年，很多民乐新作品之所以听起来没感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器而作”，不顾民族乐器的特点，用错了配器手法。

最了解乐器的是演奏者，优秀的演奏家也应是伟大的创作者，从俞伯牙到华彦钧（阿炳），再到刘德海（琵琶演奏家、作曲家）、任同祥（唢呐演奏家、作曲家）、齐·宝力高（马头琴演奏家、作曲家），莫不如此。可是，当下很多民乐演奏家对创作是陌生的，甚至是排斥的，无形中削弱了民乐创作力量。笔者建议高校学习民乐演奏的学生兼修作曲理论，民乐演奏家也要搞搞创作，将民乐演奏家兼作曲家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不仅可以壮大民乐创作力量，也有利于提升民乐作品质量。

当下，民乐界很多人都在谈创新，但创新必须是克制的、内化的，而非盲目的、表面化的。一些民乐创作，失去民族韵味，难以被受众接受，就是因为陷入“创新即西化”“创新即炫技”的误区，盲目移植西方现代技法，或滥用非常规演奏法。

民乐创新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现代技法、外来形式成为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手段而非主角。在技法运用上，要做到少而准。西方现代和声、节奏、配器等技法可以用，但要适配民乐的音色与韵味，不追求晦涩、刺耳的效果。例如，在民乐合奏中，适当运用现代和声，可以丰富音响层次，但不能掩盖民乐的旋律优势；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可以增强作品的现代感，但不能让电子音效盖过民族乐器的本色。在风格融合上，要做到内化而非拼接。民乐与流行、交响等音乐的跨界融合，不能是两张皮式的叠加，而要做到神韵统一。民族乐器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外来风格只应是衬托，目的是拓宽作品的表达边界，而非削弱作品的民族特质。此外，还要懂得留白。像国画一样，民乐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写满，而在于留白——适当的停顿、简约的配器、舒缓的旋律，反而能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传递出虚、空、淡、远的意境，这也是中国民乐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魅力，更是未来民乐创作必须始终坚持的审美追求。

（王婷《民乐创作：守住“以乐传情”初心》）

时代在发展，民乐新作却较为匮乏，难出精品，活跃在民乐舞台上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面孔”，这与当前①_____有着直接的关系。民乐创作要创造出新的优秀作品，关键在于②_____。创作中，应倡导深植民族文化，顺应乐器特性，鼓励演奏者参与创作。民乐创新应③_____，避免盲目、表面化，现代技法、外来形式只应是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辅助手段。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同为文学的非审美价值，为什么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呢?

文学的伦理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观念借助文学的形式得以巩固和传播的形式。一个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的伦理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极力强化它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秩序。这就使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具有因循、保守的特征。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新的伦理观念适应一定新的历史要求而出现，它预示和呼唤着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因而对于旧的伦理观念和旧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说，它具有超越性和破坏性。当这种新的伦理观念跃居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时，它原有的超越性和破坏性就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保守性和稳定性。它的作用已不再是破坏什么，而是将人们尽可能地笼络在现存的生活秩序之内，使这种生活秩序长久地存在下去，伦理观念像一种无形的胶合剂，将人与人按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

文学的历史价值来源于对社会生活那永不停息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伟大的文学家或以敏锐的洞察力窥见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并自觉表现出来，或以一丝不苟的真实将历史发展趋向暗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的作品使文学接受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倾听到历史老人的足音，使他们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从价值内涵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家按一定客观的伦理观念对所表现内容的主观评价的审美化。而文学的历史价值则是文学家在主观上对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把握的产物。从价值效应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以善恶是非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情感；文学的历史价值则以冷酷无情的客观规律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理智。因此，伦理价值以情感性为核心，历史价值以必然性为核心。

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差异，使它们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当然，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并非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中的。在文学作品中，这两种价值相一致、相统一的情况也很普遍的。一般说来，在文学作品中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是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秩序已濒临崩溃，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与社会所提出的历史要求同时产生。那些目光如炬、善于把握历史脉搏的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那种新的伦理观念和历史要求，并将它们表现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中，形成“有意义的结构”，这时，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的作品就出现了。

那么，人们怎样来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呢?

政治评价指那种在一定政治立场上，从某种政治原则出发，检验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于这一政治原则来说，有什么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并据此对作品进行的评价。政治评价善于敏锐地发现作品中那些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社会价值，尽可能地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都归之于政治上的有利或有害的两个部分，然后肯定那些有利于己的，否定那些有害于己的。但政治评价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原则本身的狭隘性，常常使评价带上很大的片面性；它只留意文学作品中某一小部分价值，而对其他价值视而不见。而且政治原则本身的灵活性、易变性又使政治评价的结论很快就被新的结论否定。

伦理评价是从一定伦理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做出善恶的区分。这种评价尽量将它所面对的一切都归于或善或恶两大系统中，然后扬善而抑恶。由于伦理评价所依据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有其稳定性，因此，伦理评价的结论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伦理观念能在最大程度上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因而伦理评价往往最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应，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常常正是借助于伦理评价才产生的。较之政治评价，伦理评价有其更广泛、更持久的作用。但伦理评价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只能在伦理层次上对作品加以评价，只能揭示作品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对作品其他价值它无力把握，而且由于伦理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就使文学的伦理评价变为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这样就会影响人们对作品其他价值的感受和发掘。

历史评价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对作品社会历史的评价。历史评价的任务是以社会的进步与后退为基本衡量标准，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做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一定表现为肯定或者否定的情感态度，而是表现为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必然性的揭示，表现为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揭示。或者说，表现为对作品所标志的历史运动的轨迹的阐释。历史评价与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相比有其明显的长处。它不像政治评价那样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功利目的，也不像伦理评价那样带有明显的情感性。但是历史评价也并非尽善尽美的评价手段。作为一种文学价值的评价方式，历史评价常常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忽略，常常将文学现象与一般社会历史现象混为一谈，因此，即使是仅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而言，历史评价也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也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评价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手段所具有的这种不足，恩格斯才提倡“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作为评价手段。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学—历史评价”。这是一种较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更为完善、更为合理的对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判断方式。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对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对一部作品只有在正确地把握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方能对其政治伦理价值有正确的评价。

（摘编自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

①明代张煌言《鸿门歌》：不杀沛公岂云误，此事却有霸王度。

②明末清初屈大均《乌江吊项王》：力拔山今天下雄，气盖世兮乃无终……始驱除兮终拱手，禅授之德真重瞳。

③宋朝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④司马迁：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的论文、昌耀先生的推崇者的文章等，他们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要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被杀死多少回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向上。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桂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流淌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昌耀先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如何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空洞的，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他的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是在修改后面世的，诗的裁剪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还需要读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是在1979年之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创造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作品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肆、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其耐旱耐贫瘠，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粟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密度很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就在这时，小麦横空出世，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约在8000年前，西亚人民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物种。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这个发现提醒我们，小麦从西亚传入我国，走的可能是史前丝绸之路。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与西方世界用小米粉烘烤面包和发酵酿造啤酒的食用方法不同，小麦进入中国后，形成了馒头、面条、面饼的传统吃法。

不过在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人们以粟为尊贵之物，这很可能是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让我国古人烦恼的是，小麦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我国北方却是温带季风气候，春季较为干旱。因此要种植小麦，就需要春季有充足的灌溉。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与粟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但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立刻把粟远远地甩在后面。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粟、麦轮种，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统一天下，是有着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与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日益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因此，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开的。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许多种，有自耕农、佃农、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朴素，以德治天下，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可以说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摘编自波音《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