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本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精神画卷：我们从毛泽东的“万类霜天”中看到博大胸怀，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里读懂铮铮傲骨，从袁隆平的稻田中感受赤子情怀，也从香雪的渴望里望见青春的梦想……

这些篇章仿佛构成了一个“青春坐标系”：横轴是时代方位，纵轴是人生选择。在这个坐标系中，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请以“在青春的坐标系中定位”为话题，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得抄袭，不得套作，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2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小题。

春阴

陆游

春风浩荡作春阴，弱燕归来不自禁。

白塔昏昏才半露，青山淡淡欲平沉。

裘茸细雨初惊湿，屐齿新泥忽已深。

直怕楼高生客恨，不因病起倦登临。

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选自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材料二：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皙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①。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②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③，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④，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⑤，颠踬窜踣。此乃缨弁^⑥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也？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选自陆龟蒙《野庙碑》）

【注】①陛级：台阶。②甿：种田人。③荐：呈献。④清民之暍：拯救百姓于危难之中。⑤佪挠脆怯：昏乱害怕。⑥缨弁：有带子的帽子。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受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

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社会由此形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到了农耕时期，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而“经验”来自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于是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

“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甚至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地位。“孝”这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摘编自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是建基于此。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屡受质疑与批判。在现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

所谓“挑战”，即“质疑”“批判”与“失落”。质疑与批判多集中于观念层面：有人认为传统孝道强调绝对服从、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个体权利相冲突；也有观点指出，旧式孝道强调家族本位，易压抑个体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精神存在龃龉。而孝道的失落，则更多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变迁。当下，中国社会正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个体道德义务从血亲圈层扩展至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从单纯的自然村落扩大到了“地球村”，这使得整日承欢膝下、时时尽孝已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上的独子化或者少子化趋势，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子女履行孝道的负担。传统孝道在实践层面客观上面临困境，这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社会，孝道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孝道能温润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普遍的期待，亲子和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源泉。如何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做到孟子所言“父子有亲”，自然离不开父母亲祖的慈道，但也同样离不开子女晚辈的孝道。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这句话强调了孝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父慈子孝”才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孝亲乃是人子德性和人格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主要、最可靠的养老方式。2017年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弘扬孝道对于缓解我国养老压力、完善养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德治主义传统的经验，特别是以孝和族睦乡的基层治理经验，将弘扬孝道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引导人们不辱亲，进而报亲报乡。更为根本的是，孝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石，这是当代重视并传承孝道的根本原因。《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传统道德的根本，“爱、敬、忠、顺”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孝道所蕴含的爱心、敬意、忠德、顺行不仅是道德的根本，也是教化与教育的起点，人格的成长离不开父母早期关于爱敬忠顺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教为先，而德教则以教孝为起点。

（摘编自肖群忠《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虽然在家庭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国家就_____。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延伸到国家则_____。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

沈从文

汽车停到张八寨，约有二十分钟耽搁，来去车辆才渡河完毕。溪水流到这里后，被四围群山约束成个小潭，一眼估去大小直径约半里样子。正当深冬水落时，边沿许多部分都露出一堆堆石头，被阳光雨露漂得白白的，中心满潭绿水，清莹澄澈，反映着一碧群峰倒影，还是异常美丽。特别是山上的松杉竹木，挺秀争绿，在冬日淡淡阳光下，更加形成一种不易形容的清寂。汽车得从一个青石砌成的新渡口用一只方舟渡过，码头如一个畚箕形，显然是后来人设计，因此和自然环境不十分谐和。潭上游一点，还有个老渡口，有只老式小渡船，由一个掌渡船的拉动横贯潭中的水面竹缆索，从容来回渡人。这种摆渡画面，保留在我记忆中不下百十种。如照风景画习惯，必然作成“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姿势，搁在靠西一边白石滩头，才像符合自然本色。因为不知多少年来，经常都是那么搁下，无事可为，镇日长闲，和万重群山一道在冬日阳光下沉睡！

但是这个沉睡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渡口终日不断有满载各种物资吼着叫着的各式货车，开上方舟过渡。此外还有载客的班车，车上坐着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音乐、歌舞、文物调查工作者，画师，医生……以及近乎挑牙虫卖膏药飘乡赶场的人物，陆续来去。近来因开放农村副业物资交流，附近二十里乡村赴乡场和到州上做小买卖的人，也日益增多。这个觉醒是全面的。

初来到这个溪边的我，环境给我的印象和引起的联想，不免感到十分惊奇！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悉。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象了，可能对它仿佛相熟的不只我一个人。至于我呢，手中的笔业已荒疏了多年，忽然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记忆习惯中的文字不免过于陈旧，触目景物人事却十分新鲜。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承认手中这支拙劣笔，实在无可为力。

我随同那十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上船以后，不免有些慌张，心和渡船一样只是晃。

“慢慢的，慢慢的，站稳当点。你慌哪样！”

几个乡下人同声笑着说，“不要忙，不要忙，稳到点！”显然的事，我在船中未免有点狼狈可笑，①已经不像个“家边人”样子。

令我显得慌张的，并不尽是渡船的摇动，却是那个站在船头，从从容容在那里当家作事的弄船女孩子。

她大约有十四五岁的样子，除了胸前那个绣有“丹凤朝阳”的挑花围裙，其余装束神气都和一般青年作家笔下描写到的相差不多。有张长年在阳光下曝晒、在寒风中冻得黑中泛红的健康圆脸。一双辫子大而短，还有双真诚无邪神光清莹的眼睛。两只手大大的，粗粗的，在寒风中也冻得通红。身上穿一件花布棉袄子，稍微大了一点。这正是中国许多地方一种常见的新农民形象，真诚、单纯、素朴，对本人明天和社会未来都充满了快乐的期待及成功信心。新的社会正在起着深刻变化，她也就在新的生活教育中逐渐发育成长。我想起合作化，问她一月收入时，她却笑了笑，告给我：“这是我伯伯的船，不是我的。伯伯上州里去开会。我今天放假，赶场来往人多，帮他忙替半天工。”

“一天可拿多少工资分？”

“嗨，这也算钱吗？你这个人——”她于是抿嘴笑笑，扭过了头，面对汤汤流水和水中白鸭，不再答理我。像是还有话待我自己去体会，意思是：“你们城里人会做生意，一开口就是钱。什么都卖钱。一心只想赚钱，别的可通通不知道！”②我不免有一点儿惭愧起自心中深处。到乡下来，才明白还有许多事事物物，人和人相互帮助关系，既无从用工资分计算，也不必如此计算。

一位向我提出了个问题，“同志，你是从省里来的，可见过武汉长江大铁桥？”

“看见过！那里有万千人笼夜赶工，电灯亮堂堂的，老远只听到机器哗喇哗喇的响，忙得真热闹！”

……说下去，我才知道电影队来放映电影时，大家都从电影上看过大桥赶工情形。我想起自治州百七十万人，共有三百四十万只勤快的手，为一个共同目的而进行生产劳动，长年手足贴近土地，再累些也不以为意。

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这个时节，才明白意识到，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式样。至于正在风晴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作（有删改）

文本二：

给一个读者（节选）

沈从文

你说你也看了不少书。照我的推测，你看书的方法或值得讨论。从作品上了解那作品的价值与兴味，这是平常读书人的事。一个作者读书呢，却应从别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处置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得应深一层。

③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写小说应看一大堆好作品，而且还应当知道如何去看，方能明白，方能写。他应当在书本上学懂如何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

每人因环境不同，欢喜与憎恶多不相同。同一环境中人，又会因体质不一，爱憎也不一样。有张值洋一千元的钞票，掉在地下，我见了也许拾起来交给警察，你拾起来也许会捐给慈善机关，④但被一个商人拾去呢？被一个划船水手拾去呢？你知道，用处不会相同的。作战也如此，每个军人上战场时感情各不相同。

作家从这方面应学的，是每一件事各以身份性别而产生的差别。简单说来就是“求差”。应明白各种人为义利所激发的情感如何各不相同。又譬如胖一点的人脾气常常很好，超过限度且易中风，瘦人能够跑路，神经敏锐。广东人爱吃蛇肉，四川人爱吃辣椒，北方人赶骆驼的也穿皮衣，四月间房子里还生火，河南、河北乡村妇女如今还有缠足的，这又是某一地方多数人相同的，这是“求同”。求同知道人的类型，求差知道人的特性。我们能了解什么事有他的“类型”，凡属这事通相去不远。又知道什么事有他的“特性”，凡属个人皆无法强同。这些琐细知识越丰富，写文章也就容易下笔了。知道的太少，那写出来的就常不对。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作家创作而言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茅盾小说中的双桥镇、1930年代老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萧红、孙犁、赵树理小说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景观，都是实实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们的作品中。要说地域与文学创作没有关系，似乎没人相信。

②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止于这些。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写一些地方景观，搜罗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语，以为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有个性的文学作品，那也是把文学中的地域问题简单化了。

③如果你真的是照着鲁迅的作品景观去绍兴看看，或许会觉得有点迷茫，未庄在哪里，鲁镇在哪里呢？我想这些小说家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标志，有现实的影响痕迹，但不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而是作家们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家们能够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学景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这种地域标志的文学打造，是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某种标志。不少写作者尽管也描写了人物故事以及相关的活动场景，甚至生怕读者不知道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地，特地标出这是东北、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这样精确的陈述有时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说景观和地标的打造。

④还是应该从文学创作方面来思考地域与写作者写作的关系。地域问题，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影响作家写作的地方经验的构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独特的个人地方经验的积累，仅仅是靠着所谓的一点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体会来进行创作，那是行之不远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和发明。我以为这种地方经验与作家写作之间的联系，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只要你走进绍兴，就会感受到鲁迅小说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乌镇，就会感受到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中荡漾的江南味道。这是地方经验在小说家作品中无形的影响，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世界。

⑤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物故事活动场景共同交织的独特空间——所谓独特，是指它的具体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经验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风俗、方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学的具体性，常常是借助这些方言、俗语来加以呈现，没有了方言俗语，没有了地方风俗习惯，文学的很多独特具体的人物、景观就会失去表现力。文学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标准规范的书面语，而是方言俚语等活的语言，是那些跟说话腔调、神气、姿态、场景、风俗混杂在一起的语言动态。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地域与写作的关系，其指向是多层面的，从实际的地方经验到更为具体的文学语言，这种粘连着地方俗语俚语的文学话语，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语，而是需要小说家们用心去发现、体会其中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用自己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语言在叙事抒情。我们会发现，像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老舍、孙犁、汪曾祺等，小说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语保留着。这说明方言俗语等对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传递，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它。

⑦但我们又会说，地方经验不是文学的全部，它还有其他的关联物。

⑧除了可见的地域景观和方言俗语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在思考地方经验时引起重视的。这些看不见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学世界的原理性原创性的东西，构成了作家和一个时代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在文学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观就是这些，但构成方式和呈现方式却是可以多姿多彩的。同为浙江作家，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与茅盾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作家理解世界以及关注世界的方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⑨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会涉及社会政治、人文、哲学等比较宏大抽象层面的问题。从文学构成看，作家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能够接收和吸取各种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资源。

⑩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中的地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有虚拟、超越实在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地域，似有似无、虚实相间，引导人们从一种具体实在向更高更遥远的方向思考和追寻。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最善于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物象出发，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审美世界。像鲁迅小说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擅长于表现民俗风俗的乡土作家。

⑪小说家不能仅仅凭感觉经验进行创作，还需要在文化哲学思想层面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空间，有一种经验之上的叠加和超越。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包括地域与文学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代水准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现。

（摘编自杨扬《文学的地域指向意味着什么》）

创作具有地域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既需要作家扎根于独特的________，从中汲取不可替代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滋养；又需要作家超越具象层面，形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在________的融入中，实现对地方经验的重构与升华；最终引导读者从具体实在走向更为开阔的________。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情趣是感受来的，起于人的主观；意象是观照来的，起于物的客观。两者必须经过一番综合，才能成为诗。情趣好比是盐，意象好比是水，盐溶于水，才成滋味；情趣附于意象，才成诗境。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理想，是“情景交融”，即主观情趣与客观意象的浑然一体。这种传统并非封闭的，它在现代新诗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现代诗人不必拘泥于古典格律，却可以继承这种“以象传情、以情驭象”的核心精神，让白话语言承载更复杂的时代情感与生命体验。

诗的节奏不仅是外在的音韵平仄，更是内在情感的起伏与呼吸。古典诗歌的格律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规范化表达，它让情感在固定的形式中获得节制与美感，避免情感的泛滥与粗鄙；而现代新诗的自由体，则是让情感的节奏直接呈现为语言的节奏，更贴近现代人真实的生命律动，不必受平仄、对仗的束缚，却依然要遵循情感的内在逻辑。真正的好诗，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都能让读者在语言的流动中感受到作者情感的脉搏，在字句的停顿与绵延中触摸生命的温度。

诗的语言，本质是提炼过的日常。古典诗歌的文言，是对日常语言的高度凝练与审美化，它让语言脱离粗鄙，获得典雅与含蓄；现代新诗的白话，则是让语言回归生活，重新与大众的情感、经验建立联结，却又不能沦为直白的口语，必须在朴素中保留诗意的质感。这种语言的转向，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民间歌谣、乐府民歌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让诗歌重新回到人民中间。

摘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诗人的职责，不仅是书写个人的悲欢，更要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苦难、民族命运联结起来，让诗歌成为人民的声音，成为唤醒良知、凝聚力量的武器。我反对把诗写成精致的小摆设，反对在象牙塔里玩弄文字游戏，反对用晦涩的意象遮蔽真实的情感，更反对脱离土地、脱离人民的所谓“纯诗”。

诗必须扎根土地，贴近人民，用朴素的语言去触摸生活的肌理，用真挚的情感去唤醒沉睡的良知。形式的自由不是放纵，而是为了更真实地表达情感；语言的白话不是浅白，而是为了让诗歌重新回到人民中间，让普通劳动者也能读懂诗里的苦难与希望。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是情感的真诚与形式的恰当的胜利，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我相信，真正的诗，永远不会过时。它会在苦难中生长，在黑暗中发光，会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僵化的格律，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一双看见苦难的眼睛，一种对土地与人民的热爱。新诗的成长，离不开对民族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双重扎根，也离不开对传统诗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摘自艾青《诗论》

材料三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被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了屈原和渔夫的一番对话，他们似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坚持自我，绝不妥协，这样的人生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往往容易失望；一种是随俗俯仰，顺应社会，这样的人生是自洽的，也更容易快乐。

你更赞同怎样的人生？阐述你的思考和看法。

要求：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9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小题。

双调望江南·赋所见

刘辰翁^①

长欲语，欲语又蹉跎。已是厌听夷甫^②颂，不堪重省越人歌^③。孤负^④水云多。

羞拂拂，懊恼自摩挲。残烛不教人径去，断云时有泪相和。恨恨欲如何。

[注]①刘辰翁：南宋末年词人，入元不仕，以遗民自居。②夷甫：西晋王衍，字夷甫，清谈名士，善谈老庄，无实际政绩，后死于战乱，常被视作清谈误国之典型。③越人歌：春秋时期楚国舟子所唱之歌，后世借指哀婉之情。④孤负：同“辜负”。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虽然歌德很早就有了接触中国文化的各种条件，但这种机会都没有引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批判的态度。在歌德自传中，他提到了童年时代参观蜡布工厂时，对蜡布上的中国画发表的议论：“在后一种蜡布上头是由熟练的工匠以毛笔绘画中国的怪诞的花卉。”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歌德当时的审美趣味，他对中国花卉用“怪诞的”来形容，对中国制的壁衣加以讥评，他追求自然的审美观，反对矫揉造作。

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坛出现了“狂飙运动”的浪潮，而歌德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狂飙运动”在德国出现的时候，正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也是中国风最盛行的时候，而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狂飙运动”参与者们主张“去法国化”的思想基础，既然法国在那时是“中国风”的“风眼”，那么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狂飙学者，在否定洛可可艺术，摒弃法国文化影响的同时，连同“中国风”也一同抨击，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歌德正式接触中国文学大概开始于1776年，在这一年的1月12日的日记中，歌德写道：“清晨读小说，话题是中国小说……。”此后的数十年时间，没有查阅到歌德接触中国文学的相关记录。直到1827年，歌德在2月3日的日记中两次提到了英译《花笺记》，这本书中另收有若干中国古籍《百美新咏》中的诗篇，歌德为这首诗写了引言，在引言里他称《花笺记》为“一部伟大的诗篇”。歌德在魏玛图书馆借阅《花笺记》后发表了他的感言，他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他们一样，能感到中国人是他们的同类人，甚至比起西方人，在中国的一切都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描写，他感到在中国人与大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歌德还发现其中很多的典故涉及道德与礼仪。他由此发表感慨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通过《花笺记》洞察到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他把中国人视为同类人，而且觉得他们生活得更纯洁和明朗，没有强烈的情绪和无穷的渴望。他还赞赏了中国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引文最后他还指出了道德和礼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持长久的重要原因。

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歌德对他接触的中国文学都流露出褒扬之意。歌德不仅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品味其中的闲适意境，更是从汉诗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他从托姆斯英译的《花笺记》所附的《百美新咏》中选了9首诗重新翻译，并发表了其中的四首。《百美新咏》触发了歌德的创作灵感，甚至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自觉地使用中国题材，最著名的当属1827年所作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人们把这首诗看作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并不是指其内容，而是他所创造的意境，他创造了歌德心目中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意境，在这首组诗中，歌德将他这一时期的个人心境与他所体会到的中国文学的美妙境界作了很好的艺术融合。

（摘编自吴悦茜《歌德的中国缘与中国观的变迁》）

材料二：

那么对于下列问题：“歌德小说与中国小说究竟有无共同之处?”我们还是摘录歌德本人的言论来作答。歌德曾对爱克曼谈到：“那里的人们思考，行动与感受几乎完全同我们一样，人们立即就可感觉出两者间的相同。只是在他们那儿发生的一切被反映得更清晰，纯洁，更具道德风范；一切都表现得很理智、市俗，没有巨大的激情与诗一般的高潮，这与我的小说《海尔曼与多罗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很像英国理查逊的小说。”另外卡塔琳娜·蒙姆逊指出歌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浮士德》第二部创作之灵感。

歌德通过对中国诗歌的研究认识到，自然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1827年1月31日对爱克曼说：“区别又在于在他们那儿外界自然是与人共存的。人们总是可听见池塘里的金鱼噼啪跳跃，树梢上的鸟儿吱喳不停。白天总是温暖明亮，阳光普照，夜晚总是宁静清朗，对月亮有很多描写，它并不改变环境，但它的光芒被想像的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歌德以他诗人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文学中“人与自然共存”这一特点。

除了小说、诗歌内容上的影响，我们同样要谈及形式上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格那·底特玛提出的论点。她认为，歌德与中国诗的接触曾对他短诗形式的完美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在研究这个论点时，我们首先要问：歌德在与中国诗歌接触之前是否就已经运用了简洁的短诗形式?回答是肯定的。诗人年轻时就写过许多短诗。特别是写给朋友与个人的诗善用短诗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擅长“即兴表达”。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漫游者夜歌》，这首歌德在1780年创作的诗，短小精悍，情景并茂，言简意赅，是他诗中之精品，实可谓德语诗歌之绝唱。

在歌德暮年的抒情诗中，短诗形式重新成为诗人之所爱。例如《威廉·梯施释恩的风景画》《西东合集》等等。因此，就歌德运用短诗形式进行诗歌创作而言，我们见到的是一种从青年直至老年的持续发展状态。中，德诗歌各因文化基因不同，传统不同，语言不同，而形成独自的风格特征。我们若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歌德当时尚未完全了解到中国古诗的形式、格律以及声韵，歌德凭他诗人的直觉发现了中国诗的某些特征，中国诗人侧重于自然主题的描写，表达精练，诗式短洁，歌德从中受到了启迪。以此便言中国诗歌对他的短诗形式有过重要影响，未免言过其实。东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正好与歌德老年诗风相吻合。这也正是他试图用自己象征性的诗歌语言来模仿中国诗人和阿拉伯诗人的原因之一。歌德这最后一次“转向东方”的创作不仅表明了他对短诗固有的偏爱，也反映出各国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神通意合。这也恰恰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我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即便是形式上的，也往往要从诗人的审美观及他们对艺术的根本理解这一层面上去剖析。

（摘编自唐际虹《歌德与中国文学》）

你知道吗，那柠檬花开的地方，

茂密的绿叶中，橙子金黄，

蓝天上送来宜人的和风，”

桃金娘静立，月桂梢头高展，

你可知道那地方?

前往，前往，

我愿跟随你，爱人啊，随你前往!

5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节选自司马迁《屈原列传》）

材料二：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节选自班固《汉书·扬雄传》）

材料三：

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犹必有可师者，况如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此观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尚何说哉！

（节选自朱熹《楚辞后语·反离骚第十六》）

材料四：

李生曰：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为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柳下惠之冲，则以不见羞污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常不相痛念也。

（节选自李贽《焚书·反骚》）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包身工（节选）

夏衍

①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②“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

③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作“猪”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④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儿的“猪”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⑤“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⑥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⑦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衣服褴褛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⑧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作“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⑨“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⑩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⑪福临路工房的两千个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儿的，三十五十；多一点儿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儿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⑫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儿湿气的晨风，大概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橱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文本二：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节选）

夏衍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够调查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