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于刘勰以“味”为核心的味觉审美论，可以从不同词性出发，沿其所关涉的诗文论域去理解。

一方面，当“味”作为名词时，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义味旨趣。刘勰非常注重对诗文义味与文辞关系的阐发，认为义生辞外，《总术》篇曰：“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此处的“义味”是一种潜隐于作品深处的丰富旨趣，与文辞气势相结合，则呈现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余味日新”的审美效果，“余味”是味觉上的延留，更是情思意蕴的回味，它主要依靠“隐”来实现，而“隐”既是一种文学表现方式，又是文学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味空间。

除了对文章义味的重视，刘勰也强调诗歌“韵味”需要丽辞偶句的配合。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主张依照造物赋形，自然成对，做到骈偶句义与文采韵味的完美融合，这样则“左提右挈，精味兼载”（《丽辞》）。精味，即对仗不仅是字句形式的精准对称，还要气脉贯通，韵味深远，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此外，情寄于吟咏之间，则味酿其中，那么，味也与声律有关：“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遣词造句），气力穷于和韵。”（《声律》）从情感出发，若能情声相称，音声和谐，辞义相附，则可以实现主客契合、情貌无遗的艺术效果。

另一方面，作为动词的“味”，涉及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讨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具备基本的“辨味”能力。人之口能辨别五味，而以情味为至上。“味”作为动词具有体味情性的审美要求。《明诗》篇云：“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可味”一词，强调对作品的体味，张衡《怨篇》的含蓄蕴藉，提供了可味的情韵之美。《隐秀》篇曰：“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强调文学鉴赏中对作品的整体玩味，即作品若能守正出奇、质文相符，则可玩味无穷，这实质上对作品提出了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

（摘编自马海婷《<文心雕龙>之“味”论》）

材料二：

东汉以还，五言诗逐渐流行。与庄严典雅的四言诗相比，五言诗摇曳生姿，低回往复，更适于抒发个人的幽深邈远之情，更能打动人。然而，也正因为它的缠绵，所以难免有“会于流俗”的非议，特别是刘宋以后的绮靡文风更刺激一些固执之士向四言回望。钟嵘对自己时代的诗歌在文辞方面的进步持少有的肯定态度，而五言诗无疑为诗人们施展文辞方面的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自然要为五言辩护。他用以为五言诗辩护的理由竟是“有滋味”。在他看来，一首诗只要有滋味，能感荡人心，就是最好的诗了：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他把纯诗作为讨论的对象，把“味”作为诗的最高标准，从而把诗的艺术价值抬高到第一位。刘勰没有做的，他做了。

什么是钟嵘所谓的“滋味”？这个问题依赖于：什么样的诗才有“滋味”。与刘勰一样，钟嵘也不满“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的矫情文风，但钟嵘的“滋味”似乎更多地联系于文辞。他欣赏的是诗的可爱的形式带给他的特别的喜悦。这是钟嵘味论在结构上的特别之处。五言诗为什么能有“滋味”？是因为五言诗文辞方面的优势使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在他看来，缺乏文采的诗无“滋味”可言。他批评玄言诗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虽然玄言诗根本的毛病是抛弃了诗的言情本质，钟嵘抓住的却是它文辞枯淡的缺憾，与批评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如出一辙。若我们还记得刘勰说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话，把它与这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作比较，钟嵘味论重文的倾向就更显突出了。

钟嵘的“滋味”大部分是从文辞上品出来的。《诗品·卷中》评魏侍中应璩之诗最能看出他和刘勰的区别：

“（应璩）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若是刘勰，大概要在“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上品出味来。但钟嵘恰恰看不惯应诗的“指事殷勤”，反倒是“济济今日所”的华靡值得讽味——他品出的是“华靡”中的味。

从字面上看，《诗品》中有限的几次用及“味”这个概念时都与文辞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钟嵘的“滋味”与他所理解的诗情有着更深的关系。关于诗情他有一段著名的话：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他所标榜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的情已完全是烟火人情，没有一点道学气了。可见他所理解的情与刘勰所理解的情颇不相同。如果说刘勰的忠厚蕴藉之情必得简明典雅的文辞来传达，则钟嵘诗的“惊心动魄”之情必待华美丰茂的文辞来传达；若刘勰的情采观必有其“余味”，则钟嵘的情采观亦必有其“滋味”。

（摘编自张郁乎《“味”与中国传统诗歌批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很长时间里，象可以说是弥补语言局限性的一个替代方式。所谓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有一个逻辑环节，就是“立象以尽意”，是因为言不尽意所造成的缺陷难以克服，故采用此道。那么象就是超越语言的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形式，或者说象是为了超越语言而存在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在王弼的意、象、言结构中，意是表达的对象，意自身无法显现，须借象来表达；而象又是需要语言的帮助作用得以显现的。言是象的媒介，象是意的媒介。这里存在着两层超越，一是由象对言的超越，一是由意对象的超越，即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和象都是捕鱼之筌，都是需要抛弃的媒介。

要表意，为何不直接以言去表达，在言和意之间插入一个象的层次？虽然它是就特殊的对象——意象而言的，但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象的特殊媒介地位因此被突出了出来。和语言相比，语言是界定的，但象却可以象征，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如钱锺书所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就像《系辞传》所说的“象也者，像此者也”，以极简单的符号，希图在极其有限的符号形式中，概括天下一切可见的事、不可见的事、可感的理、不可感的理，而中国美学的立象尽意、象外之象等学说，也确立了象在展现无限世界意义方面的特殊功能。

（摘编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材料二：

“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这是明代诗美学家胡应麟在《诗薮》中对“古诗”美学特点的概括。最初的“意象”是在“立象以尽意”中产生的。它既不同于自然物理的“物象”概念，也不同于文学理论的“形象”概念，而是一个审美概念。意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因子，来自《易》。“易”学作为中国文化学之一，被不断地张扬和传播着，“易”学已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杂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因子，因其内核和推演方式，使得它具备了极为广泛的周延性、适用性和实用性。

胡适《先秦名学史》说：“‘意象’是古代圣人设想并且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度来表现的理想形式。”“象”的个体能够代表、规范、表征群体或无数的类似个体，于是“象”具备了“象征”性特征，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学象征，而不限于一般的技巧象征手段，以某种特定符号来表示普遍物象，应该视作后来文学美学“以小见大”说的文化张本及南朝梁代刘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论的审美渊源。刘勰也是把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导入审美学的第一人。

“意”“象”是一种联结体，合成为“意象”这一文化学范畴。“象”是物象模拟体，“取象”不是终极，其功能是以“象”而尽“意”。所谓“意”是对于事相及其关系的体认。孔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对“象”的功能作出了说明。“象”为了尽“意”，把握了“象”就能把握到对于事相及其关系的体认。魏晋玄学的开创者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样，“意”“象”之间就构成了关系，即体认和对象的统一体。中国文化学的“意象”论，便在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结合、统一，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分解的概念。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说：“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它是相应相合，而不是互悖互离。意象既有象的具体性，又有意的观念性。它是比物象更高了一个层次或者说是更推进了一步的范畴。

“意象”是一个文化范畴，它何以会被“引渡”到文学美学领域，成为文学美学的重要审美原则和批评标准，产生胡应麟所作出的“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评价呢？

不了解中国文化学就不能或无法了解中国文学美学。中国的文体在最初，是作为文化范畴存在的。诗歌一开始的功能是认知功能，约束在兴、观、群、怨范围内，是文化智慧甚或知识来源之一。其审美功能是在后来被确定，这种确定包含着对原初的文化意义的摆脱。作为诗美学的一个细胞的“意象”建构，也在这样的总趋向中被裹挟而下作同一个走向。文学美学的意象建构和文化学的意象在建构方式上也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后者的胎记。

（摘编自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

红烛

闻一多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

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对“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

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消沉。

这便是所谓“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Q正传》出世以后，“阿Q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Q相”仍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Q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但“阿Q相”又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都在浴血苦战！这原因大概就是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没有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这一点上，“阿Q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摘编自茅盾《阿Q相》）

材料二：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文章从鲁迅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认定出发，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但随之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之类的文章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为了纠正阿Q典型研究的错误倾向，何其芳发表著名论文《论阿Q》。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文章一问世，学术界反响强烈。李希凡发表《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后来李义在《〈阿Q正传〉简论》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何其芳发表《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做答辩。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比《论阿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Q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就等于否定阶级论。不仅阿Q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者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假洋鬼子”没捞到一官半职，却在人前一边谎称他不肯上湖北，一边扬起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这就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Q为中心呢？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1926年，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时把九章变成八章，“序”全被删掉。据说鲁迅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的同时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阿Q典型性的何、李之争，持续了近十年。何、李之争，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有助于阿Q典型研究的进展。

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符合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宗旨和本意，对扭转阿Q典型研究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和揭示阿Q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张梦阳《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然而，《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教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西方哲学家马斯洛提出一个哲学理论叫“自我实现”。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践和完成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他的这一份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可遏止的。我以为，陶渊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了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

现在【A】我们看一看陶渊明在那官僚腐败的社会之中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是如何完成了他自己的。我们先看第一首诗，《饮酒二十首》之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我说过，我的重点并不放在伦理道德的内容上，现在我所要探讨的是艺术，是他所以能传达出来的这一份兴发感动的生命的因素是什么。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开头两句很简单，却开辟了联想的天地。鸟是需要同伴的，人也不愿意离群索居。马斯洛认为，人类最低等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可是，陶渊明这首诗里所说的这只鸟却是一只“栖栖失群鸟”，它失去了它的同伴和它的归属。

讲到这，我要扩展一下。陶渊明特别喜欢使用飞鸟的形象。例如在《归鸟》中他描写了这样一只鸟：它早晨飞离自己居住的山林，飞向极远之处，但天气突然由风和日丽变成了风狂雨骤。如果是一个积极的诗人，他就要和暴风雨做斗争；可陶渊明是一个实现自己的能力强而改造社会的勇气少的诗人，所以面对风雨就只能“翻翮”——翻转翅膀往回飞。他说，【B】我既然没有办法使整个社会达到那最高的境界，我只能翻回过头来实现我自己了。真诚和自然是我的天性，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那苟且逢迎的事情，我会觉得比忍受饥饿寒冷更为痛苦。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再到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回到“栖栖失群鸟”这首诗，陶渊明尽力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结果，就使他自己不得不失群了。“栖栖失群鸟”，黄昏已经是人归家、鸟还巢的时候了，可这只栖栖的不安的鸟还在飞，这就已经传达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悲哀，也表现了一种独自飞翔的勇气。一首好诗，它的每一个字都起一定的作用。“犹”是“仍然、依旧”的意思，说它依旧在独飞，就可见这只鸟独飞的时间有多么长了。有的鸟可以独飞两分钟，要它飞三分钟就坚持不下来了，可这只鸟是“日暮犹独飞”，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它已经飞来飞去很久，而且度过了不止一个独飞的长夜。“夜夜声转悲”的这个“转”字，中间是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说，不是同样的悲，而是一夜比一夜更加悲哀了。

它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落下去呢？陶渊明说它“厉响思清远”——听到它那哀厉的叫声就可以知道，它是要找一个真正清洁的、高远的、没有污秽的所在。“去来何依依”，我们常说“依依不舍”，那好像只是对于过去的留恋，其实“依依”可以留恋过去，也可以向往未来。我以为，这里的“去来”两个字是承接了上一句的“徘徊无定止”来去地飞，而“依依”两个字表现了这只鸟是怀着多么深切的依依的感情在寻找一个它真的愿意终身依托、永不离开的地方。陶渊明是一个实现了自我的人，他终于找到了这一片境界。马斯洛说“竭尽所能，趋求完美”，在这一方面，陶渊明虽然没有使整个社会都趋向完美，但是他自己实现了完美。所以，那只鸟也终于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中国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当众草荒芜、众芳芜秽之后，松树的叶子依然是长青的。还不止如此。这只鸟找到的这棵松树还是一棵“孤生松”——是因为有人了解你，支持你，赞美你，你才这样做的吗？不是。陶渊明是坚强的，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保住自己的持守，所以他才用孤生的松树来做象征。也许有人要问，陶渊明找到的那棵“孤生松”到底是什么？是他的田园吗？是他住的茅屋吗？这“孤生松”不在现实之中，而是陶渊明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不必实指。“劲风无荣木”——这株松树是一棵怎样的树？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没有一棵树木还留有枝叶花朵。大家都被腐败沾染了，然而，居然有一棵孤松在劲风之中并没有凋残——“此荫独不衰”。因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无论外界再有什么艰难困苦，不管我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就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以上，我们讲完了陶渊明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先后的次第：一只失群鸟，它的独飞，它的徘徊，它来去依依，它终于遇到一棵松树，它落到松树上决定不走了。这在结构上是一种非常平顺的、直接的叙述。

（摘编自《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①）

材料二：

根据马斯洛在其论文《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被描绘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五层金字塔模型，依次为：生理需求（如食物、睡眠）、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求（如友情、归属感）、尊重需求（如自尊、他人认可）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如发挥潜能、实现理想）。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驱动个体行为的主要动机才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

【注】①20世纪80年代初，叶嘉莹在温哥华受邀讲授中国诗词，其演讲录音经学生整理汇编成了《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一书。本文就是节选自此书。

战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抒写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面对楚国的腐败和理想的破灭，他与陶渊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不是①________，而是以以身殉道的方式完成了对信念的持守。屈原在诗篇中建构了一个芬芳高洁的②________，这类似于陶渊明诗中“孤生松”的意象，均成为其超越现实的精神支撑。尽管路径殊异，但两人都以其生命实践，回应了马斯洛理论中关于③________的深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