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同时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对流入地存在着地域上和群体心理上的归属矛盾心理，即把对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如“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谁”？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摘编自康岚《“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成为通商口岸以来，语言和原籍一直被用作上海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以及歧视外来人口的依据。自2001年《语言文字法》通过以来的20年间，普通话逐渐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占据主导地位。这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为日常工作、生活而学习方言的动力和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和10年代中期，在上海定居的三组外来人口所受的语言歧视，已经从公开转变为隐蔽，从在整个上海本地人群中普遍存在到仅局限于年长且相对弱势的本地人群中。多年来，“外地人”这一标签逐渐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建筑工人或家政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脱离，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已逐渐减少，但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认知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大多数上海本地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仍然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听上去是否像上海人来判断的，即是否具备上海人的习性。尽管上海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背景迥异，但上海人的身份仍暗示着城市的精致和西方的现代性。高教育、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拥有社会阶层及个人财富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又明确表示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永远是外地人，但对上海有着明显的归属感。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他们对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象征性的拥有权，承认自己不精通上海话或没有掌握上海话的意愿，以及对家乡逐年来的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个人背景、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真正上海人的区别烙印在各自的脑海里。正是这区别使他们形成以上海人身份自居的模仿倾向，那些希望迅速融入本土上海人社群、并在上海定居的外来年轻职业女性群体尤其如此，她们有种种愿望，但在实现愿望、被认可为中产阶级的同化目标方面手段有限，缺乏个人经济水平做支撑，语言能力就成了一条捷径。

2017年，笔者采访过原籍哈尔滨的伦，她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在此工作生活超过15年。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被认定为上海人，就必须有不容商榷的标准：“首先，你需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次，要了解这座城市。我在这座城市里完全没有方向感，总是依靠导航。但是我老公（上海人）对每条路和每条街都很熟悉！如果我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自己都不相信！”上海方言不熟练、城市建筑环境不熟悉，使通过工作获得上海户口的伦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丈夫有很大不同。这两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扩张让许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感到陌生。伦对典型上海人的描绘依赖于传统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假设了一个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城市语言和物理空间。这样的限定，并不适用于上海这几十年来的状态或轨迹；或者说，自上海开埠后从未如此。

（摘编自徐舫《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

口音不仅是发音的差异，更是都市空间中隐秘的分类标志。菜场问个价、小区散个步……每一处都可能因为浓重的乡音而被怠慢、被看低，而________无疑帮助外来移民拆除了融入大都市的无形门槛。它未必能够消除偏见，但至少让“沟通”先于“辨认”发生；它并不能带来权利分享，但让方言不再是都市生活的资格凭证，促使都市从“本地人的城市”变成“_________”。它让外乡人站在都市的入口，不再被问：________？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泪水交织着对先贤的追怀与对自身的感伤，更引发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追寻理想的道路上，“成就”与“遗憾”常相伴而生。有人视最终的辉煌成就为价值所在；也有人认为，遗憾本身，因其映照着理想的崇高与奋斗的艰辛，同样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记者：在“人工智能+”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让AI从技术工具升级为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

徐玖平：讨论AI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应从文明演进的高度来审视。AI正在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基本逻辑，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共创”。

一是AI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逻辑。它降低了技术门槛，使更多普通人获得了表达和创作的能力，但如何让具有思想深度与情感力量的作品在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是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二是AI革新了文化传承的方式。借助AI和数字孪生技术，敦煌壁画可以被动态复原，传统乐谱可以被大模型学习并辅助生成新的演绎形式。这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必须强调“活化”不等于“戏说”，避免技术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娱乐化和异化；三是AI重构了文化消费的体验。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AI正在创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这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吸引力。但同时也需要思考，当文化体验越来越依赖技术刺激时，对文化内涵的深度理解是否会被削弱。

让AI真正成为文化生产力的关键路径，是从“技术赋能”走向“文化赋魂”。一是构建“文化认知”与“技术算法”融合的基础底座。要在国家层面推动文化资源从“文化数据”升级为“文化知识”。不仅要让AI“看见”《兰亭序》的图像，更要让它理解其中的笔意、审美与历史语境。同时，也应推动研发具有中国文化审美与价值表达能力的文化大模型。要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增强话语权，就必须建设能够理解“意境”“气韵”“留白”等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AI系统；二是重塑人机协同的文化生产关系。需要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具有人文底蕴的复合型人才，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富有思想和情感的文化作品；三是构建价值导向清晰的文化治理与创新生态。政策层面应鼓励那些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时代精神的AI文化产品。同时，需要在坚守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营造更加开放的创新环境。

记者：您认为AI是怎样影响文化产品的创作、传播与消费模式的？

徐玖平：人工智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创作模式方面，AI使音乐、绘画、写作等技艺，变成了“人机对话”的产物。文化创作的参与者从“精英阶层”扩展到了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普通人，释放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但另一方面，当创作者越来越依赖AI的“灵感投喂”，人类的原创性是否会萎缩，值得我们深思。

传播模式方面，AI算法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但“超级个性化”也带来了“超级隔离”。算法为了最大化用户留存，倾向于不断投喂用户“喜欢”的内容，形成信息茧房，导致人们对不同风格、立场的文化产品容忍度降低。如今，一个作品能否成为爆款，往往不取决于它的艺术价值，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算法的“流量逻辑”。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算法时代，如何守护严肃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传播空间？

消费模式方面，AI驱动的交互技术彻底改变了文化消费的体验。读者可以“走入”小说场景，与主角互动；观众可以在虚拟博物馆里亲手“触摸”文物。这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但若文化消费沦为感官刺激的追逐，人的深度思考和自我反思将被弱化。如何在沉浸式体验中保留一份清醒的“静观”，让技术服务精神成长而非麻痹，是AI时代文化消费必须回答的课题。

记者：在文化与人文领域，您认为应如何加快AI伦理指南、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建设，实现发展与安全并重？

徐玖平：当前AI技术在文化与人文领域的应用已走在制度前面，制度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校准理念。要确立“以人为本”的AI伦理总原则，思考这项技术是增强了人的创造力，还是削弱了人的能动性；是丰富了文化多样性，还是导致了文化同质化。要承认“文化主权”在AI时代的特殊重要性，AI治理必须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确保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算法时代不被稀释、扭曲或边缘化。同时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动态平衡观，建立一套“风险分级、动态调整、容错纠错”的治理机制。

二是建立立体的治理体系。应该构建“伦理指南—行业标准—法律法规”的治理体系。文化与人文领域的AI伦理指南应至少包含：真实透明、责任归属、文化多样性、未成年人保护等原则。行业标准需转化为内容标识、数据合规、算法评估、安全防护等可执行的技术标准。法律法规方面，当前最紧迫的议题包括版权制度的调整、算法责任的认定、深度伪造的规制、数据权益的保护等。

三是压实责任。要实现发展与安全并重，必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政府层面，要组织制定伦理指南和法律法规，建立监管机制，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层面，要严格落实内容标识、算法透明、数据合规等要求，建立健全内部风控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用户层面，应积极提高信息素养，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此外也需要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为AI治理建言献策，共同塑造向善的技术文化。

（摘编自《让AI从“技术赋能”走向“文化赋魂”——访全国政协委员徐玖平》）

近年来，AI技术在传统文化传承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以敦煌研究院的“数字藏经洞”项目为例，团队利用AI图像修复技术，让残损的壁画在虚拟空间中重现原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让沉睡千年的写卷文字被重新识读。然而，在惊叹于技术奇迹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更深层的追问：AI究竟是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①__________？敦煌壁画的动态复原固然令人惊叹，但若一味追求视觉奇观，将“活化”等同于“戏说”，②__________，这使文化遗产在炫目的技术表演中失去应有的庄重与深度。让非遗真正“活化”，使AI成为文化生产力，应当③__________，而非让技术喧宾夺主。

影视公司通过AI分析热门短剧的数据，将原作中女主人公“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悲剧，改为“女主逆袭复仇、负心汉悔不当初”的团圆结局；利用AI生成剧本，将女主人公简化为不谙世事的纯真少女，男主人公则被塑造为寡言强势的冷面人物；又以AI换脸技术令当红明星“出演”所有角色以博取关注；最后用AI剪辑生成快节奏、强情绪的预告片。团队负责人信心满满：“有AI加持，这部经典定能焕发新生，成为爆款！”

8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材料二：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唐之庄宗，以斗筲之器^①，居兆民之上，方且矜其私智，欲以芟刈群雄，笼络四海，曾不知礼义之所在，而溺于俳优、嬖幸^②之中，以此求治，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其得之也险，其失之也忽，可不戒哉！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李存勖不可以为天子，然固将帅之才也，知用兵之略矣，得英主而御之，与韩信齿。太原自克用修缮城隍以来，非旦夕可拔者，大兵集于东方，继韬^③虽狡，梁人虽鸷，必不敢遽尔合围，不忧归师之夹逼。敌见吾视泽潞之乱若罔闻则益不测吾之所为胆先自破阻其乘虚之计，而河上之师终恃此以为挠我之令图，则虑我之情缓，而相防之计疏。此一举而袭梁都、夷友贞^④、平河南，规恢之大略也。微韩信，孰足以及此？谓存勖为将帅之才，非虚加之矣。存勖可以忍败，而不足以处胜，故胜则必倾。卒为嗣源所迫，身死国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从容论功而行赏，人且喻于君臣之义，虽有大勋，亦分谊所当尽。嗣源虽挟不轨之心，无有为之效命者，自敛雄心以俯听。而存勖不能者，量尽于争战之中，胜出于意外而弗能自抑也。

（明末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

[注]①斗筲之器：比喻心胸狭窄的人。②嬖幸：被宠爱的小人。③继韬：李继韬，后唐大臣。归顺后唐，图谋反叛，事泄斩于天津桥南。④友贞：朱友贞，后梁末代皇帝，后梁太祖朱温之子。

9 .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

②天汉二年，召陵，欲使为贰师^（1）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愿得自当一队，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③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引士出营外为陈。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④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2）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3）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⑤久之，上悔陵无救，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

材料二

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注]（1）贰师：西汉汉武帝时期为远征大宛而设立的杂号将军名号。此指李夫人之兄李广利。（2）浞野侯：指西汉将领赵破奴，曾经逃到匈奴地区。后来回归汉朝，担任骠骑将军司马。（3）韩延年：西汉将领。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不仅在国内发展迅速，新的增长点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出海并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更是其重要的成果。这种出海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进入到海外的普通公众生活之中的形态，它既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能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大众文艺出海在当下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无论是网络文学当下在海外的忠实拥趸，还是《黑神话：悟空》等新游戏的流行；无论是微短剧的全球流行，或是诸如泡泡玛特这样的“潮玩”品牌成为时尚；无论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这样的已经居于全球电影票房前列的超级电影，或是一些中国代表性网络文化平台具有的影响力……这些其实都是当下新大众文艺出海的成果。海外许多媒体讨论的“酷中国”形象的基础，正是当下中国新大众文艺全球传播积极效应的体现。

新大众文艺的创造往往是在国内经过了本土受众的考验，是在中国受到欢迎、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受到了国际受众的欢迎。这既潜移默化传播了中国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又具有普遍意义，有效克服文化上的障碍和观念上的差异，让世界各国的公众从中体验到了文化创造所具有的真实的普遍性的吸引力。

（摘编自张颐武《新大众文艺出海，让世界看到“酷中国”》）

材料二：

当下，“新大众文艺”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现象。一些素人写作、网络文学、微短剧、草根音乐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受到人民的欢迎，正在强有力地昭示着一个“大众共创”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勃兴，使得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门槛大为降低。人民大众创作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欲求得到更有力、更鲜活的表达。纸质印刷阅读、舞台展演观看的传统方式及其艺术区隔被打破，交互式、沉浸式等新的艺术参与形式使得以往被动的读者、观看者成为不同程度的创作者。这一切，都将显著地增强中国文艺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文艺的“人民性”是指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属性，要求文艺致力于书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其思想、情感、愿望。“新大众文艺”在体现人民性上具有天然优势，但在今天新变剧烈的文艺环境下，这一优势也需要辩证看待和积极引导，以期“新大众文艺”行稳致远。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是其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人们从那些成为爆款的新大众文艺佳作中，看到的是鲜活、质朴、清新的生活情状，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呈现，带着温度、诚意和体恤的情感表达，源自本真的、冲破算法茧房的多样化审美经验。人们所厌恶的是那些以夸饰的猎奇性获取一时流量、以矫揉造作的方式博得庸众眼球、以歪门邪道满足低级趣味的所谓“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人们所真正需要的“新大众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的生命力，不过是消费市场链条中低级的文化替代品而已。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也是促成其作品从成功走向经典的重要元素。制约“新大众文艺”作品经典性提升的关键，在于思想性问题。而思想性问题在“新大众文艺”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人民性问题。“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由于其生活经验和情感立场与人民的同一性，在表现人民性上具有优势，但由于自身反思意识的缺乏、思想认知的不足，无法长期保有对生存境遇的省察，尤其是处在流量经济等新媒介商业逻辑的裹挟中，极容易丧失自身原本携带的人民性，甚至脱离和祛除掉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而在无意识中成为反对自身的文化力量。今天，一些基层作者或草根文艺家在尝到商业分成的甜头后，往往沉醉于此，不愿意或不屑于向经典性冲锋，甚至甘愿成为市场豢养的奴仆，被算法和流量所规训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于创作经典作品无望，而且艺术生命也会过早终结。经典是精益求精、千锤百炼所成，文艺创作是一项需要文艺家甘于寂寞、孜孜以求的事业。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新大众文艺”来说，仍然适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经典作品和文艺高峰是在民间文艺的沃土中诞生和崛起的。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白话小说，都有深厚的大众文艺渊源，而从大众文艺到文学经典，文人学士的介入与再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文人学士对大众文艺的加工，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知识阶层的关怀和趣味，却赋予了大众文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利益诉求和艺术魅力。因为文人学士的关怀就其主导性倾向而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民胞物与”“为生民立命”“再使风俗淳”“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即这种倾向的表达；文人学士的趣味就其积极健康的主导性而言，与劳苦大众本无畛域，同样推崇刚健有为、自然活泼、真率至诚。中国现代文学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在知识群体中持续回响。这一文化立场实践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收到实效，《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是当时的“新大众文艺”的经典，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大众文艺正如源源不尽的一汪活水，携带着鲜活的人民经验和醇厚的人民性，“支撑新高峰、砥砺新经典”，激扬着新时代文坛，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吕东亮《“新大众文艺”与文艺的人民性》）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创作主体的人民性得以极大强化，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①_______，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文艺的发展与兴盛，同载体有关。过去几千年，文艺的传播，②_______、舞台与场地。现在，文学与艺术的传播方式，有了新的载体————数字化与网络。作者可以借助AI及其他人工智能，人机互动，文字与声、光、影互相映照，互相融合，既有文本视觉，③_______，构成一个全新的文艺场。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要和谐必有“诚”。

“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刘备与诸葛亮彼此间的坦诚相待，才使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如鱼水般和谐。可以说，离开“诚”来谈和谐，无异于____________，形式上轰轰烈烈，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不难想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像这样，社会和谐就很难实现。

“诚”是和谐持续发展的保障。“诚”不仅是建立和谐的基石，而且是维系和谐的润滑剂。“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人与人之间讲诚信可以延长和谐之路。原本和谐的关系，不靠真诚维系，最终和谐也会丧失。蔺相如与廉颇____________原本二人齐心协力辅佐赵王，而在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最后正是蔺相如的坦诚、大度修补了裂痕，使“将相和”的佳话____________当前在我们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毒奶粉”“地沟油”等缺乏诚信的事件的出现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所以，没有诚信作为保障，社会的和谐很难长久维系。

“诚”还能检验和谐的真伪。表面的和谐是禁不住“诚”的检验的，它在“诚”的面前会原形毕露。楚汉同盟这个因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的和谐关系，不就在项羽背弃承诺之后而____________了吗？

要和谐必有“诚”。要想社会和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行的。对违约诈骗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制度制裁，靠法律约束，不仅让其处处碰壁，而且使之得不到便宜。

有了“诚”，和谐才能成长；有了“诚”，和谐才能维系；有了“诚”，和谐才能禁得住考验。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

常言说“作文如做人”。是说写文章体现人的修养，要有认真的态度，不能自欺欺人。“修辞立其诚”，从写作要求看，是指语言表达既要有文采，更应当求“真”说真话，抒真情。有真诚的态度和情感，文章的技巧文采才有价值。

可是在现实中，很多中学生以随便应付、敷衍了事的态度，为文造情、言不由衷地“做”文章，宿构、套作之风不绝。

以上现象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为小说选择一个视角可能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但是，许多作者，甚至那些已有作品出版的作家，面对视角问题也经常一头雾水，一知半解。掌握好视角是所有小说作者必备的技能，因为它跟冲突与悬念关系密切，是小说成功最需要的东西。

可供你选择的视角有两种：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在第一人称的下面还有两个选项：现在时和过去时。在第三人称的下面也有两个选项：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无限的第三人称视角。

你或许会想：“怎么把第二人称给落下了呢？”是的，有的小说家确实用过第二人称视角。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跟风这样做。假如你真的非要这样做，那么请记住这条建议：

你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然后以第二人称视角开始创作。这似乎是你拓展自己的文学风格的好办法。你知道这会减少你的作品出版的机会，而且大多数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是难以卒读的。但是，你还是决心要把它弄明白，然后再用它创作，看看效果如何。你希望自己有个好运气。

全知型视角又是怎么回事？顾名思义，它的意思是知道一切。叙事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洞悉任何人物的心灵深处，或者叙事者可以腾空而起，然后像摄像机一样描述事态。

这种全知的口吻可以评论世间百态，比如他可以发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感慨；或者，作者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超然物外。作者可以灵活自如地把主观看法强加于人物，其主观程度可高可低。

如今，全知型叙事已经很少见了，可是对于某些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对长篇史诗性小说来说，这个视角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允许作者向读者灌输大篇幅的背景信息。但是，如果你不知节制地运用这个视角，那么你的小说就会变得拖沓冗长。对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来说，作者未必非得使用全知型视角。

有时候你在一个章节的开端也可以使用全知型视角，等写到后面再恢复原来的视角。我说的是下面的意思：

村民们早就知道舍伍德的密林是一个有点儿阴森恐怖的地方。里面可能躲藏着强盗，他们在那儿等待着没有警惕性的马车夫。从马厩到酒馆，这样的故事流传很广。小心，别被坏人抢劫了，说来说去，故事的主题就是让人们防患于未然。

罗宾·洛士利站在那棵远近闻名的大橡树下，长弓在手。这种感觉很好，而且显得很强大。他心里想，我要把信送给约翰王子。

第一段给读者呈现出广阔的视野，随后又回到了视角人物身上。此后就一直停留在人物身上了。

注意，全知口吻的运用不能剑走偏锋，就是说你不能极端到画外音的程度，使用19世纪的那种风格。谁会在乎一个作者对于时代有什么看法？把视角交给人物就行了。

你可以把视角当作一台摄像机，它能够捕获观众可以看到的场景。下面这个片段摘自达希尔·哈米特的《马耳他之鹰》：

斯佩德一屁股坐进了转椅中，转了小半圈，对着她礼貌地微笑着。他笑不露齿，这让脸上的皱纹都拉长了。

艾菲在打字机上轻敲键盘的嗒嗒声和微弱的铃声从关着的门背后隐约传来，偶尔还能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一台电动机器枯燥的震动声。斯佩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满是烟蒂的铜烟灰缸，里面一个被捻扁的烟屁股还在冒烟。

这是摄像机的视野。假如我们是在斯佩德的脑子里，那么就不能看到他脸上的皱纹拉长的情形。我们也无法捕捉到斯佩德的所思所想。注意，这里还描述了斯佩德办公桌上的香烟，仿佛镜头在逐渐靠近被拍摄的对象。

最后一点，在有些文学类型中，比如推理小说，作者越是公然使用自己的声音，效果或许越好。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作者的声音就一览无遗。正如作者在五部曲之四《再见，多谢你们的鱼》的前言中所说：

在银河系西侧旋臂那个并不漂亮的末端，有一片未曾标明的旋涡星系，在其深处悬挂着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色恒星。

距离这颗星球大约9800万英里之外，有一颗更加无足轻重的蓝绿色行星围绕它旋转。在这个小行星上面，猿猴后裔的生命形态神奇而原始，他们仍然认为数字手表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同样，乔·霍尔德曼的科幻推理小说《海明威骗局》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对读者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佛罗里达最南端旅游区基维斯特的一家破败失修的酒吧，距今也没有多少年。这个酒吧并非海明威喝过酒的那个酒吧，也不是自称海明威曾在此喝酒的那家酒吧，因为那两家酒吧不仅非常奢华，而且游人如织。这家酒吧位于小镇上更加有趣的地方，是一个颇具古巴特色的所在。它既算不上窗明几净，也谈不上灯火辉煌，不过，这里却有冰镇啤酒和上佳的古巴咖啡。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低廉的价格和下里巴人的特色，这让学者与百无聊赖的游客走到了一起。

（摘编自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冲突与悬念：小说创作的要素》，王著定译）

①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②他就想得很多，而且还继续琢磨罪过这个问题。你杀死这条鱼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卖给别人吃。你杀死它还是为了自尊，因为你是个渔夫。

——海明威《老人与海》

③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走进孔子》编辑康良就儒家的文化身份、道德观念、治道思想、礼学传统等方面和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做了一次对谈。

康良：“儒士”这个词出现于战国时代，儒家兴起以后，您对古代儒士有何看法？

方朝晖：儒士本义并不一定指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士大夫，可能包括一切信奉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学者，故又可称为儒生、儒者、儒家，甚至简称为“儒”。儒学是一种精神信仰学说，其中包含对宇宙和人间秩序的一整套看法，也包含着每个个体在人伦关系及人世社会如何安身立命的思想。对于儒家来说，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与一个人如何善尽人世的责任是一体两面、绝不可能分开的。这种一体两面的思想，与儒家建立在此世取向的世界观基础上有关。正是基于此一体两面思想，历代的儒士们都认为自己承担着在人世建立秩序的使命，并以此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铸就了儒士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士、儒生的身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标记，往往是出于自我认同或后人追认，在现实生活中谁是儒、谁不是儒，从来都无法确定，这种身份的模糊性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影响广泛的现实。

康良：儒家道德观念的价值在哪里？

方朝晖：我认为，儒家道德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精神思想最重要之精华，其中涉及个人修养、治国安邦、社会秩序、文明理想等一系列内容，是历史上无数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长盛不衰的内在秘密。当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把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儒学视作一种处世的精明才智，理解为成功学，这是违背优秀传统文化真精神的。

康良：儒家的治理之道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方朝晖：儒家学说甚至先秦诸子学说的核心之一就是治理问题，也可以说是秩序问题。今天我们大概都听说过儒家治道的一些内容，比如大一统、以德治国、任贤使能、重视人伦、重视教化、以民为本等。这些治道内容当然在今天多半没有过时。不过，我认为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这一步仍然是不够的。

康良：难道礼学传统在当代真的没有继续发扬的意义了吗？

方朝晖：迄今为止，世人对礼学之于中华文明——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的意义认识还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过度迷信西方法治的缘故。个人觉得，礼学应当上升到中华文明制度根基的高度来理解。人类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元并存的，并且不可能都走西方现代文明的道路。就中华文明而言，它建立在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基本预设上，这种预设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带有武断性，但作为绵延了三千多年的文化心理结构，目前看不到彻底解构的可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文化中有效的制度应当是以礼为基础的。事实上，人类各民族包括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它们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指导原理，均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礼与法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制度系统。中国人对缺乏人情味的、一刀切的制度缺乏神教传统中那样的崇拜心理。就礼主要指一种不成文的、至少表面上非强制但在心理上有强大基础的规则而言，我认为它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人们常常不自觉而已。

就如何继续发扬礼而论，我觉得不要陷入一个误区，以为重建礼就是把古代的“五礼”等所包含的仪节规矩重立起来。而是要深入学习和体会古礼的内在精神，全面分析现代中国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礼”在何处，需要如何塑造它们。从这两点出发，才能真正发扬礼学。

（摘编自《方朝晖康良：儒家文化的价值及其传承——方朝晖先生访谈》）

材料二：

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需要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出发，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也与任何利益集团的需要无关，它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

（摘编自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自序》）

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极力劝谏唐太宗要厚积德义，这是因为儒家的伦理体系依赖于统治者的德行，在缺乏权力制衡的制度下可能显得脆弱。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无论是语是句，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感受不同。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有的或者能感受得更多一点，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普通学生在读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误解的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

要把一语的含义以及内容充分了解，这在言语的性质上，在人的能力上，原是万难做到的事。因为一事一物的内容本已无限，把这无限的内容用了一文字代替作符号，已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要再想从文字上去依样感受它的内容，不用说是至难之事。除了学生自己的经验及能力以外，什么讲解、说明、查字典，都没有大用。夸张点说，这已入了“言语道断”的境地了！

真的！要从文字去感受其所代表事物的全部内容，这是“言语断道”之境。在这绝对的境界上，可以说，教师对于学生什么都无从帮助；因为教师自身，也并未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其实，世间决没有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的人，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之差罢了。数学者对于数理上的用语，所感受的当然比普通人多；法律学者对于法律上的用语，其解释当然比普通人来得精密。一般做教师的，特别是国文科教师，对于普通文字应该比学生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文字，应有灵敏的感觉。姑且名这感觉为“语感”。

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只解作红色，“夜”不但只解作“昼”的反对罢。“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罢。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造化之功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罢。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

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这是国文科教师基本的任务。并且在文字的性质上，人间的能力上看来，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这是我近来的个人的信念。

（摘编自夏丏尊《传染语感于学生》）

材料二：

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箱倒箧地说的，说出来懂得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果拘于有迹象的文字，而抛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鉴赏一半；有时连一半也鉴赏不到，因为那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反而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里不说“言外”而说“言内”。这就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义和情味。如果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将一无所得。

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字一句都不肯随便。无非要找到一些语言文字、意义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贴合，使他的作品真能表达他的旨趣。我们固然不能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做到这样，可是我们可以说，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贴合的符号。

作者的努力既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自然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所以，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来似乎浅近，但这是最基本的。基本没有弄好，任何高妙的话都谈不到。

要了解语言文字，通常的办法是翻查字典辞典。这是不错的。不过字典辞典的解释，无非取比照的或是说明的办法，究竟和原字原辞不会十分贴合。例如“踌躇”解作“犹豫”，就是比照的办法；“情操”解作“最复杂的感情，其发作由于精神的作用，就是爱美和尊重真理的感情”，就是说明的办法。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踌躇”，什么叫做“情操”的人看了这样的解释，自然能有所了解。但在文章中间，该用“踌躇”的地方不能换上“犹豫”，该用“情操”的地方也不能拿说明的解释语去替代，可见从意义上、情味上说，原字原辞和字典辞典的解释必然多少有点距离。

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

譬如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一个从事劳动，末了说那个人“感到了健康的疲倦”，这是很生动很实感的说法。但是语感欠敏锐的人就不觉得这个说法的有味，他想：“疲倦就疲倦了，为什么加上‘健康的’这个形容词呢？难道疲倦还有健康和不健康的分别吗？”另外一个读者却不然了，他自己有过劳动的经验，觉得劳动后的疲倦确然和一味懒散所感到的疲倦不同：一是发奋的、兴奋的，一是萎缩的、萎靡的，前者虽然疲倦但有快感，后者却使四肢百骸都像消融了那样地不舒服。这另外一个读者自然是语感敏锐的人了。他的语感为什么会敏锐？就在乎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他知道同样叫做疲倦的有性质上的差别，他知道劳动后的疲倦怎样适合于“健康的”这个形容词。

看了上面的例子，可见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一个人即使不预备鉴赏文艺，也得训练语感，因为这于治事接物都有用处。

（摘编自叶圣陶《训练语感》）

10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 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   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 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取材于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木”是象形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树”是形声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木板”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栓、棍子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何况树干的颜色，也不都是“绿色”的。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王维的《辛夷坞》 一诗有“木末芙蓉花”的句子，写的是春天盛开的芙蓉花，它用的是“木末”而不是“树末”。还有         的诗句，写的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 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灞上秋居》）， 尤为脍炙人口，但用的也是“树”。

本文上面所举的例子，都说明“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王绩的《野望》诗分明写道：“树树皆秋色”，连用两个“树”字，强调的就是秋天无生机的萧索的树，而此处如改为“木木”则断然不可。再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取材于李睿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