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评论认为，《太平年》做了很多历史的虚构和史实的挪移，比如赵匡胤、钱弘俶的年龄问题，比如赵匡胤、钱弘俶、郭荣不可能同台，等等。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这种处理？

胡耀飞：我是一位历史学者，我们的职业目标是揭示历史事实，找寻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等等。但就影视剧的观看来说，我也是普罗大众的一份子，并不反对虚构和挪移历史。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来源，其实都是小时候看过的历史小说、影视剧，听过的历史评书、历史故事。

历史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多趣味性，但经过改编和加工的历史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却更有吸引力。想要将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制作成电视剧也不现实，一方面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或隐或显，许多内容无法用影视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的历史人物纷繁复杂，难以全面展演。事实上，目前《太平年》的虚构尚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电视剧所展现的时间是五代十国后半段，从后晋灭亡到吴越国纳土归宋也就三十年左右，为了剧情的顺利推进，进行合理的改编是无关宏旨的。

《太平年》是涉及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等核心历史理念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因此，在历史主调确定的前提下，对于一些“小事”，适当的历史虚构是可以的。

澎湃新闻：那应该如何平衡虚构和史实？

胡耀飞：如何来平衡虚构和史实，我觉得主要是坚持历史整体走向不得改变。

《太平年》的主旨是展现吴越国纳土归宋，那么具体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其他一些关键节点的历史事件，比如契丹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等，也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可能转移时间和地点。在此基础上，一些小的历史事件，则可以适当调整时间和地点，以更好地推展剧情。比如契丹主进入开封时，晋末帝石重贵并无行牵羊礼之举，但为了凸显亡国之耻，编剧进行了嫁接。主要历史人物的主要行为不得偏离太远。《太平年》的主人公是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及其王妃孙太真，他们在当时的身份就是国王和王后，他们的事迹则是治理国家，维护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乃至最后纳土归宋。因此，可以在历史记载缺失的阶段，比如钱弘俶即位前的时间段，进行适当的虚构，以丰满人物成长过程。但即使是这类成长过程的丰富，其内容和目的也是指向他即位后的各种保境安民的举措，所以钱弘俶在忠献王钱弘佐即位期间前往中原这一经历，便是以促进其成长为目的的。

（摘编自《<太平年>改编遭质疑，历史顾问胡耀飞回应》）

材料二：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会认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在小事上则适度增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选择何种创作类型，面对“小事”，主创人员在细节上主动加强严谨意识，有着如同考古学家一般的严谨。2026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太平年》，该剧的服装道具，人物的妆容动作，明显参考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镜头中的人物姿态，恍惚间好似博物馆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复活一般。观众在观看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时，仿佛真的触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杯盏丝绢。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带来逼真效果，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前观众口碑极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引入微观史学的叙事视角。近年历史题材作品放弃了对庙堂之上权力斗争的关注和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转而聚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呈现出典型的微观史学特色。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梦华录》。它将叙事视角从帝王将相、鸿儒硕学身上移开，落到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层的女性身上，通过表现她们共同经营茶坊的故事，呈现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微观史学强调以小见大，通过聚焦小人物，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显影出时代精神和切实可感的历史。那些表现小人物的电视剧，让观众发现，哪怕在千载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要面对由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琐事，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断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着时代巨变带给他们的冲击。

另外，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大众在创作全流程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伴随着电脑特效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视觉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正是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主创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和成本，在细节上下功夫，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设计服化道和动作姿态，制作出具有历史质感的作品。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大众的情感认同与现实关切，大众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偏好，都促使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更关注观众的情感共鸣。以小人物视角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命运，对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很容易将他们的现实关切带入观剧体验中，这也是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对乱世民众渴望太平的重点刻画，设置钱弘俶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主题，都不断让观众联想起当代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自然会产生心有戚戚之感。

（摘编自李松睿《从“大事不虚”到“小事较真”，新传播格局下如何写好历史题材剧》）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佚之狐，郑人，佚之俅之子也。狐少善思辩，多才识。为幕僚，常得郑君宠之。

晋侯、秦伯围郑，郑危在旦夕。狐求见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

武使秦，秦晋师还，郑遂安。郑伯欲厚赏武。狐闻之，言于郑伯曰：“武，舌辩之士，以口舌退师，功高莫大，厚赏，理也；然武终为隐者之徒，非臣举之，终老亦未见其名，何功之有？窃以为当赏者，臣也。”郑伯愕然，赏之。

异日，村夫有拜于郑廷者，郑伯迎之。问之，乃烛之武之兄文也。文曰：“君恩四海，天下惠之，万民之幸也。武以口舌还军秦晋，三军不能敌，厚赏以利郑也。然，家有老母，八旬又三，日必侍之。武往说师，老母系之，臣昼夜侍母，目不交睫，亦宜赏之。况武本不欲说秦，臣数劝方为之也！”郑伯赏之。

未几，宫廷左右及三军将士上书求赏者络绎不绝，郑哗然。晋闻之，复攻之，郑危矣。

史臣曰：“郑危而遂安者君明而士贤也郑安而复危者赏功之过欤抑邀功妒贤欤”

（选自《左传》）

【乙】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节选自《烛之武退秦师》）

4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余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选自《烛之武退秦师》）

材料二：

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后见。

昔乐毅以博博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此皆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前日诸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由此观之，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

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齐、魏却守，国不以安。子婴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桥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燉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今虏近发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见机，况已著乎？

（选自王符《潜夫论》）

6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服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服。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因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戮。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急。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子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节选自《史记·郑世家》）

时A兰事晋文公B甚谨C爱D幸之E乃私于晋F以求G入郑H为太子。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①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②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侯生^③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节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

材料二：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节选自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

【注】①魏公子无忌，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异母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②平原君，即赵胜，战国四公子之一。③侯生，名侯嬴，与后文的朱亥同为信陵君的门客。

6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节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

材料二：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遂受。缪公大欢，与重耳饮。

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卒。于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

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丁未，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

七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缪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

（节选自《史记·晋世家》，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懿次于城濮。楚师背鹡而舍，晋侯患之。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①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②、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③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

（节选自《左传·晋楚城濮之战》，有删减）

材料二：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宋人使门尹班告急于晋，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则宋绝，告楚则不许我。我欲击楚，齐、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轸曰：“不若使齐、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分曹、卫之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齐、秦。齐、秦不得其请，必属怨焉，然后用之，蔑不欲矣。”公说，是故以曹田、卫田赐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来告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舅犯愠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必击之。”先轸曰：“子与之我不许曹卫之请是不许释宋也宋众无乃强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难以击人。不若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是故拘宛春于卫。

子玉释宋围，从晋师。楚既陈，晋师退舍，军吏请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节选自《国语·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有删减）

【注】①子玉：楚国令尹，名得臣。②原轸：春秋时期晋国名将、军事家，因采邑在原邑，又称先轸。③狐偃：字子犯，晋国重臣，狐突之子，狐毛之弟。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石；“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进路问题。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我们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迷宫、破解百年困局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还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结合”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壮大主体，从而产生“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文化意义上的“熔铸”，意味着让传统的符号、记忆、情感、伦理与当代的技术、叙事、场景等深度反应，产生新质文化成果。所谓“汇通”，是让中西在同一“问题域”里互相解锁，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生态科学”，表面看是两种话语，一旦放进“气候危机”这一共享议题，两者的本质联系便显现出来——可生成“中国山水式生态城市”的新范式，既非传统园林的简单复刻，也非西方绿色技术的生硬移植，而是人类共通情感与共识理念的有效结合。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而生成的重要成果，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产生可共享的新符号、可体验的新情感、可转化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新的文化主体，其衡量标准是自主的精神价值体系、自主的评判标准体系、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

（摘编自张允熠《开创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藏着许多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具有重要启示的思想文化元素，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文明元素。“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必要，根本依据和内在逻辑正在于此。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拓展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构成了中华文明主体性元素。譬如，立德修身理念、家国一体情怀、崇尚整体思维，等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紧紧抓住这些文化基因和文明元素，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将有力激发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大活力，使其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包心鉴《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成功之道》）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机。从文化理念层面说，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无度扩张，才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性矛盾。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这对于拯救现代技术带来的生存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术则是“天人合一”的。倘能借鉴古典技术的文化品格来重建现代技术，也就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达成“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就有可能避免人对自然的“僭越”，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欲望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义方法，既反对人为地诱发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纵欲主义，也拒绝人为地剥夺和压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义，所谓“无过无不及”。这种对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态度，有助于约束欲望的人为制造，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虚假需要”对自然界的过度占有。

（摘编自王岩的相关文章）

材料四：

与西方文化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作主体征服、改造的对象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统摄一切的、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5000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把这种宇宙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基因发掘出来，有助于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掘出富有生机活力的东方源头。

与西方文化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性观念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不同，中国文化蕴含着“仁者爱人”的多元主体性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承认自己是人，具有主体性，是目的，而且承认别人也是人，也具有主体性，也是目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主主平等普惠”。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主体观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多元主体观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观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支撑。

（摘编自王先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

1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节选自《齐桓晋文之事》）

材料二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

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不室者，论而供秩焉。”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署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节选自《说苑·贵德》）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经》的流传时间很早。春秋时代部分诗篇已广为流传，特别是在外交场合，往往引诗言志，成为不可少的交际工具。春秋末期，孔子很重视《诗经》，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战国时代，《诗经》已成为儒家学派尊崇的典籍，如孟子、荀子都惯于引诗作为立论的依据。在秦代，典籍遭到焚毁，《诗经》通过学者口头传授才得以保存下来。

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由于传授的渊源和秉承的师说不同，四家所传经文及对经文的解释也有所不同。齐诗、鲁诗、韩诗合称“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毛诗偏于训诂释义，毛氏说诗，史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属于古文经学。汉代统治者大都重视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受到压抑。后来，东汉末经学家郑玄作《毛诗传笺》，毛诗才得以兴盛。从此治“三家诗”者逐渐减少，而毛诗独传。

今有毛苌所传毛亨著《诗诂训传》（简称“毛传”），魏晋后与郑玄笺注（通称“郑笺”）并行，历来为说《诗》者所重视，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即依据毛传郑笺为诗义作疏解。毛诗中每篇诗前都有指出诗义及作诗背景的序文，一般只有几句，唯首篇《关雎》之前有一段较长的文字，除首尾各数语为揭示《关雎》的意旨外，中间一大段文字论述了诗歌的形成和社会功能，并有“六义”“变风变雅”“四始”等提法，是一篇重要的诗论。后世称这段文字为“诗大序”，称《关雎》首尾数语及其他各篇序文为“小序”。

《诗经》既被尊为儒家经典，故对它的研究也被蒙上经学色彩。汉代和宋代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两个重要时期，被后人称为“汉学”和“宋学”。汉学注重训诂及名物制度的解释，对后人探讨诗义很有帮助，但汉人常以礼教说诗，有时未免穿凿附会，毛传、郑笺即其代表。宋学注重义理，对汉唐旧说特别是对“诗序”提出怀疑和否定，这是可取的，但是也存在凭空臆断的缺点，且多封建礼教观念。朱熹《诗集传》算是其中成就较高的一种。清代乾、嘉以来，汉学复兴。清代学者凭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深厚功力，在解诗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姚际恒《诗经通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是较有价值的著作。同时，由于辑佚之风兴起，对“三家诗”的辑佚整理也取得了较好成绩，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较完备的一种。晚近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马积高   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毛诗《小序》的典范表达方式是，先标明作者之志为“美”“刺”，然后述以具体史实，将“美”“刺”的道德批评与价值判断落到实处，这就是所谓的“以史解诗”。如《卫风·硕人》，毛诗《小序》先云“闵庄姜也”，紧接着就坐实历史事件：“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由是观之，汉儒是利用先秦典籍，努力扒梳诗作所针对的人、时、事，一方面为自己的“美”“刺”阐释找到可信的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成功地把诗的主旨导向了对社会政治行为的价值判断，并因之而强化出《诗经》的政教意义。

这种通过回溯背景、还原本事以勾明诗义的运思理路和阐释策略，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经过了世道沧桑和历史沉埋之后，究竟能否客观地复原每一首诗的背景与本事？色彩缤纷、风格各异的诗三百中，是否每一首诗的本事都息息相关于王朝政治？遗憾的是，即使广取《春秋》，博采杂说，诗作本事能征之于史的篇数还是极少，而且，以里巷歌谣为主体的《诗经》，也未必篇篇事关朝廷、语涉王政。汉儒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必欲将政教意义的光环投射在每一诗篇甚至每一诗句上，就不可避免要来些主观遐想的牵附，曲折曼妙的引申。于是，他们的许多“坐实”实际上是“坐而不实”，由之而得出的政教意义上的“美”“刺”也就成了凿空之论。

纵观《毛诗序》，此类坐诗于“史”、并附会出诗旨美刺的案例，举不胜举。盖因将诗篇历史化，从而使其从文学语境中一一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这是汉儒们对《诗经》进行整体性转化的基本前提。以此为前提，汉儒进一步描绘出两类对立的历史人物形象，如文王被塑造成丕显文武、克慎明德、受命于天的明君，而幽王则被描述成荒淫暴戾、失德无礼、谗谄败国的昏君。汉儒分别在这两类人物形象身上寄寓自己或美或刺的价值评判，从而隐射现实朝政，既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关怀，又成功地赋予了《诗经》资政、议政的经典性意义。

（摘编自郭持华《经典与阐释：从“诗”到“诗经”的解释学考察》）

①《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亨《毛诗序》）

②《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朱熹《诗集传》）

③《静女》是一首古老的爱情诗。（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基本表现方法。但“赋”“比”“兴”具体应该怎样解释？如果我们只从“赋”“比”“兴”这三个字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赋”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比”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兴”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

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所以，“赋”“比”“兴”事实上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是古人对诗歌中的感发作用及其性质的一种最早的认识。我们结合几首诗，对这三种古典诗歌中最基本的表达方法分别做一探讨。

首先，我们看《小雅》中的《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苕”是一种蔓生植物，又叫“凌霄”,开紫红色的花朵，到秋天花将落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黄色。而“芸”正是黄色的样子。凌霄花的这种憔悴黯淡的样子，实在比狂风吹落满地残红更加令人难受。因为古人有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花也是一样，被狂风吹落，只会令人产生对一个美好生命突然夭折的惋惜之情；而枯萎在枝头，则使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要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这个残酷事实。所以，看到变黄了的花，早已深感人生悲苦无常的诗人，就不觉发出了“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沉重叹息。这就叫作“见物起兴”。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兴”是诗人先看到外物，由此引发心中的情意。它的感发层次是由“物”及“心”的。

然而，在“兴”的作品中，“心”与“物”之间形成联系的因果关系有时很难用道理解释清楚。这首诗的第二章就是一个例子。“苕之华，其叶青青”,是说苕的叶子长得十分茂盛。但面对这茂盛的绿叶，诗人何以会发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哀叹?《毛传》推想：那是因为花落了，只剩下青青的叶子，所以引起了诗人为花的消失而悲伤。而朱熹的《诗集传》则推想：那是因为叶子眼前虽然茂盛，但不久也将凋零，所以引起了诗人为绿叶不能长青而悲伤。“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本是极微妙朦胧的。它们之间有的是情意的相通，有的是声音的相应，有的是反面的相衬，有的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这就是“兴”的表现方法在感发性质上的特点：它全凭直觉的触引，并不一定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下面我们再看《魏风》中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也是在诗的开端就写出了一个物的形象，然而接下去就与上一首不同了。诗人说：“大老鼠呀大老鼠，你今后别想再吃我的粮食!我侍奉了你这么多年，你却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现在我要离开你，去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显然不是在写一只真的老鼠。诗人用的是“比”的表现方法。他心中恨的是那些一味剥削重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们，可是他不直说，却用“硕鼠”这个形象来打比方。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硕鼠》在感发的层次上是由“心”及“物”。就是说，作者心中先已存有某种情意；然后寻找一个外物来作比喻，写出心中那种情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比”这种表现方式是有着理性思索安排的，与“兴”的全凭直觉在性质上显然不同。

再看《郑风》中的《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瑜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叮咛告诫之词，她并没有假借什么外物的形象，而是直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这种表现方法就是“赋”。“将仲子兮”不过是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一个称呼，但仅仅四个字中就用了“将”和“兮”两个语气助词，充分表现了女子柔婉的口吻，传达出一种感发。女子说：“仲子啊，你不要跳过我住处的里门，也不要折断我们种的杞树。”尽管这女孩子说话的口气十分委婉，但所说的内容毕竟是连续的两个拒绝和否定，这也许会伤了对方的心。于是，她接着就来挽回了：“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东西啊!我怕被我的父母知道。”这是在肯定之后又一个委婉的拒绝和否定。可接着她又说：“你当然是我所怀念的，可父母的责备我也是害怕的呀!”又一个肯定，然后接一个否定。叙述的口气一下子推出去，一下子拉回来，一下子又推出去，一下子又拉回来。就在这翻来覆去的口气之中，女孩子内心的感情已经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口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把“畏我父母”换成了“畏我诸兄”和“畏人之多言”。这种形式属于重章叠句，为的是反复吟唱。可以看出，“赋”实在也是诗歌中一种很有用的表现方法，它并不需要借助草木鸟兽之类的外物，直接就能传达出内心的感发。在感发的层次上，“赋”是即物即心的，它所写出的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情意。

（摘编自叶嘉莹《古诗词课》)

2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①皇帝中统元载，擢用宿儒，宣抚十道，公首与其选。越四年，上复命公为东平宣慰使，尝曰：“曲阜实夫子之庭，泰山为中原神岳，皆在境下，所当亲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治严以行。

②明旦，登西华门，云则载阴载阳，雨则间作间止，咫尺三观^①，在水墨泼染间，刹那千百其变。公谓所亲曰登顶之约盖不敢定苟晴矣乃行否则恐劳而人。既而五鼓将作，阴，为之解驭。三唱未终，星为之芒错。于是州刺史张汝霖、奉符令张佺、司户王天挺，及从者三百，指具肩舆，辇公而上。已而过黄岘，饭于护驾泉，次御帐少憩。去天门犹不翅十五里，路渐隘，林树四合，就其罅望之，天光凝碧如绀珠。

③薄暮至绝顶，由东以望，见山影默黑，偃卧无际。顷观李斯碑，仅得数字，其余漫不可识，下自登封坛，皆历代磨崖，亦复剥裂，惟唐明皇御制《纪泰山铭》，其字大如碗，深几寸，泥金错落，犹有存者。

④日没少顷，寒气已遭人如仲冬时，从者燎薪，围坐以待旦。参甫中^②，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观峰，六合蹇开，肃然无纤滓。待蒸黍时，东方昵昵，乍离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无量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不叹诧。及回，又得西影，直抵昧谷^③，若与昆仑争雄长。公辄奋髯惊叫，曰：“吾此行，凡三见岱宗面目，吾愿足矣！”

（节选自杜仁杰《东平府路张宣慰登泰山记》）

【乙】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节选自姚鼐《登泰山记》）

【注】①三观，即日观、月观、大观三峰。②参甫中，即参宿三星在天。③昧谷，传说中日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